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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巴尔的摩事件
这一事件曾被认为是学术欺诈的最好案例。
事件的主角是现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著名美国生物学家戴维·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在37岁时即获197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他也是《南方周末》2001年3月一篇报道中驳斥所谓核酸营养的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1986年4月，特里萨·嘉莉与巴尔的摩等人在《细胞》杂志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此后不久，嘉莉的同事玛格特·欧图勒提出论文数据有造假嫌疑。一时间，除科学界以外，新闻界、政界纷纷介入，事态被扩大化。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士·华森在2001年5月10日《自然》杂志撰文回忆说，美国国会甚至小题大做，就巴尔的摩是否利用声望纵容嘉莉举行听证会。
199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调查小组的报告泄露后，巴尔的摩被迫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后来，NIH的另一个独立调查小组推翻了该调查小组对嘉莉的全部19项指控。
这个调查小组发现嘉莉实验数据的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是随机和无方向性的，而不是被蓄意歪曲。嘉莉终于得到平反，她在研究上所犯的错误并非有意欺诈，对巴尔的摩的指责自然也烟消云散。
但是，由于传媒对这一结果报道力度不够，此事至今仍给许多人留下一个错误印象。在中国，巴尔的摩依然被一些不明就里、以讹传讹的媒体和学者树作学术腐败的典型。
巴尔的摩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科学史家丹尼尔·柯维勒斯在1998年出版的《巴尔的摩事件》一书中写道，欧图勒当时被媒体渲染为揭露欺诈、挑战权威的英雄，而有关方面主要依赖墨迹鉴定来判定实验记录是否真实，而不是进行严肃的学术审查。评判学术研究中是否存在不正当行为，由专家组成的监督机构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受到非学术因素干扰，由外行去扮演一些不必要的角色，会不会把本来简单的事情越弄越糟？
德国：不再空喊
1997年1月，德国两位著名的癌症研究人员弗里德海姆·赫尔曼和玛丽昂·布拉赫被赫尔曼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举报。两人被怀疑在德国马普分子医学中心工作期间，有4篇论文造假。布拉赫承认迫于赫尔曼的压力伪造过数据，但赫尔曼否认了一切。
调查小组介入后，发现的造假论文数量越来越多。当年8月调查报告发布时已经发现37篇，赫尔曼和布拉赫也被迫辞去所在研究机构的职位。
这一事件给德国科学界敲响了警钟。同年11月，德国主要的基金组织———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最大的科研机构———马普学会通过了《关
于提倡良好科学实践和处理涉嫌学术不端案件的指南》，并在2000年11月进行了修改。这一指南如今已经被绝大多数德国高校所采用。
关于不端行为，该指南强调科研人员不能伪造、修改数据，不能出现剽窃、欺诈行为，更不能强行占有他人(包括自己学生)的成果；规定了处罚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措施，例如载入个人学术记录、解除职位等；条例还将一些不端行为，如侵犯他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伪造文件和技术记录等，与适用法律进行对比。
另一方面，马普学会认为，“提倡良好科学实践，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比揪出少数已经出轨的人更重要”。条例要求科研原始记录中不能有涂改，并且认真保存10年以上；要如实承认别人的成果，引用时应标明出处；研究成果在正式发表以后，才能向媒体公布等等。
在德国马普学会，对青年科研人员的科学道德要求非常严格。青年科研人员到马普学会工作时首先要接受培训，学习何为学术不端行为，何为良好科研实践，并要求在一些文件上签字，承担相应责任。
具有可操作性的条例，对德国科学界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9年，马普学会就按照条例对在1979年《自然》杂志一篇论文中伪造数据的马普医学研究所所长彼得·西贝格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载入西贝格的学术记录。
当然，有了条例，也不是那么立竿见影。就拿赫尔曼和布拉赫事件来说，5年过去了，进展却不尽如人意。一个新的调查小组借助图像处理软件等方式，辛辛苦苦地核对涉嫌论文，并在2000年6月公布说至少有94篇论文确定或很可能造假。不过，据《自然》杂志2002年1月3日报道，德意志研究联合会迫于压力，从调查小组公布的论文名单中撤掉了2篇。这一举动引起了调查小组的不满，称德意志研究联合会无权改动调查小组的报告，“事情看来只有在法庭上解决了”。
(本文在撰写中使用了中科院院士、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先生提供的相关资料，谨表谢意 2002年1月25日)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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