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云调查】“盐”之有味：寻找久远的天津“盐文化”

转自：津滨网

　　盐，亘古以来渗透在我们的生命中，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承载着数千年来，历代王朝治国故事和社稷民生的宝贵财富，跨越古今，盐以始终不变的味道，贯穿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滋养众生，回味悠长。那么在天津，盐业历史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又对这座城市的百姓产生了哪些影响？学者正致力寻找久远的天津“盐文化”。

寻访长芦盐 让历史来说话

　　张致和，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最近他正在围绕天津地区的盐业历史写一篇论文，讲述长芦盐在各个历史时期内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据文献记载，长芦盐的生产最迟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距现在已有3000多年。

盐滩

　　长芦盐场位于渤海湾沿岸，历史上是一个相当大的海盐产区。五代十国的后周时期，将盐业生产的核心管理机构设置在河北省长芦镇开始，这一带的盐场便被统称为长芦盐场，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明清时期，其范围主要集中在天津、河北沿海一带，跨度超过350公里，在部分历史时期，甚至延伸到了山东北部。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张致和发现，像是制盐技艺，产区产量这些信息，基本都能从资料中查到，也就是说想获得基础史实、搭起来一个框架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给这个框架补充血肉，在张致和看来，所谓血肉，就是那些散落在漫长岁月中难以考证的史料或者实物，尤其是古老的文物，比如，在梳理长芦盐业在天津地区设置的盐务机构和职官沿革等内容时，张致和就一直苦于能找到的、佐证相关信息的实物太少了，为此他特意来到了天津长芦汉沽盐场。

张致和与雪雍探访长芦汉沽盐场

　　汉沽盐场，其前身是后唐同光三年，即公元925年，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为解决军费问题，在宁河芦台镇设立的专门进行海盐生产的芦台场，而这也是天津地区最早的盐场。

　　清光绪《宁河县志》记载：“芦台之盐，始于后唐而盛于辽金，民之食其利者久矣。”其后数百年间，战乱四起，朝代更迭，但作为长芦最老的盐场，这个盐场一直被保存下来。清朝末年，长芦二十余个盐场中只幸存了寥寥几个，芦台场就是其中之一，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老物件 让历史更加丰盈立体

　　为了寻找到更多历史物证和原始档案，张致和找到了同样热爱研究长芦盐史的盐厂职工李双伟。令人惊喜的是，在盐场的展览馆里，还真陈列着不少老物件。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张致和的注意，照片拍摄的是一枚陶器碎片，上面印有“大富牢賏”四个字，賏与罂通假，指一种大肚小口的瓦罐。据考证，这枚出土于宁河田庄坨的陶片，应该是东汉时期一种煮盐器具上残留下来的，而“大富牢”则是当时一种制盐机构的名称，李双伟说：“牢，意思是牢盆，就是把人集中起来，让你去煮盐，不让你乱跑，相当于封建社会露天采矿，跟挖金矿银矿一样，而且从这个碎片的弧度和厚度来看，这个器型是比较大的。”

天津出土的“大富牢賏”陶片

　　众所周知，天津曾是一片海侵地，汉代之后退海成陆，东汉时期，聚集在天津附近的民众从冀州的高地下来，在平原上开始了农耕生活，“大富牢賏”陶片的出现再次印证，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用海水煮盐，并形成了小规模的生产。而这也更加勾起了张致和的好奇心，这个罂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古人是怎样用它获取盐的呢？

　　为此，张致和赶到了河北海盐博物馆，在一系列古代制盐器具中，发现了一件叫做大口圜底罐的陶罐。据馆长张宝刚介绍，这个煮盐用的大罐子，应该就跟天津出土的“大富牢賏”是差不多的器型了，张致和仔细观察这个将近一米高的陶罐，小口大肚，通体呈米白色，底部还有火烧的痕迹，内壁甚至还残留着一些盐垢，这一切都让他似乎瞬间穿越回三千年前，亲眼看到了古人煮盐的场景。

河北海盐博物馆大口圜底罐等文物

　　大口圜底罐的出土地点，距离古时的章武县不远，章武县是长芦盐区最早设立盐官的地方，而这个盐官，要远远早于后周时期在长芦镇设置的盐务机构。据《汉书》记载：“勃海郡，县二十六……章武，有盐官。”也就是说，早在汉代，长芦盐场一带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管理盐业的职官，到了北魏时期，又设置了“盐监司”等机构，此后历朝历代，一直到宋辽对峙时期，盐业管理制度几经变迁，直到元代大一统的出现给长芦盐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当时一共设有22个盐场。明代之后，南方滩晒提取海盐的方法逐渐传入北方，取代了费时费力又浪费土地的煮盐工艺，天津凭借日晒时长和土地硬度等优势，自此成为了长芦盐场北十二场的核心产区，制盐业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名声大过了两淮地区，许多名噪一时的大盐商也正是从那时起家的。

　　这一趟探访，张致和不仅如愿看到了完整的原始煮盐器具，还见到了许多其他文物，涉及制陶、制皮、运输等因盐而兴的方方面面，这一件件跨越千年光阴的老物件儿，令张致和脑海中那幅古人围绕盐业展开的生产生活画卷，从素描变成了细腻灵动的水彩画，愈发的丰盈立体起来。他说：“研究历史文化，其实就是研究古人的生活，必须沉下心，多走多看多思考才行，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儿，所以写论文对我来说绝不仅是一项工作，它更是我参悟历史、丰富自我的过程。”

　相比盐商 灶户同样重要

　　从春秋时期管仲最先提出“官山海”政策，主张由国家专营盐业和矿产，到汉武帝在位时桑弘羊等人主持“盐铁官营”，再到后来的历代王朝，大多都施行国家垄断盐业生产销售的国策，以此增加财政收入，稳固自身统治，同时这也成就了那些获得政府特许，从事食盐买卖的大盐商，他们富甲一方、叱咤风云，成为了众多与盐相关的人当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群，关于他们的历史或轶事，也是张致和在搜集论文素材过程中听闻最多的。

老盐户

　　但相比之下，张致和更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个存在感并不强的群体——灶户。灶户是指过去以煮盐晒盐为业的底层百姓，数千年来，他们辛苦劳作、靠天吃饭，少为人知。

　　明嘉靖年间，长芦盐运使郭五常曾作过一首名为《悯盐丁》的诗，诗中写到：“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霾恒弗雨，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贷无从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滩没股，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土。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儿女呜咽夜不饮，翁妪憔悴衣褴褛。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丁同此楚 。”反复诵读间，张致和更加坚定决心，要专门在论文中开辟章节，系统梳理有关灶户盐丁的历史，将他们真实的生产生活细节呈现出来。

　　要想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细致地刻画一个群体，张致和必须自己动手搜集资料，他跟团队里的伙伴们跑遍了长芦盐场一带的沿海村落，四处寻访那些延续古法制盐技艺的盐场，和手里存有老物件儿的灶户后代们，家住宁河的崔士忠就是其中一位，崔大爷祖上五辈都是灶户，令人惊喜的是，除了家谱，他们家族还保留着大量灶地契、滩地契、买卖票据以及其他民间文书等等。提起祖辈的艰辛，崔士忠动情地说：“灶户不敢多生孩子，比如我们家祖上五辈都是单传，因为生了也是给人家干活去，累啊，被二百多官兵把守着，盐砖做出来都得拉到北京去，那真是苦啊！”

崔士忠展示部分民间文书

　　据崔家家谱和宁河县志记载，虽是灶户，但通过勤学苦读，崔大爷祖上也是出过不少进士和举人的，重教育重传承也是家族老物件得以完好保存的原因之一，而在张致和看来，跟这些史料相比，更加珍贵的，是像崔大爷这样，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历史的老百姓们。

　　最近，张致和已经把搜集到的房契地契等大量民间文书进行了量化处理，结合史料，总结出了一定历史时期内，长芦盐场的销售区域、土地性质、价格走势，以及在灾害、战争等因素影响下的税收情况等等，当年灶户们的生产生活状态，也因此变得清晰起来。

　　除了汉沽盐场这样的大型国有盐场，如今，长芦盐场一带仍有一些小盐场，依旧坚守着传统制盐技艺，从祖辈到孙辈，既是制盐人，也是吃盐人，代代相传的盐，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必需品，它更像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符号，烙印在我们的生命中，它是美食，让我们口齿生香；它是原料，助力当今化工业的发展；它是地名儿，被我们口口相传，盐坨桥、盐店街、盐业胡同，张嘴一句您去哪儿，这盐的味道就来了……（津云新闻记者 宋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