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丨研讨会实录：百年首现

“沉泗之鼎 复现人间”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学术研讨会 第二场：“百年首现——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的鉴定与研究”现场

2023年5月13日至14日，“沉泗之鼎 复现人间”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特展暨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十余位业界学者专家以本次百年首现的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真迹纸本手卷，围绕着“冠绝古今——赵孟頫书法的成就与影响”“百年首现——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的鉴定与研究”与“流传有绪——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的收藏脉络”三大议题展开研讨。

第二场“百年首现——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的鉴定与研究”中，独立学者赵华；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博研究馆员顾工；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淮阴工学院教授程渤；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大东；嘉兴南湖学院中国金石书画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振宇相继发言，分享研究观点，研讨会由在艺&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主持。

在此特别整理研讨会要点实录，以飨读者。

赵华

独立学者

本卷几乎囊括了艺术史、鉴藏史研究的所有科目，是艺术史、鉴藏史研究的范本。

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是中国文物拍卖30年来，内容最为丰富的赵孟頫作品，涉及到鉴定、鉴赏、题跋、用印、分期、生平、交往、婚姻、行游、地理、系年、书论、递藏、装裱、改造、仿造、欺骗、受骗、传播等等问题，承载了一大批作品的未知之谜和因果关系，几乎囊括了艺术史、鉴藏史研究的所有科目，是艺术史、鉴藏史研究的范本。

通过我对赵孟頫小楷真迹的编年分析，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至至治二年（1322年），赵孟頫29岁-69岁期间，有分期、有年款、没有年款的作品共37件（本卷《黄庭经》拆开为两件，其一放在最后一件，也是小楷的绝笔。）

元 赵孟頫 小楷鲜于光祖墓志（选页）上海图书馆藏

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 

手卷 水墨纸本 1302作、1322年题 

引首：31.8×123.8 cm. 12 1/2×48 3/4 in. 约3.5平尺 

书心：27.5×118.5 cm. 10 7/8×46 5/8 in. 约2.9平尺 

题跋一：27.5×104 cm. 10 7/8×40 1/2 in. 约2.6平尺 

题跋二：32×106 cm. 12 5/8×41 3/4 in. 约3.1平尺

著录：

1.贡奎著《贡文靖公云林诗集》卷六，《题赵子昂黄庭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三年（1490）刻本。

2.丰坊著《真赏斋赋》，嘉靖二十八年（1549），清光绪宣统间缪荃孙《藕香零拾》丛书刊印。

3.李日华著《味水轩日记》卷二，“万历三十八年（1610）六月四日”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4.张丑撰《清河书画舫》卷五，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见《钦定四库全书》本。

5.汪珂玉撰《珊瑚网》，卷二十二，崇祯十六年（1643年）成书，见《钦定四库全书》本。

6.《装余偶记》卷四，第五件，清初钞稿本，文物出版社影印，2007年。

7.卞永誉撰《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8.倪涛撰《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五十五，见《钦定四库全书》本。

说明：

邓文原、贡奎、龚璛、项元汴、沈德潜、张允中题跋。束季博、束善甫、柯九思、华夏、项元汴、项德弘、刘金省、刘恕、许应鑅、张允中递藏。长尾甲题签。

就其有限的艺术生平（29岁-69岁）来看，本卷处于中间位置，恰好是人生一半。至元二十四年在给鲜于枢父亲写的墓志铭《鲜于光祖墓志》中，赵孟頫重题《褉帖源流小楷卷》自称“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特点是头部很大、上边很长。如 “家”字点、“宀”都很大，赵氏早期书画都是这一特征。

中晚期的小楷，受中大楷影响较大，用非小楷的写法丰富小楷。至大时期的小楷，像同期的楷书，四肢舒展，如《闲邪公家传》，形态就如同期的《张总管墓志铭》；文徵明的《停云馆法帖》中有一件《临洛神赋十三行》，临的是碧玉版的“十三行”，厚实、妍丽、舒展，也应是这一时期。

元 赵孟頫 小楷　闲邪公家传（选页）快雪楼法帖刻本

晚期的小楷，与胆巴碑等碑板楷书一样，竖钩顿挫明显，排他性特征很强，例如《无逸》《跋快雪时晴帖》，结合更多的其他特征，可以鉴定台北故宫、辽宁博物馆长期被编入另册的参考品《孝经书画卷》《尚书·洪范》小楷都是这一时期真迹。

元　赵孟頫　跋快雪时晴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319年南还后的小楷刚好每年1件，共4件，《自题临黄庭经》距离下世只有87天，是目前能看到的唯一绝笔小楷。

4件小楷风格与之前的《跋快雪时晴帖》《无逸》《尚书·洪范》又有变化，比如悬针竖、撇、捺减少渐行渐提而出的尖锋，用逆水行舟的推笔推出钝锋，直接抽离收笔，少数渐提如第二行末尾的“庭”字即因失控出现虚尾。“目昏手弱”，肌肉和感觉器官退化，控笔需要更多的力回馈，壮年时稳准狠的攻击性变成了老迈的且战且走，迟暮尽显。

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 局部

本卷集合大德六年、至治二年跨度达20年的小楷和小楷题跋，无论是用笔还是结字，风格变化都非常明显。如“孟”字，上中下三横形态从“短、中、长”变为“中、短、长”；用这个字去检验早期，又有不同，早期的组合是“短、长、中”；又如捺画，大德六年柳叶刀居多，至治二年变成一波三折，用更多的停顿和节奏去感知笔锋触及纸张的摩擦力来弥补眼睛的退化，所谓人书俱老。

谈谈赵孟頫的印章。赵孟頫用印的另一个问题是，“赵子昂氏”印存在5个分期，这篇文章发表在台北的《故宫文物月刊》2014年第6期，近年对一损期、修复期上限略提前。

不同赵氏作品之间印章的对比

赵孟頫“赵子昂氏”印的分期

从翁方纲最早注意到损坏特征的存在，到真正完全理清到5个分期，以及符合逻辑的阐述，花费了数百年时间，这是一个近700年来任何作伪者和鉴定家都不知道的隐秘信息。

本卷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不仅有大德六年的书写，还有至治二年的重题，分属“一损期”和“修复期”，跳过了“二损期”，从印章可以分别检验，都是符合这一特征。

再谈他的生平和交游。《水村图》的受画人钱重鼎，是赵孟頫姐夫印德传的妹夫，客居苏州，与赵孟頫“亲家”束氏一家交往深厚；《临黄庭经》则是书与束季博的，这件书法解释了大量同期作品创作的因由，解密了赵孟頫家族三代大量豪门、士族交往，侧面牵连出赵孟頫在元代中期宫廷斗争中的政治站位。《临黄庭经》的出现，将赵孟頫为官儒学提举时期的很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因果这些要素关联了起来。

首先是束氏家族。大正六年，束氏家族自合肥移居苏州。关于赵孟頫与束季博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有一件赵孟頫致“季博提举相公尊亲家”《草率帖》，称束季博为“亲家”。赵孟頫三子六女，除至大四年去世的长子赵亮以外，婚嫁关系均非束氏，赵孟頫书信中的“亲家”并不一定是儿女亲家，如赵孟頫与苏州常熟的季宗元仅仅是因为“先代与季氏世附女萝”而称为亲家，赵家与束家更可能类似与季宗元家的关系。实际上，赵束二家与常熟季氏一样，可见四代世交（束氏世系部分参考高峰《赵孟頫合肥亲家的家族往事》）。

其次是高度相关的《水村图》。《临黄庭经》与《水村图》时间非常接近，前者年款“大德六年十一月三日”，后者年款“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也就是十五日，前后只相差12天。二者在人物、时间、内容上有高度相关性，有理由怀疑二者是同一时期同一重大事项下的同一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二者还应具有地理相关性。

元  赵孟頫 水村图 局部 故宫博物院

关键的证据来自卷后龚璛题跋：“大德壬寅，子昂奉命铸国子监祭器，驻吴中久，购得钟绍京临黄庭。”

邓文原、贡奎、龚璛跋赵孟頫《临黄庭经》局部

“吴中”即今天苏州，“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及行政机构，赵孟頫是江浙儒学提举，即江浙地区最高教育长官，为国子监督造祭器，是分内之事。

元  赵孟頫 水村图 局部 故宫博物院

赵孟頫得钟绍京《临黄庭经》的说法，另见于故宫本赵孟頫《临黄庭经》卷尾王国器与黄公望两跋。 

元  王国器　跋赵孟頫临黄庭经卷　故宫博物院藏

元 黄公望 跋赵孟頫临黄庭经卷　故宫博物院藏

三个题跋两种说法，宋元人“墨迹”“临本”“摹本”用语并不统一，往往指着将“摹本”混称“真迹”，因此称“硬黄本”为“墨迹”或“临本”是正常现象，其实是同一件东西，王国器的用语更符合现代精确描述。龚璛题跋相较王国器、黄公望，可贵之处在于要素完备，将“中年”精确到“大德六年”、又说明了地点是在“吴中”即苏州、还说明了原因是公干滞留导致的收购。

三个题跋加起来整个事件就非常清晰了，赵孟頫奉命铸造祭器，这是大背景，长时间滞留苏州，于是有了为束季博、钱重鼎作书作画的便利，因此《临黄庭经》和画《水村图》的地点都是苏州。

两件作品的人物为何有如此多的交叉？撰写《水村图索隐》一书的俞国林先生查得南通和常熟相关文献，钱重鼎娶的是印应雷之女，钱氏、印氏皆从南通迁居苏州常熟，是同乡联姻，而赵孟頫的八姊孟益嫁给印应雷的儿子南雄路总管印德传，也就是说赵孟頫是钱重鼎的嫂子的弟弟。又赵孟頫的九姊孟萃嫁给钱澄、十姊孟渐嫁给钱谊，不知与钱重鼎家族是否有血缘关系，待考。

故钱重鼎与赵孟頫的“亲家”束季博除同在苏州，也能算得上是转折姻亲关系，赵孟頫、钱重鼎、束季博拥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出现在《临黄庭经》上的五人，除贡奎以外，包括束季博、束善甫、龚璛、邓文原四人都出现在《水村图》中，邓文原题《水村图》即故宫博物院藏《芳草帖》，递传中被拆出，《水村图索隐》通过文献著录已经复原。

本卷中的三位元人题跋：邓文原、龚璛、贡奎三人都曾是江浙儒学提举、或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的下属。这些人都与赵孟頫关系密切，与束季博交往也是顺理成章。

更有一重地理因素，宋末元初著名词人张炎有一首《一萼红》，词注：“束季博园池，在平江文庙前”，范仲淹开创庙学合一模式，文庙即府学，有教育方面的公干必到文庙，到文庙就必过“束季博园池”。

 地理相关性

王鏊《姑苏志》卷五十七：“钱重鼎，字德钧，通州人，徙居苏之蒲帆巷。”蒲帆巷，在文庙偏西南，因为古代府学都修有泮池，又称泮宫，所以蒲帆巷又叫泮环巷。因此，钱重鼎、束季博不仅是转折姻亲关系，还有一重邻居关系。

故宫博物院藏《静春堂诗序》一卷，杨载转赵孟頫评语，称龚璛与郭麟孙、袁易为 “吴郡文士中三君子，号为领袖”，亦有钱重鼎与龚璛、郭麟孙等人同卷，都有很大一部分苏州士人密集交游圈内的来回题跋。

赵孟頫为二人临“黄庭”、画“水村”，都钤盖了印章，按照习惯，短期出行一般不带印章，这次苏州之行，必然是做了充分准备，因为提前就知道是个长差。督造祭器，文庙不是制造场所，但很可能是主要办公场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水村图》上束家三代七人题跋，而邓文原、龚璛只需要转个门就可以看到《黄庭经》和《水村图》。

上图：《临黄庭经》与《水村图》束氏印章对比

下图：元 赵孟頫《致束季博·草率帖》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来看《民瞻十札卷·许惠碧盏帖》与本卷的相关性。大德中后期，赵孟頫书法风格趋于成熟，但变化仍然没有一刻停止，起止则精致与粗放取舍、行笔则轻灵与厚重交变、承转则方折与弧圈组合、结字则方正与圆熟变幻、布局则疏朗与厚密对比，字间收缩与舒展顾盼，不同风格之间又有多寡、渐变、转换、残留、决裂、调和，甚至在同一年内形成前期、中期、后期的不同面貌。

元 赵孟頫　致石民瞻·许惠碧盏帖　上海博物馆藏

大德五年正月《赤壁二赋册》疏朗，大德六年二月的《吴兴赋》圆熟，大德六七年间的《三门记》方正厚密，大德八九年《跋采神图》《周易系辞》由精致转奔放，大德十年《灵隐大川济禅师塔铭》洒脱又转精致，大德十年秋冬之间《疡发于鬓帖》斩钉截铁，大德十一年的《松江宝云寺记》《闲居赋》《秋声赋》不修边幅。

大德六年最突出的特点一个字——圆。可以举两组特征字例和笔画例。

 大德年间赵孟頫的“寸”钩之变

如“持”“诗”“時”“得”“傳”等右下带“寸”底字的“亅”写法，存在“折肘钩”与“月牙钩”的变化，进行年代排列（上图）。大德五年《赤壁赋》符合和勉强符合“月牙钩”特征的不到25%，大德六年的《吴兴赋》这一比例高达80%，且为完全符合，而这种圆熟风格维持的时间很短，大德六年末的《重题水村图》在由圆转方、由疏朗转厚重的过程中。

 大德年间赵孟頫“周”字的形体变化

又如“周”字外框“枕形”与“桶形”的变化，大德六年《吴兴赋》共3个“周”字，全部为外鼓的“桶形”，临近年代几乎均为内陷的“枕形”或“方形”（上图）。

《许惠碧盏帖》与大德后期书法面目差距很大，排到前期。署款字“十二月廿七日”已经是《三门记》风格，排到大德五年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正文排到大德七年及以后同样不适合，方与圆夹杂、疏朗与厚重夹杂，所以最合适的时间就是大德六年。

帖中赵孟頫“质问”石民瞻：你一再路过苏州，为什么不来看我？然后陈情：自己滞留在这里，没办法回杭州。这一时期，赵孟頫因为职在儒学提举司，工作生活中心都是在杭州，所以把住在苏州说成是“滞留”。杭州离苏州，水路大约五六天，显然，大德六年这个除夕和大德七年的新年，赵孟頫只能在苏州度过。而石民瞻“一再”经过苏州，无论是从镇江出发，还是杭州出发，时间都不会短，当然也要在目的地“滞留”，那么，赵孟頫的“滞留”时间，就当是数月了。

反过来再看，钱重鼎装裱《水村图》请赵孟頫重题约为十二月中旬，从时间成本看，最恰当的地点也是苏州。因此，《临黄庭经》《水村图》《许惠碧盏帖》是一组互证作品，《临黄庭经》是其中的核心。

最后谈《临黄庭经》的作伪活动和传播。《临黄庭经》是赵孟頫中期重要代表作，署款时间清晰、有绝笔重题、有两个明确上款、有重要书论、有众多元人题跋，被华夏视为最重要的赵孟頫书法，收入《真赏斋赋》，所以也成为伪补、伪改、伪造的重要目标。

卷中赵孟頫名下印章，有四枚出现了重复：“赵”“赵子昂氏”“松雪斋”“大雅”。其中“赵子昂氏”有分期特征，非常可贵。“大雅”有一次是骑缝印，这是赵孟頫的习惯，如故宫博物院藏《真草千字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德五年的《赤壁二赋册》等，就用过“松雪斋”作骑缝印。

重题“赵子昂氏”与“松雪斋”组合使用，见于《王羲之四事帖》《秋兴八首》。赵孟頫去世后，姓名字号印被销毁或随葬，但“松雪斋”“大雅”“墨妙”等印留给了赵奕，“墨妙”印成为赵奕的自用印，“松雪斋”与一枚伪“赵子昂氏”印成为固定组合，为无印真迹《二赞二图诗》补印，也出现在伪《草书千文》上。第一枚“赵”则是明显不同的两枚印章。会不会是赵孟頫刻了两枚“赵”印呢？又或者赵奕、或赵奕后人作伪呢？需要统计。

 赵孟頫《临黄庭经》真迹上的真伪赵孟頫印（卷首“赵”印伪，其余均真）

这枚“赵”印还出现在“神龙本”《兰亭序》中，“神龙本”《兰亭序》本幅和前后隔水，共五枚赵孟頫名下印章，均为伪印，早有定论。

神龙系伪赵孟頫印与标准品对比差别巨大

那么，这五枚伪印的主人是谁？扩大统计可知，这五枚伪印共出现在包括《临黄庭经》在内的21件古代书画真迹、名迹、伪迹上。

所有21件藏品，唯一共同收藏者只有项元汴一人。如假设这五枚伪印不是伪印，而是赵孟頫的另一套印章，按汇聚离散概率，赵孟頫加盖后，项元汴要完整收齐这21件藏品、作品，收藏规模Y达到传世所有藏品规模N的50%才只有0.00004%概率，即使收藏规模达到95%都还有66.1%的大概率收不齐，真实世界中无论囊括50%还是95%都是一个荒唐的收藏规模。

21件藏品是一个足够阻止一切离散再收齐偶然可能的规模，这些藏品既完整经过赵孟頫，充分离散后，就不可能再被第二藏家项元汴全部收藏。假设的推论与实际不符，则假设是错误的，这5枚印章是伪印。伪印的主人可能是项元汴的上家、子孙、下家。

从来源看，《松江宝云寺记》从拱璧藏珍到废纸糊壁，其家族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退化过程，这件作品隐秘流传，是其他20件藏品汇聚前的所有藏家们无法梦见的，所以伪印主人不可能是项元汴上家。

《神仙起居法》的流散途径是六子项德弘到张觐宸，（传）褚遂良《摹兰亭序》则分给五子项德达，再传给其子项圣谟。由此可知，以上21件伪添伪印藏品，肯定不是经过同一子孙流散，剩下的唯一嫌疑人就是项元汴。

扩大检索，上述“神龙本”《兰亭序》《梦奠帖》《神仙起居法》《青衣江题名》《付岳飞札》《去国帖》《临黄庭经》《洪范授受图并小楷尚书·洪范》《甕牖图》《临定武兰亭序》10件藏品，以及大英博物馆藏，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私人藏，传王羲之行书《临钟繇千字文》、上海博物馆藏，唐怀素《苦笋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米芾《苕溪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张阁《致子昭知县学士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法常《写生花鸟图》、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元颜辉《钟馗元夜出游图》等7件，共17件项元汴藏品上都有“杨氏家藏”“士奇之印”两枚伪印。反过来看，如果一组流传离散的作品有同一枚印章，那么可以推定标准品，欧阳询《梦奠帖》、传褚遂良《倪宽赞》、赵孟頫小楷《洛神赋册》即使如此，真伪对照，亦可知17件项藏为伪印。

“神龙系”伪杨士奇印与推定真印的比较

进而查得，以上《女史箴图》《苦笋帖》《竹禽图》，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隋摹晋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王献之《中秋帖》（第四章第二节、辽宁省博物馆藏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卢楞伽《六尊者像》、故宫博物院藏唐颜真卿《湖州帖》、乾隆内府刻本唐颜真卿《朱巨川告身》（建中元年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吴彩鸾《唐韵》、辽宁省博物馆藏唐怀素《论书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宋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私人藏宋赵佶《四禽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赵佶《写生翎毛图》伪本、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宋王利用款《写神老君变化十式图》共15件项元汴藏品上，均有一套伪宋徽宗、伪宋高宗印。

更多内容和细节可以参考我的新书《虚构的鉴藏史——项元汴的虚构和虚构的赵孟頫》。当21件带有同一套伪赵孟頫印的名义“项元汴”藏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风格各异的藏品又带有各自不同的名义汇聚离散路径的时候，可以确定伪赵孟頫印的真实归属，也确定了这些名义“项元汴”藏品就是真实项元汴藏品。

《临黄庭经》上真印和项元汴真、伪印的清理，演示了图像识别、统计与逻辑的力量，打开了古书画鉴定的更多未知，我们应该对单纯基于图像的鉴定更有信心，而不是相反。我们不能亲眼目睹古人创作和作伪，但我们可以比前人的鉴定更接近真相。

顾工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

文博研究馆员

龚璛此题跋为我们了解赵孟頫作品并确定真伪，包括为龚璛作品研究也提供新的材料。

这件赵孟頫作品非常重要，是其一生中信息量非常大的作品。元人题跋里有龚璛的题跋，这件龚璛跋和平常的字不太一样。

龚璛（1266—1331)，字子敬，号谷阳生。自高邮迁居平江（今属江苏苏州），少为徐琰辟置幕下，后充和靖、学道两书院山长，以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有《存悔斋稿》一卷、补遗一卷行世，《高邮州志》《新元史》有传。

围绕其有三个关键词：“楚两龚”与“二子敬”“吴门三君子”。

“楚两龚”：很多人会把他和宋末元初画家、文人龚开联系起来，故常有这样的说法：龚开在苏州的时候和龚璛是忘年交，被称为“楚两龚”。

清代陈衍辑《元诗纪事》卷三，来源为《宋遗民录》

明代程敏政辑《宋遗民录》卷十

明代王鏊纂修《姑苏志》卷五十七：“龚开……居郡日，与高邮龚璛为忘年友，时比汉两龚。”未说明资料来源。随后的“龚璛”条，其语句明显来自于黄溍撰《龚璛墓志铭》，所以《姑苏志》编者一定看到黄溍文中关于“楚两龚”的表述。

常见的记载见清代陈衍辑《元诗纪事》卷三，来源是《宋遗民录》，但《宋遗民录》又标明出自《姑苏志》明代王鏊编撰的。《姑苏志》的记载实际上出自黄溍为龚璛撰的《墓志铭》。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差别：《姑苏志》把龚开和龚璛说成“楚两龚”，但黄溍为龚璛撰《墓志铭》里不是这样的。黄溍是元代重要的文人，做过江浙儒学提举，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比龚璛年龄小一点。

黄溍《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龚先生墓志铭》中，提及龚璛父亲为南宋官员。到底龚璛小时候是跟他父亲在杭州还是在他的老家镇江？有一段话“其文字交，视莫公崙、俞公德邻为丈人行，而与戴公表元、仇公远、胡公长孺、盛公彪为忘年友。刻意于学，日以微辞奥义自相叩击。”俞德邻、莫崙都是镇江人，说明龚璛从小长在镇江，弟兄两个人都很有才学才被称为“楚两龚”。

黄溍“楚两龚”典故出自《汉书· 两龚传》：“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宋人龚夬及其弟龚大壮也被称为“两龚”，见《宋史·龚夬传》。可以看出，合称“两龚”的主要条件：首先是姓龚，其次是是并著名节，再者为同时代人（好友或兄弟）。

就此推断，对于“楚两龚”的说法，肯定黄溍的说法更有说服力。首先，黄溍撰《龚璛墓志铭》的史料价值远高于明代修纂《姑苏志》。其次，龚璛、龚理兄弟刻意求学，声誉藉甚，符合“两龚”的语境逻辑。第三，龚开是著名的宋末遗民、文人和画家。他是楚人（淮阴人），也蓄长髯，但他比龚璛年长44岁，辈分要高得多。以龚开、龚璛并称“两龚”，不合常理，有抬高龚璛之嫌。

元人张雨跋

张雨仰慕“二子敬”：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荣光《辛丑销夏记》著录过龚璛一件长达九尺的墨迹《宣城诗卷》，卷末自识云：“予归京口省墓，天锡（即郭畀）出此纸征予书宣城诗，记忆不甚真。天历二年（1329）孟夏二日，龚璛识。”卷后有元人张雨跋：“余生江南，所敬二子敬先生。吴兴姚儒，行何可企及！此龚公所著，对之敛衽！乃癸酉（1333）闰三月廿八日暮夜过京口，天锡示此卷。其《述怀》二章，真无愧古人。龚敬今亦古矣，噫！句曲外史张天雨记。”

郭天锡（即郭畀）是俞德邻好朋友的儿子，他们的关系很亲近。张雨这段跋表达了他对吴兴姚儒、龚璛的尊敬。这种尊敬更多是对他们人格上的敬仰。张雨早年在京受教于赵孟頫。“二子敬”都是赵孟頫友人。

姚式，字子敬，号筠庵，湖州人。生于1250年前后，卒于1320年前。为宋末元初“吴兴八俊”之一。高克恭推荐其出任绍兴教授，赵孟頫、龚璛有诗送之。弟子有朱德润、陆继善等。

姚式、龚璛两个人都字子敬，都受知于高克恭、赵孟頫，都曾在苏州活动，还有两首对龚璛的诗。

故宫藏赵孟頫《水村图》后有姚式、龚璛各两段题跋。姚式客姑苏，时在延祐乙卯（1315）年后。

故宫藏《水村图》卷后面有龚璛和姚式各两段题跋。《水村图》后面的题跋次序现在看来是错乱的，时间前面在后面，后面的再前面，可以看到姚式的两段题跋时间是在1315年后较晚。明确是写于“姑苏寓馆”。

赵孟頫曾借用“袁安卧雪”典故为袁易画《卧雪图》，称袁易与龚璛、郭麟孙为“吴中三君子” 。袁易卒于1306年，赵作画当在该年之前，当时赵对三人情况已经很熟悉。

杨载为袁易《静春堂诗集序》云：“所与为莫逆交，如郡人郭祥卿、高邮龚子敬，皆知名于时。在吴郡文士中，三君子号为领袖。”记载不仅出现在当时人包括黄溍、杨载文章里，很多人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赵孟頫的《卧雪图》称这三人为“吴中三君子”。

同样，称他为君子也是对人格上的表彰。其中袁易、郭麟孙都是苏州人，唯独龚璛是外乡人。可见龚璛久住苏州，且学问、品行都得到时人认可。

龚璛的经历在黄溍《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龚先生墓志铭》中写得最详细。根据墓志梳理出龚璛的外出任官经历只有两次：第一次宁国路儒学教授和第二次1329年去袁州宜春做县丞，其他成年之后的时候都在苏州。

吴门文人交集的实物遗存

苏州地区文人交往，当时他们都是没有太高官职的文人，但已是苏州文人圈重要人物，诗歌唱和、书画题跋，从龚璛诗中朋友圈看，尽管他官职相对低微，但交往广泛。

再谈龚璛书风变化。目前所见最早龚璛大德四年1300年跋，书风接近于赵孟頫。此作还有赵孟頫和龚璛的观款。

龚璛跋范仲淹《伯夷颂》，大德四年（1300）“书于义宅之西序”，清刻《高义园世宝》第二册。

从诸家题跋内容可知，此帖已归苏州范氏，必跋于苏州。“赵孟頫、龚璛同观”小楷为赵孟頫笔迹。说明在1300年前后，赵孟頫、龚璛已有交往。（赵1299年起任江浙儒学提举）也说明龚璛跋赵孟頫《黄庭经》中所说赵1302年“奉命铸国子监祭器，驻吴中久”，可信度极高。

第二件《水村图》有龚璛两段跋，我认为这个跋较早，仅比刚才那个跋略晚，两个签名很像，尤其是“璛”的签法非常像。

左图：跋赵孟頫《水村图》，龚璛两次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第一次题跋（五言诗）可能在1302年赵氏作画后不久，其书风、签名与1300年跋范仲淹《伯夷颂》接近（尽管装裱位置靠后）。

《水村图》第二次跋较晚，为1316年。这个字和前面的字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第二次题跋：“水村歌……延祐丙辰（1316）偶赋此。十月七日访湖天学士（陆行直），遂到水村先生（钱重鼎）寓居，烟水苍茫间，适与此诗相似，俾书。龚璛书。”

跋苏轼《春帖子词》延祐丁巳（1317）。见清刻《秦邮帖》卷一。东坡此书刻入南宋《群玉堂帖》，但当时尚无题跋。这跋是在清代刻帖里的。

跋苏轼《春帖子词》，延祐丁巳（1317）。见清刻《秦邮帖》卷一。

从跋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可见，这一时期龚璛的字非常好，是书法最佳期。与赵孟頫又像又不像，非常有味道。只可惜他这阶段的墨迹留下的太少。

跋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致泽民尺牍，刊于《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9》。

1319年《致泽民尺牍》，刊于《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9》。印刷品非常不清楚，从印章比对来看是真迹。

《静春堂诗集序》，为袁易（1263-1306）作。故宫博物院藏。

楷书《静春堂诗集序》，为袁易（1263-1306）去世为其诗集所作，书：“延祐庚申（1320）日南至，高邮龚璛序。”

跋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至治元年（1321），这跋比黄庭坚诗卷的跋写的更加飞动，他这个时候控制笔的状态非常好。

跋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至治元年（1321），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泰定三年（1326）跋袁易《寓钱塘杂诗卷》，书风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可见笔的控制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跋袁易《寓钱塘杂诗卷》上海博物馆藏

泰定丁卯（1327）十一月，跋魏了翁《文向帖》两次题跋。可见书风往更加生和拙方面发展。这是目前所见有纪年款较晚的一件。

跋魏了翁《文向帖》，泰定丁卯（1327）十一月，两次题跋，上海博物馆藏。

综合所见，签名可以看到重要变化：字形很明显的由窄变宽。变化从早到晚很明显。

龚璛签名变化：字形由窄变宽

从龚璛两件未署名的书迹：跋龚开《中山出游图卷》，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写法就偏早期；跋龚开《骏骨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这件，写法明显字型偏宽，相对时间靠后。

左图：跋龚开《中山出游图卷》，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右图：跋龚开《骏骨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再以龚璛《跋赵孟頫黄庭经》和《教授帖》为例，来谈鉴真辨伪。

左：《教授帖》 

中：跋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

 右：龚璛《跋赵孟頫黄庭经》

三张差异很大，有没有真伪的问题？书法的辨伪，书法家几十年来形成的风格可以被模仿，但具体细节没有办法完全模仿，尤其是很细微的生理习惯，这是极难被模仿的。

如图所见，第一行为龚璛其他墨迹中的字；第二行最后一两个字是跋赵孟頫《黄庭经》里的字；第三行是《教授帖》的字。横划有起伏的写法，在龚璛跋赵孟頫《黄庭经》和其他里是同样的特征，但是《教授帖》没有一笔是这样的。

动作细节：隐秘的书写习惯

通过带勾竖、长撇、横折钩、竖弯钩等书写动作比对，《教授帖》是一直作为真迹不断出版的东西，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而本卷的龚璛跋，尽管风格和平常看见不太一样，但是具体的细节反而一样。

动作细节：隐秘的书写习惯

龚璛暮年书风的荒率，可能与衰老、疾病有关。总结本卷龚璛跋的看法：1.书风吻合：与龚璛暮年（1327年前后）书风吻合，比《黄庭经》赵孟頫至治二年（1322）题跋晚5年左右。2.印鉴吻合：龚氏常用印迹在20多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可能是铜印；且龚璛有清理印泥堆积的习惯。3.题跋与赵书内容吻合。4.史料吻合：大德壬寅（1302）赵孟頫驻吴中，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龚璛此题跋为我们了解赵孟頫作品并确定真伪，包括为龚璛作品研究也提供新的材料。

程渤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

淮阴工学院教授

本卷是赵孟頫研究乃至元代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发现，其材料之新颖，实属少见。

本卷是赵孟頫研究乃至元代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发现，其材料之新颖，实属少见。此卷后有元邓文原、贡奎、龚璛三家题跋，他们都是元代鼎鼎有名的人物，其中邓文原、龚璛和赵孟頫的关系尤为亲近。

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  元人邓文原、贡奎、龚璛三家跋文

邓文原和赵孟頫交好，两个人有直接的交往纪录大德二年1298年， “困学斋雅集”（主题是鉴赏《王羲之书思想帖》，地点在鲜于枢“困学斋”，参加者有周密、郭天锡、李衎、王芝、赵孟頫、邓文原等人）。

还有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鲜于枢、赵孟頫、邓文原、白珽、仇远等为周密藏《王献之书保母砖》拓本作跋等，从中亦可见元代杭州文人的群体交往频繁、人员稳定。

邓文原与赵孟頫的交往实证之一：鲜于枢“困学斋雅集”大德二年（1298）（明《余清斋法帖》刻本）

另一证据是至治元年1321年，祖瑛和尚从杭州去定海，一群文人为他送行，赵孟頫在场写下《方交外疏》。最后写下的参与送行的人名，都是东南名流，红圈标出的前边是“松雪道人”，后边邓文原、龚璛都在里面。

邓文原与赵孟頫的交往实证之二：至治元年（1321），赵孟頫行书《为瑛公住持隆教禅寺疏》，（又名《方交外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邓文原和赵孟頫有交往，书风也受赵孟頫影响。目前可查邓文原最早的书写时间可考的是1287年《武林胜集诗卷》）。这时他的书法较稚嫩、青涩，但邓文原之后将学晋人改成直接学赵孟頫。

邓文原最早有明确书写时间可考（至元二十四年，即1287年）的作品《武林胜集诗卷》（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赵孟頫和邓文原曾经在一南宋画卷中题跋，题跋书写时间不同，邓文原写于大德三年，赵孟頫写于大德十年，但巧的是两人题跋被放到了一起。

赵孟頫、邓文原《跋南宋佚名会昌九老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大德三年之时邓文原书风已经与《武林胜集诗卷》完全不同，这时距离《武林胜集诗卷》过去了十二年，其书风已非常接近赵孟頫。此前一年发生了重要事情，如黄惇老师所言邓文原因赵孟頫的举荐去大都写经，从此书名大振，赵孟頫对他的知遇之恩是导致他学赵的心理动机之一。

邓文原相近时期的书迹对比：书于相近时期的本卷邓文原跋文、邓文原《跋黄庭坚松风阁诗》，具有明显的左低右高的特征，这个特征在邓文原至大四年（1311）的《跋鲜于枢高亭山游记并诗》（刻于清《养云山馆法帖》卷三）等处并不鲜明。

邓文原相近时期的书迹对比。左：本卷邓文原跋文，由末句“九原不可复作，观此书为之雪涕”，可推知作于赵孟頫辞世（即1322年7月）以后。右：邓文原《跋黄庭坚松风阁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于至治三年（1323）。

邓文原至大四年（1311）的《跋鲜于枢高亭山游记并诗》（刻于清《养云山馆法帖》卷三）

贡奎是一文人，不以书法出名，留下的书法作品也很少。其中有一件是延祐三年（1316）贡奎《跋宋拓黄庭经》。他的跋文说明，当时的文人非常喜欢王羲之刻帖。宋拓本在今天很昂贵，实际在元代已很难得。贡奎说袁子履书桌上经常可看到《黄庭经刻帖》。袁子履说：我收这个刻帖已经二十年了，时常在手上把玩。赵孟頫也收藏多个版本的《黄庭经》来临写，证明这是当时元人的风气。

延祐三年（1316）贡奎《跋宋拓黄庭经》(上海图书馆藏)

贡奎《跋袁易钱塘杂诗》与贡奎《跋赵孟頫黄庭经》两者字形笔态完全吻合。书写特征都是重心偏于左下角，右肩耸起来，右下角空缺，两者非常吻合，书写时间应当较为接近。《跋袁易钱塘杂诗》书写时间在1325至1329年之间，两者字形相合，也与本卷诸跋书于1322年以后的推测相符。

左图 贡奎 《跋袁易钱塘杂诗》与右图：贡奎 《跋赵孟頫临黄庭经》      

袁易《钱塘杂诗》中贡奎跋文书写时间的判断：元人题跋按书写时间排序，依次为鲜于枢、龚璛、干文传、贡奎、陈方、郑元祐、柳贯、姚安道、黄溍等。

袁易《钱塘杂诗》中贡奎跋文书写时间的判断    

其中龚璛书于泰定二年（1325），陈方书于天历三年（1330），贡奎书列在龚璛之后、陈方之前，故书写时间在1325至1329年（贡奎卒年）之间。可认定赵孟頫《黄庭经》后贡奎题跋和这个时间段大致相仿，正好也在所说的赵孟頫卒年1322年后。《跋黄庭经》也是贡奎目前能见到的第三本墨迹，非常珍贵。

贡奎与本卷人物邓文原并有交集，贡奎有诗《谢邓善之袁伯长二兄兼次韵》，又《同元学士诸公以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之诗为韵赋赠邓提举之官江浙九首》，邓文原于至大三年（1310）授江浙儒学提举，是诗当作于此时。

再谈龚璛。目前龚璛书迹收集有30种。从三件作品可代表他书风演变的三个阶段。

左：大德四年（1300）跋《伯夷颂》（刻于清《高义园世宝》第二册）

中：至大二年（1309）跋《赵孟頫枯树赋》 （刻于清《经训堂法书》卷六）     

右：延祐四年（1317）跋《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台北故宫藏）

比对龚璛《跋黄庭经》的时间序列。看放在相应的时间线中是否吻合：从至治元年1321年《跋耶律楚材送刘满诗》至龚璛最晚的一件作品1329年《为郭天锡自书诗卷》，本卷放在中间很适合。处于1321年和1329年间，他的结体、书风都一致的，人书俱老，显然更靠近1329年这一时间段。

左：至治元年（1321）《跋耶律楚材送刘满诗》       

中：本卷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 《跋黄庭经》   

右：天历二年（1329）《为郭天锡自书诗卷》（台北故宫藏）  

再看几个时间段行楷书签名的变化。由此可见，本卷放在1326年的时间段最贴切。

龚璛（1266-1331）签名的时间序列

综述比较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代三家书都是书于赵孟頫去世之后，并和当时的书风一一相吻合。

再补充一点龚璛与赵孟頫的交往的几点实证：1.赵孟頫、龚璛同观《范仲淹书伯夷颂》（刻于清《高义园世宝》卷一）2.至治元年（1321） 赵孟頫书《方交外疏》。

赵孟頫、龚璛同观《范仲淹书伯夷颂》（刻于清《高义园世宝》卷一）

龚璛与赵孟頫、邓文原的交往实证：至治元年（1321） 赵孟頫书《方交外疏》

龚璛、邓文原同跋在宋元书画中也成为常见现象：如保利2020年拍品《文同墨竹图》卷上龚璛、邓文原同跋；龚璛、邓文原同跋苏轼《春帖子词》（刻于清《三希堂法帖》第十二册）；龚璛、邓文原同跋《鲜于枢高亭山游记并诗》（刻于清《养云山馆法帖》卷三）。

《文同墨竹图》元人题跋（保利2020年拍品）

龚璛、邓文原同跋苏轼《春帖子词》（刻于清《三希堂法帖》第十二册）

龚璛、邓文原同跋《鲜于枢高亭山游记并诗》（刻于清《养云山馆法帖》卷三）

研究元代书法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环环相扣，并且总能在不经意的地方得到意外的惊喜。

鲁大东

中国美术学院

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卷是赵孟頫研究乃至元代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发现，其材料之新颖，实属少见。

为什么谈钟绍京和赵孟頫？到底是“临”还是“摹”《黄庭经》，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本卷龚璛题跋讲赵氏在吴中买到钟绍京的《临黄庭经》，明确提到“临”。赵孟頫一生中写过很多次《黄庭经》，钟绍京当中起到什么作用？还有到底什么是钟绍京？因其在书法史风格面目不清。

袁桷在《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题唐玉贞公主六甲经》提及：“《灵飞六甲经》一卷，唐开元间书。当时名能书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变习行体，独锺绍京守锺王旧法。余尝见《爱州刺史碑》、《黄庭经》，无毫发违越。至开元间，从贬所入朝，一时字画，皆出其手。此卷沈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审定为绍京无疑。”

袁桷和赵孟頫有关，袁桷曾经见这件钟绍京临本或摹本《黄庭经》，无毫发违越，他见到的钟绍京和“王”法非常接近，这是他这么认为的。

大都会博物馆翁氏藏本《灵飞经》最早被定为是钟绍京的就是袁桷，袁桷又是据他所看到的钟绍京《临黄庭经》作出的判断。其书法水平不错，也为鲁国长公主做过长时间的鉴定工作，他的鉴定在当时有权威意义。他最早把现在所见《灵飞经》定为钟绍京，这是很重要的信息。

《灵飞经》中董其昌题跋之一

《灵飞经》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题跋为董其昌两天之内连续两次所题1610年元旦，五十六岁董其昌两天内题两段跋：“此卷余以万历甘一年观于长安苑西旅邸，竟于万历三十五年冬得之吴太学。余自戊戌岁冬写法华经至己酉方及第六卷，既获此卷，每写经辄先展阅一过，于古人墨法笔法似有所会。赵文敏一生学钟绍京书，才十得三、四耳。”董其昌对赵孟頫前期是贬损的，他认为赵孟頫真正楷法的渊源是钟绍京，但是他认为只得了钟绍京的三四。这判断很有意思。

《灵飞经》中董其昌的第二次题跋

第二天董其昌又题：“此卷有宋徽宗标题及“大观”、“政和”小玺，内讳字如“泯”、“泄”二字，皆缺其偏，不止“世民”二字避讳已也。开元时经生皆仿褚河南，此独宗右军《黄庭》，袁清容定为钟绍京，亦以宋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而书家品韵可望而知耳。又观点定讹字，似为进呈拣本，当时夜光抵鹊，屑越太甚。余获此卷，则如窭人解衣珠矣，书以志幸。”

他说袁清容定为钟绍京是比较准确。而后清代有学者翻案，认为不太可能为钟绍京所书，一是年代过晚；二是无款。董其昌对鉴定是信口开河。

《灵飞经》

故宫博物院藏无款楷书《临黄庭经》也被列为唐人临《黄庭经》，典型特征是硬黄纸，后有宋人题字及董其昌不负责任的两段跋。传钟绍京的《灵飞经》和传钟绍京的《黄庭经》书法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硬黄纸有意思。传世还有一件为台北无款《转轮圣王经》，也被鉴定家信口开河。启功先生作过详细的《灵飞经》考证，提及《灵飞经》被定为钟绍京是附会名人，这是书画史上常见现象。

无款楷书临黄庭经卷 纸本   墨书   26.3×106cm

无款楷书临黄庭经卷 董其昌跋

三帖的风格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三个“之”字写法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传世另一件重要的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黄庭经》，王国器跋中提到“外舅文敏公”得钟绍京硬黄纸摹《黄庭经》。唯一和其他信息不一样是“硬黄摹本”，这和“临本”两个不同概念，但这件有多少钟绍京个人信息不得知。后黄公望跋与王国器所说不同。赵孟頫自少时习字从《黄庭经》开始，不知临几千百本，中年收得钟绍京墨迹笔，笔意遒劲，不拘楷法。后来又得到唐人“特健药本”。

本卷（左）与故宫卷（右）

不管赵孟頫得到的是钟绍京哪一件《黄庭经》。传世钟绍京只一件可靠作品《升仙太子碑》碑阴。

石刻中的钟绍京与《升仙太子碑》复杂的碑阴文字分布示意 赵汗青绘

石刻中的钟绍京与《升仙太子碑》复杂的碑阴文字分布示意 赵汗青绘

钟绍京楷书风格，是继承褚遂良并介于褚遂良和徐浩间的楷书风格。大都也是孤例。其小字风格还是不得而知。

我在湖州看到铁佛寺经幢有晚唐的书迹，想到赵孟頫补书的两件唐人草书《瞻近帖》、《汉时帖》都是唐人学习书法的教材。赵孟頫在湖州地区能看到和学到晚唐的楷书风格，铁佛寺也有赵孟頫大字的书迹。故赵孟頫学习楷书的来源，以前觉得只有钟绍京，现在又有新的认识：他可能在湖州地区或江南地区，能够得到唐人其他的墨迹。

田振宇

嘉兴南湖学院

中国金石书画研究院执行院长

通过对加以传世《黄庭经》的版本流传重新进行梳理。此卷可谓是传承有绪的一件法书至宝。

《黄庭经》又称《老君黄庭经》，七字或八字韵文，为道家讲授养生内修要诀的经典，“黄庭”乃道家术语，亦名规中、庐间，义指丹田。此经分为《黄庭外景经》和 《内景经》，另有《中经》，出现最晚，忽略不计。我们习惯所称的《黄庭经》系《外景经》的简称。

《道藏本》

书法史中的《黄庭经》是东晋王羲之的小楷代表。右军写经与山阴老妪换白鹅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虞龢《论书表》，但文中叙述王所写的是《道德经》而非《黄庭经》，后世辗转流传，成为了王羲之书写《黄庭经》换鹅，故此书又被称为《换鹅帖》。

目前传世的《黄庭经》版本较复杂，各版本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其特征要素包括每句字数、文字、行间补字、衍字点去符号、蠹痕(水痕)、避讳缺笔、界栏等。

以字数分，传世《黄庭经》主要分为八字句本和七字句本

首先以字数分，主要为八字句本和七字句本。碑帖专家王壮弘所著《帖学举要》提及：“所见以肥本八字句本为优”。他认为八字句版本较好。

七字句本：“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阙，前命门”“有”字旁边有点去符号。八字句本：“上有黄庭，下有关元；前有幽阙，后有命门。”八字和七字的区别前面几句，后面又恢复为七字句。

七字句本一般称为“心太平本”，传世仅见两个：

1.日本宇野雪村旧藏宋拓本，手卷装仅见此一件，行间无界栏，后有元代道士方从义等题跋，现在五岛美术馆；2.拓本较多，如沈氏鲽砚庐本、木鸡室藏陶北溟本、国家图书馆本等，均为出自同一版，明清间拓本，行间有界栏，有石擦痕，为石刻，而刻石时间不详。

日本宇野雪村旧藏宋拓本 五岛美术馆

沈氏鲽砚庐本

王壮弘犹以沈氏鲽砚庐本为宋秘阁真本，为所见《黄庭经》诸本中最佳。

五岛宇野雪村的版本及宋秘阁真本（沈氏鲽砚庐本）做对比，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沈氏鲽砚庐本有很多石头摩擦产生的痕迹，是刻在石头上的版本。五岛本可能是刻在木头上的本子，较早一点。

七字心太平本 （左）八字修太平本（右）

七字本中“闲暇无事心太平”，在八字本就是“闲暇无事修太平”，所以一般把“心太平”与“修太平”作为区分《黄庭经》版本的定名。除此之外，王壮弘《帖学举要》中还提到八字本第十四行“弃捐淫欲专守精”，七字本作“弃捐摇俗专子精” ，就是意思完全是相反的。

七字心太平本与八字修太平本部分意思相反

七字心太平本 （左）八字修太平本（右）

最早版本先出现的是八字句，七字本实际要晚于八字本，是基于八字本修改的，动机可能与《道藏》开始普及有关。

因通行的《道藏》本均作七言，而《道藏》本中“后有幽阙前命门”、“闲暇无事心太平”、“弃捐淫欲专守精”、“还过华池动肾精”、“三府相得开命门”等，均与王羲之所书文本不同，后人就据《道藏》在王书本上作改动。

目的是将王书《黄庭经》与《道藏》通行本统一，成为从文本到书法都规范的版本。因此，这种修改应当是在《道藏》刊行，文本确定后才产生的行为。它的修改是按照《道藏》文本修改原来的八字句王羲之的孤本。

第二种是按照有没有水蠹痕来分。传世以每句八字的修太平本数量最多。但同为“修太平本”，还有个体区别，根据第九行是否有虫蠹痕(形似水迹)，可分为水痕本与非水痕本。“水痕”位于第九行的“竟养子玉树不可杖至道不烦不旁”，从“子”字到“道”字均穿过文字。水痕本在传世黄庭经中占据主流，刻本以明《停云馆法帖》本、《墨池堂选帖》本为代表，另外故宫博物院藏一卷唐人临《黄庭经》,应有水痕处作留白，可知其所据底本也是水痕本。

天津艺术博物馆 宋拓星凤楼本实为明《墨池堂选帖》翻刻本

故宫博物院  唐临本

另外，还有一些八言“修太平”本是没有水痕的，如著名的上图藏《宝晋斋法帖》本，国博藏《澄清堂帖》、国图藏明代翻刻的《淳熙秘阁续帖》、颍上本(思古斋本) 都没有水痕，第九行字迹完整。《越州石氏本》中收录的是一个残石本，从残存的一小部分书迹来看，不仅没有水痕，而且别本的行间小字如“门”“固”都已成为正文行中 字了，与之相类的则有故宫藏明代孙桢旧藏本，孙本全文完整。另外，还有国博藏宋拓《澄清堂帖》卷十一中的《黄庭经》也没有水痕，而且没有“门”“固”行间增补小字。

《澄清堂帖》卷十一 国博

不同版本间的比较

不同版本间的比较

不同版本间的比较

另外就是有无缺笔、缺行。以水痕本为例，第四十五行与第五十七行各出现一个“渊”字，王壮弘称“若二渊字有缺笔者乃唐临本”。水痕本如《停云馆》本与《墨池堂》本，第四十五行的“渊见”之“渊”存在缺笔，而第五十七行的“大渊”之“渊”不缺笔。另有一处易被忽略的缺笔，出现在倒数三行末，“二府”之“府”字，《宝晋斋》、《停云馆》、《墨池堂》、 唐临本均缺左侧长撇，而在故宫藏孙桢本中对这处缺笔的原因表现的最为清晰，用线保留了蠹损的痕迹。

不同版本间的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传世宋元刻本中，《宝晋斋法帖》《淳熙秘阁续帖》《澄清堂帖》《颍上思古斋本》这四种早期刻本,其第四十五行以“渊见”开头的皆缺失，比水痕本要少一行，第四十二行末三字为“阴阳门”，而水痕本作“阴阳天门”，心太平本也作“阴 阳天门”，但在“阴阳”二字旁有加点表示删除。四十四行最后三字为“立于明”，水痕本为“入清泠”，显示这些早期宋元本所据的底本，具有共通性，属于同一版本系统，而与水痕本所属的系统不同。

不同版本间的比较

据以上分析的特征，传世的主要《黄庭经》版本划分为如下系统: 系统一：全文59行，起首八字一句，无水痕，一处“渊”，不缺笔，有行间小字。代表:《宝晋斋法帖》、《淳熙秘阁续帖》、《澄清堂帖》、《颍上思古斋本》。系统二：全文60行，起首八字，有水痕，二处“渊”，多“渊见”一行，此行中 “渊”字缺笔，有行间小字。代表:《停云馆》《墨池堂》，故宫唐人临本。系统三：全文 60 行，起首八字，无水痕，二处“渊”，“渊见”之“渊”缺笔，无行间小字，以正常大小补入行中。代表:《越州石氏本》、故宫孙桢本。系统四:全文 60 行，起首七字，无水痕，多修改，二处“渊”，不缺笔，有行间小字。代表:宇野本、沈氏鲽砚庐本等。

其中，系统一中的《淳熙秘阁续帖》为南宋皇家刻帖，明翻本非常忠实宋本，卷二的《黄庭经》为宋高宗绍兴内府藏本，卷末有“臣遂良临”和南唐昇元年款及“建业 文房之印”，可证其流传有自。《宝晋斋法帖》本最末有“僧权怀充”，徐僧权、唐怀充皆为梁武帝时鉴书人，故此系统的源头或为东晋本的摹本，可能是更接近东晋《黄庭经》原貌的版本系统，系统二出现了避唐高祖李渊名讳的情况，但又保留了“府” 字蠹失笔画的面貌，是仅次于系统一的临摹本。系统三、系统四，均是基于系统二的修缮本，前者将原本的行间补字加入了正文行中，后者则根据《道藏本》大幅度修订。

赵孟頫一生临古无数，《黄庭经》即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当时重要的鉴藏家，经眼的法书拓本很多。又由于其影响深广，后世仿伪赵书赵印的情况普遍。现罗列所见与赵氏有关的传世《黄庭经》如下:

真迹：1. 赠束季博本，本卷；2. 赠应中父本，故宫博物院。

伪作：1. 梁楷《道君图》卷后，上海博物馆；2. 民国珂罗版，藏处不详；3. 临黄庭经附绘王羲之像卷，故宫博物院。

刻本（拓本）：1. 宇野本心太平《黄庭经》，有赵印，五岛美术馆；2. 宋刻《宝晋斋法帖》本，有赵印，上海图书馆；3. 清刻《式古堂法书》本，有赵跋；4. 清刻《秋碧堂法书》本，有赵印；5. 明刻《渤海藏真帖》黄庭内景经。

在故宫藏赵孟頫临赠应本的《黄庭经》卷后，有多段元人题跋，据赵的女婿王国器跋，按时间顺序，赵孟頫见到的第一件《黄庭经》就是的钟绍京本，强调这是一件摹本，使用材质是硬黄纸，这种纸张在唐代是用来作为复制书法时的勾摹用纸，因涂蜡加工后纸张变得透明，可以透出下面的字迹，再用细线勾勒轮廓。根据纸张特点，这件钟绍京本应该是摹本，类似传世的《万岁通天帖》《丧乱三帖》《远宦帖》《平安奉橘三帖》等，忠实底本，下真迹一等。赵孟頫得到后宝爱有加，在卷后书 写了“特健药”三个大字。

本卷大德六年赠束季博本(简称本卷)，临写的就是第一件得于吴门的钟绍京本。而故宫博物院的这件(简称故宫本)，则是临写借自应本的《太清楼》本。在元代，这两卷临本均为当时名品，同时见到两本者有邓文原和柯九思，而且邓在两卷后均留下了题跋。尽管两者的底本都未留下来，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赵孟頫的临本， 推想底本的状况。

本卷与故宫本比较

用今天传世的《黄庭经》拓本来对比赵孟頫的这两件真迹临本，可以发现赵孟頫在临写时是比较忠实原本的。本卷有乌丝界栏，故宫本无。故宫本的分行基本保留了原帖每行约 20 字，本卷则每行减少两字，为 18 字左右一行。赵孟頫的临本均保留了底本的特征要素，如行间补字(“门”“固”)，衍字点去符号(“开”)及末行“日五” 间如“乙”字的调换符号。出现了两处“渊”字，而且均未有避讳，考虑到赵为元人， 不必避唐讳，临写时随手补全“渊”字末笔，在情理之中。

很显然，赵孟頫的这两个临本均是八字的修太平本，但都不属于前面描述的系统 一，也不属于经过修缮的系统三，而是更接近于系统二，其中故宫本中第九行缺失“令可杖”，正是水痕所在位置。因此可以推断，这件太清楼本的模样，应该近似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水痕本系统拓本，如《停云馆法帖》本等。

而本卷所临写的钟绍京本，与水痕本系统的最大差异就是没有水痕，接近这种类型的传世拓本也有。

以新出现这卷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为契机，对加以传世《黄庭经》的版本流传重新进行梳理。此卷乃赵氏在吴门期间为姻亲束季博所临，迭经元柯九思，明华夏递藏，并由华氏转归嘉兴书画鉴藏家项元汴，被列入项氏千字文的象字号，可谓是传承有绪的一件法书至宝。

沙龙讨论环节

谢晓冬：感谢各位老师精彩的主题研讨，还有哪些想要补充的？

赵华：邓文原和赵孟頫家族的关系非常久远，可能从小就在一起了。邓文原16岁参加“流寓试”得了第一名，赵孟頫比他大4岁（20岁）也是“未冠试中国子监”，他们是同学。赵孟頫在向吴澄介绍友人时，邓文原被称为“畏友”。

再补充版本的概念：摹本、临本、真迹在宋元是混淆的。摹本可叫真迹，就像我们把印刷品叫作真迹，那是不是真迹？这是电子图像。《快雪时晴帖》是摹本又叫真迹，是同一概念。宋元的时候不区分这点，启功与徐邦达先生早有定论。

田振宇：邓文原也到过吴静心家做老师，吴跟赵孟頫有比较密切的来往，他们之间的交集非常多。

李雪松（北京保利拍卖古代书画艺术总监）：这件作品约百年前进入日本藏家家族。由于保利古书画这几年业绩较为出色，客人有参与的欲望。我们曾经手过杨维桢《壶月轩记》以9027.5万元成交；2017年保利曾拍卖过赵孟頫《心经》，当时已觉得是很好的运气，现在六年后再次拿到赵孟頫杰作小楷《临黄庭经》，只间隔了六年的时间，我将此归结于极佳的运气和奇迹。这件赵孟頫《临黄庭经》非常有代表性，也有太多方面可以做功课考证，我相信最终的成交价会体现出来。

谢晓冬：这也是保利每有重要古代书画作品都愿意大家一起分享做学术交流的重要原因。鉴定领域引入更多考证、逻辑数据分析，将更多理工科的思维纳入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特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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