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观

马 彧

区别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共视社会”，社会化媒体时代是一种“全视社会”。全视社会促进了观看和被看，增强了既是用户也是生产者的“可见性”，而Vlog是最适合表达“可见性”的重要形式。Vlog对媒介社会空间的占有过程中，使用者表现出将个人与公共生活融合的特点，这决定了Vlog新闻与短视频新闻不同的语态特征和视觉表达。疫情防控期间与后疫情时代，Vlog新闻的个人化叙事与官方叙事、专家叙事一起，共同完成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叙事模式拼图。

【关键词】全视社会   媒介空间  个人化叙事

作为新闻采集和新闻表达的“新形态”，Vlog新闻使新闻报道更个性化、人格化、更亲切、更真实，也更具临场感和贴近性，传播效果也更佳。Vlog即视频博客，开始于个人化的视频日志，因其“原创性”和“纪录性”符合新闻生产要求，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公共表达属性。Vlog新闻形式自由，剪辑快速，语态亲和，成为一些严肃类的时政题材报道和主流传媒机构转变传播语态的重要选择。

2019年两会期间，央视网、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在其新媒体端发布Vlog视频以报道“两会”新闻。在2019年上海进博会上，新华网也推出“Vlog逛进博”系列报道。2019年11月8日，央视主持人康辉发布了他的第一支Vlog，两天时间获得2.9亿阅读和1.7万讨论。2020年初武汉抗疫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纪录频道，推出融媒体系列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每集5分钟左右，由医护人员、普通市民、外地援助者等不同侧面的武汉疫情亲历者，采用Vlog的主观视角，讲述武汉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温暖动人的故事，系列短视频在央视频APP推送以来，获得数十万次的点击量。

学界对于Vlog新闻生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肯定其传播语态变化与创新，以及语态创新带来的人格化、贴近性、年轻化和在场化的传播优势特征方面；也有研究者探寻影响Vlog时政新闻传播效果的因素，指出用户在Vlog时政新闻中体验到的社会临场感，能积极影响Vlog新闻的信息传播效果，同时，信任关系在社会临场感和信息传播效果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1]

但是，从“是什么”的角度看，Vlog新闻的“人格化、个性化、贴近性、在场化、体验感、信任关系”等特征，都非Vlog新闻所独有，传统新闻形态中“体验式报道”早就有所尝试。如果仅从传播语态和传播效果的角度，可将Vlog新闻归入“体验式报道”，这样就无法真正找到Vlog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样态的本质特征。本文试图从“为什么”的角度，探讨Vlog产生的媒介社会形态背景、媒介社会的空间特征，从而揭示出Vlog内容的本质,并进一步探讨Vlog新闻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形成的独特语态特征。

 一、全视社会：Vlog存在的媒介社会形态

“共视社会”（或称共视监狱），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托马斯·马蒂森提出的，区别于福柯的“全景监狱”理念。在福柯的空间规训理论中，“全景监狱”的表现形态为“少数人观看多数人”，从而实现规训和自我规训。福柯式的“空间规训”中，空间既是规训的场所，也是规训得以实现的媒介，被观看者尽管不知道谁在观看或是否有人在观看自己，因此会认为观看无所不在。

在大众媒体和社会化媒体时代，“观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反转。托马斯·马蒂森认为，伴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崛起，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多数人看少数人”的权力关系在形成[2] 。 通过这种观看，学者熊培云认为，大众媒介将权力从暗处驱赶出来，以形成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3]。 用新闻术语表示，这就是一种“权力和舆论”监督机制，因为电视的出现，权力关系出现了反转，具体的介质是摄像机或照相机。

在这种观看关系中，“多数人”成为权力者，少数人是“被监督者”或“被观看者”。对于这种权力关系的思考，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讨论摄影与被拍摄对象关系时也有类似论述。她认为，摄影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工具。“拍摄本身就是一次事件——干预、入侵或忽略正在发生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对情景的感受，如今要由相机的干预来道出。”在拍摄中，相机象征了权力，“那个拥有一部相机的人变成某种主动的东西，变成一个窥淫癖者：只有他控制局面……相机跟汽车一样，是作为捕食者的武器来出售的——尽可能地自动，随时猛扑过去…… 最终，人们可能学会多用相机而少用枪支来发泄他们的侵略欲，代价是使世界更加影像泛滥。” [4]

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这种被称为“共视”的关系被改变，被拓展为一种“全视社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指出，福柯的全景社会是“少数观看多数”，马蒂森的“共视社会”则是多数观看少数，而他提出的“全视”是“多数观看多数”，这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主要特征。[5] 和“多数人看少数人”不同，随着新媒体互动技术和移动拍摄设备的唾手可得，观看变得容易，人人都具备了可见性。在理想的状态中，看与被看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不断被打破、被重构、被颠覆、被逆转，最终被去权力化，转变为一种更平等的关系。通过观看、拍照、摄像、转发、评论，看与被看者“互为景观”，各自的主体性都得到了增强，并各自增强了自己的“可见性”。

法国著名社会学者丹尼尔·戴扬认为，“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定义并赋予他们可见性的权利”。 [6]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的发展也是个体“可见性”不断加强的过程。从BBS、博客到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个体都在不断寻求被看见的权利，而Vlog带来的“可见性”，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图片等经过编码、加工的符号，Vlog还将“身体”带入了现场，进入了公共空间。这意味着，Vlog内容是一种主客体的融合，同时实现“被看见”和“我看见”，Vlog内容生产者不仅是内容生产者，通过“摄像头的倒转”，他（她）也成了内容本身。这种“可见性”，超越了此前任何一种“可见”，它并非可见的补充，而是一种可见的“革命”。

二、Vlog新闻融合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

将可见的“革命”仅仅归结于“技术”的赋权过于武断，从源头上思考Vlog，我们会发现，Vlog不仅仅是技术的结果，更是从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演变为大众内容生产方式。Vlog曾是青少年群体自我表达，控制自己的生活，获得更多自主权，实现对成人世界和社会规则限制“突破”的一种方式。在《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一书中，美国学者丹娜·博伊德指出，技术并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与其说青少年的技术使用模式代表了社会范围内的技术使用模式，倒不如说它体现了现实条件如何影响技术使用”[7]。  简单地说，现实表达是因，技术只是手段。

Vlog最初是年轻人的视频生活日志，基因中具有私人化色彩。当它试图参与公共内容时，不可避免地会以“私人”的视角切入。曾经引发关注的Vlog新闻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融合呈现，颠覆了人们对新闻的传统认知。与传统的电视新闻形态或普通短视频新闻不同，Vlog新闻本质上是纪录式的“日记”。纪录片有“观察式”和“参与式”两个传统，“参与式”允许导演介入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煽动其中剧情的发展（1961年法国的《夏日纪事》）。“观察式”力求避免干涉事件的过程，要求导演采取严格的客观立场，以免破坏对象的自然倾向（1969年美国的《推销员》）。通过镜头的随时倒转，Vlog新闻将“参与式”和“观察式”融为一体。

不管是康辉的Vlog，还是两会小姐姐的Vlog，都在报道公共议题的同时，将私人生活同时展现在观众面前。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推出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Vlog中，第一集护士胡雪珺除了拍摄在医院的“救护日常”，还将父亲凌晨3点送她去医院的私人化细节呈现出来。这种呈现方式是Vlog新闻区别于普通短视频新闻的主要特征——前后台打通，甚至将后台搬到前台，成为被观看的主体。

传统的新闻内容生产者习惯于将Vlog新闻看作内容生产的新拓展，人民视频策划总监薛颂总结说：“Vlog不仅记录了记者特殊时刻的生活，还对‘两会’新闻报道进行了拓展。个人表达与公众话题并行，通过提供记录者的私人生活与感悟，让观者产生近距离的参与感，引起关注并更容易让严肃话题触达普通受众。”[8]

Vlog新闻的私人化倾向，使新闻内容有亲切性和参与感，展现传统新闻生产中被忽视的幕后细节，尤其是在一些严肃而重大的报道活动中，如“实习生跑两会Vlog”，展现实习生第一次跑两会的辛苦和局促，令严肃庄重的新闻题材显得生动活泼。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被受众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呈现了媒体行业幕后的新鲜感。康辉的Vlog点击量很高，但康辉那次欧洲之行报道了什么，似乎还没有他的行李箱和他的拍摄设备受关注。这使得Vlog新闻内容呈现琐碎化、泛娱乐化倾向，甚至有“反新闻”的趋势。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专业媒体如何“改造”或更好地“利用”Vlog。

三、Vlog新闻在实践中摸索出多种表现形式

Vlog新闻一般只被看作严肃内容的补充和调剂，其前景也未被专业人士看好。但是，Vlog是后现代社会形态和媒介化社会空间形态下，个性化体验和社会性表达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种媒介表达形式；而从传播效果看，也是当下最适合移动传播的融媒体形式。另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闻琐碎化、泛娱乐化等倾向，是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的整体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公共议题受到关注，新闻琐碎化和泛娱乐化倾向就有了很大改观。业界也在不断探索、实践、实验、改造Vlog，为Vlog新闻生产摸索语态规范，并使其向更专业化方向发展。

2019年8月25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总书记参与劳动的八步沙林场是啥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Vlog作品。视频以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等6位治沙人自拍的形式，以郭万刚的主观视角，带网友重走古浪县八步沙林场。这则视频将个性化记录的主角交给六位治沙人，风格清新质朴，一改主旋律报道的严肃和陈式化视觉表达，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这样的作品背后的工作量很大，这种精品化和长时效性与Vlog内容的及时性相悖。这种精品化Vlog适合以策划创意为主的选题，不能当作Vlog新闻的发展方向和主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Vlog新闻生产获得了较多实践机会。微信公众号《中国日报双语新闻》（中国日报官方账号）疫情防控期间推出三个系列的原创视频报道，第一个系列《小彭Vlog》，是双语记者彭译萱的视频电话采访；第二个系列是从2020年2月20日开始推出的《全民战疫》短视频系列日记，第一篇以“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为报道对象；第三个系列则是“90后Vlog”，从2020年3月6日起共推出9篇《90后战疫日记》。

从“90后Vlog”系列作品可以看到，Vlog新闻偏私人生活体验的内容在减少，但保留了Vlog的主观视角，题材上选择人物报道，呈现个人纪录风格。表达方式上，Vlog新闻尽量与短视频新闻拉开差异，形成独立的语态模式。上述《全民战疫》短视频日记同样也选择了人物题材，但这个系列是他者视角、客观呈现，由拍摄对象讲自己的故事，采访者一般不出现在镜头中，如《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记者更多是在镜头外向拍摄对象提问题。而Vlog新闻报道者不仅出镜，因为手机摄像头的位置使得拍摄机位较低，画面呈现由下而上，且有晃动感，产生“主观镜头”的视觉效果，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有时会共同面对镜头（而非传统采访中记者微侧的身体语言），形成一种共同参与和体验感。这些Vlog内容采访提问更随意，更家常，问题较为“私人化”。另外，“90后Vlog”的时长较统一，一般为4-5分钟，而短视频日记的时长则不限，长的超过11分钟。

分析疫情防控期间的一些Vlog内容我们发现，这种语态也在摸索之中，并未形成统一。央视纪录片频道推出的武汉战“疫”亲历者Vlog系列《武汉：我的战“疫”日记》语态杂糅，既有旁观视角，又有主观视角，甚至还有拟人化视角。比较而言，《中国日报双语新闻》在这方面的摸索较为主动，《我进火神山救外婆》是一个过渡，这则日记中的“记录者”用了旁白，而接下来的8篇记者都自拍出镜，与短视频日记的差异化渐趋明显。

此外，Vlog新闻要求更丰富的画面和更干净利落快速的剪辑；需要更简约的视听语言，以适应小屏播出；需要压缩时空，放大并强化细节，以适应影像需求。

Vlog的基因决定了Vlog 新闻必然采取一种“平民视角”，这也更易引起情感共鸣与受众认同，能进一步促进受众参与。

人物选题、主观视角、平民视角，构成了Vlog新闻的个人化叙事，Vlog新闻的个人化叙事独立于官方叙事、专家叙事，并与官方叙事、专家叙事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化媒体时代新闻叙事的拼图。

四、结语

“媒介即信息”，Vlog虽不算全新的媒介形式，但其因为“摄像头的倒转”而获得的内容变化与表达自由，在新闻实践领域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技术决定论忽略了新形式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只从技术层面去探讨Vlog新闻，永远只会停留在表层隔靴搔痒，无法看到Vlog新闻的颠覆性和对未来新闻形态的启示与影响。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与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改变了传媒的固有形态，传播愈发个人化、去形式化、平民化与社交化，这意味着Vlog形式将被更充分地运用、发展与开拓。

（作者马彧系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为南京晓庄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政务传播话语与政治文化认同研究》（2019NXY14）阶段成果。

编辑 瑜文  审读 李诚  审核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