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工艺试析

    近世是中国学术飞跃发展时代，考古发现使中国古代史的景象完全改观。当前考古对中国玉文化认识，同样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古代中国科学智慧的早熟，充分表现于东北地区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真玉(软玉)文化的发现。然而，其后继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之玉器群，如横空出世，玉质精美，造型奇特，工艺精致，往往让人有不敢置信的感觉。其中，尤以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更是中国史前玉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重要器物之一。

    从200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在赤峰开展了科技部支撑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II--红山文化玉器工艺项目”课题。其后此项目在赤峰和沈阳等地顺利开展，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初步完成了第一期的工作。

    我们在2009年完成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玉器制作技术研究”初步报告，将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袁靖先生统筹发表。此外正式详尽的报告，计划以分册专项形式，公诸于世。然而，近来由于涉及此项课题中之一内蒙翁牛特旗博物馆馆藏的C形玉龙，(又称为黄玉龙，与赛沁塔拉碧玉龙对应)，受到学术界及社会普遍热切的关注。因此，我们把有关此玉龙工艺研究初步的成果，个别抽出提前发表，以飨告国内外红山文化玉器同好殷切的期待。我们相信，学术界应将最新知识，迅速传达到社会广大民众之间。而学术界亦因此与广大社会群众会有更紧密的联系，从而又得到社会更大力的支持。

    2008年8月15至16日，我们在翁牛特旗乌丹镇翁牛特旗博物馆内，对C形黄玉龙进行多角度的拍摄及硅胶微痕复制。其间，据悉过去此玉龙出土的真正地点，一直未能确定。我们恳请翁牛特旗文化局及博物馆的同仁，核实此玉龙出土准确地点。经过他们近两年多的努力，探访相关人士多达百人次，在相关遗址采集实物标本上千件，直至在2010年10月下旬，由学界最终确认此件玉龙出土地点为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捧沟红山文化遗址群中。

    2010年11月2日，新华网上以“中国国宝：华夏第一龙出土地被专家最终确定”，公布东拐棒沟C形玉龙准确出土地点的突破性发现，并由学界证明这件玉龙是红山文化玉礼器中的重器，显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项消息如春雷突发，包括国家文物局为代表以至国内外数百家网页媒体迅即的转载传播，引起了一般社会及地方政府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再高度的重视。2010年10月27－28日，在翁牛特旗政府支持下，在乌丹镇举行就“中华C形黄玉龙发现与研究学术会议”，出席有两岸三地的学者。其中，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研究的突破性认识包括两点：

    其一：由刘国祥所发表《红山文化C形黄玉龙发现经过及出土地点考察》。介绍自2008年8月以来，由翁牛特旗文化局和博物馆组成的C形黄玉龙出土地点调查组，如何找到C形玉龙的真正发现者马忠信（已去世）的夫人，详细讲述其中发现的经过。此后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翁牛特旗文博工作者对东拐棒沟及周边遗址进行了调查，东拐棒沟遗址总面积约三万平方米，地表采集到红山文化陶片及石器。还调查了东拐棒沟东北约2.5公里的大窝铺遗址，面积约5平方米，地表可见成行排列的房址灰圈。

    其二：由邓聪、刘国祥发表《中华C形黄玉龙工艺分析》。报告了我们在2008年8月15－16日在翁牛特旗博物馆内东拐棒沟C形玉龙考察成果，分析了玉龙制作几个工序，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学以SEM显微镜初步观察玉龙下颌纹饰珪胶的一些成果。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界对红山文化玉器特别是对C形玉龙的认识，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    二、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一些疑虑

    一直以来，学界对红山文化的玉器，存在有不少的疑虑，郭大顺先生概括为两点：其一，对红山文化玉器所属时代怀疑；其二，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并非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流文化，涉及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影响的评估。    首先，如1981年第三届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东北学者公布赛沁塔拉红山文化C形玉龙时，虽然引起较多的关注，但更多的还是来自考古界的疑虑。最近2008年《考古学报》中，还登载了完全否定赛沁塔拉C形玉龙为红山文化玉器的论点，反映过去近二十多年来，对红山文化玉器年代的疑虑仍不绝如缕。

    迄今学界从玉器的工艺学角度，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认识，亦存在不少的差异。贾鸿恩先生第一次报道东拐棒沟C形玉龙时(原报告误作黄谷屯出土)，可能是由于以赛沁塔拉C形玉龙先入为主，认为前者的“..雕刻风格、工艺水平以及所表现出的粗劣、简单的原始特点..”。此后，这件玉龙被认为粗劣和简单的形象，挥之不去。牟永抗先生对中国史前良渚文化玉器有开创性贡献的考古学家，他在上世纪90年代借访问东北的机会，曾上手看过东拐棒沟的C形玉龙。据他从玉工艺上的认定，此玉龙“鬣毛整体平直，外缘斜杀如刃边，近似红山风格，但两侧弧坡基本保持对称与红山有别。……此器之细部若与三星他拉相比，此器缺少鬣背及斜刃部二处阴刻细线。红山时代的玉工艺也有优劣之分，已知玉勾龙不一定琢于同年代”。牟先生认为此玉龙的工艺风格，一方面有红山文化玉器的特色，也具备别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特色。

    笔者后来曾有多次机会，向牟先生当面就C形玉龙的问题讨教请益。从而知悉牟先生对此玉龙最深刻印象，是显现得有点过于“整体平直匀称”，为史前的玉器所罕见。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学术界由来已久对红山玉器年代疑虑的影响，牟先生认为C形玉龙的年代，不应过早锁定在红山文化之内。牟先生提出以是否有考古发掘品作为验证最重要的标准，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总之，东拐棒沟C形玉龙整体均称的形态，却使牟先生产生更多的疑虑。

    此外，如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先生，在他的《中国古玉器总说》(1999年)一书中，也曾讨论C形玉龙工艺与年代关系。林先生称C形玉龙为“勾龙形品”。据他自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对赛沁塔拉C龙实物的观察，该龙头上羽冠、尾端，与裁缝所用Spatula刃部相似，如果以之与红山文化中的钩形器柄部的顶端边沿、勾云形器四侧的勾角比较，或者与其它红山文化玉器相互对比，均可以辨认此玉龙是属于红山文化的年代。很可惜，林先生当时没有谈及到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发现。但从林氏以玉器工艺角度推理的方式看，我们相信他一定认为东拐棒沟C形玉龙，是属于红山文化的年代。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先生在2008年《考古学报》的文章中，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工艺也作了一些讨论。朱先生接受了贾鸿恩的意见，谈及此玉龙利用玉石天然赭黄色石皮作为龙的吻部及尾端。朱先生更进一步发挥“使其吻部及尾端的色泽与龙体为优质黄色不同，呈赭黄色，似具有玉器制作的俏色工艺”，并随认为“而其所具有俏色工艺的特色，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工艺中，尚未见到其他的例子”。他否定了东拐棒沟C形玉龙是红山文化的玉器。

    上述举出牟永抗、林巳奈夫和朱乃诚三位学者，均涉及C形玉龙的制作技术和风格，并讨论相关年代等问题。看来，目前在未有考古科学出土此种玉龙的发掘品证实之前，从已釆集有出土地点的C型玉龙本身风格及工艺技术的特征，应该是对此类型玉器年代的考察比较科学的根据。以下我们简略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工艺作初步的探讨。（上）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1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