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铸忠魂

　　文│冯俊龙

　　于学忠将军（1890—1964）一生忠勇豪情，热血肝胆，顾全大局，至今仍为世人称道。毛泽东主席曾赞扬他“热诚爱国”，其抗战事迹被写进《论持久战》。

　　东北军核心人物

　　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代，于学忠体现出了信守道义的做人准则。小时候，家里被人追债，坚韧刚强的母亲对债主承诺“父债子还”。从那时起，于学忠就懂得了，做人最重要的准则是一诺千金。

　　来东北军之前，于学忠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效力。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落败，唯有于学忠指挥的第9军还具有相当战斗力，各方势力都想游说于学忠及其部将归顺。蒋介石派特使携亲笔信和委任状找到于学忠，许以高官厚禄。于学忠撕碎委任状，轻蔑地说：如果我做了背信弃义之人，天下人怎样看我？”吴佩孚闻知，感动地说：“于孝侯（于学忠字孝侯）真乃吾之关云长也。”送吴佩孚赴川避难之后，于学忠解甲归田，以示和吴共进退。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素闻于学忠有勇有谋，且忠于故主，一直对他赞赏有加，欲延揽麾下。这时，被冯玉祥收编的于学忠旧部赶赴山东蓬莱，请于学忠回军主持大计。于学忠征求老父亲意见，以“不背叛北洋系”为名投效奉军，被任命为奉系第20军军长，归张学良指挥。

　　于学忠与张学良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张学良的心腹爱将，两人配合默契。对于军队管理、军官任免等事务，张学良听任于学忠的安排，不加干涉。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于学忠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员、临绥驻军司令。1930年9月，于学忠率领第1军从沈阳出发，随张学良入关进驻北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

　　1933年热河失陷，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于学忠力主“扣蒋说理”，实行兵谏，被张学良婉言相拒。张学良引咎辞职，赴欧美考察前，把东北军中的9万人交由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掌握，另外17万人则统统交给于学忠。从此，于学忠真正成为东北军中权力最大的核心人物。根据张学良的推荐，南京政府任命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天津市市长。后来，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成为一方大员。

　　于学忠手握军政大权，成为日本人积极争取的对象。他们利用在天津的亲日分子，以取代张学良的地位和提供军事装备为诱饵拉拢于学忠，结果遭到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决定收买刺客，多次进行暗杀活动。因于学忠防范严密，最终未能得手。

　　参与西安事变

　　1935年，为全面“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堵击歼灭北上抗日的红军，驻扎鄂豫皖的东北军被先后调入陕甘地区。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于学忠被任命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兼甘肃省主席，率领51军开进甘肃。

　　在甘肃近距离接触到红军后，于学忠看到，红军战士虽然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却个个英勇顽强，具有坚定的信仰，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比。于学忠更加鄙视国民党政府的外强中干。他统领的“剿共”前线部队与红军和平共处，各守防区，互不侵犯，而且还对收容的红军伤员进行救治，发给银元，送归部队。

　　失去家园的东北军深受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东北，解放三千万同胞”主张的感染，对国民党中央军的骄横自大、欺凌监视非常反感。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掀起更加强大的抗日救亡怒潮，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断争取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打回东北，收复失地”成为大众呼声。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特使彭雪枫（即彭雨峰）持信找于学忠商谈联合救国事宜，信中说：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致于学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于学忠更加清楚，眼前局势危急，联合抗日才是必由之路。张学良接连数次上书谏蒋，甚至痛哭谏言“先攘外再安内”，均遭拒绝。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决定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实施兵谏。

　　在张学良公馆，乘坐专机从兰州飞来西安的于学忠得知张、杨将于次日凌晨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于学忠心思缜密，虑事极周，喜怒不形于色，他望着张学良看了半天，才问：“你如此行事，将何以善后？”张学良回答：“说干就干，何必那么多顾虑。”于学忠仍然面无表情，顿了一下，对张学良说：“那么，我们要干，就要干到底，绝不可半途而废。”

　　张学良听于学忠这样说，眉头舒展开来，神情稍显轻松。这位比张学良年长十岁的下属，其实一直是他的定海神针。无论是军事还是家事，只要得到于学忠赞同，难得有不妥当的。张学良语气坚定起来：那是自然，非达最后目的不可。”

　　西安事变爆发后，于学忠毫不犹豫地支持张学良，当即电令部下发动“兰州事变”，采取果断行动，使兰州局势实现平稳过渡，以策应全局。他不断往返西安、兰州之间，一边主持甘肃工作，一边参加西安的各种会议，积极参与西安事变善后事务。

　　西安事变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力挽狂澜，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作为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学忠在西安事变善后事务中始终坚持以抗日救国为原则，表现了他一贯以来的忠勇血性，并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友谊。

　　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张学良不顾于学忠等将领的再三劝阻，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被囚禁数十年。临行前，张学良写下给东北军将领们的手谕，再次把东北军托付给于学忠：“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

　　精忠报国，投身抗战洪流

　　于学忠幼年时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横行。14岁时，于学忠肄业于北洋武卫左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21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后任排长、连长，正式开始军旅生涯。

　　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的现实，使生性刚毅、性格沉静、老成持重的于学忠深切感受到，只有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中华民族才有可能摆脱深重的苦难。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图谋侵占全中国，于学忠无比愤恨：“在甲午战争中，我父亲曾与日军浴血奋战，我于学忠绝不能辱没先人。抗倭英雄戚继光是我的前辈同乡，我一生最钦佩他的民族气节，为抗击倭寇，将一切置之度外。我从小立志向他学习。身为武将，第一条就是保国。”

　　日军占领热河后，更加横行无忌。于学忠接任河北省主席，下定决心整顿天津的治安秩序。他命令驻扎在津郊的士兵换上保安队服装，进入市内加强警戒；同时指示在北平南苑的炮兵旅作好临战准备：“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日军借口阅兵，全副武装直逼省政府大门。于学忠毫不示弱，当即命令东北军精壮士兵全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横躺在省政府大门外的马路上。日军见状，只得悻悻撤了回去。

　　在战场上与日寇作战，于学忠更是英勇无畏。攻占南京和济南后，日军急欲打通津浦线。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2月，于学忠奉命率51军开赴淮河北岸，阻止日军突破淮河防线。

　　在激烈的战斗中，51军所辖2个师共2.5万人死守小蚌埠和临淮关阵地，顶住了日寇3个师团共4万人的进攻，甚至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此战，51军伤亡7000人，毙伤日军9000人以上，守住了淮河防线，为北线台儿庄会战创造了良好条件。这就是奠定台儿庄大捷的前哨战——著名的淮河阻击战。

　　于学忠率部在淮河打出了东北军这支哀兵的军威，战区及爱国军民的嘉奖电、慰问电像雪片一样飞来。“东北救亡总会”敬献了一面带有白山黑水图案的锦旗，绣着“血肉长城”四个红绒大字。慰问信写道：

　　于总司令暨全体将士钧鉴：

　　自京济沦陷，寇焰益炽。南犯北扰，欲夹攻而下徐海。左冲右突，图迂回而入中原。幸赖我公，督师淮上，指挥若定。将士用命，戮力杀敌。七月苦战，光辉侔于日月。三军喋血，壮烈动乎鬼神。四海振奋，八荒同钦。谨献锦旗一面，聊申慰劳之意。伫看努力再战，荡彼倭虏，收复东北山河，争取民族解放……

　　淮河之战后，于学忠率军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台儿庄大战中，于学忠一直坐镇前线指挥51军，严令部队不准放弃寸土，并亲自率领敢死队上阵杀敌。在战斗中，51军官兵伤亡万余人，缴获火炮30余门，击毁坦克20余辆，缴获、击毁汽车70多辆，击落、击伤敌机数架。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军，阻止了日军南下，掩护了大军主力集结和撤退。于学忠受到传令嘉奖，获颁银盾奖章两枚。

　　在津浦线的南北两处都吃了败仗，日军首脑坐不住了。作为成功的战例经验，毛泽东把淮河阻击战和台儿庄战役写进了《论持久战》：“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

　　团结抗日，进军山东敌后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鲁苏战区，统一指挥山东、江苏两省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1939年2月，于学忠主动请缨，率51军、57军去敌后方的山东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历经千难万险，于学忠部开抵鲁南山区费县坪上，终于完成了深入敌后的任务。

　　在山东莒县唐王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包围了于学忠部。日军漫天盖地叫嚣“活捉于学忠”，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惨重，于学忠右臂、右腿已经被严重炸伤，他怒目圆睁，手里紧攥着一粒金丸，沉声喊道：“万一冲不出去，我就吞金殉国！”最终，于学忠借道八路军控制的解放区成功率部突围，粉碎了日军围歼其主力和指挥机关的企图。

　　山东是联系华北与华中的桥梁和纽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对山东抗日游击战的发展给予了许多重要指示。

　　于学忠率部抵达山东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立即派代表前往表示欢迎，并给于学忠捎去《论持久战》一书。于学忠十分赞赏：“这不知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先生高明。在《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抗日定能胜利。”

　　中共中央曾发电报表示要派刘伯承去山东，于学忠知道后非常高兴：“刘伯承来了，我一定去看他，我们有很多旧事可以谈。现在是我们一起抗日的时候了，他来山东肯定会大有作为，我们携手共命，一定能在敌后打出局面来。”虽然早年曾经是战场上的对手，但于学忠对刘伯承的指挥才能和人品十分敬仰。他认为刘伯承有远见卓识，足智多谋，战略战术颇多创造，是军旅之中难得的帅才，能成大事。

　　于学忠说：“我们在鲁苏战区采取的策略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

　　鲁苏战区总部设在上高湖，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驻地距离很近，双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保持并肩抗日态势，对山东抗日大局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山东期间，于学忠抱着“只抗日，不打内战”的宗旨，对八路军力量的壮大“睁只眼闭只眼”。

　　51军的110师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是抗日骨干队伍，蒋介石下令于学忠将其解散。于学忠屡次抵制，巧妙地将110师化整为零，改编为4个营，分散编入51军和57军，保护了一批抗日火种。57军的万毅团长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后，蒋介石多次下令枪杀，于学忠借口要求公开审判，为成功营救万毅赢得了时间。

　　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极力拉拢于学忠和东北军入反共阵营，于学忠坚决抵制。沈鸿烈部与中共武装发生冲突，要于学忠派兵助战，于学忠答道：国军行动需听中央命令，我的任务是来抗日的，不是来打八路军的。”

　　于学忠坚持“团结抗日不反共”，受到山东人民的赞扬和拥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提出“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派”的方针，确定了军民一致的口号：“拥护于司令，坚持抗战，团结胜利。”

　　于学忠联共抗日的态度引起了国民党中央极大不满，在蒋介石的多次逼迫下，1943年7月，于学忠部不得不撤离山东。中共山东军区派人与之联络，“发起部分慰劳”，给予便利，礼送于学忠部出鲁。离鲁前，于学忠不待接任的国民党军李仙洲部到达，便提前撤防，等于将防区移交给了山东八路军。

　　对国家忠诚，对朋友信义

　　于学忠一直在为争取张学良回归不断努力。除了想方设法寻找各种途径之外，他曾经四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于学忠知道蒋介石爱他之才但恨不能为己所用的复杂心理，开诚布公地说：“只要放副司令出来，我于学忠甘愿解除兵权，削职为民，归隐田园，永不出头。我心甘情愿，绝无二话。”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49年，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想让于学忠也一起去台湾。但于学忠对蒋介石一直心有芥蒂，遂隐居在四川农村，没有露面。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函于学忠，并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许以重任。但于学忠却婉拒了，只接受了一个虚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于学忠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也推辞了这莫大的荣誉。于学忠说：我低调点，张副总司令在那边的日子就会好过点。”

　　于学忠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张学良90岁寿辰时辗转听到这些话，不胜感慨：“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张学良留下的物品中，有樟木箱40多个、柳条包40多件，装的多是张学良收藏的古字画和名流相赠的特殊礼物。张学良归期无望，有人提出要瓜分这些物品，于学忠知道后，派人将这些物品保护起来。于学忠一直把张学良的战马养在身边，他不骑，也不准别人骑。

　　于学忠曾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恩来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

　　未能等到张学良归来，也许是于学忠这位热血豪情的抗日名将一生最大的遗憾。在祖国危急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位有民族气节的中国军人，于学忠恪守天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用一生实践了“对国家忠诚，对朋友信义”的人生信条。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