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祥福、凌哲宏：《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理论溯源

如果对19世纪50年代至今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不自觉传播、组织化传播、教条化实践、本土化改造、多元化探索这5个历史阶段。20世纪20年代，正值拉美马克思主义陷入教条主义、攸关其生死，亟需本土化改造的时期。彼时，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年）和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1895—1979年）展开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激烈论战，论战形塑了二人的政治思想，导致20世纪拉美社会主义与民众主义阵营的分野。在国内外介绍拉美政治思潮的著作中，马里亚特吉和阿亚的思想分列拉美社会主义与民众主义思潮之首。研究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之争，对于理解二人政治思想建构，厘清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路径，把握拉美马克思主义当下及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早期发展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移民传入拉美，此后一直是解放拉美的选项之一。诚然，在十月革命前，相较于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等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影响甚微。那么20世纪初，秘鲁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本土化？

首先，秘鲁现代民族主义意识觉醒。1821年，秘鲁在独立后进行了不彻底的革命，沿用军事统领、大地主和教会组成的考迪罗专制政权。在“考迪罗时期”（1821—1894年），秘鲁首领及政府官员频繁更替、经济发展自主性弱、领土领海战事不断。著名科学家达尔文在1835年写道：“南美没有一个国家从独立以来，有如秘鲁一样遭受无政府混乱的痛苦之深。”为此，秘鲁统治者通过调整政策，以原材料出口型经济和欧美国家加强合作，短暂的经济繁荣掩盖了社会矛盾。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深入发展，劳工工作强度日益增大。1877-1878年，秘鲁有觉悟的棉花工人和甘蔗种植园工人发动游行示威，要求缩短工作时长，但在大庄园主的武力镇压下销声匿迹。1879至1883年，秘鲁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把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I Región de Tarapacá）地区割让给智利，导致“鸟粪—硝石”繁荣经济时代结束，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恶化。1883到1887年，秘鲁印刷工人和面包工人发起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遭到独裁政府镇压。19世纪末，在秘鲁现代民族主义之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el González Prada,1844—1918年）等实证主义者的推动下，秘鲁发生大规模罢工潮：1892年烟草工人罢工、1893年港口工人罢工、1894年纺织工人罢工等。1895年，秘鲁召开全国手工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向独裁政府提出提高劳动报酬等基本改革要求。1895年，秘鲁建立有限代议民主制度，政治步入相对稳定和民主的“贵族共和国时期”（1895—1919年）。然而，残存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势力并未得到彻底根除，秘鲁在踌躇中迈向20世纪。

其次，20世纪初秘鲁无政府主义等进步主义思潮实践遭遇失败。19世纪末，秘鲁国内先后成立文官主义党（1871年）、立宪党（1884年）、民主党（1884年）、自由党（1901年）等，他们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蒲鲁东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潮谋求社会变革。然而，这些党派狭隘的民族观念使他们仍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秘鲁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秘鲁知识分子的觉醒，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率领秘鲁知识界发起革新派运动，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的教师和青年学生积极响应。秘鲁知识分子弘扬以“科学、进步、理性、秩序”为纲的实证主义，要求秘鲁社会变革，由此诞生秘鲁“1900年一代”，他们在1915年成立国家民主党（PND），提出“法制和经济”口号，尝试无政府主义实践，要求政府根据宪法选举成立，声张底层民众权益。然而他们势单力薄，在民众中影响极小，试图凭借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促成国家变革的努力失败。对此，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的马里亚诺·利诺·科尔内霍（Mariano Lino Cornejo）在其博士论文《现代社会主义》（El Socialismo Moderno）中反思，认为秘鲁社会变革不仅要发挥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博取底层群众的支持。1910年墨西哥和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促使秘鲁知识分子对社会结构不满加剧，由此诞生了更为激进的秘鲁“1919年一代”。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德拉托雷也在其中，他们逐步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希望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彻底变革。

最后，十月革命后秘鲁的马克思主义实践逐步走向教条化。十月革命前，秘鲁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与此相反，由于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秘鲁民族工业加速繁荣，黑人、华工等海外劳动力源源输入，在劳工内部形成各式各样的自助会和同乡会。在当时秘鲁的利马、卡亚俄、塔拉雷、库斯科等地已建立起20多个工会或工人组织。然而，当时它们只是为会员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互助组织，尚未形成主体意识。直到一战后，经济发展促使秘鲁劳工组织不断成熟，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秘鲁劳工组织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开始联合向政府、企业施压，要求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乃至加强政治权利。1919年3月，利马手工业工会和社会调查中心等20多个组织成立秘鲁反物价暴涨委员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19年利马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和秘鲁纺织联合会成立。俄国十月革命后，秘鲁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强大革命力量，他们加速放弃无政府主义并转向马克思主义。秘鲁新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走进学生、工农和商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动员罢课、罢工、罢市运动和游行示威。1922年，拉斐尔·杜巴亚克（Raphael Dubayac）在库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秘鲁马克思主义小组，从此秘鲁马克思主义运动有了正式的领导组织。然而，这些新晋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实际进行深入研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亦步亦趋，拉美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无一例外地陷入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实践泥潭，拉美无产阶级运动以一次次流血失败告终。值此之际，拉美马克思主义面临何去何从、攸关存亡的重大课题。

20世纪初，拉美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斗争激发了马里亚特吉和阿亚的革命热情，他们共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7年，马里亚特吉在秘鲁官方报社《新闻报》（La Prensa）自学成才后，担任秘鲁《时代报》（EL Tiempo）编辑。十月革命爆发后一些秘鲁青年认为《时代报》论调过于温和，于是马里亚特吉在1918年先后创办《我们的时代》（Nuestra Epoca）和《理性报》（La Razon）两份激进报刊，开启秘鲁文学反独裁反帝大幕。1917年，奥古斯托·莱基亚（Augusto Léguia）在美国策动支持下上台，《我们的时代》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马里亚特吉因此遭到一群公务人员殴打，后者扬言要和他决斗。1918年，马里亚特吉不断策划“声音”等专栏支持秘鲁工人运动和大学改革。1919年，他主编的秘鲁第一份左派日报《理性报》日益触犯反动政府利益，遭到莱吉亚政府查禁，最终马里亚特吉以秘鲁驻意大利信息搜集部门成员的名义被派遣至欧洲（实为流放）。此时，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另一位重要人物阿亚正在特鲁希略大学学习并担任学生会主席，1918年又前往圣马科斯大学求学并继续担任学生会主席。因为在学生中颇具威望，阿亚领导了秘鲁大学改革运动，支持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1923年因领导青年学生大规模抗议莱基亚政府的全国宗教性洗礼活动而引爆“5·23运动”，阿亚被问罪流放。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先后经历长达数年的海外流放生活，然而他们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流亡期间，马里亚特吉游历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多国，阿亚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苏联和拉美诸国，他们接触到广泛的欧美马克思主义小组或政党，亲历当时此起彼伏的欧洲无产阶级运动，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思想也在此时期萌芽。1923年马里亚特吉回国时，宣称自己成为“一个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在流放期间受到了欧洲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对比了欧洲各国与秘鲁的国情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拉美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抛弃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化认知，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灵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共识：（1）秘鲁与欧洲国家的国情不同，照搬照抄欧洲革命理论的做法行不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结合拉美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2）导致秘鲁革命失败的内因是封建主义和寡头统治，外因是帝国主义力量阻挠，且帝国主义勾结、支持国内反动势力，因而帝国主义是症结所在；（3）必须联合拉美大陆反帝人士组建美洲人民反帝统一联盟，共同捍卫印第安美洲独立发展权，最终建立“印第安美洲”。

这些初期共识奠定了马里亚特吉与阿亚亲密合作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两位举足轻重的拉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其一，在无产阶级革命动员方面，阿亚在1920年创立了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专为无产阶级授课，打破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藩篱，宣传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激发秘鲁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马里亚特吉流放回国后，为该校举办涉及世界危机、秘鲁无产阶级、欧洲各国革命经验、和平政治的缺陷、资本主义经济困境与民主危机、墨西哥革命等17场名为“全球危机史”的系列讲座，并在最后一场讲座中介绍了列宁思想，以此致敬1924年逝世的列宁。阿亚流亡海外期间，马里亚特吉接管了该校。其二，在报刊宣传领域，十月革命前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同为《时代报》记者，1923年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共同创办激进刊物《光明》（Claridad）。1926年，马里亚特吉在文化领导权领域实现觉醒，创办了以克丘亚语“智者”（Amauta）命名的《阿毛塔》杂志，阿亚多次为其撰写文章，宣扬反帝主张。其三，在组织合作领域，阿亚在1924年流放至墨西哥境内时创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又称“阿普拉”，1930年改组为阿普拉党，又名秘鲁人民党），该组织致力于联合拉美大陆反帝人士一同抵御帝国侵略，后来该组织遍及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古巴、智利、海地和墨西哥等国，并在英法两国设有支部。马里亚特吉在1926年加入该组织后成为核心成员，积极配合阿亚的反帝运动。在1928年之前，他们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事业，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与活力，致力于将无产阶级革命火种遍播美洲大陆。

二 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缘由与主要分歧

20世纪初，拉美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政治思潮跌宕变幻。1922年苏维埃联盟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拉美人谋求社会进步的不二选择。然而，那些自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变通，“忠诚”践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国际指示，陷入教条化而不自知，致使拉美马克思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此时，“欧洲中心主义”与“拉美例外论”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拉美。对此，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成为必然趋势，那么，如何拉美化马克思主义？这个课题横亘在拉美人面前。拉美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争论发生在秘鲁，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秘鲁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秘鲁无产阶级运动未受到共产国际的横加干涉（不同于当时阿根廷和智利）、思想氛围相对宽松，同时秘鲁社会对变革要求迫切。于是，在马里亚特吉和阿亚两位思想巨擘的引领下，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随即发生。那么，马里亚特吉与阿亚作为曾亲密合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发生思想分歧？

（一）马里亚特吉与阿亚思想分歧的缘由

首先，在理论认知上，马里亚特吉与阿亚的政治哲学思想出现基础性分歧。20世纪初，拉美民族主义开始泛滥，土著主义复苏，他们二人的思想受此影响，先后提出伸张“印第安美洲主义”的民族观。其中，阿亚在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的相对主义哲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存在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历史时空观”与“印第安美洲观”两种政治哲学思想。“历史时空观”是指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转移，理论与实践的适用范围也会随之改变。因而，阿亚认为产生于欧洲“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改造才能适用拉美。他进一步发展出“印第安美洲观”，主张拉美人应建立带有印第安特色的美洲，同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使用过的名称决裂。这使阿亚在具有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时，也为其破坏马克思主义原貌埋下伏笔。此时，马里亚特吉受到意大利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等人思想影响而逐渐形成“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观”。他在深入考察秘鲁国情后，写下《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以下简称“《秘鲁七论》”），得出一些本土的原创性认知，核心旨意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完全“复制”到拉美，而要进行“英雄般”地创造。然而，马里亚特吉与阿亚本质上不同的是他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向。

其次，在现实层面，阿亚在实践中逐渐对苏联指导下的共产国际失去信任。1924年，也就是他流放第二年，阿亚长途跋涉到苏联要求会见列宁，然而由于列宁刚病逝，他见到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以及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当时阿亚满腔热情地请求苏联对拉美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建议，却发现他们对拉美毫不知情。阿亚说：“他们把我们看作是异域风情的代表，并用固定的措辞询问我们的国家、地区、人口和历史。我们来这里不是给他们上地理课……他们的一些意见我们也无须接受。”在苏联停留半年后，阿亚深刻认识到：秘鲁与苏联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秘鲁工业发展落后，工人阶级力量不足，只有农民的“无产阶级”，难以开展类似于苏联无产阶级的有效斗争。其中标志性事件是，1927年阿亚在出席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一次世界反帝大会时，公然反对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论述，并与参会的古巴共产党主席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1903—1929年)、阿根廷共产党主席维多利奥·柯都维亚（Victorio Codovilla,1894—1970年）展开了“帝国主义与中小资产阶级作用”的辩论。最终，阿亚拒绝加入共产国际。1928年以前，苏联确实在战略上并不重视远在南半球的拉美，直到1928年面临美帝入侵拉美的严峻形势，苏联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正式讨论美洲议题。阿亚在苏联遭遇的挫败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欢迎形成对比。阿亚在流放至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时，凭借其学生运动领袖的魅力和出众的口才，在四处演讲中受到欧美资产阶级的青睐，并获得大量旅行资助，与欧美上层社会密切往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触动，以致对帝国主义国家心存幻想。

（二）马里亚特吉与阿亚思想的主要分歧

20世纪20年代，拉美马克思主义运动风云变幻，复杂的形势使马里亚特吉与阿亚的思想激烈转型和碰撞，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拉美化合作面临巨大考验。马里亚特吉与阿亚的关系发展史可以总结为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27年），二人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亲密合作；第二阶段（1928—1945年），由于阿亚的改良主义倾向，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关于马克思主义拉美化问题产生分歧而走向对抗（尽管在此期间马里亚特吉于1930年去世，但他们的思想斗争仍在继续）；第三阶段（1945年之后），阿亚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而转向民众主义，与马里亚特吉思想彻底决裂。

1.关于拉美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权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秘鲁以“鸟粪—硝石”经济跃升为拉美第五大经济体。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发展，秘鲁出现新的社会分化。在阶级划分方式上，马里亚特吉与阿亚产生了最早且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分歧：马里亚特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把秘鲁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阿亚则从劳动分工出发，把秘鲁社会分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同不劳而获者之间的对立，由此产生了作为脑力劳动者的“中小资产阶级”是否为革命对象的争论。

1927年，阿亚在世界第一次反帝大会上，就“中小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已与拉美共产党人展开辩论。此次会议的争论促使他在1928年写下《反帝与阿普拉主义》一书。回国后，他又写下《论中小资产阶级的作用》《美洲的现实不是欧洲的现实》《英帝国主义与苏维埃俄国印象记》《印第安美洲向何处去》等著作，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里亚特吉继续展开论战。阿亚给出两方面理由驳斥秘鲁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其一，在物质和精神上，他认为中小资产阶级比当时的拉美无产阶级更具备革命领导潜能，中小资产阶级“是反帝斗争中最积极的鼓励者和最坚强的战士，……既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文化”。同时，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大资产者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无情吞剥，他们视帝国主义和大资产者为阶级敌人，因而也是反资产阶级利益斗争的中坚力量。其二，阿亚指出：“我们的工人阶级像工业化一样年轻，是一个阶级意识尚在形成中的工业无产阶级。……它缺乏足够的觉悟去管理国家事务。”“我们的农民阶级虽然是多数，但因为技术和文化落后而处于原始阶段，还不可能产生阶级觉悟。”基于此，他萌生了把1924年缔造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即阿普拉运动）改组为由“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多阶级”政党的想法，这是他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那里找到的启发。然而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元老马里亚特吉看来，“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只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激发拉美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思想启蒙组织，而他一贯主张等拉美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成熟后，再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对此，“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创始人之一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Luis Alberto Sánchez）也有相同看法，“阿普拉是一项由青年学生发起的理论运动，……是没有组织结构的。”此时，马里亚特吉已经意识到阿亚参与政治活动的野心。尽管阿亚承诺建成后的阿普拉党将继承“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反帝统一阵线、印第安美洲统一体等基本纲领，但仍然遭到马里亚特吉等人的反对。

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对秘鲁社会进行了深刻审视，他从阶级性质、历史国情、现实情况等方面出发，认为应该从始至终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领导队伍。其一，“中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他们不会完全支持反帝反资产者的革命。马里亚特吉洞察到，“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将充满软弱性与妥协性，只会再次沦为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改良主义，无法彻底断绝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联系，正如拉美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所总结的“（中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同拉美庄园大地主勾结，另一方面同外国资本串连，因而属于反革命阵营。”其二，在历史逻辑上，“中小资产阶级”将不会支持旨在提高包括印第安民族在内的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革命。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指出：“当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本源，按照西班牙白人文化，他们注定与底层土著和无产阶级人民没有团结因素。”在殖民统治时期，欧洲白人和庄园主视底层民众为劣等民族，这种种族主义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相反，秘鲁无产阶级遭受土生白人和资产者的长期压迫，反抗意识强烈。秘鲁印第安人口占秘鲁总人口数量的2/3，数量庞大，甚至在他们的生活方式里延续着印加帝国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传统。在质与量上看，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无产阶级是秘鲁社会主义革命“天生”的领导阶级。尽管他后来承认，秘鲁无产阶级尚且处于愚昧中，但马里亚特吉始终致力于通过教育和宣传激发他们的革命意志。

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阿亚最终还是放弃了无产阶级。1928年，他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改组为由“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工农、学生、知识分子、中小企业者、小商人在内的“多阶级”政党。随后，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多阶级联盟’”口号下，拉美中小资产阶级同本国工农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但历时短暂的民族民主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地主、军人和教会为一体的寡头统治。对此状况，马里亚特吉也不得不另建政党与之抗衡，捍卫他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此时，共产国际给他的建议是建立克丘亚和艾马拉的“民族自治共和国”。而马里亚特吉凭借对秘鲁国情的深刻认识，拒绝了该指示。他设想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涵盖有觉悟的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9月在利马附近滨海的一个城市召开成立秘鲁社会党预备会议，同年10月正式成立秘鲁社会党（1930年5月更名秘鲁共产党），以马里亚特吉思想作为建党原则和选举他为党总书记。马里亚特吉在建党纲领第九条中指出“秘鲁社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在争取实现其阶级理想的斗争中，担负引导和领导无产阶级任务的力量”最终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2.拉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关系问题

1923年，阿亚流亡至墨西哥境内时写到：“美帝国主义危险的意识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接近中美洲、墨西哥或安的列斯群岛，就足以立即引起人们对正在逐步影响我们命运的令人讨厌的美国的深刻反思。”1927年之前，阿亚对美帝流露出强烈的革命情绪。1926年，他还在美国《劳工月刊》上还发表了《什么是阿普拉？》一文，描绘阿普拉主义的雏形，并把“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最高纲领之一。然而1927年后，这种坚定的反帝立场消失了。他对美帝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亲和迹象，这与他在海外流放的经历有关。他试图调和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阐发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间合作的可能性。

阿亚曾作为马列主义者，承认列宁当时从欧洲国家角度分析帝国主义发展阶段是有意义的，但他不认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拉美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论述，特别是他在海外流放时期看到秘鲁国情与欧洲国家经济建设的巨大差距后。阿亚看到，拉美远未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帝国主义是其最高形态。然而，阿亚指出由于拉美的特殊性，20世纪初，拉美社会远未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内部矛盾瓦解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阿亚认为，拉美必须先大力发展生产力、进入物质丰富的民族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此，阿亚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即帝国主义在拉美不完全是破坏力量。他认为，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发展的成果，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当时拉美各国正需要大量建设援助，各国除防止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无序入侵外，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应该大力向西方学习。总之，阿亚认为“印第安美洲的道路和路线是这样的：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

1928年，阿亚写下《反帝与阿普拉主义》一书，把1926年确定下来的阿普拉运动最高纲领之一“反对美帝国主义”更改为“反对帝国主义”，对美帝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温和转向。这引起马里亚特吉等人的警惕。马里亚特吉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在不同场合与著作中强调其旗帜鲜明的反帝立场。其一，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阻碍秘鲁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在历史上，秘鲁遭受过西班牙等殖民宗主国侵略，他们无情地掠夺秘鲁资源，残杀印第安人。19世纪秘鲁独立后，欧美帝国主义与秘鲁封建主义势力相互勾结，使披着“共和国外衣”的大庄园制度依旧存在，并滋生买办阶级，他们盘剥劳动人民，利用资金笼络上层社会，使秘鲁社会改革寸步难行。马里亚特吉认为，“土著人问题是由我国的经济产生的，其根源就在于土地所有制。只要‘酋长’的封建性依然存在，任何想用行政措施或警察手段、用教育的方法或兴办交通工程来解决问题的企图，都是只治其表的或修饰性的工作。”其二，帝国主义不可能完全支持拉美各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它们在20世纪继续奴役着秘鲁，欧美国家始终把拉美视为掠夺廉价资源的“天堂”。马里亚特吉揭露：“秘鲁沿海最好的谷地都种植棉花和甘蔗，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土地只适合这些作物，而是英、美资本目前对这些作物感兴趣。”马里亚特吉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中继续揭发，拉美各国独立后，美帝依靠扶持亲美政权、不断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吞噬拉美民族性，使拉美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意识，拉美各国正按照西方设想沦为它们的附属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援助拉美铁路、矿业、工厂等建设，实质上控制拉美各国的发展权。这些迹象表明，欧美国家不可能完全支持拉美各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马里亚特吉这种反帝观点得到阿根廷共产党时任主席柯都维亚的响应。1926—1928年，柯都维亚在多次参加国际反帝大会时，极力呼吁世界各国关注美帝入侵拉美的态势。他在1926年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的《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的压迫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拉美各国必须把反帝斗争与涉及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本国政治问题结合起来。”

1928年，马里亚特吉洞察到阿普拉党将是“中小资产阶级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政党”，而愤然退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宣告二人反帝合作近乎破产。在此，马里亚特吉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已经超出了精神层面，更关注具体实行；而阿亚对帝国主义的接触还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不得不考虑二者之间存在的阶级冲突。阿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中小资产阶级贵族理念，他可能对马里亚特吉的独立性，一种在贫穷与残疾之中、没有读过大学、出生于劳动阶级的经历缺乏理解。当时，阿亚在写给马里亚特吉的信中讲道：“要现实，尽量接受你的纪律，而不是来自革命性的欧洲共产主义联盟。”阿亚指责马里亚特吉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完全接受欧洲共产国际反帝那一套，缺少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而马里亚特吉则在回信中指出阿亚是“拉美例外论者”，把拉美的特殊国情绝对化，认为他对帝国主义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带来无穷后果。此后二人彻底断绝了书信往来。

3.拉美社会主义斗争路线与方式问题

尽管1928年阿亚辩解：“阿普拉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创新……阿普拉党将继续既否定又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然而此时，阿亚的改良立场已经暴露无遗。自从阿亚把革命领导权交给“中小资产阶级”时起，再到对帝国主义采取“建设性”立场，他的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理想飘到朦胧的远方去了。对此，马里亚特吉在《捍卫马克思》一书中驳斥到，“我永远也不会理解其他的政治领域：那些平庸的改革者、被驯服的社会主义和闹剧式民主的领域。此外，如果革命需要暴力、权威和纪律，那么，我赞同暴力、权威和纪律。”马里亚特吉一生捍卫印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而阿亚却提出温和的社会主义改良主张。

1930年9月，阿普拉运动正式升级为阿普拉党（PAP），试图通过合法竞选参与政治活动。1931年，阿亚回国后首次参与了秘鲁总统选举，落选后与秘鲁军方发生流血冲突。阿普拉党旋即被秘鲁新任军政府宣判为非法政党，阿亚被迫逃亡墨西哥。为了合法参与政治活动，他不断调和激进政策，缓和与秘鲁军政府之间的对立。他相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提出温和的改良主张。其一，在经济方面，倡导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对外资的态度，他把外资比作水源，把民族经济比喻庄稼，认为庄稼的成长需要水的灌溉，但水流不能泛滥。他鼓励对外资采取控制、引导和规范的措施。1930年，他为阿普拉党制定最低经济纲领：“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保护本国工业，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采取措施控制过多的外国资本。”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他还主张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建立“经济权力机构”来履行经济权，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以实现劳资利益协调，制定国家生产计划，创造出更多财富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一时期，阿亚还透露出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主张。其二，在政治领域，主张以和平方式参与政治生活。阿亚发展出一种“功能性民主”的新型政治参与方式，他对西方“一人一票”的代议民主制提出异议，认为要根据公民在国家经济中的贡献值（生产量化）而相应扩大劳动者的选举权比重，以实现社会公正而非平等。此外，他主张政见趋同的政党联合参选，上台后再推行本党派的政治主张。他推行领袖至上主义，维护领导人权威。其三，在文化领域，阿亚鼓励拉美各国加强向西方学习。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有其深层的文化、思想与技术水平支撑，他号召拉美各国除了对抗欧美国家经济入侵外，在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大力“拥抱”西方，包括教育制度等。在阿普拉党建党初期阿亚还推行比较激进的社会改革，但在后期其政见日趋保守，一般的提法是实现“社会正义”，按他的阐释就是要实现“有面包的自由和有自由的面包”，主张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实行一些改良措施和福利措施，因此也被斥责为一种投机主义。

而马里亚特吉从始至终对改良主义表现出失望，他极力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理想，致力于构建本土化的社会主义革命方案。1929年，他完成《捍卫马克思》（1935年出版）一书，维护被改良派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写给莫伊塞斯·阿罗约（Moisés Arroyo）的信中说：“阿亚一意孤行，他要无条件地将他的领导强加于我们……我曾经因为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组织革命而向他张开怀抱，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什么也没有学到，或许是我之前太相信他了。”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指出，19世纪拉美各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宗主国殖民统治，在形式上获得独立，然而在独立后继续追随西方发展道路，陷入“新殖民主义”之中。因此到了20世纪，秘鲁必将迎来“第二次”实质性的独立革命，必须通过彻底革命划清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马里亚特吉声称：“我们并不满足于要求印第安人享有接受教育、文化、进步、爱和信仰苍天的权利。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要求印第安人享有土地权益。”马里亚特吉认为，无论是解决秘鲁种族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所有权”问题，如果经济制度不改变，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徒劳。马里亚特吉希冀借助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一举推翻秘鲁国内的落后反动势力，建立全新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印第安民族真正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马里亚特吉作为拉美文化反美主义的“爱丽儿派”成员，对印第安民族文学充满自信与热爱。1926年，他创办《阿毛塔》杂志，“阿毛塔”在印加语中是智者、导师之意，透露出他试图挖掘印第安民族传统助推实现美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愿望。1928年，他在《阿毛塔》杂志创刊两周年纪念日时写下《周年和总结》一文，表达其革命立场：“为了忠于革命，《阿毛塔》只是一份社会主义杂志就足矣。……拉美革命正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阶段。它将简单明了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他怀有通过革命恢复印第安土著民身份的强烈诉求。

1929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拉美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里亚特吉违背苏联旨意，不断强调从本土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斗争路线，没有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反而被看作异端。这意味着马里亚特吉的本土化方案也没有得到拉美共产党人的支持。在此困境下，1929年秘鲁社会党面临分裂。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马里亚特吉主动辞去党领袖职务。1930年4月，马里亚特吉逝世，同年5月，秘鲁社会党更名为秘鲁共产党。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爆发后，秘鲁共产党时任主席奥多西奥·拉维内斯（Odosio Rávines）认为秘鲁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到来。在其指挥下，1930年10月，秘鲁中部山区塞罗德帕斯科矿区、拉奥罗亚地区以及秘鲁国际石油公司工人发动罢工与游行示威。秘鲁军政府对此感到极为恐慌，不断加大镇压力度，最终导致秘鲁无产阶级革命以流血失败告终。1929年，马里亚特吉创立的秘鲁总工会也遭到查禁。1930年后，秘鲁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长期活动。马里亚特吉逝世后，秘鲁马克思主义运动面临巨大危机。

1945年，阿亚受到修正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其民众主义思想成型，他加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1956年，阿亚在总结阿普拉运动30年时写下的《阿普拉主义三十年》一书中明确表示，阿普拉运动“不再提‘社会主义’；不再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主张通过选举夺取政权；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再提阿普拉主义‘继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十月革命以来马里亚特吉与阿亚的合作彻底结束。

三 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对拉美政治的影响及反思

伴随着秘鲁社会主义论战的展开，马里亚特吉与阿亚二人的政治思想也在碰撞中成型，最终分别引领了20世纪拉美社会主义与民众主义的思想潮流。阿亚作为“半个世纪以来拉美最重要的政治家”，其思想由激进转向保守，由马克思主义转为民众主义，最终实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在拉美的特殊变种。他曾多次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最终目标。然而，为合法参与政治活动，在阿亚领导下阿普拉党的政治主张日渐趋于采取低成本政治策略以迎合拉美现实需要。民众主义转型使阿普拉主义获得巨大政治生存空间，表现为阿普拉党分别在1985年和2006年两次问鼎秘鲁总统宝座。同时，阿亚引领的阿普拉主义深刻影响了拉美政治格局，掀起20世纪拉美民众主义的执政高潮：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等民众主义政权应运而生。阿亚也因此被称颂为“把20世纪的主旋律引进秘鲁的人”。以马里亚特吉与阿亚为代表的拉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分裂，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拉美马克思主义衰弱的开始。由于20世纪初拉美马克思主义和民众主义势力的分流与徘徊，使得拉美无产阶级运动错失20世纪宝贵的革命机遇期。

20世纪初，在如火如荼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特殊性”论战，无疑遭到来自拉美各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的质疑和否认。1929年6月，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拉美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里亚特吉派代表所作的关于秘鲁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阶段、印第安人的革命性等论断没有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相反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被认为违背了苏联的“中心旨意”。1928年，为应对美帝入侵拉美的紧张态势，苏联指导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把“发现美洲”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而后苏联加强了对拉美无产阶级运动的指示。20世纪40年代后，在削弱拉美托洛茨基主义势力后，拉美马克思主义运动逐渐步入斯大林轨道，教条主义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拉美左右翼阵营因为法西斯势力渗透而进一步分化。1930年马里亚特吉的逝世和阿亚的逃亡，使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的成果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总之，20世纪初，马里亚特吉与阿亚之间展开论战的重要意义被忽略了。

然而，在20世纪拉美漫长的政治演进史中，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所蕴含的巨大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逐渐被释放出来，表现为拉美左翼人士站在民众主义阵营汲取社会主义理论与精神内涵。

首先，对拉美而言，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先河，促使拉美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因发生在拉美马克思主义运动陷入教条化而不知去向的关键时期，因而对拉美马克思主义走向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进程，并使得拉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呈现多元化探索特点。切·格瓦拉（Che Guevara）曾在青年时期游历拉美，在秘鲁麻风病村接触到秘鲁共产党员早期成员乌戈·佩斯塞(Hugo Pesce)医生。佩斯塞是秘鲁社会党的联合创办人之一，曾多次为马里亚特吉创办的杂志《阿毛塔》撰写文章，是马里亚特吉1929年派往阿根廷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之一。佩斯塞非常熟悉马里亚特吉思想，他热情地向格瓦拉介绍了马里亚特吉的著作，格瓦拉被这些作品深深吸引。若干年后，格瓦拉还寄给佩斯塞一本《论游击战》。

马里亚特吉给切格瓦拉带来的不仅是拉美化马克思主义，还有对印第安人的特殊关怀和建设新文明的种族保证，最终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表现为“不断革命”和“新人”思想。20世纪30年代后，拉美各国轮番提出带有本国特色的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马里亚特吉与阿亚思想的抗争。20世纪40年代拉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巴古（Sergio Bagu）、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r.）、西格尔（Marcelo Segall）等人通过研究拉美历史认为，拉美社会形态从来不是欧洲封建主义的翻版，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由此诞生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冷战时期，拉美各国共产党最大变化是由过去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转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古巴共产党主张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发展具有古巴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巴西共产党强调，革命者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活的、创造性的学说；智利共产党认为，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变革的。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秘鲁共产党（团结）和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作出反思，提出“以马列主义、国内和国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贡献，特别是马里亚特吉的思想贡献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之，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中蕴含的本土化探索精神在20世纪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得到延续。

其次，秘鲁社会主义争论促使20世纪拉美走上独立自主的“第三条道路”探索。自从阿亚在论战中提出既不要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而要在拉美实行“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后，遇上拉美民族主义和土著主义复苏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拉美各国主张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其中，阿亚领导的阿普拉主义更是获得实质性突破，1985年与2006年，阿普拉党总统候选人阿兰·加西亚·佩雷斯（Alain García Pérez）两次问鼎秘鲁总统宝座，阿亚本人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把持秘鲁国会议长职位。美国学者爱德华·J.威廉斯称：“阿普拉党的民众主义理论，不仅在他的本国秘鲁传播开来，而且传播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美国学者罗伯特·亚历山大在《拉丁美洲政党》一书中指出：“阿普拉党是整个拉丁美洲左翼民主政党在意识形态和哲学方面的先驱。”随着阿普拉党调和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彰显出利用外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生命力，此后拉美各国普遍加强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然而，20世纪中叶后采取的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重后果，引发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在依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调整。这表明阿亚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与帝国主义建立一种没有“依赖性的伙伴关系”的设想失败了。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实践失败后，拉美各国独立自主发展意识空前高涨，在21世纪初掀起“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的“粉红色浪潮”，强调从拉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出发探索本土化发展模式。委内瑞拉的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的科雷亚“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第一位印第安总统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巴西劳工党的“劳工社会主义”等左翼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史无前例地关注民族身份，保持对本民族历史传统与文化的继承和吸收，不断汲取社会主义思想灵感，造成拉美社会主义复苏的景象。阿亚说：“我们清楚地知道要走左翼路线，这是我们的方向，方向是最重要的。”如今，拉美左翼政党表现为站在民众主义阵营汲取社会主义理论灵感，马里亚特吉和阿亚的争论始终为他们提供着本土化的精神指引。

对于秘鲁而言，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直接导致20世纪20年代末秘鲁错失社会主义革命机遇期，从深远看，则为秘鲁20世纪政治“碎片化”走势埋下隐患。

其一，贻误秘鲁社会主义革命时机。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从浅层看是马里亚特吉与阿亚的思想决裂，从深层看则导致秘鲁社会主义革命力量不可逆的削弱。20世纪20年代末，秘鲁国内迎来反独裁运动高潮，民众的无产阶级革命呼声高涨，莱吉亚政府的统治因经济危机而处于虚弱中，值此之际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而无暇顾及秘鲁政治，使秘鲁迎来社会主义革命机遇期。然而由于阿亚的背叛，秘鲁社会主义势力很快转入弱势，20世纪30年代，秘鲁军政府趁势将秘鲁共产党和阿普拉党宣布为非法政党，迫使两党长期转入地下活动。1937年，秘鲁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Lázaro Cárdenas）开展的土地革命是包含明确的社会主义和印第安主义因素的深刻改革，然而马里亚特吉并没能看到。

其二，造成秘鲁共产党与阿普拉党的长期对立。1931年，阿亚与年轻军官桑切斯·塞罗（Luis M.Sánchez Cerro）为争夺秘鲁总统职位而爆发“特鲁希略屠杀”事件，阿亚因此逃亡海外，此后阿亚迫于国内外政治压力，不断转向温和斗争路线。1956年阿普拉党恢复合法地位后，与中左翼政党结盟参与政治竞选，很快恢复了执政生机。1979年阿亚逝世时，有超过100万的秘鲁民众为其吊唁。然而，秘鲁共产党在美帝高压反共态势下，一直处于非法地位。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大论战中，秘鲁共产党分裂为主张“议会选举”的新秘鲁共产党（红旗）和延续“暴力革命”的老秘鲁共产党（团结）。1970年和1980年，秘鲁共产党（红旗）又相继分裂出极左革命组织光辉道路和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在20世纪80年代，秘鲁共产党“一分为四”，马克思主义拉美化分歧在党内不断扩大。这注定主张“革命与理想”的秘鲁共产党和提倡“改良与现实”的阿普拉党之间的政治分歧无法弥合。

其三，加剧秘鲁国内政治“碎片化”走势。秘鲁共和国自独立以来，各种民族利益盘根错节，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人在建国初发生民族分歧，在南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使秘鲁实证主义者与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发生对立，20世纪初马里亚特吉与阿亚的政治方案分裂则进一步撕裂秘鲁民族共识。在20世纪的秘鲁总统选举中，秘鲁各党派都为自身利益而战，政治共识根基薄弱。阿亚曾主张，单个政党弱小时可通过多党联合参加竞选，这使得20世纪秘鲁政治充满灵活性的同时也极不稳定。20世纪60年代，秘鲁军人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Fráncisco Velasco Alvarádo）提出“军人民众主义”主张，贝拉斯科宣称：“秘鲁式的革命，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刻着解放的、社会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标记。”他推行了土地改革、专家治国、政治民主等“亲民”举措，率先打破与阿普拉党长达30多年的敌对局面。如今，秘鲁政治生态愈发复杂，党派名目繁多而难辨，政治共处前景扑朔迷离，这不得不说在秘鲁社会主义论战时期已经初见端倪。

如今，爱好和平的人们广泛接受了马里亚特吉和阿亚争论的时代价值，他们的争论带给拉美人的启示远未结束。

第一，拉美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拉美化道路，并在发展的实际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20世纪初马里亚特吉与阿亚之所以没有成功领导秘鲁社会主义革命，说到底，是因为没有清楚认识到秘鲁社会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曾对来华访问的拉美共产党人忠告：“踏实的研究本国国情！”在拉美这片种族多元、思潮交汇、利益错杂的土地上，如果对本国国情不加以深入研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刻把握，很容易在复杂的现实中迷失方向。马里亚特吉曾为拉美共产党人做出表率，在深入研究秘鲁国情的基础上写下重要著作《秘鲁七论》，被誉为“西半球最早的一部认真的、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著作”。如今，古巴共产党领导的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价值。20世纪后半叶，拉美共产党幡然醒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深刻价值，并作出反思：“过去它们（拉美共产党）制定政策时照抄外国模式，脱离实际，空多实少，既没有贴切地反映广大社会阶层群众的长远利益，也没有适时地反映出它们当前的迫切要求，因此难以吸引更多的群众向党靠拢，致使党的力量发展较慢或停滞不前。”如今，结合本国实际踏实研究马克思主义拉美化道路，是拉美各国共产党人永恒的课题。

第二，在组织力量上，要拥护强人领袖带领强有力的政党推行社会变革。由于历史原因，拉美种族、民族、阶级等群体构成复杂，利益彼此牵连交错，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要谋求最大公约数，避免内乱。同时，由于地理因素，拉美“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美国在拉美各国独立之初就为其推出“门罗主义”，将拉美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时刻保持对拉美共产主义运动及左翼政党的镇压态势。进入21世纪，拉美各国出现左右翼轮流执政的“钟摆现象”难以与外部干涉势力撇清关系。因此为了使拉美改革长效推进，必须拥护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富有凝聚力的政党与不确定因素抗衡。阿亚曾主张“领袖至上”主义，也意在确保政党向心力谋求长效发展。纵观拉美共产主义运动史，可发现拉美共产党凝聚力不强是老大难问题，经常因受到国内外事件影响而分崩离析、改弦易帜。因此，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确保包括拉美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内外团结、政令延续、政治清明，亦是拉美共产党和左翼政党迫切的必修课。

第三，在依靠主体上，拉美政党要紧紧依靠民众谋求发展，特别是挖掘印第安人的力量。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的突出成果之所以没有被贯彻下去，很大原因是没得到拉美民众的理解和支持。1928年，共产国际对拉美屡战屡败的革命作出反思：“帝国主义在多数情况下还能做到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血腥地镇压下去，是因为拉丁美洲掀起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多半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历史证明，一个会斗争的政党，主要在于它善于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马里亚特吉和阿亚曾共同主张建设“印第安美洲”，印第安人作为拉美的原主人，至今在经济基础、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注定是拉美社会变革的最大变量。拉美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此需要深刻认识。

四 结语

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最大贡献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提出一套符合拉美现实的、灵活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探索方案，并使秘鲁社会由近代迈向现代。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发生在拉美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和该国从近代迈向现代的关键时期，因而对拉美马克思主义和秘鲁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进入20世纪后半叶，包括拉美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意识到马里亚特吉和阿亚在争论中形成的本土化认知的时代价值，并作出反思，“历史总要朝着更加高级的社会生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即使出现倒退和停滞也是暂时的。”如今，热爱正义的人们正广泛接受马里亚特吉关于“拉丁美洲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预言。马里亚特吉逝世75周年时，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为其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在文件中指出，“马里亚特吉思想依然是了解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源泉，是拉美革命者永恒的思想源泉和行动指南。”

从历史看，阿亚领导的阿普拉党经过近50年的政治斗争不断夯实拉美民众主义基础，民众主义以折衷方案博取拉美社会的广泛选择，在资本主义制度范畴下得到更大的政治空间，美国的爱德华·J.威廉斯曾指出：“阿亚将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同土著主义思潮的要旨糅合在一起……实质上，秘鲁人民党（即阿普拉党）所主张的是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阿普拉党内一度出现暴力革命复燃迹象，原执行委员会成员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为首的一派从阿普拉党分裂出去，成立左派革命联盟，誓言效仿古巴走武装斗争道路，但无疾而终。

进入21世纪，联合国拉美经委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拉美贫困人口约2亿，占拉美总人口的1/3，其中近8千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问题严重。2018年4月8—10日，来自拉美9国11个共产党的代表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拉美共产党会晤”，认为“社会主义仍充满活力，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人类的希望”，是“拉美人民的唯一选择”。后疫情时代，拉美左翼政党势力回潮以及拉美共产党与其他地区国家共产党频繁友好互动，不难察觉拉美左翼力量仍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努力，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则始终为他们提供着本土化探索的精神感召。

【本文原载于《拉丁美洲研究》。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理论溯源...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及其影响_郑祥福.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