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展望专刊︱篇二：中国人力资本和未来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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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中国人力资本和未来经济增长

一览众山小

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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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ongbin Li, Prashant Loyalka, Scott Rozelle, and Binzhen Wu

翻译/ Iris H. 李佳佳

校核/ 王奥博 美术/ 张鹤鸣

编辑/ 众山小 排版/ 李佳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将近9％的速度在增长。中国如此迅速的增长可能会止于人力资本增加和劳动力重新分配到更有效的部门等因素。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在2014年达到峰值，并且已经开始下降。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重新分配已经减缓，大多数劳动力选择在私营企业就业。在本文中，我们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前景，尤其是人力资本。我们首先回顾了劳动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然后转向中国的户籍政策，该政策将中国的劳动力分为两部分，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对于农村劳动力，我们关注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以应对人力资本带来的挑战。对于城市劳动力，我们关注进一步扩大大学入学率和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中，我们利用回归模型来分析世界各国经济中人力资本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自1980年以来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在人力资本与产出这种关系的背景下，研究发现人民教育水平上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并通过这种方式使教育水平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通行证。然而，当我们展望未来时，结果暗示着中国可能会发现在未来20年中难以保持其希望的年均7％的增长率，维持3％的增长率似乎更可行。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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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展望杂志》

一览众山小 - 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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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劳动力和中国的经济成就

生育率的降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我国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1978年经济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更高的工资收入和教育水平等造成生育率总体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反映了人力资本的改善和劳动力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经济部门。中国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教育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0年的4.3年上升到2015年的9.6年；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从1980年的6.1％上升到2015年的28.8％；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从1980年的1.1％增加到2015年的12.5％。

图一、 私营企业就业份额(1978–2014)

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的变化

过去30多年间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大幅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1978-2014年间，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71％下降到30％；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例从18％上升到30％；从事服务业的比例从12％增加到40％。

另一个转变是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就业率的对比。图1显示了1978-2014年间私营企业就业率的比例。我们看到1978年私营企业就业率的比例为零。改革开放前，中央机构设定工资标准。工人不能在公司、城市或地区之间自由流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大批工人下岗。下岗工人需要在新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2014年私营企业的就业比例已经上升至83％。今天中国的工资水平大多是由市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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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政策和中国劳动力的二元性

户籍政策

20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建立，用于管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流动。每个人的户口是继承他的父母亲，出生地也是如此。户口有两个维度，位置维度和经济维度（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只能在户口所在地（县或市）生活和工作：农村人口只能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活动，城市人口只能在城市中居住和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后，90年代户籍制度有所放松，人们可以离开户口所在地工作和居住，行业和部门限制也有所放松。

尽管户籍制度在某些方面有所放松，但几乎所有的行政活动，例如土地分配、住房、身份证、入学、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大多数都是基于个人的户口“地位”。例如，只有具有特定管辖区户口的儿童可以去该管辖区内的公立学校就读。这意味着，学校的质量取决于户口所在地位置的公共财政。虽然改革呼声日益强烈，但我们认为户籍制度在未来至少20年（随后我们将预测教育和收入的时间跨度）内将保持基本完整。户籍改革在中国举步维艰。

中国劳动力的二元性

户籍制度影响下的城乡差距创造了一个以双重劳动力市场为特征的经济体，一个农村，一个城市。

2014年中国人口的36％即4.97亿人口拥有城市户口。几乎所有城市户口的居民都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与福利，包括相对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健康保险、住房补贴以及良好的教育条件。

相比之下，64％的中国人（8.71亿人）拥有农村户口。年龄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6％，即6.59亿人。经济改革后，2014年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一（31％）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从事工业（57％）和服务业（43％）。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约25％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但在当地从事工业或服务业。其余约44％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几乎都在40岁以上）仍然在学习或工作，主要是在农田和家庭中。因此，鉴于现在并未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人群的年龄结构，尚未有太大的余地通过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来增加劳动力进入工业和服务业经济。

农村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经济条件越来越差，为他们提供社会服务着实是一个挑战，但后期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农村居民逐渐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包括九年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福利金和社会保障。然而政府提供的服务水平是很低的。进城务工同样也面临着挑战。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难以在城市中接受良好的教育，难以享受公共服务。这使得农民工难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提高家庭经济水平等。无法获得同等的社会服务也有助于使双重劳动力市场和双重教育制度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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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缓慢

1978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但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总体较低。2015年农村地区2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11.3％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相比之下，44.1％的城市人口具有高中教育水平。农村地区学生通过高中（和大学）的流动性也很低。来自农村的学龄儿童长大后将成为中国未来劳动力的重要部分。然而，2007-2012年间，贫困农村地区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不足40％。

高中就读率低

原因可能是高昂且不断上升的支出，包括付现成本和机会成本。

付现成本表现为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中学是免费的。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收取高中学费，但中国的高中每年收取至少160美元，占农村人均收入的27％。大学学费对很多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压力。初中毕业后农村学生在学校中面临着昂贵且日益增加的机会成本，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后辍学。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短缺，较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提高。

竞争是造成农村青年较早离开学校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政府对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人数有所规定，并通过考试对学生进行层层选拔，据统计只有40％的农村学生可以通过中考进入高中，10％的农村学生可以通过高考读大学。农村地区的青年问题比低录取率和高风险考试带来的表现不佳更为严重。在竞争体制下，辍学率很高，即使是在中国以外。此外，很大程度中国学校中的巨大压力、高度的焦虑、失望困扰着学生，精神健康问题造成较差的表现和辍学率的提高。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农村地区的儿童更容易遇到学习障碍，这使得中国学校的分层更加严重。

农村学生由于健康和营养不足，学习能力较差。此外农村人均教育设施和制度的投入很低，教师的教学质量低。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来说，学校质量也许最严重的问题。由于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优质公立学校的教育。

已有研究显示，在中国农村实施一些相对投入较少的微观干预措施，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教育水平。这些研究大多关注提高小学生的健康和营养条件并增加幼儿接受教育的机会。为农村儿童提供营养午餐，近视眼镜和驱虫药等。为什么中国政府为改善农村儿童教育仅仅做了这些？我们认为，农村教育的忽视在于以增长为中心的中国政府制定激励制度的性质以及几乎所有的基本社会服务的权力下放，已有文献研究为这些假设提供了依据。

首先，以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绩效的标准，促进官员管辖范围内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一制度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强有力的短期激励，他们往往投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却很少投资教育和卫生事业等。其次，1980年中国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改革后，中国的税收制度严重依赖工业税。开始大量建造工厂并发展成为城市化地区，获得更多的地方税收收入以支持当地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包括教育和卫生事业。在这样的体系下，农村服务设施的投资水平较低而且相对落后。

图二、中国大学招生人数（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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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过剩了么？

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发展滞后相比,中国城市劳动力相对能接受良好教育。2015年,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城市劳动力中44%具有高中学历，21%具有大学学历。中国城市地区的大学生数量在1978年为40万人，1998年为100万人,年增长率近5.1%（图2）。1999年中国进行高校扩招，公立大学招生配额扩大了43%。从1999年到2005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翻了两番。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从1998年的43%增至2009年的78%。18到22岁年龄段的大学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10%增至2009年的24%。由于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城市，高校的扩招也就意味着城市中年轻劳动力的素质将得到快速提升。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使人们普遍担忧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然而，相较于对大学毕业生过多的担忧，研究者认为大学扩招是一个伟大的决策。从长远来看,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会引导物质资本投资以及技能型技术的变革,最终将提高生产力并直接体现在人力资本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验证了由于人力资本溢出带来的劳动力生产效率提升，中国也将经历类似过程。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很可能是人力资本的需求上升的直接体现。此外,高校大幅扩招也出现在快速增长的非中央计划经济体,如韩国、台湾和泰国,表明需求侧的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们对于高校扩招的另一个担忧是大学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一是因为大学生人数增加而带来的整体平均水平下降，二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快速扩张下难以保持同样的教学质量。一些数据表明,中国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收获有限。Loyalka等学者选取了中国四年制本科工程系和计算机系学生的随机样本，与同类的美国和俄罗斯的学生一起，接受学术技能(纵向系统的专业相关数学和物理测试)和高阶思维能力(ETS编制的批判性思维和定量能力)测试。研究者发现，尽管中国学生在大学伊始的测试成绩优于其他两国学生，但是经过两年的大学学习，中国学生样本的平均认知技能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俄罗斯和美国学生均体现出认知技能上的进步。

综合考虑以上研究结论，中国即需要提高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数量，也需要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自高校扩招以来,2015年中国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只有12.5%。这一比例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16%)、南非(15%)、菲律宾(27%),和马来西亚(16%)，均要低。中国高中毕业生升学率(2015年是28.8%)与以下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墨西哥(36%),南非(42%)、菲律宾(58%)、和马来西亚(51%)。大学和高中的入学率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差距更加明显，分别为:韩国45%和86%，日本50% 和100%，德国28%和87%，美国45%和90%。

图三、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比

A: 2015年具有本科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数量

B: 2015年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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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收入的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或人均收入)与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关系，研究者将中国的发展历程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比较。具体做法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检验各个国家在五个特定年份（如图）的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因变量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唯一解释变量为25岁或以上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并使用各国的GDP水平作为权重。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研究所 (UIS) 和在世界银行的教育统计(EdStats)。特定年份下选取的国家个数分别为：1980年的112个国家，1990年的124个国家，2000年的144个国家，2010年的155个国家和2014年的153个国家。为了便于比较，排除中国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年的拟合直线后，再依次检验中国与各年拟合直线的相对位置。

图4中数据点代表人均收入和受教育年限两个变量,并且基于表1的分析结果叠加拟合直线。该图显示了样本国家所有五年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数据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大多数国家都在直线上或接近，并且这些回归的R方值也很高。同时需指出的是，本文中的回归分析不属于趋势分解分析的一部分，也不用于衡量教育的回报率。本文的回归模型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样本国家的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收入关系相关性的简化版。

图 四、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4年的人均收入和受教育年限散点图和拟合线

表 一、教育对收入影响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如图4所示，中国远远低于1980年的拟合直线，大约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0%，这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本没有被充分利用。导致80年代人力资本的效率低下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可能与农业劳动力冗余有关。

随着80年代经济改革的展开，中国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拟合直线）。到2014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收入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1%。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以年均6.3%的增速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中国2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从1980年的4.0年上升到2014年到8.8年，年均增速2.3%。

本章的回归分析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本收益与生产力和效率的投入互有关联。从1980年到2004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从599美元增加到13206美元。人均收入的增量中有大约40%与高水平的教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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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预测和政策建议

从前文可知，推动中国的人力资本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的推力已经发生改变。首先，中国人口生育率自80年代初期开始逐渐下降，直接导致了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根据中国官方分类）自2011年的顶峰开始下降。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在得以利用后也迅速消失。第二，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正在减速。进城务工人员的增长速度从1985年至2000年的年均11%下降到了2000年至今的年均3%。根据人口现状调查，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20至35岁）低于该人群总数的10%，因此进城务工人员的增速在未来将持续减缓。第三，中国劳动力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的转移也在逐渐放缓。

基于此，研究者预测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在未来几十年的增长情况，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建立两种增长模型——适度增长和乐观增长，探讨在两种增长模型下，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水平的关系。并且将预设模型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数据进行比较。最后研究者从人力资本发展的角度推断，中国经济的未来年增长率维持在7%左右并不现实。

中国8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的发展需要大量低薪酬、低技能的人力资本，而当时的教育体系足够满足这一需要。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高薪酬、创新型的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研究者建议，中国政府在接下来的20-30年间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以提高人力资本，适应高收入国家发展的需求。

首先，建议中国的高校在管理和建设上去中心化。

扩大各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利，鼓励各高校自筹资金建设。相关的一个例子是2011年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的成立。该大学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采用了综合录取标准(类似于大多数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包括面对面的访谈、高中绩点、入学考试和其他能力测试的成绩。南方科技大学虽然由深圳市政府资助,但它拥有相对宽松的自主管理决策权。

第二，针对农村教育改革，研究者提出了相反的策略。

建议政府统一筹措农村地区小学至高中的教育资金。统一筹措资金能够解决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克服户籍障碍，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保障。研究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有能力对所有农村适龄儿童提供高中义务教育。农村高中学生的平均学费成本是300美元。因此为2400万农村学生提供高中义务教育的总成本是每年72亿美元。这个数字小于2015年中国教育总经费(3880亿美元)的2%。相比之下,中国在2014年投资了141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研究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减少对于边际回报率较低的物质资本建设的投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人力资本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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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uman Capital and China’s Futur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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