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与“磁州窑系“，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古陶瓷专家学者对磁州窑的再次发现和认识，始于1918年巨鹿县发现被掩埋于地下古镇出土的大量陶瓷制品。

这批宋代瓷器，除了引起国内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和研究外，同样在世界陶瓷界引起很大轰动。

20世纪10-30年代国际上对磁州窑的研究在欧洲的英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国非常活跃，推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

1924年，英国学者霍普逊先生通过对巨鹿宋瓷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在白色透明釉下上了化妆土的瓷器，就是中国古文献中提到的“磁器”。这些“磁器”与磁州民窑产的陶瓷有着共同之处，于是在他著述的《远东陶瓷手册》中对巨鹿出土的宋代瓷器，最先命名为“磁州窑”产品。提出“磁州窑”概念，他显然是参阅研究了我国明代谢肇淛写的《五杂俎》一书中有关“磁州窑”的称谓。“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霍普逊先生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也是为了与当时流行的“磁器”加以区别。对古磁州境内的民间窑厂，用“磁州窑”这一名称冠之，立即获得了陶瓷界的认同，这是国外陶瓷专家学者，对磁州窑做出的一大贡献。

后来，英国另一位学者魏利阿姆斯夫人，根据中国巨鹿出土陶瓷器物和其他窑址出土的陶瓷标本，从制瓷技艺和装饰手法进行分析比较，将这一类窑群归纳为十四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主要内容有：“磁州窑是生产供应北京居民日常用器的窑场；磁州窑黑釉白彩及白釉黑彩在唐代时即开始使用；唐代磁州窑器底部有刀棱纹样；磁州窑绞胎唐时已有生产；磁州窑器物绿釉底下有黑白堆塑制品：有红、绿、黄三彩纹；紫、绿、蓝三彩；黑彩中带有纯黑及膏药色褐彩；釉色中带有纯白色及奶黄色；制品中没有称之为泪痕的垂釉；磁州窑的胎土呈灰色。”对这些器物的分析和归纳，使她率先使用了“磁州窑型”这一概念。所以提出这样的概念，是因为在研究磁州窑类型的产品时，发现这一类型的产品和窑厂不只在古磁州一带存在和生产，在磁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生产，也不仅仅生产于宋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磁州窑的研究再掀高潮。

瑞典的学者斯尼劳考查了河南的焦作窑（修武当阳峪窑），写出了调报告。日本的小山富士夫1942年专程来到彭城镇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日本还有很多学者如小森忍、上田恭辅、中尾万三等，都对“磁州窑系”陶瓷文化做过专门研究。上田恭辅先生是日本较早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学者，他在自己的研究论文中提出“彭城是磁州窑的故乡”“彭城与景德镇是宋代以来陶瓷生产一直持续至今的中国北方最大的窑场”“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等著名观点。但是由于这些调查研究都是在战争年代进行，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考察是非常困难和不够全面的。

贰

国内对磁州窑研究的又一个高潮兴起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我国著名的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是最早考察磁州窑的专家之一。他从 1951 年起，几次到达彭城，去探寻古磁州境内的古窑口，但却是无果而终。

这座千年古镇与这位考古泰斗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这个在1945年8月就已被解放的古镇地面上，座座瓷窑窑火旺盛，几千工人忙碌在工厂的车间、作坊里。彭城窑在医治创伤后，展现出的新姿态和新面貌，掩盖了古镇下深埋上千年的地下宝藏。

历史不会让陈万里先生没有因彭城的简单调查而失望。寻找磁州窑古窑口是他的心愿，他根据明朝曹昭《格古要论》“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记载，决心继续探寻下去，便又往时属峰峰的观台村及艾口村一带去探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漳河南岸形成河滩的地堰中，他发现了很多古磁州窑瓷片。这次初步简单的调查，对磁州窑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1952年，陈万里先生将在几个不同地方的考古调查写成了《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在1952年1期《文物考查资料》发表。

这份报告根据调查情形总结所得结果，明确指出，磁州窑瓷枕的烧造地点在观台窑及冶子窑。观台窑、冶子窑为古代磁州窑之一。这是对古代磁州窑一个烧造区域的第一次明确肯定。

陈万里先生初探观台窑的意义重大。它揭开了观台窑以后几十年的几次大范围内发掘考古的序幕。使我们全面看到了古磁州窑中心窑口之一的观台窑的全貌。从此，古磁州窑文化历史研究呈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

1957年12月，在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对观台窑进行发掘。当时发掘的面积仅有100多平方米，便发现了陶瓷窑址2座、石灰窑址1座，出土瓷器五百多件，收集残器瓷片两千余件。这是北方地区对陶瓷窑址最早的考古发掘，而对于古磁州窑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

1959年6月上旬，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陪同陈万里先生一道再去峰峰调查了解彭城镇附近的古瓷窑址，随同的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梅健鹰、梁任以及邯郸陶瓷公司研究所的叶广成先生等。他们考察了距彭城十几公里的青碗窑村的古窑址及一些青釉瓷片标本。

叶广成随同冯先铭先生一起骑着自行车，在前往附近的贾壁村探查时，有了更重大的收获。在寺沟口西的山坡上，发现了磁州窑在隋代烧造青瓷的古窑址一处及瓷片、窑具七十余件。当时，时值雨季，在丘陵荒芜的土地上，地面泥泞难行。他们顾不上这一切，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任何一点新的发现超越了一切艰难困苦。

他们非常兴奋，饥饿、困苦、疲劳全被抛到了一边。他们敏锐地感到这份收获的价值和意义。

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磁州窑烧造历史确定无疑地提到了隋代。隋代四十余年间，在中国陶瓷发展的悠久历史上是个短暂的时刻。它处于上继南北朝下启唐代的一个继往开来阶段，是磁州窑火千年不熄的重要历史阶段。

叁

随着观台窑的多次考古调查，磁州窑的面貌逐步显露出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磁州窑研究的不断深化，随着一座座古窑址被考古观台窑发掘现场发现，大量出土的瓷器、窑具被研究。一个遍布黄河流域的“磁州窑系”被世界认知。

1965年，冯先铭先生汇总了他几年来走南闯北调查的磁州窑系的主要窑场情况，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磁州窑系的17个主要窑场做了进一步归纳。

20世纪80年代初，冯先铭先生在编写《中国陶瓷史》时，用考古学一般以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的方法，将相同类型窑场或相关产品归为同一类型，正式使用了“磁州窑系”这一概念。

磁州窑系涵盖了我国北方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东北、甘肃、内蒙古等省份十几个产区、几百个窑场，成为国内最大的陶瓷体系，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磁州窑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它的技艺方法、造型特色、装饰风格也远播海外。

早在元大德年间，泰国王朝第三代君主兰甘亨曾两度亲访中国，到元大都觐见元朝皇帝时，提出礼聘磁州窑陶瓷工匠同往泰国，传授技艺，使中国古代陶瓷文化在泰国生根、开花和结果，生产出了暹罗史上极负盛名的宋加洛陶瓷器。

磁州窑的白地剔花、白釉黑花技艺，在日本、越南等地都有应用；朝鲜的“绘高丽”陶瓷制品也是直接模仿了磁州窑的白釉黑花。

另外，在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埃及等地均大量出土过古磁州窑器物瓷片。国外许多博物馆中，都收藏有磁州窑瓷器。而据磁州窑学者多次赴日讲学的刘志国先生讲，国外博物馆收藏磁州窑精品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有一万多件。

国外学者对磁州窑的系统研究早于国内，英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出了很多专著；1981年，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四国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第一次举办了“磁州窑国际讨论会”。很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会议没有在中国召开，更没有中国的磁州窑专家学者参加。

近年来，在峰峰矿区和磁县举办的多次磁州窑国际研讨会、艺术节等活动中，多次邀请国内外磁州窑专家学者参加。几十个外国驻华大使，到古镇彭城磁州窑遗址考察参观。经常有国外专家到彭城窑场访问交流。

以上略述，可以看出磁州窑文化在中外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肆

我们在认识研究“磁州窑”或“磁州窑系”的时候，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形成了如此庞大的“磁州窑系”，它的贡献、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答案很多。我觉得除了它们所具备的地质结构条件和瓷矿产资源等相同外，它起码有这样几点：

一是“磁州窑系”的窑场以民窑为主。它来自民间、服务于民间，与普通的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品种繁多的产品，如缸、盆、罐、碗、瓶、碟、炉、尊、枕、玩具等，都是普通群众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能够适应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的需要。作为民窑，它没有官窑那些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限制。陶瓷器物造型、装饰以质朴淳厚、精巧实用为主，这些

都有利于磁州窑的传承、借鉴、发展。

二是磁州窑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富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它博采众长，吸收了青铜器、漆器、木器等物的技艺手法。在装饰上千变万化、无一定式，更易发挥民间艺人的才能。在器物纹样上，有花草、鱼虫、鸟兽、人物、风景等，随心所欲，无一雷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毫不拘束地反映了民间百姓的思想、情感、趣致。

三是作为民窑，它受政治因素的干扰，王朝更迭变化带来的影响较小。专供统治者的“官窑”随着朝代的兴衰而兴衰，服务于平民百姓的民窑，却在不断地延续中发展。这也是磁州窑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原因。磁州窑发展的鼎盛时期，正是北宋一个相对较长的经济文化稳定繁荣时期，地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封边沿的磁州窑，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丰富的原料储藏，方便的交通运输，辐射占领外地市场快等条件，迅速稳定地发展起来。

磁州窑无愧是中国陶瓷王国一颗璀璨明珠，世界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温馨提示：

此文选自峰峰矿区磁州窑文化研究会会长郭光华先生所著《民窑·神话》一书，该书2019年获得“第二届河北文艺贡献奖”。此书在峰峰新华书店有售，如果你也喜欢磁州窑文化，欢迎到新华书店购买。一书在手，细细品读，了解更多的磁州窑文化故事.....

图文来源 峰峰文联 编辑 靳媛 编审 亚方 平台发布 常小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