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黎跃进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启蒙运动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壤和历史文化的纠葛，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地区。

西亚、北非地区大都属于封建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奥斯曼是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之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在不断发展，奥斯曼却逐渐衰落。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奥斯曼的统治者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19世纪上半期几代苏丹的上层改革，但无力挽回颓势，一些地区脱离奥斯曼，成为独立国家；一些地区获得事实上的自治。到19世纪中后期，土耳其、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突尼斯都出现各种形态的启蒙思潮，出现了活跃于西亚、北非的伊斯兰伟大启蒙思想家阿富汗尼。

土耳其是当时奥斯曼的中心，早就对西方现代化传播做出了回应。奥斯曼苏丹的百年改革，为现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准备了条件。1839年—1876年的“坦吉马特”（tanzimat，突厥语意为“整顿、改革”）运动，虽然是以苏丹“诏令”的形式进行的社会改革，但实际上是一场由倾心西方文化、立志社会改革的官僚知识分子设计和推行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是雷什德帕夏、富阿德、阿利等。1839年以苏丹的名义颁布的《御园敕令》，“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臣民的生命、名誉、财产的不可侵犯权。”[1]嗣后又颁发了深受西方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银行的敕令，商法、民法等系列法令相继出台，对伊斯兰传统形成很大的冲击，客观上推进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坦齐马特运动应该说为奥斯曼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某种改善，递过古老的大地上出现了新型的司法制度和一些现代的法令，现代教育得到长足发展，新闻媒介业已兴起，自由思想得到传播，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电报、铁路被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被人们所接受。”[2]

“坦吉马特”是自上而下的启蒙，19世纪60、70年代“青年奥斯曼党人”鼓动的宪政运动则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满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由，摆脱民族危机的启蒙运动。“青年奥斯曼党人”是一群既有西方知识背景，又热爱民族传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将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政治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民族改革实践，并且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求民族发展道路。他们仿效意大利的“烧炭党”秘密结社，于1867年大量印发至苏丹的公开信，指陈帝国现实的弊端，提出实行宪政和社会改革方案，但遭到镇压，其成员大都流亡国外。他们在国外创办报纸、写作作品，继续宣传他们的启蒙思想。1876年“青年奥斯曼党人”得到部分军人的支持，发动宫廷政变，拥立新苏丹，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纳米克·凯马尔（1840—1888）被称之为“青年奥斯曼党人的灵魂”，他的思想代表了青年奥斯曼党人的观点。他说：“主权属于人民，而所有这些都只能在伊斯兰教的大框架内付诸实现”，流亡回国后他写道：“我们唯一真正的宪法，是伊斯兰法典”，并强调：“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国家的政治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3]青年奥斯曼党人的宪政理论和思想对20世纪的土耳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埃及的启蒙运动在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基础上发展。阿里当政时期（1805—1849）实行富国强兵政策，进行了系列的内政改革：创办学校、发行报纸、注重向西方学习、大量派遣留学生。阿里的文化政策为启蒙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报刊成为传播启蒙思想的工具，归国留学生成为启蒙运动的主力军。埃及现代启蒙运动主要体现为塔哈塔维的启蒙思想、爱资哈尔大学的宗教改革维新派和卡米尔的启蒙活动。

埃及现代启蒙运动先驱拉法尔·塔哈塔维（1801­—1873）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塔赫塔维出生于上埃及苏哈支省的塔赫塔城，祖辈是先知穆圣的亲族，1817年塔赫塔维进入开罗的爱资哈尔经学院学习，1826—1831年留学法国。他在留学其间广泛涉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深入研读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深感西方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和行政体制的先进。他立志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启蒙埃及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回国后，他撰写了记述法国社会风貌和政治情况的《巴黎掠影》，向国人传播科学民主思想。他的主要精力用于著译，翻译出版西方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农业、水产、医学、工程学、建筑学、军事等多学科的各类书籍，译著达2000多种。而且他不满足于直接的简单的译介，而是以自己的理解对原著进行编辑，加工和再创作。“塔赫塔维作为现代阿拉伯世界第一位启蒙思想家，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仅留下了一大批译著，还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4]他在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他推崇自由民主，认为建立在公正良好的法律之上的自由，是使国民生活幸福而和国家强盛最主要的途径。塔赫塔维将自由分为五类：(1)自然属性自由，这种自由与生俱来，如吃、喝、行走；（2）行为自由，具有社会属性，包含社会行为，道德规范；（3）宗教自由，自由不应超出宗教（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4）民事自由，指个人的生存权力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5）政治自由，国家对其每一个公民的合法财产及自然属性自由的保护。他主张采用和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谋求伊斯兰社会的发展；他强调教育和舆论的积极作用，认为教育是传播知识和美德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大力发展教育，启蒙民众心智，公众舆论是匡正时弊的重要武器。

爱资哈尔大学是有千年历史的著名伊斯兰大学。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所大学是阿拉伯“文艺复兴”的中心，是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堡垒。之后的百余年里，埃及著名的学者、诗人、文豪和革命家，大都出自爱资哈尔大学。1871—1879年伊斯兰世界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来到爱资哈尔大学执教，其改革思想吸引了一批教师和青年学生，以阿富汗尼为中心，形成了改革传统伊斯兰教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是阿富汗尼的学生和朋友阿布杜。

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出生于下埃及一个农民家庭。1865年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曾向校方要求改革教育制度。1872年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影响下，开始宣传伊斯兰教的改革。1872年阿布杜获爱资哈尔大学学者称号。1877年毕业后，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探索埃及社会和宗教改革，发表文章抨击社会腐败，呼吁改革，以其唤醒民众的蒙昧。1881年因被控参与埃及民族党人起义，被英殖民主义当局流放3年。流亡欧洲期间，与阿富汗尼在巴黎共同创立旅欧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团结协会”，并创办会刊《最牢固的纽带》，号召“穆斯林从沉睡中苏醒，进行宗教改革，富国强兵”，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1885年应聘去贝鲁特皇家学校任教，讲授伊斯兰哲学、逻辑学、文学、修辞学、伊斯兰教历史、教法等课程，同时进行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与著述。1889年阿布杜获准回到祖国，1895年以政府代表身份担任爱资哈尔大学校务委员，大力推行教务改革。阿布杜无论是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还是在爱资哈尔大学工作，改革弊端，推动进步是以一贯之的。尤其是对传统伊斯兰教的改革方面，阿卜杜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界一般把阿布杜的宗教改革称为“现代主义的宗教改革”，“从实质上看，他所提倡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宗教改革与复兴的思潮和运动。”[5]阿布杜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学说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改革伊斯兰教，使之回到早期的“纯真”状态；破除迷信和陈规陋习，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原则，自由运用理智进行新的教法演绎，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第二，宗教与理性是互补的，宗教与科学之间也是一致的。科学是对自然的理性认识，而自然是真主的造物，宗教是真主的启示，它们都源自真主。相信以理性和科学原则为基础的人类行为能过改变人类现状，把伊斯兰教和现代科学糅合在一起；第三，按苏非派学说建立社会道德体系，提倡穆斯林之间互相支持。他不把礼拜、斋戒、天课、朝觐当作宗教仪式，而将其纳入苏非主义的道德范畴；在穆斯林家庭法中引进某些改革措施，提出很多权威性的法律见解，如批判一夫多妻制、赞成在有息的邮政银行储蓄等，并颁布实施了相应的法律和法规。第四，主张通过人民革命和伊斯兰各国人民之间的联合，推翻殖民主义占领和本国的专制政体；通过恢复早期的伊斯兰信仰，提高民族自尊精神，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改革教育,改革阿拉伯文风；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奋发图强,反对“宿命论”。他的重要著作有《伊斯兰教一神论大纲》、《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他的理论与实践对近现代穆斯林思想的发展和社会变化，起了推动作用。

爱资哈尔维新派的改革启蒙主要在宗教领域，是由宗教改革出发而涉及社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活跃起来，他们在英国武装占领埃及（1882）、民族运动高涨的情势下，以各种方式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在民族独立和个性自由的双重启蒙中推进社会变革。他们在阿拉比[6]领导的“祖国党”之后，于1907年组建新的“祖国党”，政党创建者和领袖是著名的青年政论家穆斯台法·卡米尔（1874—1908）。

卡米尔早年留学法国，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以极大的民族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民族运动。最初想利用奥斯曼统治者和法国的力量来反对英帝国主义，谋求埃及的独立，他游历欧洲各国和穆斯林国家，到处宣传他的理想。但几次碰壁之后，他意识到：只有依靠埃及国内民众的力量，只有使埃及从“愚昧”中解脱出来，向着联合、团结的方向努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埃及才能重新崛起。因而“改革教育”、“发展文化”、“解放妇女”等成为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途径。他专心致力于文化教育运动，编辑发行《旗帜报》，撰写富于激情的时评政论，还四处奔波，向青年们发表爱国启蒙的演说：

为祖国报效的道路很多，主要在于随时随地发扬真理，而“自由”乃是 “真理”的根本。只有民气奋发的国家，真理才会获得发扬。真理就是强烈的光芒，当它放射之时，一切黑暗和野蛮便敛迹了，自由与公道也就出现了。小偷只有在沉沉的黑夜中才能横行无忌。一个民族国家也只有在真理消失、人民生活在愚昧无知之中的时候，它的领土才会受外敌侵略，它的主权才会被外人侵犯。……

一切忠于祖国的埃及人！起来把真理发扬在本国和外国吧！告诉每一个埃及人：他是人类的一分子，他应该享受人类的权利！他应该如每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一样，举起祖国的大旗，奋勇向前。告诉每一个埃及的农民：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是一个人，他不是为了替别人工作而活着，而是为了替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本身工作而活着。他们是人类中最能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的人！……。”[7]

卡米尔以其文才、口才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青年。而他自己因为忘我工作而操劳过度，年仅34岁英年早逝。 但“在那个时代，有些人的思想和他相近，但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8]

论及西亚、北非的启蒙思潮，不能不谈到阿拉伯世界现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8）。阿富汗尼是19世纪伊斯兰现代主义启蒙运动的奠基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生于阿富汗(一说波斯)，青年时代游学伊斯兰世界各地，后又周游英、法、俄等欧洲国家。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以思想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敏锐，从现代世界大局来关注、思考伊斯兰教、穆斯林世界的发展和前途。他一生以复兴伊斯兰文化精神为主旨，鼓吹宗教改革，倡导泛伊斯兰主义，在伊斯兰教各国进行各种方式的启蒙活动，“有人认为，它是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保卫者和亚洲团结的推动着，他为中东和南亚国家的伊斯兰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是19世纪伊斯兰世界黑暗地平线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9]阿富汗尼的启蒙思想立足于宗教改革，西方有学者称他为“东方的路德”[10]，但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是宗教，也是政治；是文化传统，也是社会现实。因而他的启蒙思想有两个基本点：第一，他着力弘扬伊斯兰教的光荣历史和文化成就，希望宗教能成为团结穆斯林各民族共同抵抗西方侵略的精神纽带；第二，他同时又意识到，当时穆斯林正处于一种落后、衰退和缺乏觉悟的境地，这种状况已阻碍了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而克服穆斯林落后的惟一方法就是“改革伊斯兰教”。他宗教改革思想的具体内容，有论者概括：“首先，从宗教改革指导思想来看，他坚持伊斯兰教只有经过宗教改革才能有新的前途，因此应当用时代的观点重新解释伊斯兰教。但这改革只能在宗教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使之符合现代科学、哲学理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从宗教改革的观点来看，他以伊斯兰教原理和《古兰经》精神为基础以坚持方向，但对西方，在认清西方列强侵略本质后，既不盲目地模仿西方，又不盲目排外，而应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促进发展。最后，从宗教改革的方法来看，他坚持以哲学理性和科学理性为宗教改革的方法。他否认中世纪广为流行的‘创制之门关闭’之说，认为卡迪(宗教法官)和伊斯兰学者们根据当时的条件来解释经典、教义，这只是经典中全部智慧的极小一部分，后人完全可以修改他们的判决和解释。他特别强调团结，反对分裂。通过穆斯林及穆斯林民族的团结来达到改革伊斯兰、振兴伊斯兰的目的。”[11]

作为启蒙思想家，阿富汗尼用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唤醒民众觉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讲学和演讲。这是他宣传启蒙思想最重要的方式。为此他一生不断奔走于阿拉伯各国，足迹遍布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印度、埃及、叙利亚等地，讲学、演讲的场所包括大学讲台、穆斯林集会、政党会议、官员聚会、论辩论坛、讲演会场等。他的讲学和演讲，深入浅出、富于激情和感染力，他走到哪里，就把思想和激情带到哪里，就在那里形成思想冲击波，影响一大批人。当然，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讲学是1871—1879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任教，在那里他分析天下形势，宣讲改革思想，传扬泛伊斯兰主义，吸引了大批激进的青年学生，培养了像穆罕默德·阿布杜这样的改革思想家。其次是创办报刊。报刊作为现代传媒手段，具有传播广、影响大的特点，阿富汗尼充分利用。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60年代在阿富汗创办了《喀布尔报》，70年代在埃及创办了《埃及报》、《商业报》，80年代在巴黎创办了政治周刊《最牢固的纽带》，90年代在英国创办了《环球时光》报。在这些报刊上，阿富汗尼发表了众多的政治、文化、思想评论，大量的读者是从报刊文章中了解阿富汗尼的思想而成为他的追随者。《最牢固的纽带》是他创办的最重要的刊物，这是他与弟子穆罕默德·阿布杜联合创办的旅欧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团结协会”会刊，创刊号有《本刊及其纲领》的文章，表明刊物宗旨：服务穆斯林，分析伊斯兰世界盛衰变迁的情形与原因，指明复兴伊斯兰世界的途径与前景。文中呼吁穆斯林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环视你的周围，向你的世界学习，与时代同呼吸。像你们的先辈那样征服知识，寻求权力并恰如其分地使用权力；联合起来并寻求统一；联合一起，你们就会强大起来。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你们才能在一个即将到来的艰难时代生存下去。”[12]刊物在伊斯兰世界广泛发行，阿富汗尼也因此成为国际著名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再次是组建、参加相关组织或政党，这是保证他的启蒙思想有效传播和理论实践的重要手段。阿富汗尼为了改革大业，活动于各个能促进他的事业的社交圈，他几乎与北非、西亚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改革、反专制、反殖民统治的各种团体、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联系。在埃及的8年里，它是“民族党”的领导者，还通过“东方之星共济会”介入埃及政治。周游西欧时，他组建了旅欧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团结协会”。

阿富汗尼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思想家，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将自己的满腹经纶应用于社会现实的变革，设法介入阿富汗、奥斯曼、埃及、伊朗统治政权的内部，虽然每每碰壁，演绎出改革先驱者的政治悲剧。但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现代进程中，都深深烙下了他思想启蒙的印痕。

在阿富汗尼的启蒙活动和奥斯曼、埃及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西亚、北非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启蒙运动也获得发展。19世纪中叶，叙利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年）。布斯塔尼是基督教徒，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主张热爱祖国和叙利亚人团结，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派别间的歧视，反对封建分立，反对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奴役妇女等。他以复兴阿拉伯文化来启蒙民众。他建立阿拉伯民族学校，出版阿拉伯语周刊《叙利亚号角》和杂志《小花园》，编撰《阿拉伯语详解大词典》和7卷本的《阿拉伯百科全书》终生致力于阿拉伯语和文化复兴。纳希夫·雅济吉（1807一1871年）是布斯塔尼最亲近的朋友，他也为推广阿拉伯标准语，研究阿拉伯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将当时叙利亚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1857年成立了阿拉伯科学社团——“叙利亚科学协会”，将不同宗教信仰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19世纪后期，叙利亚、黎巴嫩文化复兴运动新一代的代表人物是法利斯·尼穆尔、乔治·宰丹（1861—1914）、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比（1849—1903）、希布利·舒马伊尔（1850—1917）、法拉赫·安吨（1874—1922）、穆罕默德·兰西特·里达（1865—1935）等。他们都被迫离开叙利亚，定居埃及。法利斯·尼穆尔创办《文摘》月刊和《穆克塔木日报》。乔治·宰丹创办《新月》杂志，著有《伊斯兰教文化史》、《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等历史著作，还创作了23部想象力丰富，风格朴实的历史小说。第二代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贡献，是把阿拉伯民族觉醒从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