“纳西古乐”真伪风波：惟一性和真实性被怀疑

　　“纳西古乐”只是宣科先生七八年来一台音乐晚会的名称，一个商业品牌。

　　假的永远真不了，我绝不会把假的东西当作历史来记录。

　　我和宣科有20多年的交情，提出反对意见绝不掺杂个人恩怨。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 吴学源 “纳西古乐”是纳西族保存下来的古乐。它的惟一性和真实性不容怀疑。

　　他的意见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我和吴学源有20多年的交情，想不到站出来反对我的人竟是他。

　　――“中国大研纳西古乐会”会长 宣 科 “纳西古乐”真伪风波

　　本报记者 周 益 吕菽菲

　　2003年10月15日，一篇名为《“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的署名文章，一篇名为《宣科神话》的署名文章同时出现在《艺术评论》的创刊号中，它对当年申报项目之一的“纳西古乐”，进行了长达16页图文并茂的质疑。

　　于是，围绕“纳西古乐”的真伪，出现了一场尖锐的交锋。

　　《艺术评论》：宣科不过是个“文化经纪人”

　　“今年6月，我收到友人从丽江县寄来的一份《丽江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古乐申报进入关键阶段》的报道。报道有这样几段话：‘丽江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把纳西古乐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章认为‘纳西古乐’是纳西族保留至今的原始古老的音乐。主要是具有原始社会遗风的歌舞‘热美蹉’，有七百年历史的大型管弦乐‘崩石细哩’，以及唐宋元时期的词曲和道教科仪音乐这三大类。”这是《“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文章的开头。

　　文章的作者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大型辞书《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云南卷》主编吴学源。吴学源在文章的结尾强调：“对‘纳西古乐’的问题，曾经引起了全国音乐界人士的质疑，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郭文景教授曾撰文疾呼：‘为什么云南民族音乐界的人士不出来说几句话。’对此，我深感内疚和羞愧，因此，本着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一个艺术家的良知，特撰此文，就算是一个迟到的答复吧。”他认为，出于科学的精神，必须出来“说话”以正视听，对全人类负责。

　　《艺术评论》的社长、副主编赵春强告诉记者，写《“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以及《宣科神话》这两篇稿子的初衷是：“今年‘纳西古乐’申遗被文化部否定了，因为申报世界遗产的专家根据申报材料认为‘纳西古乐’有很大的水分。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下宣科及‘纳西古乐’。经过深入采访，我们认为宣科不过是个‘文化经纪人’。‘纳西古乐’已经形成了丽江的一个品牌，对丽江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这毋庸置疑。而且宣科让一个普通的民乐队几乎走遍了欧美，在国内外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纳西古乐’不像他说的那样，是纳西族保留至今的原始古老的音乐。”

　　“宣科到处说‘纳西古乐’是纳西族的古典音乐，是他发现的，他整理出来的。然而事实上，所谓‘纳西古乐’在云南当地是很普遍的一种集很多形式的音乐，包含了汉族的祭典礼仪音乐、宗教音乐等等。如果这样不明不白地下去，将会贻笑大方。”赵春强说，为了这两篇文章，他也亲自去了云南一趟，虽然和宣科本人没有接触，但和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多年，对“纳西古乐”有很深很深研究造诣的吴学源有很深的交谈。“《“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这篇文章的原型是吴学源给文化部提交的一份关于‘纳西古乐’的报告。”赵春强表示，《艺术评论》既然敢于发表，是因为手上有确凿的证据。

　　民族音乐专家吴学源：“纳西古乐”不是纳西族的古典音乐

　　11月28日，记者与吴学源取得了联系，听了记者的来意之后，吴学源大为感叹道：“‘纳西古乐’只是宣科七八年来一台音乐晚会的名称，一个商业品牌。它和史实不符，欺骗性太大了。”

　　当天晚上，吴学源拿着那本《艺术评论》对记者说：“我只是粗看了这上面的文章，我的那篇被删改了一部分，很头疼被改成这个样子，大家肯定认为我是在攻击宣科本人。其实有什么必要呢，我和他从1978年认识到现在，打了25年交道，他的为人我清楚得很，何必要现在攻击他呢？其实我反对的是‘纳西古乐’申遗。”

　　《“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的由来

　　“比如流传在丽江的‘洞经音乐’，原本就是汉族的一种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祭典礼仪音乐，硬要把它说成是纳西族的古典音乐，这是非常错误的。纳西族有许多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遗产，这种做法，是对丰富的纳西族音乐文化遗产的否定，模糊了这一种音乐形式的民族属性，是一种学术概念上的不正当行为，带有强烈的欺骗性。”吴学源的声音通过电话异常清晰地传递过来。

　　他表示，在这种状况下，他应《文艺评论》的邀请，拿出自己去年4月递交文化部的一篇报告进行修改，写了《“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这篇文章的初稿。

　　吴学源说：“我打这份报告就是为了阻止‘纳西古乐’申遗，当时还有《民歌集成》主编杨放先生和《曲艺音乐集成》主编黄林先生也共同起草了一篇上交文化部和中宣部的紧急报告，内容也是阻止‘纳西古乐’申遗。我们都对洞经音乐研究很长时间，认为宣科的‘纳西古乐’绝不是一种特有的乐种。如果我们不那么做，让它申遗成功，那我主编的辞书《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就要添加相关内容。这套辞书是要作为中国音乐的史书流传下去的，宣科平时打着这个旗号搞创收、挣钱我都不管，但要把他的‘纳西古乐’放进历史的记录中，那不行。假的永远真不了，我绝不会把假的东西当作历史来记录，所以我一定要阻止他申遗。”“纳西古乐”并不惟一

　　在吴学源看来，被媒体大肆宣传的“纳西古乐”有这样一些硬伤。

　　吴学源说，所谓“纳西古乐”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热美蹉”。从音乐分类学的角度来看，“热美蹉”是纳西族的一种歌舞形式，而不是单纯的“乐”，应该称之为“纳西古歌”而不属于“纳西古乐”，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音乐常识问题。

　　其次，纳西族传统的民族民间歌曲，有着丰富的内容，计有：山歌性质的《谷凄》、《啊哈巴拉》等；小调性质的《唠喂歌》等；劳动歌《栽秧调》等；风俗歌曲《婚礼歌》及《丧祭歌》等；情歌调《时授》等；少儿歌曲《放风歌》、《月亮歌》等；大量原始宗教祭祀类的《东巴调》等；舞蹈歌《阿哩哩》、《呀哈哩》等8大类。

　　“热美蹉”是“跳热美舞”的意思，这种歌舞形式来源于纳西族古老的原始宗教观念。传说中的“热美”也称“热”，是一种精灵，人死后它要来吸食死者的眼睛和灵魂，为了保护死者躯体，人们便燃起篝火，跳唱起“热美蹉”来驱赶这种精灵。随着纳西族社会的发展，宗教观念的改变，“热美蹉”已从单纯的丧祭性质的舞蹈歌发展成为“丧葬类”和“喜庆类”两种不同性质的舞蹈歌了。

　　因此，仅仅抽取纳西族丰富多彩的“舞蹈歌”中的“热美蹉”一种歌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不全面的，是对纳西族完整的民间歌曲体系的肢解。

　　再看“纳西古乐”的第二组成部分《崩思细哩》。《崩思细哩》翻译成汉语就是“白沙细乐”。吴学源认为，虽然它原来是纳西族木氏土司府中的礼仪音乐，但并不是纳西族原创的。

　　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发现，“白沙细乐”早期是纳西族木氏土司从汉文化中引进的一种细乐演奏形式，并以此来作为土司府中的礼仪音乐。从明洪武年间开始，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在云南实行军屯、民屯制度，三十余万军士留守云南，之后数十年间，又有大量中原移民进入云南，从而把中原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到了云南。当地的彝、壮、傣等少数民族都受到了广泛的影响。

　　之后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被清政府废除，这些音乐流入民间，乐工为了生活，便适应了民间风俗丧祭的需要，经历代艺人的衍变发展，逐步民族化。在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也吸收了周边藏族的个别乐器，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民族文化交流现象，因此不应轻易否定其中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因素。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部音乐已濒临灭绝，经过两次抢救行动，但效果不理想，而且这部音乐中的葬礼仪式及舞蹈部分60年代初收集整理时只做了简单的文字记述。再看所谓的“纳西古乐”演奏队，除了个别年轻的笛子演奏者会吹《笃》这一支曲调外，这个以白发苍苍的洞经老艺人为主的乐队根本不会演奏这部音乐的其他大部分曲调，也无法看着经音乐工作者根据录音记录的乐谱进行演奏。

　　所以“纳西古乐”里的“白沙细乐”不管从出身还是保存的完整性来看都不是宣传中所说的那样由纳西族创作、保存完整的古乐。

　　吴学源告诉记者，从事纳西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人都知道，“纳西古乐”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唐宋元时期的词曲和道教科仪音乐”，其实指的就是“洞经音乐”。“洞经音乐”是云南省特有的一个地方民间音乐品种，是以民俗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民间音乐艺术活动。之所以称为“洞经音乐”，是以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奏唱经书中诗赞的音乐，即是“洞经音乐”。

　　首先，“洞经音乐”并不是“唐宋元时期的词曲”。从它曲调的来源分析，最初只能上推到明代，虽然《文昌大洞仙经》源自《道藏》，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儒教、佛教的明显影响，并最终在儒、释、道三教形成独立的音乐传承和音乐体系。

　　其次，从它的分布来看，不光在云南，连与云南毗邻的地方也能寻觅到“洞经音乐”的踪迹，如四川的会理、西昌、越西，贵州的兴义、安顺，缅甸的北部城市密之那、瓦城（曼德勒）和泰国的清迈，以及越南北部等华侨集中的地方。在云南，它不仅广泛流行在汉族以及汉文化比较发达的白族、纳西族之中，而且在与汉族相杂处的壮族、彝族、傣族地区也有流布。

　　所以“纳西古乐”中的“洞经音乐”也不存在申遗的条件，因为大家都有嘛。“纳西古乐”中的只是这个地区的“洞经音乐”分支。

　　对于《古乐申报》一文中谈到的：“还有纳西细乐中使用着在中原地区早已失传的公尺谱”，我觉得是很没有常识的说法。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收录的4000多首曲调，许多就是根据公尺谱翻成简谱的。有点音乐知识的人留心一下就知道这是假话。

　　其实里面最不严肃的还是把“白沙细乐”说成是一部“大型管弦乐”。一支竹笛、一根芦管、一把二簧（类似京胡）、一把胡琴、一把琵琶、一把胡拨和一架古筝的细乐形式能说是大型吗？如果是指乐曲结构，离开丧葬仪式，按套曲形式联奏，所有的曲调奏完也就不到20分钟吧，如何能称作“大型管弦乐”呢？

　　吴学源最后说：“我的这篇报告，以及杨放、黄林的报告向文化部和中宣部递交后，立即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展开了讨论，今年春节‘纳西古乐’的申遗因此被否决。所以现在我就没必要在这个事上再和宣科争论什么，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给当地的有关部门提个醒。他们被‘纳西古乐’带来的经济效益蒙蔽了眼睛，没有从科学、客观的角度对待这个事物，这是不应该的。我和宣科20多年的交情，提出反对意见绝不掺杂个人恩怨。”

　　宣科：“纳西古乐”是纳西族保存下来的古乐

　　“没有宣科，就没有古乐。”这是宣科对自己的评价。这句看似狂妄的话，用在他身上却很少有人会觉得不合适。近1／3人生在牢狱中度过的宣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用了不长的时间，让一支普通的民乐队几乎走遍了欧美，使深埋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纳西族音乐迅速成为一种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品牌。同时，关于他的出身、关于他的入狱、关于他的学术水平、关于他和古乐协会的恩怨的种种传闻，都让这个已经74岁的老人充满了传奇色彩。

　　“纳西古乐”本不单纯

　　当记者把吴学源的观点摆到宣科面前的时候，这个70多岁的老人有点按捺不住了。他用急促的语调对记者说：“吴学源的意见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我要好好应付。”

　　不过，宣科还是在几分钟内调整好了自己的语气，针对吴学源的观点进行了逐条反驳：

　　“说‘热美蹉’不是‘乐’，这也是常识错误。‘热美蹉’产生于氏族社会之后，是一种原始音乐。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就是歌舞结合，所以舞蹈也能称为‘乐’。而且从它的形式来看，‘热美蹉’没有音节音律，只有吼叫，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吼叫形成了固定的节奏和表现形式。在科学家的考察下发现，从‘热美蹉’的这些特征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个音乐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是人类最初的音乐标本。因为与世界上发现的其他原始音乐相比，‘热美蹉’更为原始，因为它没有音节，也没有被其他民族的音乐糅合的迹象。这些都证明了‘热美蹉’的惟一性和不可复制性。”

　　至于“白沙细乐”，宣科说：“‘白沙细乐’本来就是一部完整的音乐，分为8个乐章，组合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套曲。他（吴学源）怎么能说没有完整的‘白沙细乐’呢？完整的‘白沙细乐’就在我的手上。其实‘白沙细乐’记录的是宋末元初纳西族和普米族之间的一次战争。在那次战争中，普米族90％的人口被纳西族人杀死，因为民族和政治的原因，所以这段历史没有被史书完整记载下来。经过多方考证，在我们纳西族流传的《笃》、《一封书》、《三斯汲》、《阿哩哩格汲泊》、《跺蹉》、《开蹉》、《公主哭》以及《挽歌》8个曲调的‘白沙细乐’恰好记录了这场战争的全部过程，由此我可以证明他们所说的其他曲调都不算‘白沙细乐’，而且这8个乐章被我完完整整地保存着。如果要说‘白沙细乐’中怎么会有汉族和其他民族音乐的痕迹，我觉得经过那么长的历史，各族人民都杂居在一起，没有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哪里还有特别单纯的事物呢？至于我称‘白沙细乐’为‘大型管弦乐演奏’。因为在音乐术语中，我还没找到更合适的词，所以我就先用这个词来套用一下。”

　　对于吴学源所说的有的老艺人“不会看谱，不能演奏”，宣科则声称：“他错了。那些老人把谱子都记在心里，一点不漏地记着，他们本身就是完整的乐谱。但我也承认，因为那些老人年纪大了，身体经不起劳累，出现演奏不准确很正常，我还说他们有的会在演奏中睡着呢。他们其实都是民间艺人，演奏当然不像他们学院派那么讲究了。用他们的科班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水平是不科学的。”

　　记者问他：“纳西古乐”的第三个部分是否是云南特有的一个地方民间音乐品种“洞经音乐”，而不是“唐宋元时期的词曲和道教科仪音乐”？对此，宣科显得非常气愤：“洞经本来就不是音乐，用‘洞经音乐’来论证，本身就有问题。‘洞经’其实是道家的经书，为了便于流传，元末明初的一些道士在宣讲的时候加入了音乐。这和‘纳西古乐’中‘唐宋元时期的词曲和道教科仪音乐’是两回事，不能用它的流传时间来限定我们的时间。其次，中国从宋代以来，儒释道三教就一直互相影响，发展到现在，谁的身上都能发现其他两教的影子，说我的音乐挂着道教的旗号却不是纯粹的道教音乐很正常。‘纳西古乐’的概念是纳西族保存下来的古乐，至于古乐来源，古乐在传承中是否掺杂其他民族或宗教的东西，我认为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因为自洪武14年至15年间朱元璋实行屯兵政策，大量的汉人移民来此，600多年的杂居，谁的文化还能是纯粹的呢？但‘纳西古乐’的惟一性和真实性不容怀疑。”

　　“我与‘纳西古乐’有25年的不了情”

　　见过宣科的人，无不说他是个很有智慧、非常会造势的老人。倾听了宣科向我们自述的经历，记者也有同感。

　　“1978年，我重新获得了自由，那时已经49岁。幸运的是，我被挑进丽江地区的一中教书。”宣科告诉记者，告别近30年的囚犯生涯后，他一直想着怎么在有生之年发挥一点余热。

　　一天下午，宣科在学校听到边上一户人家办丧事的奏乐。因为他13岁前都在丽江度过的，所以对一些纳西族的古乐有一定印象，当时那种丧乐正好勾起了他的回忆。于是宣科追寻那音乐找到了给人家奏丧乐的一班人。他们叫谈经班，奏的是丽江皇经音乐，一共有四五个人。在闲聊中宣科知道了他们弹奏的是《山坡羊》和《小白梅》，他们还告诉了他关于这些曲调的知识。在丽江，大家都知道这些曲子在解放前只有有钱人和有功名的人才能演奏，这群人还有专门的社团。宣科觉得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于是开始跟着他们跑。后来几乎谁家有丧事，他就凑过去。

　　1980年，海外的亲戚给宣科寄了一台SONY录音机和一箱空白磁带。“估计当时丽江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奢侈品，我用那台录音机录下了大量的丧乐。时间长了我觉得不对，好好的音乐怎么变成对死人演奏的。通过那两年的追踪，我和丽江的谈经班和皇经班都熟悉了，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商量了在中学的教室举行一次聚会，组成一个会社，大家约好每个礼拜集中排练一次，我负责用录音机记录。大家生活虽然都不宽裕，但每次还按人头出两毛一个，每个月安排一户人家管饭。到了1981年，我们已经在丽江地区进行公开的演出，不收门票，纯粹是娱人娱己。我们这一演出，大伙都说当年的谈经班和皇经班恢复了。”宣科对当年组织会社的细节记忆得非常清楚。

　　1986年宣科组织的这个会社队伍壮大了很多，有了管理制度，也有了会长。而此时，宣科为了不落于他人，开始学胡琴。

　　1987年，丽江开始对外开放，引来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宣科想到自己会讲外文，就向外事办公室申请对外演出。但“当时的外办主任说，外事无小事，不准我们搞这类演出活动，我很失望”。宣科说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我外语好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所以很多小孩都到我这里学英语，而且我还不收钱，那些小孩跟我关系很好。其中一对郭姓兄妹的父亲是丽江地区公安机关最大的官，是地委常委。他很感激我教他小孩学外语，就问我有什么要帮忙的，我就跟他提了对外国游客演出的想法，谁知道他听了也很感兴趣，帮我写了个条子给宣传部，请他们给予支持，之后就是一帆风顺咯。我们把门票价格定在对外国人人民币4元，对中国人人民币2元。”

　　宣科还记得会社正式向外国人演奏古乐的日子――1987年7月21日。“一个只能容纳60多人的庭院一共挤进了40多个外国人，加上乐队的十五六个人，简直水泄不通。我用英语和普通话进行了生动的讲解，有的外国人听着就流泪了。本来门票是4元人民币，实际上最后他们给的最少也有5美元，最多的100美元，对于长期生活拮据的我们来说，这场演出的收入简直是天文数字。”

　　宣科说自己后来才知道，当时在场的外国人里有记者、人类学家、作家，都是很有文化的人，因为没多久，会社就收到了来自海外的各种强势媒体的声音，“说这里‘出土了唐代音乐’”――这才是宣科意想不到的收获。

　　1993年，宣科收到了中国音乐学会属下9个单位的邀请，但说赴京费用得自己出。于是，宣科找到了当时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梁金泉。宣科说，梁金泉部长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就向当时的云南省省长和志强打了一个报告，希望省里能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和省长一下就批了16万人民币，作为我们的演出费用。9月，我们赴京。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中央党校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中央和北京的各大媒体作了大规模的报道。此行之后，我们‘纳西古乐’身价百倍，终于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宣科对“纳西古乐”的第一次进京演出至今记忆犹新。

　　1995年之后，宣科带着他的会社又去了英国、挪威、法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在海外有很高的知名度。

　　“吴学源说纳西古乐只是一个我宣科苦心经营的一场晚会的牌子，我也承认。但这并不妨碍纳西古乐的惟一性和不可复制性。我们从中获利，现在每天晚上收入都超过2万人民币，但我们也不乏社会效益，因为来观摩的人越多，宣传的范围就越广，影响就越大。”

　　“2003年春节，正是向文化部提出申遗的关键时刻，我心脏病犯了，收到两次病危通知书，差点死掉。派去北京申遗的人对纳西古乐并不了解，这事崩了。当然也有吴学源和杨放、黄林的报告的作用。但是对‘纳西古乐’申遗的工作我不会放弃，在以后的申遗中我会更加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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