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秦汉史史料

第三章秦汉史史料

第一节概况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 年），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称雄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秦二世时，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导致秦政权瓦解。经过数年的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于汉五年（前202 年）即皇帝位，此后一直到东汉覆灭，其间虽然有过激烈的政治动荡，但长时期保持了统一局面，政治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汉朝初年，统治者采取比较宽缓的“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农民的辛勤劳动，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武帝时呈现繁荣景象。“都鄙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 西汉昭、宣帝时期和东汉前期、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战国时期相比，两汉的经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牛耕、铁制农具普遍推广，兴办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赵过的代田法。亩产量有所提高，垦地面积日益扩大。据西汉末年统计，当时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二十七万多顷[2]，东汉和帝时有七百三十二万多顷[3]。商业和手工业伴随农业的发达而兴起。　　

　　与此同时，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文化学术的重要性，比较重视史书的编写。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秦汉史著作的产生。秦始皇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曾颁令焚书，禁绝私学，又加上立国时间短暂，因此，秦代没有留下可令人称道的秦史专著。楚汉相争，项羽入据咸阳，秦宫室被付之一炬，博士官典藏的图籍化为灰烬。汉高祖仍不大看重文化学术。陆贾常向他讲说《诗》、《书》，他斥骂说：“  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讲述了一番古今成败的教训，他才改变了态度，告诉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4]从此，最高统治者改变了对待文化学术的冷漠态度，越来越注意文化学术的作用。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此后西汉诸帝固守其法，时有修补。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史学似乎还来不及给予更多的注意。司马迁修《史记》，为一代史学壮举，汉武帝却没有直接干预。到了东汉，最高统治者继续崇尚儒学，同时，改变了西汉皇帝基本上不过问修史工作的状况，开始直接插手其事。班固后期撰写《汉书》，就是奉了明帝的命令。其它如《东观汉记》、《汉纪》等书也都是皇帝下令编写的。最高统治者如此重视史书的编写，其目的固然在于颂扬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但这也为撰写史书提供了便利条件，使撰史人能够运用中央政府收藏的大量图籍，搜集丰富的史料，把一些翔实的材料经过整理记录下来，从而提高史料的真实性。《汉书· 地理志》详载各郡国的户口数字，如：“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在当时条件下，班固根本没有可能靠个人的力量作出这样精确的统计，只有看到中央政府的档案，才能记下如此具体的户口数字。

　　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和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进步，不但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它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加之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学术日益重视，又有前代文化遗产可资吸取和借鉴，于是逐渐培育出了一批学者，其中对当代和后世发生过较大影响的，如哲学思想领域的董仲舒、王充，史学领域的司马迁、班固，文学领域的枚乘、司马相如，农学领域的胜之，目录学领域的刘向、刘歆等，都曾著书立说，留下了有关秦汉史的史料。后来出现的秦汉史史料，也多受秦汉学者的影响。秦汉史史料，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就文献资料而言，有几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史料范围扩大，种数增多。西汉时虽曾出现了《史记》这样的不朽著作，但史学领域还没有形成著书立说的社会风气。《汉书· 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它把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史书还没有成为一个门类，《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续太史公七篇》、《汉大年纪五篇》等，一律附于六艺《春秋》家之后。这一情况说明西汉史学著述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东汉时情况有了变化，史学著述呈现初步繁荣景象。史书类别比战国时期明显增多，在纪传体史书之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杂史、起居注、载记、史钞、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的史籍。史籍的种数也很可观，据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书一百九十六部，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两汉史。东汉以后，又有不少人致力于汉史的撰述，增加了汉史史籍的数量。晋荀勖据魏郑默《中经》更著《中经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列史书于丙部，在目录书中成为新的门类。这与两汉史史籍的增多不是没有关系的。遗憾的是，这些史籍流传下来的仅寥寥数部。虽然如此，其史料范围的宽阔和丰富程度，也是战国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二）出现了史学巨著。秦汉王朝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远比前代优越的客观条件，史学巨匠司马迁、班固又发挥了自己的史学天才，分别完成了《史记》、《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嗣后南朝刘宋的范晔吸取前人成果，编写了《后汉书》，成为汉史史料宝库中的又一部巨著。据粗略统计，《史记》全书有五十二万多字，《汉书》有八十多万字，《后汉书》有六七十万字。其篇帙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三）纪传体是秦汉史史料最重要的体裁。我国古代史籍的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会要体等几种。编年体始于《春秋》，东汉荀悦著《汉纪》，晋袁宏著《后汉纪》，采用编年体的编纂方法，汇集了一些两汉史史料。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较为晚出。就秦汉史史料而言，上述三种体裁都不如纪传体重要。纪传体始于《史记》。《史记》采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冠于全书之首，是按年月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迹为主，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用表格的形式谱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也有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和与我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的专篇。各个部分，分则独自构成一个体系，合则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这种编纂方法以“本纪”、“列传”为主，所以，称为纪传体。受《史记》的影响，出现了多种纪传体的两汉史，如东汉刘珍等的《东观汉记》，吴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娇的《汉后书》，刘义庆、谢沈、袁山松和梁萧子显等各家《后汉书》，都是纪传体的东汉史。人们所熟知的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也都是用纪传体编写的。纪传体成了秦汉史最重要的编纂形式。

　　（四）秦汉史的重要史料基本上由私家修纂。秦汉是私家修史的时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有志于编写一部包括秦汉史在内的古今通史，愿望没有实现便死去了。司马迁继承他父亲的遗愿，独力完成了《史记》。他也曾做过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搜集史料，主管星历之事。这一职务有利于修史，但修史并不是职内的事情。他撰写《史记》是子继父业，完全出于个人的决定。《史记》所书终于汉武帝中期，后人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缀集时事，相继撰续，止于汉哀、平年间。班彪认为各家续作言多鄙俗，刘歆、扬雄又美化王莽政权，误后惑众，不足以踵继《史记》。于是他依靠个人力量，“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5]，班彪死后，班固回到家乡扶凤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直到此时，《汉书》也是处于私家撰述的阶段。后来明帝才加过问，让班固写完《汉书》，《汉书》的编写工作始与官方发生了联系。范晔撰写《后汉书》的起因，据《宋书· 范晔传》记载，是他遭贬黝后，“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可见，《后汉书》全然出于私家著述，与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私家修史，摆脱了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在史料的取舍和达用上，可以减少一些顾忌，有利于提高史料的真实性。班固后期修《汉书》，虽然承命于明帝，但撰写工作仍然是由个人担负，国家没有设置严密的修史机构，与唐代以后官方修史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既使作者能够利用中央政府的图籍，又不致于产生过多的忌讳，影响史料的价值。

　　有关秦汉史的文献史料大部分出现在两汉，一小部分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后问世的不多，史料价值也不很高。由于秦汉史史料大多出自当代人之手，或由接近秦汉时代的人所记录，因此，这些史料比远离秦汉时代的人的追记更为可信。

　　秦汉史史料产生时代的久远，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秦汉的书写材料以竹木为多，缣帛次之。这就使当时问世的秦汉史史料非常不易于流传和保存。另外，这些史料，或者由于内容的不足，或者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异和社会条件的不利，很多都散佚了。前面提到的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的东汉史部著作一百余种，基本完整保存至今的还不到十种。而且现存的少数完整的史料，屡经抄写刻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给使用这些史料带来不少困难。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对秦汉史史料，常常要做辑佚和校订的工作。

第二节基本史料

　　（一）《史记》一三O 卷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 年）前后。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年）[6]。此后记事应是后人的搀入。如《司马相如列传》引述扬雄的话，显系后人窜入。据司马迁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但后来有散佚。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凡属“褚先生曰”的文字就是他的补作。在利用《史记》的史料时，应明了这一情况。《史记》虽然是一部通史，但略于先秦，详于秦汉，一百三十篇中有七八十篇属于秦汉史史料。这些史料，无论对研究秦史，还是汉武帝以前的西汉史，都是珍贵的材料。

　　《史记》本纪部分记载秦统一全国以后一段秦汉史的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七篇。《秦始皇本纪》围绕秦始皇、秦二世的行迹，记述了秦削平六国的经过，以及统一全国后所推行的各项政令，反映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初建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失为研究秦王朝兴衰过程的一篇重要史料。司马迁修《史记》已经苦于见不到象样的秦代史料，今天也拿不出比《史记》更原始和更系统的文献史料。在这种情况下，愈加显出《秦始皇本纪》的重要。见于《史记》其它部分的秦史史料，如《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和一些零散片断，虽然也足资治史者  拾，但一般地说，它们对《秦始皇本纪》只起一种补充的作用。

　　《项羽本纪》和高祖、吕后、文、景四篇本纪，是从项羽、刘邦起义反秦，历经楚汉之争，至景帝后元三年（前14 工年）的编年史。比较各篇内容，以《孝景本纪》最为疏略，很可能不是司马迁的原作。《孝武本纪》，裴  《集解》引张晏说认为是褚少孙的补作。其实，通篇文字基本上是从《史记· 封禅书》移植的，内容与司马迁亲手撰写的几篇本纪截然不同。《封禅书》今天尚存，《孝武本纪》的史料价值也就无可称道。

　　《史记》的世家和列传，记载了一批秦汉时期的重要人物。每一篇世家和列传，就是一篇研究历史人物的专门史料。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当时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其中不少人物，如吕不韦、李斯、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韩信、叔孙通、贾谊、晁错、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等，都从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对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世家和列传对他们生平事迹的陈述，往往保存了一些与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息息相关的史料。就一篇世家或列传来看，有些史料未免显得零散，但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就会集腋成裘，为研究工作提供比较充足的史料根据。世家和列传中也有一些篇章某一方面的史料特别集中，成为了解这方面问题的主要史料。如《陈涉世家》详细记述了陈胜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它是了解这次农民起义的最基本的史料。

　　列传中有十篇类传，与秦汉史有关而又比较重要的有《儒林》、《酷吏》、《游侠》、《货殖》等篇。每篇都集中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儒林列传》专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活动和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过程。《酷吏列传》是关于崇尚严刑峻法的官吏的传记，以酷烈著名的郅都、宁成，善于治狱的张汤、王温舒等，都收在本传。通过这些人物传记，一方面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同时又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游侠列传》记载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7]的侠义之士，可以看出这一势力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货殖列传》是经济专篇，保留了一些有关各地物产、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史料。传中提到的由战国入秦的卓氏、程郑、孔氏、  氏，都以冶铁致富，刀闲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家。这些材料对于研究秦的冶铁和商业发展状况，以及这些领域的阶级组成，是不可多得的。

　　另外，《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集中保存了我国少数民族和与我国相邻国家的一些史料。这些史料，比较系统完整，而又较为原始，在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所公认。司马迁写有《太史公自序》，是《史记》最后一篇。它先谈了自己的家世和编写《史记》的原因，然后概述了各篇的内容，是研究《史记》时离不开的一篇原始史料。

　　《史记》有八书，《平准书》是武帝以前的西汉经济专篇，概述了西汉初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重点讲述了盐铁政策和钱币制度。汉武帝时有名的杨可告络即见载本篇。《酷吏列传》虽然也有涉及，但语焉不详，史料价值不能与《平准书》相比。《河渠书》记载西汉的河渠水利。《封禅书》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秦汉最高统治者祭祀天地诸神和名山大川的迷信活动，这不但是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反映，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天官书》和《历书》是天文和历法专篇，保存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学的一些珍贵史料。《礼书》和《乐书》分别论述了礼、乐的社会作用，其观点多本于《荀子》。

　　《史记》有十篇表，其中七篇谱列秦汉史事。由于表这种形式的限制，记事内容显得简略。因此，人们一般不大看重表。其实，表也有其它部分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各表记事，经纬分明，《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年经而国纬，《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国经而年纬，《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年为经，以职官为纬。次序井然，颇便查检。表中内容，基本上都可与《史记》它处的记载相互印证，同时，也间有补充，提供了本书别处未见的史料。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王三年（前204 年），代太尉冯解敢以地降汉，为  门守，以特将平代地反抗者，于八年（前199 年）封阏氏侯。卒后，冯它、冯遗、冯胜之、冯平几代嗣侯，于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国除。关于阏氏侯，《史记》中仅此一见。此类例子，表中不是个别的。

　　凡是接触过《史记》的人，都感到它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司马迁的著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

　　一是取材广泛。他做过太史令，掌管皇家图书，使他能看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国家档案，从中广泛搜集有用的材料。另外，司马迁注重实地调查，耳闻目睹了不少秦汉人物的事迹。如他在《游侠列传》论赞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可见，司马迁亲眼见过郭解。在《淮阴侯列传》论赞中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这里所记，是从实地调查得来的。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 年），司马迁二十岁，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历史遗迹，采集民间传说。从实地获得的材料，格外生动，格外可靠，成为《史记》取材的重要来源。

　　另一个原因是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比较尊重历史事实。司马迁对搜集来的大量材料，作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那些无稽之谈。对弄不清楚的问题，或者采取阔疑的态度，或者兼载各种不同说法。司马迁写汉初历史，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他在一些地方不怕触犯最高统治者，直书其事。班固《汉书· 司马迁传赞》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为对统治者“不虚美，不隐恶”，所以东汉王允把《史记》斥为“谤书”。正是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精神，使司马迁敢于触及时政，反映历史的真实状况。《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宗室侯王和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地方豪富之家“武断于乡曲”， “黎民重困”， “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揭示了当时经济繁荣景象所掩盖的阶级矛盾。司马迁的修史态度，对提高《史记》的史料价值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司马迁的直书精神，是有一定限度的。

　　《史记》注最有影响的是刘宋裴  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人们习惯上称作“三家注”。《集解》博采儒家经书和诸史，广引前人旧说，着重释义。《索隐》采众家旧注，音义并重。《正义》是作者竭尽一生精力撰写的，最为详备，是当时《史记》注集大成之作。日本泷川资言撰有《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撰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搜罗宏富，足资参考。

　　历代对《史记》的校补考订之作很多，在清代学者中，持论精核者应推钱大昕、梁玉绳、王念孙三人。钱大昕的成果见《廿二史考异》，梁玉绳的成果集中在《史记志疑》一书，王念孙的成果收在《读书杂志》中。清末郭嵩焘撰《史记札记》，于考证也有一定的成就。今人陈直著有《史记新证》，在《史记会注考证》和《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对《史记》加以连释考订。本书特点是侧重用考古材料印证《史记》。

　　解放前，哈佛燕京学社编印了《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可用来检索《史记》词句。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史记人名索引》，也是有用的工具书。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是最新的版本，质量较好，阅读方便。

　　（二）《汉书》一二O 卷作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 年）。父亲班彪是史学家，曾作《后传》数十篇续补《史记》。班固撰写《汉书》，即以《后传》为基础。明帝永平五年（62 年），班固任兰台令史。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地，图籍甚富。班固在这里任职，给他写作《汉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后来他升迁为郎，典校秘书，明帝命他把《汉书》写完。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都在撰写《汉书》。班固在政治上追随外戚窦宪。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和帝永元四年（92 年），死在狱中。当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撰写了《天文志》。至此，《汉书》始成完书。《汉书》袭用了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但也略有调整。《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 “列传”省称“传”，又改“书”为“志”，取消“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汉书》共一百篇，后人把篇幅长的划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共成一百二十卷。一百篇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为史的先例，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 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 年），共历时二百三十年，包举西汉一代和短促的王莽政权。就研究西汉史来说，我们可以拿汉武帝中期为界限，把《汉书》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基本抄自《史记》，不足以充分表现《汉书》的史料特色。但也应看到，班固移《史记》入《汉书》，也经过了一番加工整理，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史记》没有惠帝纪，惠帝事迹略见于《吕太后本纪》。《汉书》则在《高后纪》之前增立了《惠帝纪》，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内容。如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赐民爵，户一级”。三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七月，“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四年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六年，“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诸如此类涉及一代制度和政策的大事，《史记· 吕太后本纪》均无记载。《史记· 孝武本纪》割裂《封禅书》敷衍成篇，班固另写了《武帝纪》，提供了新的史料。把《汉书》与《史记》相同的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几篇帝纪加以对读，就会发现《汉书》可补《史记》的地方不是个别的。《汉书· 文帝纪》记载：“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而《史记· 孝文本纪》文帝五年无记事。又文帝七年记载：“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十二年记载：“三月，除关无用传。”都不见于《史记· 孝文本纪》。

　　《汉书》武帝中期以前的人物专传与帝纪的情况相仿佛，一方面《汉书》内容基本上来源于《史记》，另一方面，班固又在《汉书》中熔铸了一些新的材料。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晃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一道，《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贾山传》增补了“至言”，《邹阳传》收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增入了”贤良策“，《韩安国传》记载了韩安国与王恢论伐匈奴事。这些内容，或关系经国大计．或涉及用人之道，或牵连边疆政策，或表现一人政治思想，都是有用的第一手材料。在《韩信传》、《楚元王传》、《萧何传》、《王陵传》、《淮南王传》、《李广传》、《卫青传》中，也增加了部分史事。另外，《汉书》还增立了儿篇人物传记，如《吴芮传》、《赵隐王如意传》、《赵共王恢传》、《燕灵王建传》、《景十三王传》、《苏武传》等。张骞在《史记》中附《卫青列传》后，李陵附《李广列传》后，《汉书》则为二人专门立传。

　　《汉书》的后一部分，就史料的原始性、系统性、完备性来说，在今天存世的西汉史史料中，没有哪一种可与它相比拟，它在西汉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独一无二的。

　　帝纪除了《武帝纪》前的几篇外，还有昭、宣、元、成、哀、平诸纪。各纪记事，提纲掣领，包罗万象。对帝王诏令，记载尤其详细。以《元帝纪》为例，元帝于黄龙元年（前49 年）继位，竟宁元年（前33 年）卒，在位的十七年中，《元帝纪》记载了十九道诏令，字数超过了全篇的二分之一。剔除诏令中的虚饰之辞，可以看到元帝时已险象丛生，公卿大夫骄奢淫逸，“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再加上天灾频仍，赋敛繁重，农民纷纷“破产失业”， “困于饥谨”， “流散道路”，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认为农民已无所归命。应该承认，这些诏令基本反映了阶级矛盾激化，西汉政权即将崩溃的形势。

　　《汉书》武帝中期以后的每一篇人物传记，就是有关该人的基本史料。由于这些人多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他们的言论和行迹，往往能透露出当代社会某一方面的重一要内容。在不少人物传记中，比较完整地保留了部分奏疏。有人批评《汉书》说：“孟坚所掇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8]这种指责主要是从作文章角度提出的。如果着眼于史料价值，原原本本地摘引大臣的奏疏，则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如《李寻传》主要由寻游说王根之辞和上给哀帝的一篇奏疏组成。奏疏长达二千多字，以陈说灾异为名，从天道和历史上反复表明了他反对外戚干政，巩固皇权的主张，劝说哀帝“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 … 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哀帝初立，有意抑制外戚势力。李寻的奏疏正是针对哀帝的想法而发的，它对于了解哀帝继位之后，皇权与外戚的斗争，是一篇十分具体生动的材料。

　　《汉书》模仿《史记》设立了类传，共有《儒林传》、《循吏传》、《酷吏传》、《货殖传》、《游侠传》、《佞幸传》、《外戚传》等七篇。《儒林传》记载西汉儒家经学的概况，内容比《史记· 儒林列传》丰富。《循吏》、《酷吏》、《游侠》、《佞幸》四传可以视作《史记》同类列传的续篇，补进了汉武帝中期以后的一些人物。《货殖传》基本上全部抄自《史记》，没有提供新的史料。《外戚传》是新创立的类传，专载皇后外戚事迹。此传后有《元后传》，记载孝元皇后和外戚情况尤为详细，反映了外戚势力的消长。西汉王朝后期，王莽曾篡夺帝位，改国号为新，称帝十余年。根据司马迁设立“本纪”这一体例的用意，应该为他立帝纪，系于《平帝纪》之后。但班固极力维护刘汉王朝，把王莽建立的新朝斥为膺伪政权，否认它的正统地位。因此，《汉书》没有王莽帝纪，他的政迹载在《王莽传》，并置于传的最后一篇。这篇传是有关王莽政权最为完备的史料。

　　《汉书》专载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和与我国邻近国家历史的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前两传吸取《史记》的材料，拾遗补阔，增其未备。《匈奴传》分为上下两卷，史料比较详尽。它按时间顺序记述了更始以前匈奴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与汉王朝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对于早期匈奴史的认识，主要依靠《史记》、《汉书》中两篇有关匈奴的专传。《西域传》是班固创立的。《史记》有《大宛列传》，主要记载大宛，附带言及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等。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司马迁所记西域国别不全，区域不广，内容过于疏略。《西域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记》的不足，共载西域五十一国，记事时间与西汉王朝相终始。每国之下，具体叙述都城所在，距离西汉都城长安的里程，户口数字，军队数量，当地物产，民情风俗，与汉王朝的关系。今天，西域史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西域传》作为一种史料，在西域史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汉书》最后一篇是《叙传》，作者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迹，逐一说明了各篇的主旨，可作为研究《汉书》的基本史料。

　　《汉书》有八篇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前六篇表史料有限，用处不广，但也偶有可采择的地方。《古今人表》基本上都是“古”人，秦代人物只有十余人，汉代人物一律未收。八表中，《百官公卿表》特别值得一提。它是关于秦汉职官制度的专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包括各种官职的设立、沿革、权限、属官、秩次等。下卷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表，记载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全表篇幅不多，却把西汉二百余年的官僚制度和卿相的变迁条理井然地展现出来。

　　《汉书》的十篇志，向来为人们所推重。其中《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这四种类目，第一次出现在纪传体的史书中。《刑法志》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汉代律令规定，是一篇有关法律史的史料。《地理志》按郡国记录了行政区划、历史沿革、郡国户口数字、所辖县道、山川河流和神祠亭台，并综述了各地区的物产、经济特点、社会风貌和一地的习俗。这篇志，一向被人们看作研究西汉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史料。《艺文志》著录了当时存世的书籍，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成帝时，命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分校中央政府的藏书，每校完一书，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9] 。他死后，哀帝复命其子刘歆总其事，修成《七略》。班固弃其《辑略》，取《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整理成《艺文志》。据《艺文志》说：“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由于它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著录了存世的图书，所以成为研究西汉时期目录学和学术思想的一篇难得的史料。《五行志》在《汉书》中篇幅最长，共分五卷，它汇集了董仲舒、刘向、刘歆治《春秋》，推衍阴阳学说，论说祸福的各种说法，也囊括了其它阴阳家的看法，是一篇西汉思想史史料。志中确切记载的日蚀、月蚀、星体变异和各种自然灾害，对研究自然科学史有一定的用处。

　　另外六篇志是《律历志》、《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沟恤志》。《律历志》是由《史记》的《律书》、《历书》合并成的，《礼乐志》是由《史记》的《礼书》、《乐书》合并成的，《食货志》即《史记》中的《平准书》，《郊祀志》即《史记》中的《封禅书》，《天文志》即《史记》中的《天官书》，《沟恤志》即《史记》中的《河渠书》。这几篇志，内容多取材《史记》，但有所扩充，记事下限伸延到西汉末年。《食货志》是这六篇志中比较重要的，它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言“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有关西汉的经济史料，集中保存在这篇志中。

　　《汉书》喜用古字古训，开始传布时，就有人感到阅读艰难。适应人们阅读的需要，从东汉末期至唐以前，前后出现过二三十家《汉书》注。唐初颜师古作注，广揽兼收，纠谬补网，完成了《汉书》新注，卓然为一大家。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专著和参订之书多至六十七家，兼采各家之，长，可谓集前人注释之大成。人们读《汉书》，一般都借助颜、王两家的注。另外，清人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也都富有启发性。

　　对《汉书》的校订考证，清代成果卓著，钱大昕的《汉书辫疑》、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汉书》部分都是代表作。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订讹纠谬，发悟很多。今人陈直的《汉书新证》，着重用汉简、铜器、漆器、陶器、封泥、之之印、货币、石刻等各种文物材料考订和印证《汉书》，足资参考。

　　解放前，哈佛燕京学社编印了《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是查检《汉书》词句的工具书。近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人名索引》，可用来查找《汉书》中的人名。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汉书》，以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了其它较好的版本，吸取了前人考订成果，改正了不少文字错误，是最便于阅读的一个新本。

　　（三）《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本书有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

　　纪、传的作者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泊（今河南淅川）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 年）。他曾在宋武帝的儿子彭城王刘义康那里做官，参议军事。因为一度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寄情著述，撰成《后汉书》。刘义康和宋文帝刘义隆争权，范晔受牵连入狱，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被杀，年仅四十八岁。本来范晔有撰写志的计划，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里说：“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入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大概因为死得过早，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计划[10] 。今本《后汉书》中的志是晋司马彪撰写的，原为《续汉书》中的一部分，后人把它合于《后汉书》中。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

　　刘秀篡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于建武元年（25 年）即皇帝位，建立了东汉王朝，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亡于曹魏。共间历时一百九十五年。《后汉书》即记载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为重要的东汉史史料。

　　《后汉书》纪十卷，前九卷是东汉诸帝纪。东汉有十帝，殇、冲、质三帝在位时间短促，事迹不多，所以没有列为专卷，殇帝附入《和帝纪》，冲、质二帝附入《顺帝纪》。另外，安帝死后，北乡侯懿继位，灵帝死后，少帝继位。二帝在位日浅，事迹分别在《安帝纪》和《灵帝纪》后略有提及。九卷帝纪，是东汉一代的编年史，有关东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可从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史料。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集中保存了诸帝皇后和外戚的史料。在性质上，相当于《汉书》的《外戚传》。范晔撰写《后汉书》的传，对人物的选择有独特的见解。清人王鸣盛指出：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默好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11] 。根据这样的立传标准，《后汉书》传在公卿将相之外，比较注意网罗统治阶级中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展现了较为宽广的社会领域。拿类传来说，《后汉书》在纪传体史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自和帝始，东汉王朝日趋衰落，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鱼肉人民。特别是桓、灵两朝，宦官弄权，社会灾难日益深重，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当时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反对宦官势力，崇尚名节，互相标榜，结党评议朝政，遭到当权的宦官势力的迫害和禁锢。这场斗争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党锢传》、《宦者传》即反映了这一社会内容。《文苑传》是擅长诗赋文章的人物专传，它不同于《后汉书》中的《儒林传》。《儒林传》是以经学儒术为内容的人物类传。《独行传》专门记述以“特立卓行”获得声誉的人物。《方术传》主要记载以阴阳占卜著称的人物，名医郭玉、华佗也见于此传。《逸民传》搜罗的是地主阶级中那些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范晔主张为妇女立传，并提出了具体的立传标准：“搜次才干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撰写了《列女传》，体现了这一主张。如蔡文姬曾经改嫁，违背了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但由于她“博学有才辩”，范晔仍把她收入《列女传》。上面提到的这些类传，都是范晔根据东汉社会情况，在《史记》、《汉书》之外创立的，从而扩大了东汉史史料范围，使人们对东汉史的认识有条件深入到各个不同的阶层。

　　《后汉书》的人物专传，往往连篇累犊地抄录奏疏和文章，这一点很类似《汉书》。如《崔富传》载其政沦，《桓谭传》载其陈时政疏和言图谶疏，《王符传》载其《潜夫论》中的五篇，《仲长统传》载其《昌言》中的《理乱》、《损益》、《法诫》三篇，《张衡传》载其《客问》、陈事疏、请禁图谶疏，《蔡  传》载其《释诲》、陈施政所宜七事疏，《左雄传》载其陈政事疏，《荀爽传》载其对策，《荀悦传》载其《申鉴》大略，等等。这些奏疏和文章，皆有关时政，不但说明了作者的政治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后汉书》有《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乌桓鲜卑传》，是了解东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的主要史料。

　　司马彪撰写的志共八篇，分为三十卷。其中《律历志》上卷讲“律准”和“候气”，中卷记东汉历法专家对历法的论述，下卷谈历法，标志着东汉人的历法科学水平。灵帝光和年间，蔡  、刘洪补续《汉书· 律历志》，修成《律历意》，司马彪的《律历志》即以此意为基础修成的。《礼仪志》记载重要节令、祭祀、丧事、君臣所应践行的仪式，从中可以了解东汉时代的封建礼仪制度和社会风俗。《祭祀志》以皇帝祀神活动为主要内容，是《汉书· 郊祀志》的续篇。《天文志》和《五行志》是仿照《汉书》的《天文志》和《五行志》撰写的。前一篇志记述王莽至东汉末年的天体变异，后一篇志记载天体以外的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现象，并牵引人事，与各种变异现象穿凿附会。去掉其中的迷信色彩，有些材料对于研究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不无参考价值。《郡国志》相当于《汉书· 地理志》。《百官志》和《舆服志》是前史所没有的。《百宫志》有五卷，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东汉中央和地方的职官制度的大体情况，了解东汉官制，主要依靠这篇志。《舆服志》记载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式样，对于研究东汉车制和服制，是一篇有用的材料。司马彪八志中未立《食货志》，漏记一代经济制度，显然是一大缺点。后来《晋书· 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才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范晔所处的时代上距东汉灭亡已二百年，不可能直接耳闻目接东汉史事，也没有条件利用东汉遗存的档案。这对他撰写《后汉书》是不利的。但在范晔之前，出现了许多家东汉史。据《隋书· 经籍志》著录，有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吴谢承的《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的《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娇的《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的《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的《后汉南记》五十五卷，袁山松的《后汉书》一百卷，袁宏的《后汉记》三十卷，张的《后汉纪》三十卷等。这些东汉史卷帙庞大，材料丰富。范晔《后汉书》即取材各家，经过笔削，成为一家之作。拿《后汉书》与《东观汉记》辑本对照，就会发现两书前后相袭的痕迹比比皆是。看来范晔撰《后汉书》，主要参考了《东观汉记》，对华峤《后汉书》也多所摘取。

　　范晔非常看重自己的史作，他在狱中与理者甥妊书中认为《后汉书》与《汉书》相比，并不逊色；自古以来，没有象《后汉书》这样“体大而思精”的史作。范晔的自我评介，并非无根之谈，后世史学家也多有赞辞。梁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又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范书虽然晚出，但后来居上，所以除袁宏《后汉纪》外，其它诸家东汉史逐渐被淘汰。今天研究东汉史，不得不主要依靠《后汉书》。《后汉书》没有志，梁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宋代以前，虽然出现过两书合抄本，但两书通常仍各自单行。宋真宗乾兴元年( 1022 年），判国子监孙奭奏请合刻两书。他的建议被采纳，于是，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后汉书》合刻本。

　　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在高宗上元、仪凤年间注释《后汉书》，这是比较通行的旧注之一。志为刘昭注，很受人重视，今缺《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注。李贤等人的注重诠释字句，刘昭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类似《三国志》裴松之注。清人惠栋有《后汉书补注》，王先谦又在惠栋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其他人的成果，撰成《后汉书集解》。惠、王两家的注，颇受人们重视。

　　司马彪没有撰《艺文志》，范晔没有修表。后人《艺文志》补作，主要有清钱大昕《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顾  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曾  《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补表者也不乏其人。明末清初人万斯同撰《历代史表》，其中可以补《后汉书》的有《诸王世表》、《外戚侯表》、《云台功臣侯表》、《宦者侯表》、《将相大臣年表》、《九卿年表》等。宋熊方撰有《补后汉书年表》，清诸以敦又成《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钱大昭撰有《后汉书补表》，黄大华撰有《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东汉皇子王世系表》，华湛恩撰有《后汉三公年表》，练恕撰有《后汉六卿年表》。补作的志、表，虽然材料都来源于年天存世的旧籍，但毕竟经过了作者的整理和考订，可作为有关东汉史的参考资料。

　　《后汉书》校补考订之作，比较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的《后汉书》部分、钱大昭《后汉书辫疑》、周寿昌《后汉书补正》、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等。

　　解放前，哈佛燕京学社编印了《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可供翻检词句之用。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后汉书人名索引》，是查找人名的一部工具书。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后汉书》，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本子。

第三节其它文献史料

　　在秦汉史基本史料《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外，还有不少其它秦汉史文献史料。这些史料大多成书于两汉时期，后世出现的秦汉史史料，一般也都凭借了汉代人的著作。同《史记》、《汉书》、《后汉书》相比，虽然这些史料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对治秦汉史的人来说，仍是不可偏废的。其中有的可补三史之缺，有的能够纠正三史的错误，有的可与三史互相印证。根据这些史料的内容，大体可区分为六类，即综合性史料、农业和盐铁经济史料、职官制度史料、法律制度史料、军事制度史料、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料、道教史料、自然科学史料。每一种史料所包含的内容不限于一个方面，人们可以从多方面分析和使用这些史料。上面的分类，是就一种史料的主要内容来划分的。

　　下面我们按类加以叙列。

　　（一）综合性史料所谓综合性史料，是指内容比较广泛，不局限于一端的史料。这一类史料，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种：《汉纪》三十卷东汉荀悦撰。汉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198 年），命荀悦举要撮最，仿照《左传》编年记事的编纂体例编写《汉纪》，建安五年（200 年）书成。全书十八万字左右，不到《汉书》的四分之一。因为此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联络，删繁就简，所以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汉书》范围。但也偶有增补史实的地方，如卷二十六汉成帝永始元年记载的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阂谏，《汉书》都没有记载。此外，记事与《汉书》也间有出入。本书《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

　　《后汉纪》三十卷晋袁宏撰，是继苟悦《汉纪》之后出现的一部编年体东汉史，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23 年），终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袁宏死在晋孝武帝太元初年，卒年四十九。他在世时，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等家的东汉史已经流传。袁宏病其烦秽杂乱，记事阙略，互有出入。因此，他选择各家东汉史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耆旧先贤传等几百卷的材料，笔削成《后汉纪》。当他看到刚刚传布于世的张《后汉纪》内容较详，又吸取了其中的部分材料。由于本书取材广泛，又经过认真考订和抉择，所以它的史料价值远在荀悦《汉纪》之上。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认为：“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本书以《四部丛刊》本较好。

　　《东观汉记》旧题东汉刘珍等撰。本书是以纪传体编写的东汉史，成于几代人之手。汉明帝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又搜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李尤等奉命续成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止于安帝永初时期。嗣后伏无忌、黄景等又奉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又命边韶、崔  、朱穆、曹笃、延笃等续补表、传。至此共写完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  、蔡  、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写纪、志、传数十篇，记事下限伸延到灵帝。因遇董卓之乱，篇帙多散落不存。据《隋书· 经籍志》记载，本书原有一百四十三卷。元朝以后，全部散佚。清人姚之  辑集佚文八卷，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吸取姚之  成果，又据《永乐大典》，参考其它书籍，补其阔失，增加十分之六的内容，形成了一个新的辑本。这一辑本共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和佚文一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本书记事，出于当代人之手，是比较原始的东汉史史料。今天残存的文字，仍然值得参考。

　　《风俗通义》原三十卷，今存十卷。作者应劭，东汉末年人。他博学多识，在本书中表现了宽广的社会内容，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状况和文化思想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礼篇》、《过誉篇》记载东汉官僚和所谓“名士”对封建礼制的破坏，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虚伪。《乐器篇》记述各种乐器的作者和形制，是古代乐器史的重要文献。《山泽篇》对山林河  的记述，可供历史地理研究者参考。《祀典篇》记载东汉时的祀神活动，反映了东汉的社会风习。《怪神篇》是有关神异鬼怪的一篇文字，对后世的志怪小说曾发生一定的影响，《搜神记》的一些片断，即从本篇移植。书中记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其它两汉史史料，偶有匡谬补阙之处。吴树平撰有《风俗通义校释》，王利器撰有《风俗通义校注》，书后均附有佚文。

　　另外，还有其它一些综合性文献史料，如晋陈寿的《三国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清严可均辑的《全秦文》《全汉文》《全后汉文》、清汪文台辑的《七家后汉书》、隋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唐欧阳询等人的《艺文类聚》、徐坚等人的《初学记》、宋李昉等人的《太平御览》、王钦若等人的《册府元龟》，都保存了多少不等的秦汉史史料。

　　（二）农业和盐铁经济史料这一类史料主要有《  胜之书》、《四民月令》和《盐铁论》三种。

　　《  胜之书》作者  胜之，西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本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选择播种日期、种子处理、个别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收获、留种及贮藏、区种法等。书中对各种作物，如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麻、瓜、芋、桑等的栽培技术均有具体的叙述。区田法是重点记述的内容。此外，书中还记载了搜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等合理的生产技术。木书是我国古代农学史上的划时代的农家著作，为人们了解西汉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作物的品种、农业生产技术的发达程度、各种作物的亩产量等，提供了不少具体材料。本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称引。旧辑本以清洪颐煊所辑较优，今人石声汉撰有《胜之书今释》、万国鼎撰有《  胜之书辑释》。

　　《四民月令》一卷东汉崔  撰，《隋书· 经籍志》列入农家。它模仿《礼记· 月令》的体制，从正月到十二月，依次记述了大地主庄园的例行活动。从全书记载来看，所反映的大地主庄园基本上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农业是庄园的主要经济部门，因此本书记载农事活动最多，不但提到了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时间，而且兼述了与种植相关的农事安排，如正月  田粪畴，九月治场圃，涂  仑，修窦窖，十月储藏五谷，十二月合藕田器，养耕牛。此外，本书还记述了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如治丝析麻，纺织缝制，酿造修缮，采制药物等。对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也有所反映。本书己佚，遗文主要见于《齐民要术》、《玉烛宝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清人严可均辑本较为完善，收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后汉文》部分。今人石声汉撰有《四民月令校注》，缪启愉撰有《四民月令辑释》。

　　《盐铁论》十卷，六十篇西汉桓宽撰。西汉初年，豪强和兼并之家操纵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冶铁业和盐业。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主张，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府库充实，国用饶给，为汉王朝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但这些政策断绝了豪强兼并之家和富商大贾暴取钱财的途径，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 年），中央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以郡国所举贤良、文学为一方，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了辩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据《汉书· 车千秋传赞》，盐铁会议是有记录的。桓宽写《盐铁论》，即取材于会议的记录，又加以“推衍”和“增广”。本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载盐铁会议的正式辩论，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记载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是全书的后序。因为盐铁会议的中心是辩论盐铁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所以见于《盐铁论》的经济史料特别丰富。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等方面的政策、产生这些政策的社会原因、实施这些政策所取得的效果、制定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书中均可找到答案。围绕中心内容，书中广泛涉及到了当时的农业经济政策和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的问题，记载了文学、贤良和桑弘羊的不同的治国学说，以及各自的施政主张。研究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史，《盐铁论》很多地方可供采摘。郭沫若撰有《盐铁论读本》，王利器撰有《盐铁论校注》，最便阅读。

　　（三）职官制度史料有关职官制度史料，主要有六种：《汉官》，作者失考《汉官解诂》，东汉王隆撰，胡广注；《汉旧仪》，又称《汉官旧仪》，东汉卫宏撰；《汉官仪》，东汉应劭撰；《汉宫典职仪式选用》，或省称《汉官典仪》、《汉官典职》、《汉官典职仪》，东汉蔡质撰；《汉仪》，吴丁孚撰。六书均佚，清孙星衍有辑本，收在《平津馆丛书》、《四部备要》等丛书中。其中《汉旧仪》上下两卷是采用清武英殿聚珍版所刊《永乐大典》本，孙星衍加以校证，又别作《补遗》两卷，附在《永乐大典》本后。范晔《后汉书· 卫宏传》说：“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所记与今天见到的《汉旧仪》内容相吻合。从记事时间上说，本书专载西汉一代；就内容来看，以职官制度为主，兼述其它杂事，如皇帝起居、皇后亲蚕、西汉祀典、皇帝诸侯丧葬制度等，都加以网罗。其它五种书则专记两汉的官制。虽然六书已非完篇，但仍可帮助我们了解两汉的各级官僚机构、分官设职的具体情况和每一官职的员数、职权、沿革、棒禄等。与《汉书· 百官公卿表》、《续汉书· 百官志》互相参看，更能体会出六书记载的史料在探讨两汉官制方面的用处。

　　（四）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料  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范畴，但有些秦汉史史料常常把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一种史料，两方面的内容兼而有之。考虑到这一情况，把两种史料合为一类。下面按产生时代的先后加以叙述。《新语》今本十二篇，西汉陆贾撰。传世的《新语》是否为陆贾的作品，人们历来认识不一。有人肯定此书全部出于后人伪造[12] ，其实《新语》中既有陆贾的原作，也有后人的搀杂，不能笼统地指为质品。全书主旨在于讨论治国之术，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重用贤人、慎微辨惑、崇尚仁德。从本书表现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见解来看，作者既信奉儒家，又崇尚黄老。论其主流，则归本黄老一派。这正是汉初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所具有的特点。因此，《新语》一书不但是研究陆贾其人的史料，也是认识西汉初期历史的史料。本书以清宋翔凤校本较好。

　　《新书》又称《贾子》，西汉贾谊撰，《汉书· 艺文志》著录为五十八篇，今本有十卷五十八篇，《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录无书，实际上只有五十六篇。有的刻本篇数略有出入。南宋陈振孙、清姚鼐等人怀疑今本《新书》不是贾谊的原作。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虽已不是本来面貌，但却有不少篇幅仍是原书的旧篇。《四库全书总目》在分析了《新书》的窜乱之后说：“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立论比较公允。全书各篇内容有所侧重，有的分析秦亡的原因，目的在于以秦为鉴，有的表达作者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的论述当权者必须爱民的道理。《宗首》等十五篇是作者的奏疏“治安策”。还有对诸侯王问题的议论，对地域区划和摇役负担问题的阐述，以及有关社会经济的论说等等。《新书》所论述的都是当时人们注意的重大社会问题，只要对各篇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就能充分发挥它的史料价值，给人们正确评价贾谊的政治思想提供可靠的依据。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贾谊集》，把贾谊的《新书》、疏、赋汇为一书。

　　《淮南子》今本二十一篇。西汉文、景时期，淮南王刘安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知名者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同著书立说。今存者为原书的《内篇》。本书最后一篇《要略》是全书的序，介绍了各篇的中心内容。《淮南子》的思想体系属于杂家，兼容各家思想，而以道家思想最为突出。刘安及其追随者以杂家为旗帜，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反映。因此，本书作为一种史料，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刘安这一派势力的思想特点，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文、景时期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与分封各地的同姓王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淮南子》通行的旧注是东汉高诱注，近人刘家立撰有《淮南集证》，刘文典撰有《淮南鸿烈集解》，后来又成《三余札记》，用以补充《集解》。

　　《春秋繁露》今本十七卷，八十二篇，西汉董仲舒撰。《汉书· 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据此，《玉杯》、《竹林》最初皆独立成书，现在都并入了《春秋繁露》。可以肯定，今本《春秋繁露》经过后人的整理，说不定个别地方还有后人的窜易。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的大师，《繁露》本是“说《春秋》事得失”的。但书中很多议论与《春秋》无关，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它是“《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实际上，本书依傍《公羊春秋》，阐发了作者的思想体系，今天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思想，或者西汉中期，乃至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此书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春秋繁露》最早的注是清凌曙撰写的，收在《皇清经解续编》内。苏舆又撰《春秋繁露义证》，对凌曙注有所补正。

　　《太玄经》，也省称《太玄》，今本十卷；《法言》十三卷，均为西汉扬雄的作品，是了解作者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本史料。在形式上，《太玄》完全模仿《周易》，书中提出“玄”作为思想核心，相当于《老子》中的“道”、《易》中的“易”。晋范望撰《太玄经注》，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收在《四部丛刊》中。又有《集注太玄》，前六卷宋司马光撰，后四卷许翰撰，见于《四部备要》。清陈本礼撰《太玄阐秘》，刊入《聚学轩丛书》。

　　扬雄撰《法言》的起因，据《汉书》本传记载，是他看到战国诸子低毁孔子学说，司马迁作《史记》，是非标准与孔子不尽相同，时人也常常以此向扬雄请教，扬雄便把对一些问题的问答编辑成书，称作《法言》。其体裁仿效《论语》。本书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尊崇孔子，信奉儒家。晋李轨《扬子法言注》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收入《诸子集成》。传世的还有《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  、司马光注，人们习惯上称为“五臣注”。清汪荣宝撰有《法言疏证》，注释较详。1933 年排印本改名《法言义疏》。

　　谶纬书，也是值得注意的汉代思想史史料。西汉末年，兴起谶纬之学。所谓谶，就是预告未来吉凶祸福的隐语。所谓纬，是对经而言，它以神秘色彩补充和推衍儒家经典。它是由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恶性发展而来的，经过王莽的鼓吹，光武帝刘秀的提倡，风靡一时。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56 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13]，谶纬成了官方统治思想。谶记纬书，《汉书· 艺文志》没有著录，《隋书· 经籍志》提到十三部。今天大多数谶记纬书都已散佚，明孙  曾加以辑集，载入《古微书》，是研究谶纬的主要史料。清马国翰、王仁俊、黄奭也有辑本，分别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 经编纬书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经编纬书类》、《黄氏逸书考· 通纬》。

《新论》东汉桓谭撰。《后汉书· 桓谭传》记载：“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视善焉。”桓谭坚决反对谶纬，因此晚年受到提倡谶纬的光武帝的迫害。他的反谶纬思想在《新论》中有所表达。《新论》全书已佚，辑佚本以清严可均辑本较好，收在《全后汉文》中。另外，清孙冯翼也有辑本，收在《四部备要》内。梁僧袖编辑的《弘明集》卷五征引《新论形神》一篇，又略见于《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是有关桓谭思想的重要史料，严辑本收在《祛蔽篇》内，孙辑本没有收录。

《论衡》东汉王充撰。今本目录八十五篇，《招致篇》有目无文，实际只有八十四篇。本书原来篇数有一百多，在南朝宋以前便只存八十五篇。全书最后一篇《自纪》是：作者的自传。王充是东汉初年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一生勤于撰述，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王充以“疾虚妄”为旗帜，对当时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神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他的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史料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近人黄  撰有《论衡校释》，注释较详，资料丰富。今人，刘盼遂撰有《论衡集解》，校勘和注释多有新见。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的《论衡注释》，注文简明易读。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也省称《白虎通》，四卷，是研究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基本史料。两汉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对儒家经典理解不尽相同。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西汉宣帝于甘露年间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 年），学习石渠阁会议的样子，召集夭下名儒，又有政府官僚参加，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章帝亲自裁决。《白虎通义》就是这次经学会议的结集，它确立了官方解说儒家经典的标准。“书中征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纬俄”[14] 。从此，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出东汉官方思想的独特之点。清卢文  有此书校本，收在《抱经堂丛书》内。陈立撰有《白虎通义疏证》，注释较详，收在《皇清经解续编》中。

　　《潜夫论》三十六篇  东汉王符撰。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经济停滞，朝政腐败。据《后汉书· 王符传》记载，王符不迎合污浊的世俗，“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汗时短，讨滴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最后一篇《叙录》是全书的序言，逐篇介绍了中心思想。本书是一部政论性著作，表达了王符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作者抱着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愤懑，揭露了经济、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同时提出了一套治理国家的主张。中华书局出版的《潜夫论笺》，清汪继培笺，今人彭铎校正，是较好的注本。

　　（五）道教史料东汉时期，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相结合，酝酿出了道教。当时的道教书流传至今的仅有《太平经》，是最早出现的道教经典。了解道教思想和它的发展过程，本书是比较重要的史料。

　　《太平经》原有一百七十卷，今散佚过半，仅存五十七卷。关于它的来龙去脉，《后汉书· 襄楷传》有简略的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又作“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  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此处所说的《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唐王松年《仙苑编珠》又记载另一种说法：“于吉从帛和受《素书》二卷，乃《太平经》也。”两种记载都是不可信据的宗教传说。但却给我们一点启示，即《太平经》草创时篇幅不大，一百七十多卷是道教信徒不断推衍补充，天长日久累积起来的。唐末  丘方远节录《太平经》编成《太平经钞》一书，今载《道藏》中。通过这一节本，可以窥见《太平经》一百七十卷本的大体面貌。《道藏》中还收有《太平经圣君秘旨》，其内容有的见于今本《太平经》。未见于今本《太平经》的，可能是《太平经》的佚文。因为《太平经钞》和《太平经圣君秘旨》都出自《太平经》，所以可以互相校勘和参证。

　　《太平经》的基本思想倾向是消极的，宣传宗教唯心论，相信图谶迷信，推尊神仙方术，所阐发的政治思想多采取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立论的理论基础。不过书中也体现了不少积极的思想因素。在哲学思想上，表现了某些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自然的辨证法思想因素。在政治思想上，有的地方表达了自食其力、散财赈　　穷的主张，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很容易溶入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因此，黄巾起义的领导人张角曾拿《太平经》传教，作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思想武器。今人王明撰有《太平经合校》，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六）自然科学史料   秦汉时代，人们七较重视天体的研究。《周髀算经》提出了盖天说。汉代还有浑天说，代表人物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他的《灵宪》一书是有关天体形成的专门著作。他还著有《浑天仪》一书，阐述浑天仪的有关问题。《灵宪》和《浑天仪》均佚，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中有辑本。汉代数学成就卓著。与天文学相关连，《周髀算经》有相当多的数学运算，采用了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总结出了勾股定理。最足以代表汉代数学成果的是《九章算术》。此书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许多人不断增补成书的，大约在东汉初年，具备了今天所见到的规模。全书由九章组成，其中提出的分数计算方法、负数问题、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非常杰出的成就。本书有《算经十书》、《四部丛刊》等刻本，魏刘徽、唐李淳风等曾加以注释。

　　秦汉时代的医学也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反映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著作主要有《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专著。本书已佚，清孙星衍、顾观光等人有辑本。《伤寒杂病论》，东汉未年张机撰，经晋王叔和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匾要略》两种，前书总结了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专门讨论伤寒诸症病理和治疗方法，载方一百三十种。本书注家很多，最早出现的是金成无己的注。后书记载内科杂病和外、妇科病患等，分析了各病的病因，并提出诊断、治疗和方药。本书有清徐彬注。

第四节考古资料

　　秦汉史考古资料，举其要者，有竹简、木牍、石刻、封泥、印章、铜器、陶器、漆器、货币等。

　　竹简、木牍、石刻中保存的文字材料虽然不象文献资料那样完整，但它却具有令人坚信不疑的可靠性。它的作用不止一端：一则可以纠正文献资料的错误，二则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缺漏，给研究秦汉史提供新的材料根据，三则可以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秦汉考古实物的价值，不但表现在它所保留的文字材料方面，就实物本身来说，也是当时物质文明的最好见证。文献材料采用文字记述的方式反映历史演变的过程，考古实物则以本身的形象再现当时的历史，它是我们研究秦汉史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材料。

　　在秦汉考古资料当中，秦简、汉简最引人注目。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秦简1975 年底至1976 年初，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的十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简，经整理拼复，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支，另有八十片残片。简文是用毛笔书写的秦隶。我国发现秦简，这还是第一次。这些竹简藏在墓主人的棺内。墓主人名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 年），秦始皇时做过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部令史和鄢的狱吏等官职。

　　秦简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两种等十部分。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乙种四题见于秦简，其它诸题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拟。

　　《编年记》是一篇按年代编写的大事记，起于秦昭王元年（前306 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 年）。秦庄王三年（前247 年）以前，《编年记》侧重记载秦对六国的战事。秦始皇元年（前246 年）以后，主要记载喜和他的家族的情况。虽然全篇字数寥寥，但可订补《史记》的地方不少，有些记载使我们对秦史有了新的认识。如《编年记》说：“今元年，喜傅。”“今元年”，指秦始皇元年。《汉书· 高帝纪》颜师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秦始皇元年，根据国家规定，喜已成年，进行登记，开始向国家服事徭役。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 年），喜傅籍时为十七岁。从这里可以了解秦代傅籍的年龄规定。在秦简出现以前，人们都是根据汉代的规定，把傅籍年龄确定在二十岁或二十三岁，《编年记》以确凿的证据推翻了传统的看法。秦简的史料价值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语书》和《为吏之道》为训戒官吏的教令。具体地说，前者是秦始皇二十年（前227 年）南郡守腾下达本郡所属县、道啬夫的一篇文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情况。文告中反复申述以律令约束吏民，表现了以法为治的精神。律和令在文告中己有明显区别，说明秦律渐臻严密。后者论说做吏的道理，制定了应当烙守的信条。它是用来教育吏的，很象后世的官箴。

《日书》两种为卜筮书，剔除里面的迷信内容，便是很有用的历法史料。如它记载：“口口口，口口寅，日出卯，食时辰，莫（暮）食巳，日中午，  未，下市申，春日酉，牛羊入戌，黄昏亥，人定口。”把一天分为十二时，这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记录。

　　秦简其它五部分都是有关法律的文书。《秦律十八种》内容广泛，包括有关农业生产、国家牛马饲养、粮食贮存、保管、发放、货币和财物、关市职务、官府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调度手工业劳动者、徭役、司空职务、军功爵、任用官吏、核验官府物资财产、驿传供给饭食、递送文书、内史职务、廷尉职务、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属邦职务的祛律。

　　《效律》的内容主要是对县和都官管理的各种物品实行核验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对度量衡器的检查。《秦律十八种》中的《效律》，只是摘抄了当时本部分的个别律条。

　　《秦律杂抄》内容杂泛，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敦表律》、《扑盗律》、《戍律》等十一种。有些律文尚不知律名。这些法律涉及到秦代官吏的任免、对游士的限制、对吏的弟子的选用、从军劳绩的规定、府库的收藏、公车司马射猎失职的惩罚、对畜养国家牛羊的考核、傅籍的规定、军士服役和战场纪律，以及行戍的规定等。

　　《法律答问》主要是用问答形式对律文和与律文相牵连的问题所作的解释。其中还有对诉讼程序的说明，反映了秦代的诉讼制度。

　　《封诊式》共有二十五条，头两条《治狱》和《讯狱》记述治狱人审理案件时的具体守则。其它二十三条都是有关调查案件、验实案情、审讯定罪等程序的文书程式，里面记载了不同类型的案例。

　　这五种法律文书是秦简的主要部分。从对它的内容简介可以看出，它作为秦代的史料，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它在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首先，秦简法律文书以它翔实可信的材料揭示了秦律的具体内容和一些法律制度，使人们对秦律的阶级实质、早期秦律商鞅律向秦始皇律的演变、秦律同汉律的沿革关系，以及秦律的繁苛程度，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的认识。其次，秦简法律文书也反映了当时的农业、官营手工业的情况，如《田律》、《均工律》、《工人程》等律篇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再次，这些法律文书又可用来研究秦代的政治情况和职官制度。至于有关秦代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的材料，屡见于法律文书，从中可以看到，秦代直接生产者除农民外，奴隶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十分低下。他们一方面忍受国家、私家地主和奴隶主的剥削，同时，又不断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

　　秦简己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名《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 年出版的平装本没有收入《日书》，有释文、注释、今译，书后附有索引，很便于阅读和使用。另有线装图版本，1981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缩印了十一号墓出土的全部竹简，还有同时发掘的四号墓的木牍（内容是家信，为战国末年物）。

　　汉简最近七十多年，不断发现汉代遗存的简牍，累积起来有四万枚左右，绝大部分出土于我国西北甘肃、新疆地区，相当于汉代河西四郡和西域一带。这一广阔地区发现的简犊，根据出土的具体地点，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一）敦煌汉简  英国人斯坦因于1906 年至1908 年第二次来到我国西北，在甘肃敦煌县附近汉代边塞遗址得到汉代木简七百零五枚，其中一百多枚可以确切考知具体年代。这批汉简简影见于法国沙碗《中国古文书》、王国维《流沙坠简》。1913 年至1915 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到我国西北，又在敦煌发现汉简八十四枚，在酒泉发现一百零五枚。简影见于法国马伯乐《中国古文书》、张凤《汉晋西睡木简汇编》第二编。1944 年，夏鼐等赴甘肃考古，在敦煌获得汉简四十三枚，简影见《新获之敦煌汉简》，收在夏鼎《考古学论文集》中。以上三批汉简，人们习惯上称为敦煌汉简。斯坦因在酒泉发现的汉简，人们又常称作酒泉汉简。

（二）居延汉简  1930 年至1931 年，中国和瑞士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遗址里，采获汉简一万枚左右，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简影见《居延汉简甲乙编》。劳干有《居延汉简》，分为图版之部和考释之部。这批汉简出土地点在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和肩水都尉辖区，所以人们又把居延汉简叫做张掖汉简。1973 年至1974 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等三处汉代遗址掘获汉简二万余枚，这批汉简正在进行整理，近几年内将会公布于世。

（三）罗布泊汉简  1930 年和1934 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发现汉简七十一枚，见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这批汉简出土地点在汉代属于西域都护辖地，靠近楼兰遗址。所以人们又把罗布泊汉简称为西域汉简或楼兰汉简。上述三类汉简，都出自边塞，或见于官署，或见于亭隧，皆为屯戍遗物。

　　此外，近二三十年来，在汉代墓葬中也多次发现汉简，这些墓葬汉简，与汉史研究关系密切的有以下几种：（一）1972 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汉  侯妻辛追随葬物遣策，共有竹简三百多枚，记载了随葬的葬具、食物、谷物、  、酒、用器、燕乐器、内具、燕器和一些明器等。简影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二）1972 年山东临沂银崔山二号墓出土汉初古历一份。（三）同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一批医方，简影见《武威汉代医简》。（四）1973 年湖北江陵县凤凰山八、九、十号汉墓出土四百多片竹简和木犊，其中十号墓出土的一百七十多枚竹简和六片木牍，记载了西汉初期赋税、徭役、借贷、商业等方面的情况。（五）1978 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寨一百一十五号汉墓出土有关军法的汉简。

　　汉简中，边塞汉简数量庞大，大多属于官方各种文书簿籍，也有一些吏卒私人的遗物。这一部分汉简是研究汉代历史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史学工作者根据它来探索汉代西北边塞的农业生产、屯田制的推行、水利状况、行政机构、军事组织、防御体系、烽隧制度，以及地理、交通、民族情祝，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

　　1980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梦家《汉简缀述》一书，是利用汉简研究汉代西北边塞历史状况的专著。他提出了十五个专题。仅从这部专著，就足可以使我们看出汉简对于认识汉代边塞的各个方面所具有的价值。

　　当然，边塞汉简的用处不限于研究汉代边塞状况。边塞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虽然有某些独特的内容，但与内地颇多相同之处。如中央制定的经济政策、规定的法律条文、下达的一些政令、颁行的历法等，边塞与内地是统一的。因此，边塞汉简也是研究整个汉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史料。

　　边塞汉简不是同一时期的遗物，早的写在汉武帝时期，晚的写在东汉末年。出土地点也有多处。利用汉简保留的史料，要求我们准确地掌握它所反映的具体时间和地域。因为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具体的史事也往往不一样。

　　墓葬汉简由于受到数量的限制，总的来说，重要性次于边塞汉简。但个别简文的价值非常突出，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遣策，对于研究西汉初期的文化生活有重要的价值。有一简记有“竽律”，使我们第一次知道汉初在配合金石之乐的钟律之外，还有与丝竹之乐相配合的竽律，为我国古代音乐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又如凤凰山十号汉墓发现的简牍所记载的西汉初期的赋税、徭役、借贷、商业等情况，是很难得的经济史料。

　　秦简汉简以外的秦汉考古资料，很多不见于著录，分散保存在全国各地文物保管和研究单位，使用这些资料有一定的困难。但也有不少考古资料，如金石、瓦当、封泥、印玺等，有专书著录。这些专书较为重要的有以下若干种：今人容庚的《秦金文录》和《汉金文录》、近人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清王  的《金石萃编》、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近人罗振玉的《古镜图录》和《秦汉瓦当文字》、清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考略》、近人周明泰的《续封泥考略》和《再续封泥考略》、今人陈直的《汉封泥考略》、罗福颐的《汉印文字征》、清汪启淑的《汉铜印丛》、姚觐元的《汉印偶存》、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今人商承祚等人的《古陶轩秦汉印存》、清李佐贤的《古泉汇》、李佐贤和鲍康的《续泉汇》等。容媛编有《金石书录目》，黄立猷编有《金石书目》，是翻检金石书目的工具书。

[1]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

[2]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3] 《续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五刘昭注。此数略低千西汉，当时地主大量隐匿土地，和帝时实际垦田数量不见得少于西汉。

[4] 《史记》卷九十七《陆贾列传》。

[5] 《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

[6] 《史记》记事下限有三说，一曰终于元狩元年，一曰终于太初，一日终于天汉。主张第一说的有清人崔适，其说详见《史记探源》。主张第二；说的有清人梁玉绳，其说也言之有据，详见《史记志疑》卷三十六。主张第三说的有刘宋裴牺的《史记集解序》、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后序》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序》，此说根据薄弱。

[7]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8]明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虞舜治语。

[9]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

[10] 《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李贤注引沈约《谢俨传》云：“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哗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阔。”这～记载是否可靠，待考。

[11]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范蔚宗以谋反诛”条。

[12]今人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持此说。另外近人张心徽在《伪书通考》中也有类似看法。

[13]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1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八《子部· 杂家类· 白虎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