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礼颂新社会的小说十八春令人赞叹：沈世钧顾曼桢到东北服务

　　《十八春》创作于1950年3月到次年2月。最初连载于上海《亦报》，用的是笔名梁京。这是张爱玲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顾曼桢和沈世钧的情感纠葛为主线，书写旧社会对人的压迫，以至于他（她）们阴错阳差，走到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新中国成立了，一个光明社会到来，好朋友许叔惠从延安回来，鼓励曼桢和世钧振作起来，他们终于丢下旧社会的包袱和个人情感，报名到沈阳参加新中国建设！《十八春》在《亦报》连载后引起轰动，后来《亦报》出了单行本，首印2500册既在短时间内售完。1952年张爱玲到香港发展，《十八春》渐渐湮没无闻。除了《亦报》出的单行本外，1985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十八春》；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十八春》；200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同时推出《十八春》和《半生缘》两种书；目前可知的《十八春》单行本主要是这些。

　　《亦报》出版的《十八春》，署名梁京

　　1976年3月，张爱玲在香港的经济人宋淇发表了《私语张爱玲》一文，对张爱玲的创作做了说明。其中比较详细谈到《十八春》，并表示《十八春》就是《半生缘》的“前身”。其实早在1966年，张爱玲就开始对《十八春》进行修改，在给宋淇的信里多次谈到改名问题：本来想改名为《浮世绘》，但似乎不切题；又想改名为《悲欢离合》，又太直接；《相见欢》偏重了“欢”；《急管哀弦》又嫌调子太快；后来考虑用《惘然记》。宋淇认为这名字不像小说，建议改为通俗些的《半生缘》。

　　张爱玲经纪人，宋淇

　　在这里有一个疑问：张爱玲为何要修改《十八春》为《半生缘》？是她对《十八春》“不满意”，还是因为别的？

　　根据《半生缘》改编的影视剧

　　美国学者王德威和台湾作家水晶认为，《十八春》和创作于同时的《小艾》都是“配合形势”写出来的，属于“违心之作”。因此，修改成《半生缘》是恢复了小说的本来面目！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的“研究”与专家们完全相反：张爱玲修改《十八春》为《半生缘》，并不是对这部作品的“不满意”，而是别有原因，无奈为之！

　　1986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发现了张爱玲10多篇旧作，其中包括发表在《亦报》上的中篇小说《小艾》。惊喜的陈子善忙把《小艾》复印下来，寄给香港《明报月刊》编辑黄俊东，黄俊东把《小艾》发表在《明报月刊》1987年第一期上。后来台湾《联合文学》做了转载。但此事“让张爱玲非常不高兴，”在次年出版的《续集》“自序”里特别声明道：

听说《小艾》在香港公开以单行本出版，用的不是原来的笔名梁京，却理直气壮地擅用我的本名。事实上，我的确收到几位出版商寄来的预支版税和合约，只好原璧奉还，一则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的名字单独出现……

　　这是研究者认为张爱玲否定《小艾》，也否定《十八春》的重要证据。

　　同样在“自序”里还有这样的话：

本人还在好好地过日子……却先后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公产，随意发表出书，居然悼棒责怪我不应发表自己的旧作，反而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我无从想象大男子主义如海明威，怎么对付这种堂而皇之的海盗行为……如果他们遇到我这种情况，相信萧伯纳绝不会那么长寿，海明威的猎枪也会提前走火。

　　张爱玲的“愤怒”可见一斑。

　　但是，他们没有考证的是：这篇“自序”并非张爱玲所写，而是她的“代理人”宋淇所写，宋淇写这篇序言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张爱玲对作品的版权，以及自己作为香港“代理人”的地位！

　　试想，这样直露的言辞是张爱玲能说出来的？

　　在1988年给邝文美的信里，张爱玲道：“《自序》中自比萧伯纳、海明威，即使不过是在版权方面，我也说不出口。这是因为Stephen（宋淇）不写小说，观点上没十分‘入戏’。”

　　《亦报》上刊载的《十八春》

　　宋淇为张爱玲“捉刀”非止一次。“出土文物”《小艾》发表后，为了不让这些旧作成为“公产”，宋淇不厌其烦地给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写信，抗议大陆学者擅自发表张爱玲的旧作，后来张爱玲回信道，“不要再给我姑姑写信了。”因此，宋淇与皇冠出版社协商后，把新发掘的张爱玲作品编成《余韵》和《续集》两本书。张爱玲需要写序介绍一下，但宋淇的信寄出很长时间都没有回音：“大家都给她吊在半空……想不到一代才女会落到这地步。”无法，宋淇只能亲自代笔：“我所拟的序有很多地方模拟爱玲的口气和思路，但究竟是西贝货，非她好好改动不可。”1987年3月，张爱玲终于来了信：“虽然耽搁了，还是想请Stephen代写一篇关于《小艾》的短文，不用给我看了，尽快发表。”“《续集》序请无论如何要代写，不用寄来给我看了，免得又再耽搁。我确定不会追悔。”“请Stephen代托刘烁华替我删改《小艾》有碍部分，我不写信去了。”这说明，张爱玲得知《小艾》重新发表是很高兴的。1988年5月给宋淇的信里又谈到《小艾》：“引我的信关于《小艾》的情节，也使这故事平添几分深度和未能写成的惆怅。”

　　宋淇与张爱玲谈论《小艾》

　　由于这些年张爱玲与宋淇300多封通信公之于世，我们对张爱玲的创作有了解地更深。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宋淇在序言里所写的张爱玲“非常不喜欢《小艾》”，实际上是一种“障眼法”：目的是“考虑到如何拉近你和读者的亲近感和提高序的真实感。”“这次《续集》为我所编，我不愿出面写序，而《余韵》我们已取了一次巧，《续集》你再不自己具名写一短序，读者恐怕真的会想到歪里去了。”“尤其是《小艾》有少数犯忌讳的地方，明眼人当然会原谅，可是一不小心，授人以柄，可能影响到你其他作品，”（1987年与张爱玲的通信）“我们不能让她的名字冷落下来。”（与皇冠编辑的通信）张爱玲写于解放后的《十八春》和《小艾》的确与她从前的作品“两样”，所以宋淇才替张爱玲“否定《小艾》和《十八春》”，目的就是造成一种假象：这是张爱玲“违心”写出来的，因此台湾读者看到不必“惊讶”！

　　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发展。她有依靠写作打入英语文学界的想法。但是，张爱玲的写作很不顺利。她的英文处女作《北地胭脂》寄给多家出版社都遭遇退稿，其中Knopf出版社还给张爱玲来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这里面所有人物都令人起反感……是道德败坏的。”此后张爱玲又用英文写了自传体小说《雷峰塔》、《易经》，但遭遇相同：“把它东投西投，一致回说没有销路。”“你们看见麦卡锡没有？《易经》他始终卖不掉，使我很灰心。”（1964年5月与宋淇的通信）由此可知，在美国写作的张爱玲连续遭遇挫折，给她的打击很大。

　　张爱玲与宋淇谈论《小团圆》

　　此时张爱玲的困境是：在大陆没有读者；在英语文学界打不开局面；除了写作外不会做别的，她的生活可以说很拮据。作为一个文人，她只能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尤其是台湾地区。

　　1960年代，张爱玲与台湾作家王祯和及母亲

　　1975年，张爱玲写作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这一次用的是汉语，说明她已经放弃进入英语文学界的打算。这与夏志清的判断一致：张爱玲进入英语文学界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小团圆》寄给宋淇后没有发表，原因是里面很多人物原型还有活在世上的，比如胡兰成，有可能对张爱玲“重返文坛”造成破坏。这样，张爱玲寄予厚望的《小团圆》又被搁置下来。发表新作品不容易，发表旧作自然让人欣喜。但她的一些旧作在台湾地区看来有“碍语”，比如《十八春》，从抗战前写到抗战胜利，又从抗战胜利写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所以必须做一定程度的改动！

　　1986年出版的《十八春》

　　换言之，张爱玲修改《十八春》和《小艾》，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适应东南亚尤其是台湾地区读者的“形势”。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障眼法”：掩盖张爱玲笔耕不辍，但作品屡遭碰壁的窘境！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她“修改”了《十八春》和《小艾》，就单纯认为是对这两部作品的否定！事实上，张爱玲非但没有对《十八春》和《小艾》“非常不喜欢”，反而还“极为心爱”！

　　1966年10月2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谈到《十八春》：“在大陆曾写potboiler《十八春》在小报连载后出过单行本，过天行李运到后，等我拿出来看看，如有可能性，当寄来给你看。”13日又寄来一封信：“《十八春》末尾需加整理，一时不能寄来。背景是1930年间，长篇大论，婆婆妈妈，但是部分地有两处我也还喜欢。”12月又寄来信：“这两天我正在改《十八春》……我还有个更实际的理由，是《十八春》的戏剧性强，拍电影可以由一人饰姊妹俩正反二角。”夏志清后来说道：“爱玲谦称《十八春》为糊口而写的，其实我们在信上看得出，她对这部作品极为心爱。迟早将由皇冠出版，爱玲也就强调它是‘故事性强的多角恋爱故事。’”而更加直接表明张爱玲喜爱《十八春》的证据，是她在1961年5月写给宋淇夫人邝文美的信：“我想你们看《十八春》一定觉得离我很远，我却觉得距离很近。”

　　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

　　王德威和水晶认为《十八春》是“应制的违心之作”，就有些失之偏颇了！既然他们与夏志清一样都承认张爱玲十分“心爱”《十八春》，怎么可能又是“违心之作”？在谈到文学的创作规律时，夏志清有一个著名论断：创作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巨大的想象力和真诚！也就是说，“真诚”是一部文学作品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而这也就意味着，张爱玲不可能通过“虚情假意”，就能把《十八春》成功地创作出来：

世钧听到这里，也就明白了几分，便低声道：“你是不是要到西北去？”那时候红军北上抗日，已经到了陕北了……叔惠摇摇头道：“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还是上那边（延安）去，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这已经是解放以后了，叔惠要回上海来了，世钧得了信，就到车站上去接他……解放后的车站上也换了一种新气象，不像从前那种混乱的情形。

那时候穿人民装的人还不多，他们是得风气之先。世钧便笑道：“老伯穿了人民装，更显得年青了。”

她走了。淡淡的阳光照到这零乱而又安静的房间里，今天是星期日，小孩都在家，二贝在楼底下咿咿呀呀唱着解放歌曲。

她终于说道：“譬如到东北去，你做你的事情，翠芝也可以担任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大家都为人民服务……”

　　试想，这些文字是靠“虚情假意”写出来的吗？

　　1950年3月，张爱玲的好友桑弧以“叔红”的笔名写了《推荐梁京的小说》一文，发表在《亦报》上：

就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某一时期的停顿写作是有益的，这会影响其作风的转变。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舒朗，也来得醇厚，但最基本上仍旧保持原有的明艳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可喜的进步。

　　《十八春》的发表获得成功。张爱玲收到众多读者来信，甚至有读者哭着找上门来。小说连载半年后，桑弧又写了《与梁京谈十八春》一文，认为曼璐陷害妹妹曼桢太毒辣，“不但读者希望她坚强地活下去，作者也没有权利使一个纯良的女性在十八年后的今天的新社会里继续受难。”张爱玲接受了桑弧的意见，故事在解放后有了完全健康、明亮、崇高的调子。张爱玲直接地指出：

曼璐的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好在现在——制造她的那个社会制度也已经崩溃，我们也就——忘了她吧。

　　由这里看出，新中国的成立对张爱玲的创作影响巨大，她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去迎接这样一个大光明的到来！一个旁例可以证实这种影响：1950年代，曾与张爱玲有过婚约的胡兰成回浙江去，他一路上看到众多老百姓自发起来扭秧歌，载歌载舞欢庆中国的解放。胡兰成感慨地道：秧歌舞是黄帝时代的舞蹈，今天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秧歌舞，就说明新中国的建立，是像黄帝开创中华文明一样，属于开天辟地的大事！胡兰成虽然被历史所不齿，但无法否定他的感觉是对的！因此，张爱玲在新社会里写出《十八春》和《小艾》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0年代的张爱玲

　　结语

　　张爱玲有很多不足之处，她做人带有一定复杂性和趋利性。不应该忘记，香港时期的《秧歌》和另一部小说是美国驻港新闻处授权写作的结果，在与台湾作家王祯和以及好友邝文美的通信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大纲是别人提供的，她只负责编写故事，因此写的很苦闷，反问道：这算自由写作吗？1967年在给夏志清的信里也写道：“《秧歌》再版要得美新处同意，已写信去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真正的违心之作是《秧歌》，而不是《十八春》和《小艾》！张爱玲修改《十八春》为《半生缘》，是把一部伟大作品改毁了，而不是王德威和水晶说的那样：恢复了本来面目，改得越来越好！因此，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被海外那帮专家带歪了，这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也不能否定，张爱玲在那时候追求进步、追求革命、追求光明的真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