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丨郭鸿：界定与开拓，争论与对话，建立一门“普通符号学”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符号学是 › 访谈丨郭鸿：界定与开拓，争论与对话，建立一门“普通符号学”

访谈丨郭鸿：界定与开拓，争论与对话，建立一门“普通符号学”

2024-01-19 15:5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陈文斌：您曾经指出“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应限于人类”，您划定符号学研究范围的标准是什么呢？

郭鸿：是的，我曾经主张“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应限于人类”。因为，我当时教学工作要求我研究语言符号学，如教《高级英语》和《英语散文》课时，要求我研究文体学。后来，发展到研究符号学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这些都是符号学在研究人类各种活动中的应用。学了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文化哲学，相信他说的“人类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更加明确了我的认识：“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应限于人类”。但是，随着我学习研究符号学范围逐渐扩大和认识逐渐深入，我认识到的符号学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了。特别在我研究《普通符号学》时，我认识到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不仅限于人类，它扩大到了人类以外的动物、有机物，甚至无机物。所以，我划定符号学研究范围是根据我教学研究工作接触到符号学的范围。

陈文斌：您认为国内学界对于索绪尔符号学的批判，根源是未深入理解之后的误读，还是索绪尔理论本身的缺陷需要被批判，两者的成分哪一个更多一些？

郭鸿：我认为，国内学界对于索绪尔符号学的“批判”（我认为还说不上学术界对他的批判，而是少数人对他的误解），根源是未深入理解之后的误解，当然他的理论也有缺陷。我自己也曾经对索绪尔符号学有不少误解。在教学中、写作中以及开会讨论中，学习使用索绪尔的理论最多，但都是引用别人的著述，并信以为真。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历时五、六年关于索绪尔的理论体系大辩论中，也这样做。直到几年前，为了研究《普通符号学》才仔细阅读研究索绪尔的原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发现自己对索绪尔有许多误解。以下摘录我还未发表的文章“作为《普通符号学》基础之一的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的两段，具体说明此问题。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来自他死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留下的讲稿编写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以下简称“教程”，巴利、薛施藹编）。让我们直接阅读和讨论“教程”的原文中的一些要点，去了解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本观点，同时排除对索绪尔的种种不适当的非议（楷体字是原文，宋体字是笔者加上的标题和对原文的解读）。

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每个变化都会对系统有反响，但是原始事实却只能影响到一点; 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前后相继的要素和同时存在的要素之间，以及局部事实和涉及整个系统的事实之间的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使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成为一门单独科学的材料。用比拟说明两类事实的差别为了表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独立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 (第118页)

“连续”和“变化”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但又是统一的。对立双方,其中一方是主要的（矛盾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是一个普遍原则。这种关系经常用两条互相垂直的轴线表示。譬如，标示温度变化，需要一条标示温度高低的垂直轴线和一条标示时间推移的水平轴线，但目的在于说明温度变化，而不是时间推移。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中，共时研究是研究语言的现状和结构，这是主要的，但也离不开语言的历时研究。然而,一般来说，历时研究是研究单个语言成分（如词、语音等）的变化，这种变化毕竟是个别的、缓慢的，往往不影响大局（整个结构）。这又涉及语言的“不变”与“变化”的问题。语言系统（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变化明显的是詞语、语音。但在一切事物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系统论》在此问题上已作了纠正：量变超过一定限度也会引起结构的变化，这就是质变。因此我们说，索绪尔在此问题上有些绝对化，认为“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他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语言和其他事物不完全一样：语言结构千百年不变或变化不明显。事实上，不首先研究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结构）就不可能研究整个语言学。因为，语言的整体结构，句段，才产生意义。连续轴线（AB）是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差别（对立）词语组成的系统，是一个不断替换词语的系统，每次使用语言（说出一个句段），就要替换一次。因此，第一轴线（AB）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第二条轴线(CD)上的一个瞬间。但两条轴线结合起来才能表达意义，才能实现语言的价值，才能构成我们对语言的研究——包括研究语言的现状和语言的历史，但研究语言又要首先研究语言的现状，因为不知道语言的现状就谈不上对它的历史的研究。有人批评索绪尔“只研究共时语言学，不研究历时语言学”或“重视共时研究，忽视历时研究”；“重视静态研究，忽视动态研究”；“致使他的语言结构成为一个静止、封闭的体系”，而对他倍加责难。这是不正确的。我本人过去也持这种错误观点，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此表述，我在这里公开宣布更正。

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

我们的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掉，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可是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着手研究言语活动的时候想到的也正是这些东西。首先是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其次，必须提到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第三点是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又提出了它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语言学家还应该考察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系；因为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到头来都会使它的生存范围脱离自然的范围，即口语的范围。最后，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外部语言学的范围。我们认为，外部语言现象的研究是富有成果的；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些现象就不能认识语言的内部机构。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国际象棋相比，将更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一点。在这里，要区别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是内部的，是比较容易的：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第30-34页）

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本身，而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体系以外的、与语言体系密切联系的其他重要因素。内部语言学属于语言范畴，而外部语言学属于言语范畴。大体上，文体学(stylistics)研究的范围就是外部语言学。索绪尔的学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写者之一、巴利(Charles Bally)，在他老师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创立了文体学。文体学把言语（个人或群体使用的语言）分为两大类：按照语言使用者划分的语言和按照语言用法划分的语言(varieties according to user and varieties according to use)。前者包括：地区方言和社会方言(regional dialects and social dialects)。这些类别中包括了上文中的“语言学与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文学语言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等。后者包括：按照媒介划分的类别(varieties according to medium),包括上文中的“口语和笔语”；按照态度划分的类别(varieties according to attitude)；按照话语场合划分的类别(varieties according to field of discourse),包括“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的各种话语。笔者认为，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索绪尔首先集中精力研究语言（内部语言学），同时指出言语（外部语言学）的重要性及其类别。这样做是正确的。事实上，他的学生和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都在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对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语言情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和语言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语言功能等动态方面的研究。因此，批评索绪尔“只讲二元对立，不讲对立双方的统一”、“索绪尔的系统是封闭的、静止的”、“索绪尔只研究语言，不研究言语；只研究共时语言学，不研究历时语言学”等，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索绪尔首先集中力量研究语言系统和语言的共时状态正是他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我也曾经在以上方面批评过他。在我仔细研究他的原著“教程”以后，认识了自己的片面性和“人云亦云”的错误态度。

（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文斌：就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关系而言，您主张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和切磋，您认为索绪尔二分法和皮尔斯三分法之间应该如何展开对话呢？

郭鸿：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是二分的：能指与所指，而皮尔斯的符号模式是三分的：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interpretent）。二分与三分的区别有何意义。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界人士，也困扰着我，直到现在，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一般来说，人们对索绪尔符号学比较熟悉，只对它有些争论、批评，而对皮尔斯符号学，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对它的术语，以及它的理论体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对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符号学的关系也不理解，认识不到这两大符号学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为什么人们称索绪尔和皮尔斯是现代符号学之父（美国人只承认皮尔斯是符号学之父）。现在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熟优熟劣？”，还说出这样的话：“索绪尔符号学已经过时”、“要用皮尔斯符号学代替索绪尔符号学”，等等。提这样问题和说这样话的人，有的还是著名学者。我认为，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符号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它们相辅相成，根本不存在熟优熟劣，谁代替谁的问题。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认知语言学走红时，王寅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认知语言学的文章，在推动认知语言学在我国的研究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他批判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进而否定整个索绪尔符号学。他扬言“要用认知语言代替索绪尔符号学”、“要从索绪尔的阴影下走出来”，等等。许多学者，包括我在内，纷纷发表文章与他辩论，掀起了长达五、六年的大辩论。虽然，没有说谁对谁错，但的确加深了对索绪尔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认识。看来历史现在还会重演。

现在我趁此机会讲一下索绪尔二分法和皮尔斯的三分法以及两大符号学派的理论系统。

要正确认识二分法和三分法，还要从哲学发展的阶段才能讲清楚。古希腊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完善了哲学本体论，讲的是“世界是什么？”因此是二元的：“世界”和“对世界的解释（描述）”。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语法结构：“主语”和“谓语”。近代康德哲学是认识论，讲人类是否能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它认为，从事物及其意义之间的关系来讲，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所谓“意义”是人对事物的“解释”。这种结构是：人——事物——意义（三元），而且是动态的，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同一事物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与康德同一时代的黑格尔，虽然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带来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他的哲学也是认识论，更是彻底的“三元论”，因为它特别强调事物间的矛盾，认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一切，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讲的是：“符号系统”与“意义系统”之间的关系，浓缩成符号模式就是：“能指”与“所指”（二元）。从哲学上讲，索绪尔符号学是本体论。皮尔斯符号学是认识论，它以康德的认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辩证法。在符号学研究的意义方面（现在看来它还有更多方面），它讲“认识”的实质：意义与客观世界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意义”是“认知者”对“认识对象”的“解释”。浓缩成符号模式就是：符号——对象——解释（三元）。至于这两大派符号学的理论及其关系，我尝试用我自己构建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来说明，看大家是否能懂，或者判断我讲得对不对。（郭鸿：2010，2011，2012等）下面我分别介绍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及两者的关系。

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与它代表的意义概括为“能指”与“所指”，“能指”是一种声音在人头脑里产生的形象，而“所指”是这种形象引起的心理反应，即产生的意义。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的。从宏观上讲，“能指”是符号系统，而“所指”是意义系统。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对立（差别）产生价值（意义）。我们可以把“能指”与“所指”这个最简单的，却包含着最深刻、最复杂内容的符号模式，看作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始项”。从这个始项出发分析，产生一系列“中项”：“语言与言语”、“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形式与实质”、“不变与可变”、“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等二元对立范畴。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二元对立）：

始项

能指与所指

中项

语言与言语；

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

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

语言的形式与实质；

语言的不变性与可变性；

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

终项

语言学的任务（性质和目的）：把语言当作各单位和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来研究；研究语言就是给各语言单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结合的规则下定义；

所属的哲学范畴：语言的本体论，在现代科学技术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实际上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性质；

特点：对立统一，系统（结构）和社会心理；

功能：在语言行使的人类的认知、思维功能和表达、交流功能两方面，它侧重表达、交流功能；由于它的核心思想是“对立统一”、“系统”和“社会（心理）性”，它的功能扩大到研究一切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学科。

皮尔斯认知符号学

皮尔斯的范畴论、实用主义哲学和符号学是一个整体，是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属于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逻辑实证主义。它体现了哲学的认识论，是一种认知符号学。皮尔斯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在康德先验主义哲学认识论范畴体系基础上，同时吸取了黑格尔的一些辩证思想，是一种现象学范畴论：意义来自人的直接经验，经验范畴之间的互动产生意义（认知）。

皮尔斯的三分符号模式体现了一个中心思想：认知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意义与自然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意义的产生必须通过人，是人对自然的解释。人的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人类经验范畴之间的互动产生意义（认知），因此皮尔斯符号学具有动态和互动的特点。符号的三个方面分别说明：认知的过程、方式和结果，每个方面都是三分的，也就是说，也是互动、变化和发展的。符号代表的意义是它产生的效果和引起的反应（行动）。

皮尔斯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三元互动）：

始项

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第三性(thirdness)；

符号模式：符号代表物(representmen)——对象(object)——解释(interpretant)。

中项

认知的三个阶段：了解事物的性质，肯定事物的存在，了解事物存在的规律;

三种认知方式：图像符号(icon)说明通过事物间的相似性（共性）认识事物，标志符号(index)说明通过事物之间的依存（因果）关系认识事物，象征符号(symbol)说明通过社会共识或习惯认识事物;

三种认知结果:了解一种可能性，肯定一个事实,讲清一个道理;

三种认知效果：可能的效果，具体的效果，普遍的效果;

引起的三种反应：可能的行动，实际的行动，习惯的行动;

三种科学探索方法：假设法（溯因分析法），演绎法，归纳法。

终项

人类的一切思维都是用符号进行的，符号学的任务是研究科学思维的方法；

哲学根源：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

哲学范畴：认识论逻辑范畴体系（现象学范畴体系）；

特点：科学性，认知性，普遍联系性，动态性和互动性；

功能：在人类的表达、交流和思维、认知两个侧面，着重研究思维、认知；

应用范围：自然科学和有科学倾向的人文科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从广义上讲，可作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种方法论。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涉及自然哲学（“物质存在和运动的总学科”）中“物质存在”部分(即物质结构部分)，同时它又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基础上的，因此，它涉及哲学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应该是《普通符号学》的基础之一。皮尔斯符号学涉及自然哲学中“物质的运动”部分，同样涉及哲学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其重要性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相当，应该受到同等对待，也应该作为《普通符号学》的基础之一。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结合起来，涉及自然哲学的“物质存在和运动”这个总体。因此，不但根本不存在皮尔斯符号学超越或取代索绪尔符号学的问题，而且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陈文斌：您曾尝试从《矛盾论》的观点讨论皮尔斯符号，也“赞成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基于理念和实践上的共同导向，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呢？甚至是，您是否考虑过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有结合的可能？

郭鸿：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学习研究一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指导思想。当然赞成把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于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矛盾论》看皮尔斯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是一种经验论，一种认识论。它认为：人的所有思想和经验都借助于符号，检验思想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经验。符号与符号之间始终处于互动中，致使符号不断变化、更新，致使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接近真理。皮尔斯的符号学模式由“符号代表物”、“对象”和“解释”三个关联物构成，说明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认识客观世界，这种认识是三个关联物互动的结果，认识必须经过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经验的检验。因此，“解释”是皮尔斯符号学的核心。虽然目前符号学在语言学中的应用不多，但它为语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符号活动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符号活动的两个矛盾方面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它们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中，也就是俗话说的“互动”之中，对立统一推动认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人类不断探索，逐渐认识他们生存的世界。这个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皮尔斯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经验主义，它们都缺乏理性方面的研究，没有充分说明真正的理性认识过程是:从感性中来，提升到理性，再在理性的指导下回到感性，这样反复往返，每次反复都是一次提升，最后达到高度的理性。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就是实践，而且是群众的社会实践。因此，认知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不彻底的认识论，它们基本上是自然科学性的，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变革。

又如，索绪尔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先验论。简单地说，先验论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调和，它提出的“先验统觉”就是人的先天理性范畴，然后用经验加以充实，形成先验指导下的经验范畴。因此，康德的先验论是唯心主义。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认识到所谓“先验”只不过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地集累的经验。索绪尔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如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纵向选择与横向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形式与实质等，这些所谓先验范畴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范畴。

从以上两个例子看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符号学，就是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有关符号学的一切事物。非马克思主义中也可能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我们要主动利用。因此符号学研究中，碰到的各种理论，包括非马克思理论，我们都要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适用于符号学。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经验也不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陈文斌：您提出有必要建立一门“普通符号学”，同时指出“普通符号学”的起点是自然科学符号学。另外，您也说过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应以人文科学中的符号为主，因为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符号涉及动物、植物和无机物，范围过广。”您如何看待符号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

郭鸿：鉴于以上王德胜所述符号学的混乱状态，以及当前人们研究的符号学只不过是现代西方符号学，最多是西方符号学中参杂一些中国或其他地区古代符号学思想片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普通符号学》。它应该是跨文化（包括希腊、中国、印度、埃及等世界各主要文化）、跨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主要学科），而且有统一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构建黑格尔提出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黑格尔认为，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在辩证逻辑看来，范畴体系的建立应从分析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入手。因为正是在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中，已经包含对象往后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萌芽，就为后继范畴的展开和推演提供了充分可能。其次，通过上述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亦即作为其反映的初始范畴（逻辑始项）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其矛盾和各方面，从而形成一系列起中介作用的范畴（作为逻辑中项的中介范畴），再逐步深入展开，使这些相应建立起来的一系列逻辑范畴，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即由确定最简单、最大量、最直接的事物的存在的范畴，上升到较深刻、较具体的范畴，并最后上升到作为整个范畴体系终结的最丰富、最具体的范畴（作为逻辑终项的终结范畴）。它的一般结构是：逻辑始项、逻辑中项和逻辑终项。我就是尝试以这种方法来研究《普通符号学》。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认为，建立《普通符号学》就是把符号学科学化（理性化、逻辑化和系统化）。《普通符号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符号学。自然科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符号学，那就是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也就是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公理、原理、法则、定律、公式”，等。所以，在建立《普通符号学》时，不用再构建自然科学的符号学，也就是，不用再构建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而是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或参照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符号学，建立它们各自的和各学科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但是，目前我们并不清楚自然科学的符号学是怎样形成，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各学科的逻辑范畴体系——公理、原理、法则、定律、公式，等——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在研究《普通符号学》时，就要首先研究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符号学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然后，参照自然科学符号学体系形成的过程，建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符号学体系。

陈文斌：您对符号学本身的认知或态度是否也在发生改变？如果有的话，这一发展的状况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下。

郭鸿：可以。首先，我简单介绍我学习和研究（语言）符号学的过程，它反映了我对这门学科的态度。

解放初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军队做了十多年外事翻译工作。然后被调入解放军外语学院（后来改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当英语教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转入改革开放时期，大量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陆续输入我国。这时我已开始教高年级课程，如《高级英语》、《英语散文》等，感觉力不从心，很多道理讲不清楚。于是，求助于文体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去听钱瑗老师的课。她无私地把她编写的、还没有出版的教材《实用英语文体学》送给我。我在学习研究后不久，就在我国仅有一两所大学开设文体学课程时在我院开设此课程。从此开始接触语言学和符号学，感觉非常实用，对教学工作帮助很大，深切地体会到我国文体学先驱王佐良教授说的“教高年级外语课，就是教文体学”。后来，我教研究生的文体学课。当时，国内还没有现成的教材，只得自己编写。首先用英语编写了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后来为了扩大读者面，改写补充，译为中文书《英语文体分析》，于1998年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他的弟子巴利（Charles Bally）根据他的理论创建的文体学、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的生成转换语法、理查德(I. A.Richards )关于意思、感情、语气和意图的理论、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功能理论、韩礼德（M.A.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等。接着，为了满足我院的教学需要（我院是培养军事外交人员的学校），创建具有我院特色的《外交英语》。我到北京外交学院借来一本《外交学》和一本《外交文书汇编》，凭我在十多年外事翻译工作中了解到的外交工作和外交语言，以及以前在教英语文体学的经验，花一年多时间，用英语编写了一本书《外交英语》“Diplomatic English—— Stylistic Analysis of Diplomatic Language”，由对外经贸大学黄震华教授和外交部语言专家裘克安主审，国家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出版，作为“高等院校教科书”在对外经贸出版社出版（1993出版，1999再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家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文体学先驱王佐良，为本书作了序，说：“……将现代文体学的原则应用到外交英语研究，而成果如此丰富，体例又如此完整，从理论到实际应用，从历史到现状，又从讲解到提供阅读材料，大体具全，据我所知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以上说明，这次尝试还是成功的。中国语言与符号学学会于1994年成立并召开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大会。此后每两年一届。我参加了每届大会，直到前几年才停止。我倾听同仁们发言，发表自己的论文，和大家讨论，学到许多（语言）符号学知识。我积累了几十篇论文，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要求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与符号学论文集》为书名出版。他们建议我改写为专著，名为《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这样，就以此名将此书免费出版。为了改写成书，内容要重新组织编排并作总体性叙述，其中“本书的体系”最为概括，现引用如下：

在现代符号学诞生以前，符号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哲学是符号学的主要来源，现代各流派符号学仍然以各流派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概括。我们研究现代西方符号学的整个体系就要以这个概括为纲。

符号学是语言学科的科学，是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桥梁。尽管现代西方符号学有许多流派，有各种理论和各种应用方式，但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是皮尔斯符号学派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派，它们的理论涵盖了符号活动的两个侧面：认知、思维与表达、交流，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认知、思维，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研究表达、交流。因此本书着重讨论的是这两派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以及它们与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和两大类语言学之间的联系。

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两大符号学流派自然直接影响语言学的分类，使语言学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认知、思维及其机制）的语言学，另一类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作为社会群体的人之间的表达、交流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语言学。

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有两大分支：一支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包括英美分析语言哲学）——皮尔斯符号学——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 另一支是人本主义思潮（包括大陆语言哲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

以上这段话概括了二十多年来我学习和研究（语言）符号学的理性认识，或者可以说，我对（语言）符号学理论的概括。

这就是我对学习和研究（语言）符号学的态度：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在使用中检验理论并提出自己的新看法。这种态度我始终没有改变，我坚信是正确的，有成效的。

至于对待符号学本身的态度，我对符号学各主要流派的理论，逐渐加深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并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我首先接触到的符号学。它是在人文科学中，特别在语言学中，应用最广。我对它的理论曾经有许多错误的认识，主要原因是没有读它的原著和“人云亦云”。如认为，索绪尔说的“在语言没有生成以前，人的思想一片混沌，有了语言，人类才能表达清晰的概念”是唯心主义思想。听别人说：“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索绪尔只研究共时语言学，不研究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只研究语言不研究言语”等等。对这些错误说法，没有认真研究，信以为真。通过学习和教学实践，特别是仔细阅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才批判了这些错误，更进一步认识索绪尔符号学的深刻性、哲理性和更大、更普遍的应用范围。

皮尔斯符号学虽然也是最早接触到的，但许多人长期以来不理解，认为它对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它的三元符号模式令人费解。它对符号（除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外）的分类令人费解。把符号分为几十种、几百种，甚至几千种，是繁琐哲学，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通过学习研究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认识到皮尔斯最早提出这两门学科的原理。巴赫金（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Ъахтинг）的“对话”学说、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话语的动态性和互动性、语言行为，等等。这些理论中的动态性、互动性都可以追溯到皮尔斯符号学，或受这种符号学的影响。几年前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世界符号学大会和该校主办的杂志Chinese Semiotics Studies 上陆续发表和刊登了许多有关皮尔斯符号学的文章。其中几篇西方知名皮尔斯符号学者发表文章，详细论述了皮尔斯符号学关于普遍联系性、互动性、以及全球性，大意是：世界充满了符号，符号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行动都会影响他者(otherness),每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影响世界上的另一些国家。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有对他者的责任感。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符号学伦理学。另外，我从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二元）、康德的先验哲学认识论（三元）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三元）的历史发展过程，了解到皮尔斯符号学的三个符号关联物（representamen,subject and interpretant）之间的关系说明：符号并不代表事物的意义，意义是认知者对事物的解释，但意义的根据又是事物。因此，皮尔斯符号学是认知符号学（已故国际符号学学会主席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明确地指出：皮尔斯符号学是认知符号学，西方许多符号学家也持这种观点）。皮尔斯符号学的特点是：泛符号论、普遍联系性、动态性和互动性。

除了上述两大符号学派外，现代符号学中出现了另一大学派——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它是上述两大符号学派的结合，同时受到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的影响。简单地说，索绪尔符号学研究事物的结构（性质），皮尔斯符号学研究对事物的认知，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事物的结构（性质）和对事物的认知，认知（信息）的积累和机制就是人类的文化（文明）。上升到哲学层面，索绪尔符号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事物的结构和性质，皮尔斯符号学研究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广义的运动和变化，包括事物间的联系、互动和变化），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事物的结构（性质）、运动和形成始终变化、发展的文化系统。

这样，符号学就从研究语言学发展到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更进一步发展到研究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学科）。这就是我对符号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

陈文斌：您一直在倡导明晰符号学的学科范式，也始终为推进符号学的研究做努力。您是如何看待符号学在当下的发展现状？（包括国内已有的研究现状以及仍有待解决的问题）另外，您对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呢？

郭鸿：目前，符号学正在国内蓬勃发展。这种形势的标志是，专业符号学杂志从无到有，从一家到四家：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英文刊物Chinese Semiotic Studies，还有专业符号学研究所；四川大学主办的《符号与传媒》(Signs and Media)，有书面版，还有电子版，中英文稿兼收，也有专业的符号与传媒研究所；苏州大学主办的英文刊物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天津大学主办的《语言与符号》，是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刊。过去符号学文章，刊登在一些大学主办的语言学杂志上，现在有了自己的家。除此以外，过去语言与符号学大会，由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独家两年召开一次。现在许多大学都召开自己的专业符号学研讨会。这是中国符号学春天里的百花争艳的壮观场面。这些刊物刊登国内和国外学者的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国际知名符号学家的文章。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我国实现“中国梦”的大道上，中国符号学必将大发展并带动世界符号学共同发展。

但是在这个大好的形势下，符号学研究和应用中的老大难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没有一个明晰的符号学学科范式。符号学研究的性质、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它是一个独立学科，还是一种分析方法? 它的上限是什么，下限是什么? 它追求一种洞察力还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等等。现在，在符号学外，出现了传媒学。它与符号学的关系是什么？它与符号学如何配合？所以，在学科范式方面，情况更复杂了。一些以前已比较明确的重大问题现在不明确了，甚至混乱了。例如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或判断：“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熟优熟劣？”、 “索绪尔符号学已过时”、“皮尔斯符号学可以代替索绪尔符号学”。这种问题或判断还不是一般人提出的，还是知名符号学学者提出的。这是历史的倒退！皮尔斯符号学是当代两大符号学派之一。但有人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经典符号学，皮尔斯是“符号学之父”，而不是索绪尔。但是它的性质、范围、方法等都没有搞清楚，至少没有达成共识。贵社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组织学者们翻译了皮尔斯的原著：《皮尔斯论文集》。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人能看懂。术语不统一，各人对术语的解释不一样，皮尔斯符号学的内容更看不懂。因为皮尔斯全集的内容庞杂，理论艰深，文字晦涩。如果你对他的理论没有正确、深刻、系统的理解，你就懂不了，也翻译不出来。有关皮尔斯的文章，各说各的，对皮尔斯三分符号模式、三分符号体系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和用法。就连皮尔斯符号学性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各种符号学杂志琳琅满目，文章铺天盖地，但好文章不多，能看懂的更不多。

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Hahim Eschbach)（1987）提出当前存在“符号学危机”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1.符号学研究范围过广。2.对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没有搞清楚或没有一致的看法。3.没有从哲学根源上认识符号学的本质。4.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停滞不前。同时他还提了几点建议：1.发展一门基本的、批评的符号理论。2.发展作为一种运用的社会性的符号理论。3.发展一门历史的符号理论，它能认识自己的根源、成就和错误。我认为，他提出的造成“符号学危机”的几个原因和解决办法，仍然基本上符合当今我国的情况。对这几条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的认识是；第一点指：首先通过讨论和批评，搞清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如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符号学，为建立一个基本的符号学体系打下基础。第二点指：符号学理论要联系实际，要研究社会文化中的实际问题。首先要研究与符号学有密切关系的，甚至是符号学一个分支的语言符号学，并用它解决语言学科中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并进一步把研究语言学科中得到的经验和总结出来的理论，应用到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中（如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格雷马斯叙事语义学、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等等）。第三点可以解释为：在研究符号学和符号学各分支时，要分析它们的哲学根源，根据它们的历史发展现状，从现代符号学、近代符号学，甚至古代符号学思想，如中国的易经、中医的辩证疗法等，来确定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我认为，以上分析很中肯。最后，我自已加上一条：我们要敢于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实实在在地研究这门学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中国自己的符号学。

以上提出的问题都是原则性的，具体作法就要靠我们自己摸索，也就是说，靠自己的实践。我愿意把自己学习、研究、教授、编写符号学教材方面的体会总结起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1. 我认为，研究符号学要从打基础开始，首先研究西方语言符号学，在这方面又要首先搞清两大符号学派（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认知符号学）的理论并运用在各语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近几年来，我还发现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也是一门基础学科。因为它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认知符号学的综合与发展：前者重点研究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而后者重点研究符号在作为生物的个人的认知中的作用。而文化符号学把交流和认知结合起来，把交流的社会性与认知的个人心理活动结合起来，把文化交流看作一种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从而产生人类文化。因此，我认为，研究上述三个符号学派的理论与实践是研究符号学的基础。在语言符号学研究过程中，搞清各语言学科的哲学、符号学根源，它们所属的语言学类别，它们各自的性质和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详情见上述“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的“体系”）。

2. 在语言符号学基础上研究《普通符号学》（或一般符号学），也就是，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从语言符号学扩展到各人文学科：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等等。而且从西方符号学扩大到我国的和其他国家的符号学，从现代的符号学发展到古代的符号学思想。因为，相对地讲，当代的西方符号学比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符号学有系统。但是，我们将来要专门研究符号学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和其他各地区古代符号学思想，这样才能认识符号学的根源，我们的正确认识和成就，以及我们曾经有过的错误，逐渐形成符号学理论系统。

3. 研究符号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这不是一个时尚的口号，而是必须身体力行。没有哲学思想指导的符号学，是没有深度的符号学，甚至混乱的“符号学”、失去方向的“符号学”。但是研究符号学，绝不是不研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索绪尔的康德先验主义思想和先验哲学范畴，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和现象学范畴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上述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取它们的正确成分并加以利用，扬弃其错误成分，同时修正、充实马克思主义本身。我认为，《普通符号学》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建立《普通符号学》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普通符号学》各学科中，建构和运用它们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这种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过去几年中，我已尝试建立各主要符号学科和语言学科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我认为实际可行。请大家审阅，这样做能否构建《普通符号学》，使它成为研究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件工作刚开始，有待实践检验。（详情见将于今年九月出版的《语言与符号》第二辑刊登的“建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普通符号学》的方法论之一”）。实际上，我在撰写《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时，就已经在阐述各语言（符号）学学科所属的哲学、哲学思潮、符号学派和语言学类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构建它们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

4. 研究《普通符号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使它的理论成为空谈，成为一种时尚，人人都在谈“符号学”，人人都在各自领域中“使用符号学”，但不解决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怎样才算理论联系实际和有效地使用符号学呢？提供一个观点、一种洞察力，还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的看法是提供一个观点或一种洞察力，而不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以符号学理论分析语言学各学科，弄清它们的哲学根源、所属符号学派和语言学类别、从根本上掌握它们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这就是提供一个观点、一种洞察力和成功地应用符号学。又如，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把符号模式分为三个分支，一个分支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语法学；第二个分支研究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语义义学；第三个分支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语用学。这个分析多么精辟！再如，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转换为浅层结构，然后再把这个浅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浅层结构。这个解释同样精彩！相反地，企图把符号学应用在制作一幅广告或设计一所房子，能行吗？我看不行。我们看到的许多所谓“运用符号学”就是这种“运用”，不是把复杂的事情搞清楚，而是把清楚的事情搞复杂了。我们要警惕，防止这样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