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红头阿三”称号的来历，凶狠是旧上海租界对印度巡捕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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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谈到，越是高纬度的民族越严谨越有规则意识，像北欧、德国、瑞士、英国还有咱们中国。越是接近赤道的地区越爱不守规矩，像非洲、墨西哥、中东还有印度，除了典型的不守时之外，对待国境线、界碑、实控线等严肃的规则，他们总是显得那么不严谨缺乏敬畏和无理取闹。前天夜间发生在中印边境的“肢体冲突”想必就是对方冲入我方界内无理三分闹引起的，此事外交部和西部战区昨晚已发声，在此不过多讨论，小编今天来讲讲印度人跟上海的渊源以及“红头阿三”这个称号的来历。

“红头阿三”，是旧上海人对于公共租界“印度巡捕”常用的称呼。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呼，当年上海租界巡捕房为啥要选用“印度巡捕”，这背后有不少有趣的线索。

为啥叫“红头阿三”？

十里洋场，旧上海人称“印度巡捕”为“红头阿三”。“巡捕”等同于后来的“警察”，因当时还没有“警察”一词，故而将“police”译成“巡捕”，该词源于清朝负责京畿地区保卫治安工作的“巡捕营”，这种称呼的来源主要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印捕”多头裹红布、肤色较黑，故被人称为“红头黑碳”，久而久之也就被传为“红头阿三”；

另一种说法是，“印捕”进入“巡捕房”的时间较“西人巡捕”与“华人巡捕”要晚，在“巡捕房”中位列第三，所以称其为“阿三”；

还有一种说法是，“印捕”每向他们的“长官”汇报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多为“I say”，旁听者取其谐音将“Isay”传为“阿三”；另外，沪语方言中习惯在称谓前加“阿”字，“三”是英文“sir”（先生）的谐音，故“阿三”即通“阿 Sir”。

与前两种说法相近，即“印捕”每回应他们“长官”时所应答的第一句话多为“Yes sir”，故结合沪语方言，在称谓前加“阿”字的习惯后来逐步演变成“阿三”。另外，“红头阿三”在旧上海时也会被用来称呼沿街设置的消防水龙头，据说是因其形象与印度巡捕非常相似而得名的。

旧上海时也会呼沿街设置的消防水龙头为“红头阿三”

为啥不选“西捕”“华捕”，而选“印捕”？

“租界巡捕房”为啥选用“印度巡捕”，这里的故事还要从1883-1885年的那场“中法战争”说起。

“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以清政府“不败而败”而收场，期间法军在台湾、镇南关等多地都遭到了清军较为顽强的抗击，法国“茹费里内阁”还因此遭受倒台，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形显然是身处上海的租界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时有位董事在工部局董事会上关切地询问到有关“租界安全”等问题，立刻得到了与会其他董事的一致响应，由此“巡捕房”在租界内的警戒力度一下拔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点。

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是租界当局为应对“太平军东征”而越界辟筑的一条马路，1883-1885年，该路还不属于公共租界范围，但已经有侨民入住其间，出于这种“担忧情绪”的蔓延，居住在静安寺路的侨民们迫切希望得到租界当局给予他们的安全保障，他们决定以自己出资的方式请工部局道路委员会派出巡捕来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保护，道路委员会接受这一请求的同时在所派巡捕的人员选定上却犯了难：选“西捕”吧，这些经费实在捉襟见肘，选“华捕”吧，鉴于当时中法两国战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于是“印捕”就在这两难之际登场了。

随着1899年后公共租界的扩张，“印捕”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当时公共租界的大街小巷，从1901年的168人到1934年的634人，“印捕”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印捕”不消停，较大规模罢岗有四次之多

当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印捕”，虽然身处他乡、寄人篱下，但是他们对于自身尊严及利益的争取上却不像“华捕”那么听话的，1891年-1910年，“印捕”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较大规模的“罢岗”就有大约四次之多。1893年，工部局为纪念上海开埠50周年曾举办过一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向巡捕房中的欧洲籍职员颁发银质纪念章，向非欧洲籍职员（包括“印捕”、“华捕”）颁发铜质纪念章，结果有数十名“印捕”将铜质纪念章退回并立即发动大规模的“罢岗”，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应该向欧洲籍职员一样得到银质纪念章”。

“凶狠、外强中干”是当时多数华人对于“印捕”的固有印象，这些印捕警棍乱舞，看似凶狠，“印捕”的上司多为英国人，他们害怕英国人，故而那时的华人往往会以“阿三，老鹰（“鹰”通“英”）来了”之类的话语来吓唬“印捕”，以发泄心中不满。

同当时来沪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侨民一样，以“锡克教”为主要信仰的“印捕”同样需要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场所，租界当局从“安抚与控制印捕”的角度考虑，为他们兴建了多所用于“锡克教信徒”礼拜的“锡克教谒师所”，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现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旧址。

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旧址

戈登路“锡克教谒师所”旧址

戈登路（江宁路）巡捕房旧址

抗战全面爆发是“印侨”陆续离沪的一个开始，在留沪的“印侨”中，他们的谋生手段也逐步从“巡捕”转变为"经营乳品"或“门卫”等，至50年代中期时印侨在沪的数量已较之前有大幅下降，“红头阿三”在上海的历史至此基本画上了句号。

印度人再次在上海大量出现，是21世纪后，随着微软（微软目前总裁就是印度人）、甲骨文、SAP等跨国软件公司进入上海，一起来工作的印度程序员和软件公司高管，带着他们家属进入陆家嘴、漕河泾、张江等跨国软件公司扎堆的区域，这个阶层的印度人一般来自当地高种姓并享受了良好教育，素质较高，与欧美人基本上没有区别了。

冲突会升级么？当然不会。受过英式良好教育的印度高种姓议员总理统治者们比谁都清楚，1962年就没戏，2020年他们更不会有戏。中国对待领土向来是寸土必争的，中国这个“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且国力正如日中天的国家，躲还来不及呢，何苦去招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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