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诈骗村

这不是海南省经历的第一次集体自首。上一次是在2个月前的东方市，314名涉案人员，争先恐后自首，挤满了整个派出所。几天后，在警方组织的“退赃大会”上，涉案人家属又再次集合“排号”退赃。

警方的行动大快人心，但你若追看下往年新闻，会发现有点不对劲，因为这样的行动几乎几年来一次，可诈骗的人数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一次比一次参与的人多。

单就儋州市来说，几乎隔两年就会抓捕一轮，如2015年突袭带走南茶村30人，2013年抓捕高梨村34人，可转眼间，全市又有高达345人涉案。从“追逃公告”里发现，年龄最小的一个逃犯身份证显示他2002年出生，现在才17岁。

“诈骗才能致富”，“抓进去又怎么样，出来继续做。”在网络诈骗村，尽管抓捕行动一次接一次，但诈骗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在一个以“是否有钱”作为唯一价值衡量标准的社会里，对诈骗村采取的围剿行动，总显得力不从心。

一、特困村变诈骗村

2016年国务院点名的七大诈骗之乡，你能做出正确的匹对吗？

上述七个县市除了基本在南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除宾阳县外其余六个均曾被评为“全国贫困县”。

网络诈骗之乡，往往诞生于地域偏僻、经济落后地区。

本地资源匮乏，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缺少套路和思路，在生存与发财欲望的驱使下，当地民风会越来越无所顾及。

当人们发现身边有人通过诈骗发了财，便会向老乡拜师学艺，走上诈骗之路。“诈骗之乡“的标签也随之形成。

这种地域标签在中国十分常见，如以“假鞋”、“民营医院”闻名的福建莆田，以“职业乞丐”闻名的甘肃省岷县。只要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获取了利益，整个地区的人都会跟进学习，形成特有的“地域标签”。

二、“严打”的结果---网络骗局迭代更新

“诈骗之乡”这样的名称并不好听。它令当地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人，多少感到自卑，出门不愿报家乡门户，生怕引来地域歧视的目光。

地方政府，也想极力摘下负面名片，一方面发布“活出尊严”的鸡汤化标语；一方面警方屡屡出击抓捕相关犯罪行为，缴获、退回赃款。

但这些行为只治标不治本，坐牢在当地人看来根本没多大事儿。

试想下，在监狱里遇到的全是老乡和同行，还能顺便一起讨论交流下各自的行骗技术，这不像蹲监狱，更像是诈骗技术提升营。

因此才有了最开始的场景，在诈骗村，一次次围捕行动过后，是参与人越来越多，是骗局的不断推陈出新。

1、海南儋州：机票改签骗局 → 微信招嫖

诈骗在部分儋州人眼中，成了一种职业，被认为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关于儋州的新闻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家人都在诈骗，弟弟行骗、姐姐毁证据，分工配合，实现高效率的诈骗。

2015年， 林丹妻子谢杏芳被改签机票短信骗4.5万元， 警方根据银行取款机上的录像循线追踪，锁定嫌犯正是海南省儋州市的邓氏叔侄。

他们从网上买来旅客订票信息和联系电话，向旅客手机发送改签机票的短信，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骗取汇款。

据悉，全国约90%的此类案件被儋州承包。

但儋州人民的骗局也并不止于此，据儋州市公安局介绍，在这次4月19-4月20日的抓捕中“微信招嫖”类诈骗犯罪占据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采用网络虚拟号，修改定位，向本地及外省群发微信招嫖信息。

也就是说，朋友圈附近的人看到的“小姐上门服务”，大多是从远在海南省的儋州的朋友发给你的。所以，朋友们下次精虫伤脑时，不妨想想，你一晚上才花500块钱，值得人家专门为你打“飞的”从海南过来吗？

2、福建省龙岩市 ：淘宝购物诈骗 → 个人放贷骗局

在福建龙岩市，想要致富的人们也紧跟上了这波诈骗的浪潮。事实上，你遇到的和淘宝有关的电信诈骗大多都和他们有关。

龙岩市的诈骗从业者也特别吃苦，长期在深山的丛林里搭帐篷作战，躲避警方的侦查。

随着这两年人们对网购诈骗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新了骗局，研发出了全新的P2P个人贷款的诈骗方法。

这类骗局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可管你天高路远，该有的惩罚还是逃避不了。去年9月，天津警方就远赴福建，拿掉了一个龙岩的诈骗团伙。

3、湖南双峰：PS淫秽照片敲诈 → 重庆时时彩

“你想成为下一个雷政富吗？请把钱汇到xx账户“。湖南双峰县过去以ps淫秽照片勒索名人、官员出名。

在警方管控下，上述骗局这两年已经实现了“零”案件。可这也并不意味着诈骗的消失，他们最新的规划是通过时时彩、微信白富美恋爱骗局，到外地行骗。

重庆时时彩

旧骗局被打击，马上就转变成新骗局，这是诈骗方法上的升级。

在犯罪场所上，他们也不断优化，向全国其它地方转移，甚至向海外做渗透。

三、境外转移，躲避监察

十个安溪九个骗，还有一个在锻炼。

山东临沂徐玉玉“助学金诈骗”一案，落网的6名嫌疑人中有3名来自福建安溪县，让安溪县一战成名，做实了全国“诈骗之乡”龙头的称号。

在安溪，诈骗的历史由来已久，部分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对于诈骗方法深有研究，上述助学金诈骗已经是他们舍弃的一种方法。他们发现传统的这些网络电信诈骗的风险很高，早在3年前，已经将战场转移到“最赚钱、最安全”的博彩。

当然，最突破性的举动还是要数，为了躲避国监管和警方的逮捕行动，他们把基地迁移到了国外。

安溪县平常都冷冷清清，只有留守的老人，但一到春节，一大群二十多岁的安溪县年轻人们便都回来了，有很多开着玛莎拉蒂、宾利等豪车。如果其他人，若想要入行，就趁着这时候沟通。

安溪当地人介绍，“但凡在农村突然办护照又长期不回家的，很有可能就是在国外搞赌博的。”

东南亚，是他们的重要海外窝点。

2016年，在老挝抓了一个300多个做网络赌博诈骗的人，其中有100多个是安溪人。经初步调查，该犯罪团伙所实施的诈骗案件涉及全国大部分省市，受害人逾千名，涉案金额达2亿余元。

就在上周的4月18日，安溪警方又在缅甸的两个诈骗窝点抓获了31名诈骗犯。截至被查获时，这两个诈骗窝点已获利100余万元 。

如何打击诈骗，也让当地政府想破了头，他们甚至出台政策：父母是电信诈骗，孩子不能上公办学校。虽然这条规定，明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但从此确实能看到安溪政府的焦虑。

诈骗被认为理所应当。不管这些骗来的钱是不是辛苦挣来的，也不管是不是救命钱，反正是你自愿把钱给过来的，你情我愿。

这些“诈骗村”人的价值观无疑出现了扭曲。

四、网路诈骗村怎么破局？

要解决网络诈骗村问题，我们不妨回到最开始——贫穷是诈骗村形成的原因吗？

一些人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越是偏远地区越是民风剽悍，越好吃懒做。可这句话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选择了犯罪，而惰性更是每个人都有。

其实这一切说到底还是一个“犯罪成本”问题。

村民们都在算一笔账，在外打工，一个月辛辛苦苦挣3000块钱；可若我从事诈骗，一个月至少赚5万，一年60万，最坏也不过被抓了关两年。这笔账里：

3年*3000元/月 < 1年60万 + 2年监狱

因此，要解决诈骗村问题，关键在于调整这个天枰两边。与新加坡通过“高薪”治理贪腐类似，一方面，增加贫困津贴与引导就业，另一方面，增加诈骗行为的量刑。

可这二者任何一个执行起来都不简单。

就业难。资源有限，受教育程度低，想要提高收入谈何容易？

量刑难。量刑增加后，父母被抓个10年，留下孩子无人看护，丧失主要劳动力，又会带来新一轮的贫困。

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些问题真的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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