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之古代史

唐代端砚的形制式样，是与整个中国砚台的形制式样发展变化一脉相承的。石砚在唐代虽然不是中国砚台的主流，但诞生于唐代的端砚，以其卓越的石质，工巧的形制，及内蕴不凡的艺术，成为当时石砚的主流。从墓葬出土的砚式看，唐代端砚的常见砚式与别的砚种一样为箕形。但同为唐墓出土同为箕形，如实物现藏广州文管会的，出土于广州动物园唐墓的端石箕形砚，与现藏山东博物馆和合肥文管处的，箕形红丝石砚及箕形歙砚相比，端砚的箕形结构更注重简凡中的点、线、面优化组合，更注重造型中的奇正、均衡、对称与对比，从而更能体现大唐的雄风与大气。此砚式见载于宋人叶樾《端溪砚谱》，但同时记载的还有“风字”式和“凤池”式：“砚之形制……曰有脚风字……曰凤池……曰箕样”故此，不少南北学者所说的箕形砚亦即凤池砚和风字砚，是值得商榷和再深入研究的。

唐代墓葬出土的端砚以箕形为主，未免显得有些单一。但在流传于世散落民间，和见载于历代有关文献中的唐代端砚，其形制却是较为多样，比前代石砚大为进步了的。例如《西清砚谱》所载“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砚”、“唐观象端石砚”，其后一方实物目前尚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唐代新创制的八棱砚式，对后世端砚艺人颇具影响，至清代还成为端砚仿古的流行砚式。前一方“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砚”为方形石渠砚式，砚底镌有著名的褚遂良题铭，惜实物已不知流落何方。有日本砚学家北 双耳和北 五鼎认为，此石渠砚式与箕形砚式，是始于晋代而流行于唐的中国两大砚式流派。此论于端砚也基本正确。“石渠”作为领衡一个流派的砚式应是广义的，以渠状砚池围绕砚堂为其特征，除“石渠”本身可有正方、长方砚形外，还应包含如环如璧的圆形辟雍砚式。故此类砚式无论或方或圆，端州土人皆统称为走水砚，以砚堂四周有渠可走水，与箕形砚一样可多贮墨也。多贮墨，是以实用为主的唐代端砚的最主要功能。据此特点，也据此砚式，笔者在端州城乡及周边地区搜集收藏古端砚中发现，石渠式唐代端砚虽然极罕见，但还可偶然碰到（当然有争议），或方或圆甚至还有三足的辟雍砚，带有明显的传世包浆又曾经入土的遗痕。而考古出土所见的箕形唐端砚，却至今还未发现。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除了箕形砚和石渠砚二大主流砚式，唐代端砚引人注目的，还有实物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也入载《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砚》一书的“唐元结 亭端砚”。此砚为长方形双池抄手式，可视为后来宋代抄手砚的溯源雏形。有砚学家说抄手砚是由箕形砚演变而来的。该砚按铭文内容是唐代中期之物，此时箕形砚开始渐趋式微，衍生出能多贮墨的双池抄手砚式，应是可信的。比元结略早的唐代名臣张九龄，其在家乡韶关墓中出土的箕形陶砚，就是双砚池的，双砚池的风格也是与元结 亭端砚基本一致的。故此也可以相信“唐元结 亭端砚”是真品。此形制端砚虽未见现代考古出土，也未见再有实物载于其他文献资料，但在端州及周边地区散落民间的古端砚中，还可以十分稀罕的看到。笔者也曾将其保守地鉴定为北宋遗砚，然现在看来其唐代特征更为明显，将其定为唐代端砚应更为准确。

唐代端砚的形制，能在古端州流散民间的古砚中找到实物，又有史料文献可查可据的，且也颇具特色的，还有一种屐形砚。“屐”指木底的鞋，也是鞋的泛称。传说南朝宋著名诗人谢灵运游山时最喜穿木屐，故木屐有“谢公屐”之称。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也是唐代诗人的独孤及亦有诗：“花落没屐齿，风动群木香”，可见唐代曾十分流行木底的谢公屐。当时端砚艺人依样琢为屐形砚也是情理中事。笔者曾看到散落民间的唐代端石屐形砚，以木屐的前后齿雕为内敛三足，前足实为前底着地，与后二梯形方足成三足鼎立，有箕形砚风。砚池亦如张九龄墓出土双池箕形陶砚之月状外池，池深１．５厘米，与广州动物园唐墓出土端石箕形砚之砚池池深一致，宽肥深洼以能多贮墨为功用。笔者曾以此砚撰文《造型独特的唐代屐形砚》，发表于本省《信息时报》（２０００．１０．２２．Ａ４收藏版），得到岭南藏界的认同。故笔者认为，鉴别古砚与鉴别其他古器物一样，当然最好是有确切纪年的墓葬出土物为标准器，用以对照比较和确定传世品的年代。但是，并非每个领域每个品类的考古出土资料都具备都齐全的，而恰是古砚领域尤其是古端砚领域的考古出土资料太少了，太缺乏了。即使是端砚产地古端州，历代端砚的出土都极罕。迄今唐代端砚的出土是空白。宋代端砚仅见于两方抄手砚，一方为１９７３年高要察步宋代夫妇合葬墓出土，另一方为１９８４年肇庆机床厂宿舍区宋代砖室墓出土。元代端砚的出土亦为空白。明代端砚仅见一方圆形三足砚，为１９７１年梅庵后岗明墓出土。清代也未见正式的纪年墓葬出土端砚。所以目前我们赖以进行端砚历史研究的，还是以馆藏和私人藏家的大量传世端砚为主。当考古出土资料缺乏或空白时，我们可以运用古今文献资料的查阅印证，可以运用传世古端砚本身的诸多痕迹和依据，如时代工艺风格，地方或个人风格，雕饰图案，刀法做工，铭文落款，墨锈包浆，甚至砚匣装潢等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而推理和鉴定。绝不能为考古出土资料的缺乏或空白而裹足不前。

唐代砚台还有一些颇为优美颇为别致的形制，如多足砚，龟形砚等等，因只见于其他砚种，或只见于文献资料，于端砚中未见出土或传世实物的，在此也不作赘述。

唐端砚的纹饰，与同时代别的砚种比较显得素朴无纹，基本上没有雕饰。这在唐代似乎是另树一帜，另辟蹊径的。唐代的主流砚种为陶瓷砚，陶瓷砚中的主流砚式为多足辟雍砚和箕形砚。但只要浏览一下多足辟雍砚砚足的数量与样式，从四足五足到二十二足二十六足，从圆足锥足到蹄足熊足还有兽柱足人形足，一些砚体还有纹饰浮雕，再看陶瓷箕形砚的前端还可以为兽头，还可为笔架，还可为莲瓣，随意的可圆可方可平可翘，就不会得出唐代砚台皆素朴无纹的结论。

就是同为唐代的石砚，曾被柳公权推重“蓄砚为青州第一”的山东青州红丝石砚，也不是素朴无纹的。《中国文物报》曾载该石两方雕饰精美的辟雍砚，一方为二十多足皆雕为二十多个发型各异的唐代仕女，另一方为壁形足上雕观音骑兽及众仙，皆工艺精巧栩栩如生。唐代端砚的素朴无纹、也不是简单的仅求研磨墨汁不求观赏效果的，落后的实用为主。中国石砚自汉代开始，已出现了非常讲究非常精美的雕饰。例如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出土的西汉青石浮雕云龙盖三足圆砚，不仅砚身边缘以细线刻有回纹装饰，砚盖上竟镂空高浮雕云龙纹，精致无比。又如现藏故宫博物院，出土的东汉双鸠盖三兽足石砚，砚盖圆雕双吻双嬉的一对鸠鸟，生动之极。还有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的出土东汉双龙盖三熊足石砚，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出土汉代双盘螭盖三熊足石砚等等。及至唐前南北朝，１９７０年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北魏司马金龙墓石雕四足方砚，堪称中国石砚雕饰的巅峰之作。该砚面砚堂雕以联珠纹莲瓣纹为花边，花边中又雕笔掭、耳杯形砚池，池边雕饮水鸟兽，还有莲座笔插，并点缀雕以骑兽、角抵、舞蹈、沐猴四组画面。砚四侧浮雕力士、云龙、朱雀、水禽等图案，砚底还有莲花组雕，通体融线刻、圆雕、深浅浮雕等技法于一砚。其雕饰之繁复，工艺之精绝，构图之高妙，气派之华贵，恐怕是清乾隆朝的工艺艺术也只能望其项背。所以，延续至唐代的端砚雕饰，绝不是反为落后了的简单的实用为主。中国石砚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至上世纪初逐渐为现代书写工具所代替，这其中任何一个时期，它的功能都是以实用为主的。在实用的功能上兼融了欣赏的艺术效果，则是从汉代开始，并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笔者认为，唐代端砚的素朴无纹，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端砚于唐初问世之时，中国石砚的砚雕艺术不但早已成熟，且以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石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端砚作为中国石砚新崛起的一个砚种，一方面身不由己的随大时代的裹挟前进，承载着中国石砚乃至中国砚台的大时代的风格与特征，遵循着大时代的审美取向和演变，生产出箕形砚和石渠砚等。另一方面也力求突显自己砚种的个性和特色，追求在大时代风格之下的脱颖而出。而端砚卓异的石质、丰富的石品，为此成功载起这种突破的尝试。破天下之至巧以“拙”，归真返璞，不事雕饰，却深藏玄机。故如前所述虽同为箕形砚，而端砚独显不群，深得大唐的优美、雄浑与大气。端砚艺人的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尽管这些尝试是不起眼的，为世人所忽视的，却正是后来宋代端砚为中国石砚发展耸立起第二个高峰的，不可缺少的成功奠基。同时，唐端砚的不事雕饰更彰显其独步天下的发墨功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诠释和升华了“器以用为功”于石砚范畴的真正意义，即后来米芾所说的砚之用“石理发墨为上”。为端砚入宋之后稳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奠定了最为坚实不可替代的基础。

二、与“周鼎”齐名宋端砚

进入北宋，端砚又添一迄至当代仍在开采，一直为端砚第二名坑的坑仔岩。坑仔岩之名未见于宋人砚著，甚至首载该坑的清初高兆《端溪砚石考》也是倒读过来的“岩仔坑”：“峡将尽，岸南山坳有洞，书治平四年差太监魏某重开，土人名曰岩仔坑。”至清嘉道期间李兆洛《端溪砚坑记》、何传瑶《宝砚堂砚辨》、吴兰修《端溪砚史》等等才改称坑仔岩至今。如吴兰修《端溪砚史》：“治平坑土人称坑仔岩，原作岩仔坑，今改。”由于该坑在清代之前无明晰的记载，且石质与老坑同样卓然高洁相差不远，故清代以来有砚学家认为它就是唐宋的下岩，也卷进了关于下岩与水岩的学术争议中，笔者将拟另文详述故在此不赘。但有一点是各派砚学家都基本认同的，坑仔岩开采于宋代是没有疑问的。

与坑仔岩同时开采于宋代的坑种，除唐代下岩继续开采外，新出现的坑名有：首载于苏易简《文房四谱》的“将军山”，首载于唐询《砚录》的“上岩”“西坑”“后砾”，首载于米芾《砚史》的“半边岩”，首载于杜绾《云林石谱》的“小湘”“后历”“蚌坑”，首载于叶樾《端溪砚谱》的“中岩”。唐询的“后砾”与杜绾的“后历”同为一坑，并与苏易简的“将军山”同为现今之北岭宋坑。杜绾《云林石谱》述：“后历石在端州之北十里”。清初周梅山《砚坑志》述：“七星岩北将军岭下采石……至今名将军坑，又名北岭宋坑也。”清乾隆期曾任肇庆知府的袁树于其《端溪砚谱记》也述：“七星岩后有盘古坑，开自宋时，因名老宋坑……其旁又有新坑名新宋坑。”可知目前尚存的北岭宋坑开于北宋初年，是记载最清楚，历代考证最齐全，迄今也最没争议的端砚古名坑。

上述宋代的其他砚坑，与前代唐之龙岩，也与后来朝代的许多砚坑一样，演变至今查考已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事，笔者希望与各位同仁行专另作深入的探讨。

宋代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绿端”，这是宋代记载有种无坑的端砚新品种。首载于北宋米芾《砚史》的端石条下：“绿石带黄色亦为砚……甚美而得墨快”但没有说明产自何坑口。南宋高似孙《砚笺》列“绿石”专条：“绿石：砚谱不载绿石。王荆公诗‘玉堂新样世争传，况是蛮溪绿石镌’”亦无载述绿端归属何山何岩，所引王安石“酬丁宝臣赠端溪绿石砚”诗句，却也可证绿端始于北宋。该条目下注砚谱不载绿石也属实，除米芾《砚史》外，高似孙之前砚谱砚著均无载绿端，反映宋人对绿端尚未够重视。根据当时已开采北岭宋坑，也根据清代诸多端砚学者对北岭产出绿端的记载，如陈龄《端石拟》，李兆洛《端溪砚坑记》，吴兰修《端溪砚史》，及道光版《高要县志》等等，宋时绿端产出地之一为北岭山，而另一产出地则是端砚发祥地端溪水畔斧柯山。吴兰修《端溪砚史》引《舟车见闻录》述：“绿端石出羚羊峡，亦有水坑旱坑之别。”此羚羊峡首先包括位于峡东南的端溪斧柯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