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哲峰：略谈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区域类型及相互关系

图一　广州汉墓出土几何图形印纹举例

1～4. 西汉前期5～7. 西汉中期8～9. 西汉晚期10. 东汉前期11～12. 东汉后期

图二　广州汉代墓葬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1. 双耳罐　2. 四耳罐　3. 四耳罐　4. 四耳瓮　5. 井　6. 瓮

1983 年发掘的南越王墓，首次揭示出了西汉时期岭南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情况。据报告的《器物登记总表》，该墓出土的各类陶容器有近20 种210 余件（不包括陶璧、陶网坠之类），其中饰拍印纹饰的主要有硬陶瓮、罐、鼎、瓿等器形（图三），约100 件左右，纹饰以方格纹为主，外加戳印纹饰，有的泥条盘筑痕迹明显。在部分饰方格纹的鼎、瓮上还施加有“长乐宫器”篆文戳印。

图三　南越王墓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1. 罐　2. 罐　3. 鼎　4. 瓿　5. 罐

汉武帝元鼎六年以后，岭南被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考古所见，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资料显著增多、分布更广。已知属于西汉中晚期的墓葬除了在贵县、平乐、贺县、乐昌、广州等地继续有发现以外，还见于合浦、梧州、藤县、柳州、曲江、始兴、南海、顺德等地。各地墓葬中也都随葬了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印纹硬陶在岭南的发展从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推进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中晚期至新莽东汉之际，岭南地区尽管印纹硬陶的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出土的器物数量增多，印纹硬陶的发展势头似乎并未减弱，但从印纹硬陶的器物种类和数量、以及拍印纹饰上看，与南越国时期相比似乎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南越国时期曾一度盛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戳印纹图案，其种类呈逐渐减少的发展趋势。当然，也有新的戳印图案出现，如钱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具有明显的仿照汉五铢钱的特点。这种在方格地纹上加钱纹（多为五铢钱纹或简化的五铢纹）的装饰，除了广州以外，还见于广西藤县、贵县、合浦等地，流行年代多在当地纳入汉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后的西汉中晚期，应该是南越灭亡之后才出现的新情况。

进入东汉以后，岭南地区汉墓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应地，从空间分布上看，印纹硬陶在西至柳州、东至揭阳、南抵徐闻的广大地域均有发现和报道，然器形较大的瓮类器物变得少见，罐类器物上的戳印图案种类进一步减少，有不少器物只是在肩部局部保留了拍印纹饰，加上刻划纹的流行，岭南印纹硬陶的发展进一步走向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岭南各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情形也显得日益突出。

例如，距离广州较远的徐闻，1973 年至1974 年发掘51 座东汉墓，共出土陶器103 件，“全是实用品，不见模型明器。陶胎是灰色细泥，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挂一层黄褐色薄釉”。其中罐类器物就有67件，包括带戳印的印纹硬陶罐31件，但这些罐的器表大多只是在腹部以上饰有方格纹，并加印一至二排长方形或方形戳印，有的印纹清晰整齐，有的方格纹印痕不明显。其余的36 件罐中，唯有一件四耳罐“肩部饰方格纹”。据墓葬登记表，总计出土32件印纹硬陶，出自15 座墓，每墓1～4 件不等。相比广州汉墓而言，徐闻汉墓所见的印纹硬陶器物单调、纹饰简化，年代上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同样，广西贵县、钟山、昭平、兴安、合浦等地的东汉墓中，硬陶侈口罐、直身罐、四耳罐上仍有较多保留有拍印纹饰，与广州地区似略有不同，也显得相对滞后一些。合浦文昌塔汉墓出土有两汉时期各阶段印纹硬陶的瓮罐类器物，除了数量较多的侈口瓮、侈口罐、四耳罐、双耳罐、提筒之外，也有少量的印纹硬陶瓿、甑、盆、井等，（图四）而且部分器物上的戳印图案尚未见于广州地区，说明合浦地区也可能烧造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产品。

图四　合浦文昌塔汉墓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1．四耳罐　2. 提筒　3. 罐　4. 双耳罐　5. 瓮　6. 井　7. 盆　8. 四耳瓮　9. 四耳罐　10.瓿

总的来看，进入东汉以后，当广州地区印纹硬陶的发展开始走向衰落的同时，岭南地区印纹硬陶的空间分布也出现了不少变化。一些距离广州较远的地区，印纹硬陶仍有发展，并呈现出相对滞后的特点。合浦出土不少吴晋时期的印纹硬陶瓮、罐，除方格纹加戳印纹的风格以外，还出现了菱格纹、线条纹等新的印纹装饰图案。

三 湘赣区

该区主要包括今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汉代荆州刺史部的长沙、武陵、零陵、桂阳郡的部分地区和扬州刺史部的豫章郡部分地区。先秦时期，该区原来主要是越人的分布区，湘西则可能以巴人为主。后来湘赣大部分地区逐渐被楚占领。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湘赣各地均受到了楚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继楚之后，是秦的统一。秦在该区的统一基本上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推进的，先后设置了黔中、长沙、九江等郡进行管辖。入汉之初，该区分属于长沙国和庐江国辖区。之后庐江国除为汉郡，长沙国地域缩小，至东汉初，长沙亦改国为郡。值得注意的是，在灭南越后，该区南部的桂阳郡和新设的零陵郡辖区均包含了原属于南越的部分地区，呈现出兼跨五岭南北的格局，为五岭南北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从湖南衡阳、资兴、耒阳、郴州、永州等地的考古发现来看，作为南方百越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印纹硬陶，在经历了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后并未在当地消失，相反却仍有较多的发现，在湘南地区楚越文化长期并存的格局尤为突出，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迹象。

例如，1952 年至1956 年发掘的衡阳凤凰山西汉早期78 座墓，共出土陶器1015 件，其中硬陶约629 件，包括鼎72 件、盒65 件、壶76件、勺15 件、罐431 件，占陶器总数的62％。可见当地硬陶之发达。在这些硬陶中，除了勺以外，包括鼎、盒、壶、罐在内的器物都饰有复杂的印纹，有的还施釉。这种在硬陶礼器组合——鼎、盒、壶上也施加拍印纹饰的做法，显然是进入秦汉以后当地印纹硬陶发展的新迹象，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另外，衡阳当地的软陶鼎、盒、壶、罐中也有施加印纹的，则是值得注意的。结合衡阳公行山秦墓以及衡阳蒋家山东汉墓等有关发现可知，衡阳在秦汉时期印纹陶始终比较发达，并持续到汉末之后。（图五）

图五　衡阳秦汉墓出土的印纹硬陶器

1. 罐　2. 瓿　3. 罐　4. 壶　5. 罐　6. 四耳罐　7. 鼎　8. 盒

年代在西汉早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礼器组合——鼎、盒、壶、钫之类器物仍为泥质灰陶产品或漆器制品，但该墓也出土了一批带釉的印纹硬陶器，包括1 件瓿、1 件带耳罐或双耳罐（应改称壶）、22 件大口罐，共计24 件。（图六）其共同的特点是“器物的肩部均拍印席纹，腹部均拍印方格纹，然后施釉”，与衡阳所见相同。这种在器表的上、下部位分别拍印不同的纹饰，成为湘赣地区西汉时期印纹硬陶最为流行的特征之一。无论是从装饰风格还是从器物造型上讲，秦至汉初，衡阳、长沙等地的印纹硬陶基本上都是承袭了南方先秦印纹硬陶的传统，以至于有学者指出，马王堆汉墓中大量印纹硬陶的存在“是越文化的‘复兴’”。

图六　长沙马王堆M1 出土的印纹硬陶器

1. 双耳罐（壶） 2. 大口罐　3. 瓿

大约从西汉中期开始，湘赣地区印纹硬陶的分布范围也显著扩大，由南向北推进的势头十分明显。具有湘赣特色的印纹硬陶鼎、盒、壶类组合，除了在湘南资兴等地继续有发现以外，还见于宜春、南昌、常德、保靖等地。从早年长沙发掘的汉墓资料来看，当地也是在西汉后期印纹硬陶才大量出现，主要是罐和壶两大类器形。据《长沙发掘报告》介绍，西汉后期“手制的罐形器……花纹系用工具拍印，纹样以方格纹最为普遍，亦有少数作叶脉纹状”。罐的口部和肩部多施釉，肩部往往还有刻划文字。在轮制的壶形器中，有的亦拍印方格纹，或兼施釉的。报告列举的伍家岭M244 出土的II 式壶和伍家岭M203 出土的III 式壶，均采用横向系耳，具有模仿岭南陶壶（即报告中的I 式壶）的特点，只是腹部拍印方格纹的做法，却为岭南同类器物所罕见。据墓葬登记表，这两座墓葬中共存的印纹硬陶罐分别有3 件和19件。其他西汉后期的墓葬中大多也都有硬陶罐出土，其中数量在10件（含）以上的有12 座墓，最多者一墓中达20 余件。除了由岭南输入的或仿制岭南类型的四耳罐以外，更多的都是和马王堆M1大口罐近似的侈口、鼓腹、平底罐，是当地印纹硬陶在西汉时期持续发展的

明证。

1973 年在南昌东郊西汉墓群清理的13 座墓，出土陶器149 件，其中属于印纹硬陶的大约有110 件左右，以方格纹为主，器表多施釉。从墓葬登记表来看，几乎各墓均有印纹硬陶出土，但每墓数量一般不超过20 件，主要器形包括鼎、盒、壶、罐、双唇罐及双耳罐等。罐的肩部往往刻划数字或容量，和长沙所见大体一致。保靖、常德等地汉墓也出土有类似湘南地区的印纹硬陶鼎、盒、壶组合，然略有不同的是，还往往共出具有模仿江东类型钙釉器特征的印纹硬陶壶、瓿类器物，器表也施釉，流行斜方格纹或麻布纹之类拍印纹饰，如常德南坪D3M18 出土的28 件陶器中，可归入印纹硬陶的就有20件之多，包括了器表施加酱釉的鼎、盒、壶、瓿以及无釉的罐、双耳罐等器形。（图七）至于席纹加方格纹、或叶脉纹加方格纹之类的纹饰，在沅水流域则较少见到。这说明湘赣地区内部在随葬印纹硬陶器方面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的。

图七　常德南坪D3M18 出土的印纹硬陶器

1. 鼎　2. 盒　3. 壶　4. 双耳罐　5. 壶　6. 壶　7. 瓿

进入东汉以后，湘赣地区仍然流行印纹硬陶。目前有关湘赣地区东汉墓报道较集中的主要是耒阳、资兴、郴州、衡阳、宜春、南昌、长沙、常德等地，基本上都出土有印纹硬陶。其他如湖口、修水、德安、樟树、万载、乐平、南康、赣州、赣县、永新、攸县、醴陵、零陵、邵东、邵阳、益阳等地也都有东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出土。说明东汉时期湘赣地区印纹硬陶的分布范围仍相当广泛。尤其是湘南地区的衡阳、耒阳、资兴一带，硬陶器的器形复杂多样，饰拍印纹饰的器物数量也相对较多。常见的印纹硬陶器形主要有鼎、壶、坛、罐、四耳罐、双耳罐、双唇罐、鐎壶、釜、甑、盘、钵、盆洗、灯、仓、灶、井、屋、猪圈、鸡鸭埘等。（图八）不少器物上也施釉，有的还被称为瓷器或青瓷器等。罐型鼎采用环形耳，饰有拍印纹饰的硬陶壶上往往还有附加堆纹，这些都是湘赣地区较为流行的风格。尤其是饰拍印纹饰的仓、灶、井、屋、猪圈、鸡鸭埘之类模型明器，在器形上更具有当地特色，而且很少见于其他地区。流行的拍印纹饰主要是方格纹，包括细方格纹、斜方格纹之类。至于带戳印纹饰的坛、罐之类器物，除少量仿制品以外，大部分仍是从岭南输入的产品，表明了岭南印纹硬陶对于湘赣地区的持续影响。同岭南地区一样，直到东汉时期，湘赣地区流行的饰拍印纹饰的器物以硬陶为主，也有一部分据称属于软陶。如1988 年衡阳市凤凰山东汉墓M9 所出的仓、屋、鸡埘、猪圈之类模型明器上多有方格纹，但报告称这些“冥器均为夹砂红色软陶”。还有一些印纹硬陶器，在器形上似明显模仿岭南的同类器物，只是岭南的同类器物的装饰早已改变为以刻划纹或弦纹、素面之类为主，但湘赣地区仍采用拍印纹饰。这些也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图八　湘赣地区汉代墓葬出土部分印纹硬陶器

1. 鼎　2. 壶　3. 壶　4. 瓿　5. 仓　6. 盒　7. 双耳罐　8．圈

9. 双唇罐　10. 罐　11. 双耳罐　12. 罐

从空间分布上看，东汉时期湘赣地区印纹硬陶的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现象。湘西地区印纹硬陶明显减弱，但赣江流域却显著增强。这种区域内部格局的改变，前者可能是与武陵蛮族起义所导致的湘西地区社会动荡有关，同时说明印纹硬陶与蛮族之间可能缺少关联；后者则是赣江流域在东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的结果。同样饰拍印纹饰的器物，却有硬陶和软陶两种不同的质地，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意味值得深思。这或许说明秦汉时期湘赣流域的开发，和岭南地区一样，都应是在汉越民族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汉末之后，印纹硬陶在湘赣地区尤其是湘赣南部仍有延续。情形也和岭南相似。

在湘阴、丰城等地发现的据称年代能早至东汉的窑址中，不仅有印纹硬陶出土，而且不少被认为属于成熟瓷器的器物上往往还保留拍印纹饰，也说明了湘赣地区的早期成熟瓷器的出现与印纹硬陶的发展密切相关。此种情形，也见于江东地区。

四 江东区

该区包括今江苏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北部地区（宁绍平原至金衢盆地一线以北），大致相当于汉代扬州刺史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即所谓“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汉书·严助传》）之地。秦时设会稽郡，入汉之初曾一度属于诸侯王国封域，至汉武帝时期，江东尽归中央。

先秦时期，尤其是西周至战国中晚期以前，江东地区作为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无论是墓葬结构（如流行土墩墓）还是随葬品构成（如流行以原始瓷器和印纹陶器随葬），都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印纹硬陶主要以生活用器为主，墓葬所见印纹硬陶也往往与原始瓷器、泥质陶器共存。在经历了战国晚期楚的控制（尽管实际控制区域可能不是江东地区的全部）至秦统一时期的历史变迁之后，其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目前江东地区已报道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墓葬来看，单纯的泥质陶器组合尤其是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钫之类组合的大量出现，表明应是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其中一部分墓葬的主人或许就是迁入江东的楚人，但也不排除部分墓葬的主人仍为当地越人的可能性。总的来看，江东地区秦汉之际墓葬中所见印纹硬陶的数量相比东周时期大为减少，印纹硬陶的发展似乎一度停滞，少数墓葬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器大多还保留米字纹的传统。

1992 年发掘的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共清理墓葬20座，其中6座战国至西汉土坑墓中只有D1M10出土了2 件“印纹硬陶罐，通体拍印米字纹”，共存原始瓷壶2 件。报告认为D1M10 的年代为“战国末到西汉初期”，所出土的“印纹陶和原始瓷”，“完全属于当地的传统制品”，因此推测是“本地越墓”。问题是被该墓打破的D1M14，却出土了成套的泥质陶鼎、盒、壶、钫、豆组合以及原始瓷鼎、壶、薰组合，发掘者视之为“越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体”，其出土陶瓷器总数达到43件，却没有1件真正属于印纹硬陶的器物。

1999 年发掘的苏州真山四号墩清理7 座墓葬，只有D4M2 和D4M4 各出土了1 件印纹硬陶器，均带釉。其中标本D4M2 ∶ 4 被称为“原始瓷罐，腹体饰米筛纹”。发掘者推断D4M2 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而打破D4M2 的D4M1（年代被断为西汉早期）虽出土了成套的钙釉鼎、盒、壶、瓿组合以及黑皮陶罐和泥质灰陶罐等，却没有1件真正属于印纹硬陶的器物。

此外，在浙江嵊州被认为是西汉早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印纹硬陶坛、罐之类，纹饰也都保留着米字纹的传统。总体而言，江东地区所发现的属于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的墓葬资料相对较少，出土的印纹硬陶也只有少量的罐、坛之类器物。一些埋葬年代已进入秦汉的墓葬中随葬的印纹硬陶类器物还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产品。

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在经过了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的一段沉寂之后，大约从西汉早中期开始，江东地区的印纹硬陶似乎又得到了逐步恢复和新的发展。不仅产品分布范围扩大，局部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数量也明显增多，尤其是以拍印席纹、栉齿纹（或称梳状纹、梳纹）为特征的瓮、罍等器物开始在江东地区流行开来，在器形和拍印纹饰上都逐渐形成新的地域特色。

已知江东地区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墓葬出土的印纹硬陶除在苏州、余姚、嵊州、安吉等地继续有发现以外，还在青浦、江阴、南京、镇江、无锡、芜湖、马鞍山、繁昌、高淳、杭州、绍兴、上虞、龙游等地均有发现和报道。兹略举数例。

1982 年至1983 年，在上海青浦福泉山发掘的46座西汉墓，出土了将近500 件陶器，其中有17 座墓随葬有印纹硬陶，每墓1～3 件不等，累计只有26 件，包括25 件罐和1 件坛，据称“火候高，胎质硬，通体施席纹”。按照报告的分期，这种通体饰席纹的印纹硬陶出现于西汉中期。而在约当文景时期的第一期9 座汉墓中尽管已出现了成组的钙釉鼎、盒、壶、瓿，却基本未见印纹硬陶。由此似乎表明，当地印纹硬陶的恢复与发展似乎要晚于成组青釉鼎、盒、壶、瓿之类的礼器组合的出现，而且在最初发展阶段，在印纹硬陶上施釉的情形也比较少见。这些都与岭南和湘赣地区明显有别。

1989 年至1990 年，在浙江安吉上马山清理的8座西汉墓，共出土陶器153 件，而饰拍印纹饰的大约只有32 件，每墓2～8 件不等，包括瓮、坛、罐三种器形，大都是“ 通体拍印席纹”，但也有个别器物是“肩部拍印席纹，腹下拍印方格纹”或“通体拍印麻布纹”的，也只有少数印纹硬陶器物上出现施釉现象。

1988 年在高淳固城发掘的5 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木椁墓均出土有印纹硬陶瓮,每墓2～4 件不等,合计14件，器表均通体拍印席纹。

1973年发掘的苏州市娄封公社团结大队天宝墩27 号西汉墓，出土陶器43 件，仅有2 件釉陶瓮（报告中的I式瓮）饰有拍印席纹。

1984 年发掘的苏州虎丘乡汉墓SXM1，出土了30 件陶器，其中饰拍印纹饰的也只有1 件“II型罐，肩以下饰席纹，腹以上施青黄釉”。

2001年发掘的苏州徐家坟西汉墓群，清理汉墓7 座,共出土陶器92 件，器表饰有席纹的只有M15出土的1件被称为“硬陶大瓮”（无釉）的器物。

上述例子说明，尽管江东地区在西汉时期钙釉器物已经十分发达，盛行随葬鼎、盒、壶、瓿之类的礼器组合，但印纹硬陶却基本上局限于少数的日用器瓮、罐、罍之属，最初器表是以满饰的席纹最具特色。（图九）稍后约西汉晚期，拍印的梳状纹开始流行，并延续至东汉时期。

图九　湖州西汉墓出土的印纹硬陶瓮（罍）

已知在江东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带拍印纹饰的器物，不仅数量持续增加，空间分布也显得更为密集，在苏州、南京、镇江、丹徒、丹阳、无锡、高淳、杭州、萧山、嘉兴、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嵊州、黄岩、临海、武义、龙游、江山等地汉墓中仍时有出土，常见器形主要还是罍、瓮、双唇罐、双系罐之类，偶尔也见于井、灶之类模型明器。（图十）新出现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壶、四系罐等，其中部分器物可能是由其他区域输入的产品。除了流行独具特色的梳状纹（或称栉齿纹）之外，还逐渐流行复杂的方格网状纹，另有少量的方格纹、麻布纹之类。施釉更为普遍。从质地上讲，不少器物因采用瓷土为胎，胎釉接合较好，被认为接近成熟瓷器或直接被称为瓷器了。由于上虞一带向来被认为是东汉时期最早烧造成熟瓷器的地方，因此当地墓葬中随葬陶瓷器的演变情况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973 年在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墓（即上虞M52）中曾出土1 件“印纹陶罍”，采用瓷土为胎，肩部以上施黄绿色薄釉，“肩以下拍满几何形印纹，印纹单位为2 厘米见方的小方块，每方由六七条斜线互交成斜网格纹样”，发掘者认为“当是本地所产”。类似的施釉印纹硬陶罍也见于1975 年清理嘉兴九里汇皇坟山东汉砖室墓，据称出土釉陶罍2 件,“敛口，平唇，矮颈，圆鼓腹，腹壁较薄，平底，器表上拍有印网纹，器上半部施釉……火候较高，胎呈浅灰色，近似瓷器”。（图十：1）而从早年绍兴漓渚的发现来看，与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墓出土印纹陶罍纹饰一致、器形接近的器物也有带双耳的，曾被称为瓿。

图十　江东地区汉墓出土部分印纹硬陶器

1．罍　2．双唇罐　3．罍　4．罍　5．井　6．罐

1984 年在上虞凤凰山清理两汉时期墓葬50座，年代大致在西汉末至东汉末年。从报告的器物列举情况看，印纹硬陶罍的腹部拍印纹饰经历了由梳状纹到网格纹的转变，至东汉中晚期，还出现了拍印网格纹的酱色釉瓷双耳罐和青色釉瓷四系罐等。

1992 年至1993 年，又在上虞县的牛头山、周家山、驮山、后头山等墓地发掘了一批年代大致在新莽前后至东汉末期的墓葬，出土了大批陶瓷器，其中也有一些饰有拍印纹饰的硬陶罍，器表拍印纹饰的演变与上虞凤凰山所见一致。尤其是上虞驮山木顶砖椁墓M28 的1 件硬陶罍和2 件原始瓷罍，除了施釉的差别外，造型风格、器表纹饰均完全相同，“器表拍印的栉齿纹（梳状纹）甚有规律”。而分别出土永元八年（公元96 年）和永元十二年铭文砖的券顶砖室墓M30和M31中残存的硬陶罍，器表拍印纹饰均改为斜向的方格网状纹，两墓中共存的原始瓷折肩罐和原始瓷罐也都饰有同样的斜向方格状网纹。（图十一）由此可见，当地印纹装饰从梳状纹到斜方格网状纹的转变似发生在东汉早中期之间。上虞驿亭谢家岸后头山东汉墓M11 出土的青瓷罍（双耳罐）上还出现了新的拍印纹饰——“窗棂纹”。而上虞等地窑址所见的拍印纹饰还要更为复杂多样。

图十一　上虞东汉墓出土印纹硬陶罍纹饰拓片

1．梳状纹　2．斜方格网状纹

江东地区东汉时期印纹硬陶器的器物类型和西汉时期大体相同，始终显得比较单调，以墓葬为单位的出土数量也比较有限。据胡继根先生统计，截止2013年7月浙江地区已发表的汉墓资料约770 座，共出土各类陶瓷器6121 件（组），其中器表施加印纹的仅有702 件，“器形以罍为主，另有零星的罐、坛、瓮等”。两汉时期江东地区印纹硬陶在当地陶瓷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见一斑。江东各地考古报告中提及的虽有罍、罐、坛、瓮、缸、瓿之类名目，但实际所指往往器形相同或接近，如南京、绍兴、无锡等地报道中所说的饰印纹的瓿，有时就和罍瓮器形一致。在这些器物上施釉已变得越来越普遍，有的被称为釉陶，有的则已被称为瓷器。在绍兴、上虞、宁波等地所谓东汉时期窑址中出土陶瓷片上所见的拍印纹装饰，尤其是被称为成熟瓷器的器物上的印纹装饰，大多都和江东地区东汉墓出土器物上的印纹装饰相同，表明成熟瓷器的出现与当地印纹硬陶的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然，也有一些在东汉窑址中常见的成熟瓷器上的拍印纹饰，却在已知的东汉时期墓葬中还很少发现甚或根本不见。此种现象或许反过来对于窑址出土遗物的年代判断也是有帮助的。

五 东南沿海区

本文所说的“东南沿海区”是指以今福建省为主、包括浙江省南部在内的区域，大致相当于汉代扬州刺史部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先秦时期，该区也是百越之地。秦时设闽中郡，入汉之初为闽越王、东海（东瓯）王封地，而东瓯、闽越均号称是越王勾践的后裔。汉武帝时期，先是东瓯举国内迁，灭东越之后又将当地越人大量迁出，以致“东越地遂虚”（《史记·东越列传》）。受其影响，该地保留的属于秦汉时期的遗址，年代多集中于西汉前期，已发现的数量也相对较少。目前所知主要是在福建崇安、福州、建阳、浦城，浙江温岭等地发现了年代大致属于秦汉时期（主要是西汉前期）的遗址，另外在崇安、闽侯、福州、温岭等地也发现有一些同时期的墓葬。无论是城址还是墓葬，均出土了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器。尽管数量有限，仍可以作为一种地域风格来看待。

从《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集中报道的1980 年至1996 年的发掘资料来看，该城址出土陶器上的印纹，“以方格纹为主，其次为绳纹，还有极少数棱格纹、菱形回纹、凸麻点（或称乳钉）纹、米字形纹、网格纹、圆圈纹和几何图形戳印纹”（报告图88 所列拓片中似还有席纹）。通过报告列举的材料知道，拍印方格纹的器物以瓮、罐为主，亦见于缸、盆等器形。这些饰拍印方格纹的瓮、罐类器物上多有纵向的系耳，尤其是纵向四耳的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图十二）至于方形和圆形的戳印纹，报告称“是由一种以方格纹作地纹，上刻各种几何图形小戳印的专制的陶拍，在器坯未干时在器表上逐段拍印出来的”。然而仔细检查发表器物上的戳印纹后发现，也有不少戳印与方格纹交叉错乱的情形。因此，不排除是和岭南地区类似的施加方法，即在拍印的方格纹地上再戳印纹饰。从具体的戳印图案看，也可能是受岭南的影响。

图十二　福建城村汉城遗址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1．四耳瓮　2．双耳罐　3．双耳罐　4．瓮

5．四耳瓮　6．瓮

在福建发现的其他秦汉遗址中，出土的印纹硬陶情况，也大体类同于城村汉城所见，但也有个别遗址中发现席纹较多的情况。

在福建地区发现秦汉时期墓葬资料较少。1982 年至1983 年在闽侯庄边山发掘墓葬8 座，出土陶器以鼎、盒、壶（或匏壶）、瓿、豆为主要组合，有软陶和硬陶之分，其中可归入印纹硬陶者似仅有M35出土的1件瓮，为“紫灰色细砂硬陶，通身饰网格纹，腹部有五道抹光带纹”，高41.4厘米。对于这批墓葬的墓主人，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1999 年以来，在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附近的亭子后、牛栏后、斧头山，福州的益凤山等地发掘数座具有典型越人风格的墓葬，出土陶器虽以硬陶为主，但器表施加拍印几何纹饰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瓮、四耳瓮、双耳罐之类器物，通常是在器表通体拍印方格纹。与之前在城村汉城遗址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

2003 年、2006 年先后在浙江温岭市塘山清理2座被认为是西汉前期东瓯国的墓葬，也出土了印纹硬陶瓮、双耳罐之类器物，均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器表通体拍印方格纹，在肩部和腹部有抹去方格纹后留下的凹痕。附近的温岭大溪古城遗址也出土了同样的印纹硬陶器，其器形与装饰都与崇安城村汉城遗址以及福建所见秦汉墓出土的一致。由此也说明，秦至西汉前期，东瓯和闽越在文化上的确具有很强的共性。

由于越人内迁，年代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资料在东南沿海区非常罕见。1958年闽侯荆溪庙后山发掘的1 座年代被认为是“汉末或晚至西晋的墓葬”，出土的瓮、罐、壶等器物上大都饰有斜小方格纹，其印纹硬陶数量仍然较多，值得注意。

总之，该区秦汉遗存中所见印纹硬陶，器形也是以瓮罐类日用器为主，不少器物的造型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拍印纹饰主要是方格纹，但通体方格纹的瓮罐类器物表面往往还流行施加凹弦纹或抹光带纹。少数器物的器表也出现了类似岭南风格的方格纹加戳印纹，表明该区至少在秦至西汉前期，印纹硬陶也曾受到岭南区的影响。福州所见，也发现有少量从岭南或江东输入的印纹硬陶产品，但年代多为东汉或更晚时期。至于福建部分遗址中席纹较多的情况，和周围地区的关系如何，还有待更多的探讨。

六 关于各区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就秦汉时期岭南、湘赣、江东、东南沿海这四个均烧造印纹硬陶的区域而言，在印纹硬陶的器物种类、具体的器形和拍印纹饰上均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轨迹。另外，不同区域的印纹硬陶产品还都曾广为流传，并在不少地区出现交叉重叠，交织成十分复杂的网络。通过对各区域类型的系统甄别与综合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从印纹硬陶的器物种类和数量上看，岭南区和湘赣区都非常发达，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不仅大量的岭南类型陶瓷器北传湘赣地区，湘赣区烧造的陶瓷产品也明显受到岭南区的强烈影响，出现较多的模仿岭南区特征的印纹硬陶产品。不过，在岭南地区却极少见到来自湘赣地区的印纹硬陶产品。至于江东区和东南沿海区，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器器物种类均相对较少，从出土数量上看，在当地墓葬随葬陶瓷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有限，不如岭南区和湘赣区那样发达；从产品流布上看，彼此之间也只是偶见对方的印纹硬陶产品，相互关系似乎也没有湘赣区和岭南区那样密切。

2. 岭南区与江东区相比，差异始终比较突出，彼此在印纹硬陶的器形和纹饰上明显缺乏共性。不仅西汉早期如此，在南越灭亡、该地纳入统一汉政权之后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也是如此。而且直到东汉中晚期，两大地区之间也很少互见对方的印纹硬陶产品，显示出两地之间的联系也一直较弱。直到东汉晚期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3. 湘赣区与江东区相比，两地生产的印纹硬陶虽有不少造型类似或接近的器物品种，但在具体的细部特征上又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在西汉时期表现得犹为突出。由于湘赣地区的陶瓷手工业在秦汉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受到岭南区的强烈影响，又与江东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故也出现了一些模仿江东区或兼有江东和岭南因素的印纹硬陶产品，只是被湘赣地区模仿最多的江东陶瓷产品多为流布甚广、但本身却很少施加印纹的钙釉壶、瓿之类器形。这种在模仿中所发生的装饰风格的转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更重要的是，到了东汉中晚期，湘赣区与江东区的联系或相互渗透似进一步加强，以致新出现的某些共性因素，仅从类型学的角度已难分彼此。秦汉时期，湘赣区陶瓷手工业这种兼收并蓄的发展模式，为南方陶瓷技术的交流与整合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应予以高度重视。

4. 东南沿海区的印纹硬陶，在西汉中期越人内迁以前，显示出与岭南地区有着更多的共性和较为密切的联系。但越人内迁之后直到东汉中晚期，当地的文化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汉末吴晋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渗入，才又有所恢复。此时，印纹硬陶又有出现，似乎还有新的发展。

5. 与先秦时期的印纹硬陶相比，从秦统一到西汉前期，印纹硬陶的发展在岭南区、湘赣区和东南沿海区都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或继承性，唯有江东区在秦汉之际印纹硬陶的发展似乎一度停滞，之后才渐渐恢复，并持续发展，直到向成熟瓷器转变之后才最终消退。因此，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发展从空间上看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综上所述，可以说秦汉时期仍是中国古代印纹硬陶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大发展是在先秦南方印纹硬陶基础上继续前行并不断创新的结果，不仅产品数量众多，而且流通广泛，整体的空间分布范围还要远远超过先秦时期，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几个区域类型。不同的区域类型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为揭示秦汉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整合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附记：2010 年9 月曾在河南内黄召开的汉代学术讨论会上宣读，2017 年6 月初增补并修订。

（作者：杨哲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