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老之风 山高水长

天高自有拏云手——他干啥都能干出个名堂来

程子华是老一代革命队伍里少有的多面手、“杂家”、全面型人才。他不仅能在军事上、政治上独当一面，经济工作也很在行，而且样样都干得出色。

这从他战争年代的履历上，即可窥见一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军支队长、团长、师长、师政委，粤赣军区代理参谋长，红25军军长、政委，红15军团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战动总会”常驻委员、武装部长兼高级党团书记，八路军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委、冀中区党委书记，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东北军区（临时）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委，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冀察热辽军区政委、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平绥前线委员会书记，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第4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等。他还兼任过晋察冀边区经济委员会主任、边区工商管理局局长，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聂荣臻曾惊叹：“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

虑民之深，其谋也精。程子华思考谋划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还往往是有预见性的。早在冀中根据地时，他就考虑经济建设问题。这固然有当时的现实情况（冀中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但他此时已对建国后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经济形式——合作社有了一定研究。他在冀中时期的老搭档吕正操在《子夜送君行——怀念程子华同志》一文中写道：“子华同志对冀中的合作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还在晋察冀边区介绍经验。他在一次大会上讲如何办好合作社时，我还在下边开他的玩笑：‘老西儿真会算账。’”

1949年8月，程子华率第13兵团在湖南常德休整时，接到中央调他回故乡山西省工作的命令。参加衡宝战役解放湖南全境后，从此结束戎马生涯。新中国建立伊始，省区主官多是返乡任职，以便开展工作。比如，叶剑英回广东，李先念回湖北，叶飞到福建。程子华是山西解县人，回到故乡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四副担子一肩挑，可是不轻啊。

在山西工作不到一年，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从事财经工作。1950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党组书记，薄一波兼主任。家人问他：“这次调动，组织上征求过你的意见吗？”程子华回答：“中央调我，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国家在多年战争之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组建合作社，就是要与资本家争夺市场。争夺市场需要钱啊，国家没有钱，就得想办法吸纳老百姓手中的钱。供销合作社在农村以集镇或大村为中心建立，在城市以居民区为主建立，使之在全国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得力助手的作用。在此期间，他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组织手工业合作化的三种形式，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大大推动了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

1951年10月，程子华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

1952年10月，程子华代理全国合作总社主任。

1956年8月，程子华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李先念副总理兼主任）。

1958年9月，程子华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

1960年2月，程子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云副总理兼任主任）。

1961年1月，程子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富春副总理兼主任）。

1965年，时年60岁的程子华调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井泉任主任），兼任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毛主席分析了当时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毛主席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着觉。”程子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并协调国家以及地方的诸多部门，宵衣旰食，艰苦创业，建设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重点的一批厂矿和军工企业，为西南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纵观其一生，程子华有着极强的组织纪律性。他谦虚诚恳，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讲价钱，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干啥都能干出名堂来。贺龙元帅对他的评价是，子华仍是部队作风，事业心强，能打仗，会搞商业，会搞计划，掌握建设也很稳。确实，在军队里，他军政兼优；转业后，不管是当一省的党政军主官，还是在中央分管某个方面的工作，都能扑下身子来，都能抓到点子上，都能干出业绩来。他上马能制敌，下马忧黎元，一生中的若干个“常务副”职，即反映出他超乎常人的能力、魄力、胸怀和工作精神。

怜君头早白，其志竟不衰。程子华在古稀之年，开始了他的民政生涯。民政工作虽然看上去“最不讲专业”，其实需要的恰恰是杂家、全才、多面手，需要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始书写民政工作新的一章。

首先，程子华带领着他的班子，深入了解各地民政工作10年来“群龙无首”的现况，研究并解决复兴民政战线所面临的紧迫问题。1978年5月下旬，程子华在潘友謌、齐速等陪同下赴河北隆化，出席董存瑞烈士牺牲30周年纪念活动。6月，部党组11位成员分赴北京、沈阳、上海（青岛）、广州、成都、西安，主持6个大区的省级民政局长座谈会。随后，着手准备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文件。

1978年9月16日～27日，在距离1960年3月的第六次全国民政会议18年后，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召开。王国权致开幕词，程子华作题为《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努力做好民政工作，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确定民政工作的具体路线和方针、政策，进一步明确其主要业务是优抚、复员退伍安置、救灾和农村社会救济、城市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4项，同时参加革命老根据地建设，承办婚姻登记、殡葬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党和国家给予这次会议超常的规格：21日，当时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集体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接见会议代表；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等6位副总理、1位副委员长到会，李先念、纪登奎讲话。10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纪要》，要求把民政工作列入各级党委议事日程，尽快恢复和健全各地方民政部门的组织机构，充实和加强干部力量，做好各项民政工作。

在当年的8个月里，崭新的民政部生机勃勃地履行职能。开展的主要工作有：参与实施中央决定的“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组织“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两个暂行办法的试点；主持修改《选举法》并负责县、公社两级选举的具体事务；参加修改《婚姻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开展全国优抚对象普查，参与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组织以旱灾为主的重灾省区（全国受灾面积6．4亿余亩）生产救灾，接收全军库存225万件旧被装分发灾区及革命老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参加中央代表团出席宁夏、广西2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承办安徽、河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青海、新疆等8省区14项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同时，清理原内务部遗留的各类冤、假、错案；创办暂不定期的民政部机关刊物《民政工作》（后改称《中国民政》）；恢复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工作及《盲人月刊》；接待各地要求民政部门帮助解决问题的群众来信、来访数以万计，其中部党组成员自10月起定期接待上访人员。

程子华除主持全面工作而外，直接主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受中央委托主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首次提出差额选举和县级直接选举。他亲自带队赴浙江、辽宁、北京、上海、贵州、湖南、陕西等地，深入基层参加县级选举试点，并具体组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县级直接选举。二是全国“撤社建乡”过程中，程子华敏锐地发现，公社体制打破之后，缺乏劳动力的农户致贫了，怎么办？于是就变过去的救济为“扶贫”，改“输血”为“造血”。程子华主政民政部时开创的“扶贫”工作，由他的继任者崔乃夫部长紧紧抓住，从而使之发展壮大起来。

列宁说过：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程子华最看重的就是行动，而且是身体力行的“行”与“动”。这个年过古稀的残疾老人，一边自己没日没夜地工作，一边在民政部的大小会议上反复叮咛：毛主席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不要怕琐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