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自省与自赎

理性的自省与自赎

——福柯《疯癫与文明》导读

（去年我在B站有一个视讲福柯《疯癫与文明》，本文是那个视频的讲稿，已收入B站编辑的《大思想家》一书中，该书即将面世。讲稿比视频更详细。伙伴们，三天前我第二次“阳”了，连续低烧，喉咙剧痛，不能录制视频，十分抱歉。 ）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的天空群星璀璨，萨特、庞蒂、德里达、斯特劳斯、巴特……福柯也许是群星中最耀眼的巨星，不仅生前《规训与惩罚》、《词与物》洛阳纸贵，身后那些代表作更为迷人。

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福柯都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物，比如说，他为人的特立独行，他私生活的离经叛道。他说生活应当过成一件艺术品，所以他不断践行不同的生活方式，理论上不断探索“生存美学”。

他是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可叫人大感意外的是，他的思想体系史偏偏冷落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些思想大神，专写晦气的疾病、疯癫、监狱、变态、性、性欲倒错；更叫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把这些被人冷落的“边角材料”，弄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都采用了历史著作常见的时序形式，但每本书都溢出了学院规范，想不到最后都成了学院里的学术时尚，知识考古、谱系学、权力、断裂、生存美学……如今已经成为学院里的学术行话。他通常被视为左袒非理性的思想家，可他的著作具有难以企及的理性深度。

福柯的学术历程再次表明，普通学者须遵守规范，天才学者则创立规范。

这次要和大家聊的名著《疯癫与文明》，是福柯博士论文《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癫史》的英文缩写本。这篇博士论文1961年由法国普隆书店出版，1964年出版法文缩写本。1965年英译本译自法文缩写本，福柯对这个英译本的内容作了部分增补。中译本《疯癫与文明》译自这个英译本。英文标题是Madness and Civilization，有的译为“疯癫与文明”，有的译为“疯狂与文明”。这里有关《疯癫与文明》的引文，都出自三联书店2019年修订本，译者刘北成、杨远缨。

顺便交代一下，法文版《古典时代疯狂史》，已由台湾学者林志明全译，并由三联书店2005年初版，2016年再版，译文和刘、杨缩写本译文一样优美流畅。这次没有讲法文全译本，主要是刘、杨的《疯癫与文明》译本，1999年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我读得最早，也读得最熟。另外，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缩写本《疯癫与文明》，可让大家尝鼎一脔；对于相关专业的读者来说，它不失为一部进入福柯最好的入门书。

大多数学者认为，该著的宗旨是批判启蒙理性，即使不是为疯癫这一非理性辩护，至少也对非理性倾注了热情，充满了同情。我倒是觉得，它既是理性的自我批判，也是理性的自我救赎；它既是对文明话语的解构，也是对人类主体的重构。

这还得从头说起。

除“前言”和“结论”外，全书正文共九章：《第一章 “愚人船”》《第二章 大禁闭》《第三章 疯人》《第四章 激情与谵妄》《第五章 疯癫诸相》《第六章 医生与病人》《第七章 大恐惧》《第八章 新的划分》《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诞生》。

我们先跟着福柯的思路走一遭，然后再“却顾所来径”，总结全书的大旨、特点及其影响。

书前的《前言》其实就是导言，有的著作称为“导论”“绪论”“引论”或“引言”，它是全书的总纲，阐明了全书的主旨、方法、思路与结构。虽然只有短短4页，大家必须着意细读，我们也得着意精讲。起笔便引用两则名人名言，法国帕斯卡像神谕似的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后来的历史不幸印证了这一预言，今天真就疯癫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疯癫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第二则是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告：“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这不正是我们曾经做过并继续在做的事情吗？这两则名言暗藏着全书的思想密码：人类以医学、道德或法律的名义，把疯癫说成失德、失智和犯罪，以禁闭自己的邻人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神志健全，以排斥非理性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理性，殊不知此时“不疯癫”其实就是“疯癫”。这两则名言消解了理性与疯癫的界限。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我们却不得不撰写有关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什么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它就是“不疯癫”的理性，或者“不疯癫”的“文明”。理性或文明表面上是疯癫的对立面，其实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人们出于这“另一种疯癫”，用一种理性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而自己用“不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作者接着说，该著旨在“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疯癫与非疯癫属于一种没有分化的体验，从起点上描述“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它使理性与疯癫截然分开，从此理性与疯癫毫无交集，互不想干。

第三、四段阐明追溯起点的方法。要确定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的断裂，并导致理性对非理性征服的起点，就必须抛弃现存的关于疯癫的知识，不能被现存精神病理学的观念牵着鼻子走。目前关于疯癫的诊断、观念，都是征服者——理性的“一面之词”，不能拿来作为疯癫的判断标准。在起点处，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它们不可分割之时，便是它们不存在之际——疯癫与非疯癫彼此不分，那就既没有“疯癫”，也没有“非疯癫”。

第五段阐述现代精神病领域的状况。如今，疯癫与正常人早已阴阳两界，“正常人”不再与疯子交流，而是交给专业医生去对付。18世纪末，疯癫被正式诊断为一种精神疾病，表明正常人与疯癫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断裂。精神病学的语言就是理性胜利的宣言，就是理性有关疯癫的独白。

第六段揭示该著的目的与性质：“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作者并不是要写一本疯癫的精神病学史，而是写一本疯癫的知识考古学；不是要强化和放大理性的独断，而是要为“沉默”的疯癫发声。

第七、八段阐述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并表明“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在古希腊，疯癫与非疯癫还判然未分，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与疯癫还有某种关系，正是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第九段说明“这种研究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换句话说，这种研究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这种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该著进入的领域“既不是认识史，又不是历史本身，既不受真理目的论的支配，也不遵循理性的因果逻辑”。

最后一段勾勒古典时期的大禁闭，逐渐为精神病院所取代，作者以一种哭丧的语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说明的行动，一种直接的知识。这个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正是在这一点，历史陷入悲剧范畴，既得以成立，又受到谴责。”在精神病院里，疯癫彻底落入一种失语状态，疯癫与文明，非理性与理性，已由相互交流对峙，变为罚与被罚，禁闭与被禁闭。

可见，理性与非理性由联系到断裂，由对话到沉默，由交流到禁闭，是一场理性与文明的狂欢。现代精神病学语言是对疯癫的理性独白，这种独白是以疯癫的沉默为基础的，该著正是论述这种沉默的知识考古学。

正文第一章是《“愚人船”》。中世纪的“愚人”与“疯人”并未区分，刘、杨译为“愚人船”，林志明译为“疯人船”。

中世纪末期，麻疯病逐渐从西方世界消失，而另一种更狰狞的疾病——疯癫——即将卷土而来。麻疯病虽然消失了，但处置麻疯病人的场所，对待麻疯病的习俗并没有随之消失。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上的价值与意象，排斥麻疯病人那种挥之不去的社会意义，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种习俗不是要扑灭麻疯病，而是要把它拒之某种安全距离之外。不过，麻疯病人虽被拖出教会，排斥于有形教会的社会之外，但他仍然能领受上帝的恩宠：“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

西方文学中出现新图景——愚人船，它沿着缓缓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欧洲的主要城市聚集了大量的疯人，他们无法得到医治，城市又没有那么多监狱，人们就把他们和罪犯、醉鬼一起装上愚人船，把疯人托付给水上反复无常的命运。飘泊的愚人船具有多重的意指：既是将疯人排斥，也是将他们放生。在许多地方，愚人船靠岸却不能上岸，他们被扣留在停泊的津口，被置于社会的里外之间：对于外边它是里面，对于里面它是外边。疯人是人们威胁的根源，也是人们嘲讽的对象，还是尘世非理性的晕狂。任由愚人船无目的的航行，表明当时对疯人的矛盾心态，好奇而又恐惧，拒斥却又茫然。

15世纪后期，死亡成了笼罩一切的主题，人的末日与时代的末日交织在一起，死亡恐惧如影随形，无人可以躲避死亡之箭。到这个世纪末期，这种巨大的不安突然转向，对疯癫的嘲笑代替了对死亡的惶恐，大家发现在死亡把人化为乌有之前，疯癫已将存在变成虚无，它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体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那时的人们对疯癫的体验五花八门，疯癫的形态也千奇百怪：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人们把疯癫当作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形式，以男人为女人，以谬误为真理，以死亡为新生……人们对愚人船也充满了幻想，船上装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游移的象征。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大致还比较友好，并没有将疯癫打入冷宫，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还能进行含糊的交流。

从第一章《“愚人船”》到第二章《大禁闭》，历史的脚步就从文艺复兴过渡到古典时期。

从第二章《大禁闭》到第七章《大恐惧》，福柯用七章的篇幅论述古典时期的疯癫，可见他对古典时期的重视。

这一章开头承上启下：“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死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前两句归纳上章的旨意，后一句揭示本章的中心。

“大禁闭”以1656颁布在巴黎等地建立收容所的敕令为开端，以1794年法国宣布解除疯子镣铐为结点。禁闭标志着理性对非理性的完全胜利，文明对疯癫的彻底征服。

17世纪法国出现大型禁闭所，此后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时期，这些禁闭所就成了疯癫的自然归宿。禁闭所除了医院外，还有拘留所和监狱，被禁闭的人除了疯子外，还有懒汉、罪犯、醉鬼等。禁闭疯癫的总医院，与其说是一个医疗机构，还不如说是一个半司法半独立的行政机构，医院具有法院外独立的审判、裁决和执行权。

禁闭之初并没有赋予治疗的意义，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懒汉不须治疗，疯癫不能治疗。禁闭疯癫的目的是强制劳动的要求，它不是救死扶伤的博爱，而是对游手好闲的惩治。

中世纪傲慢是最大的罪孽，文艺复兴时期贪婪是最坏的污点，17世纪懒散又成了最可怕的恶习。此时，人们认为劳动与贫困成反比，勤勉与犯罪成反比，劳动不仅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道德的魅力。这样，禁闭疯癫的态度虽有点含混，禁闭疯癫的目的却很明确：它能廉价甚至无价地利用劳动力，最大限度地控制经济成本，说白了，就是冠冕堂皇地剥削疯子。

人们从社会角度来感知疯癫，如经济贫困、工作能力低下、群体融合能力差。贫困的社会危害，工作的社会义务，劳动的伦理价值，决定了当时对疯癫的认知和体验。

文艺复兴时期将疯人放逐，古典时期则将疯人禁闭，那么，社会大众怎样看待疯人呢？于是就水到渠成地接入下一章《疯人》。《疯人》勾勒了这个时代对非理性体验的轮廓。

古典时代把堕落、鸡奸、叛教、谋杀、懒惰视为羞耻，认为罪恶像传染病一样能带坏他人，遮掩和禁闭是限制它传播的最佳手段。但对疯人却十分例外，疯人不仅无须遮遮掩掩，反而在公众中展示和表演，于是，非理性禁闭在幽室中，疯癫则出现于舞台上。疯人成了尘世一种奇特景观，人们可以买票参观疯人“展览”。

对疯人为什么如此野蛮呢？古典时代并没有把疯癫视为病症，所以没有把疯人当作病人，而且认为疯人身上只有兽性，所以也不把疯人当作人。让疯人在栅栏中展览，和让猴子当众表演，二者在性质上别无二致。这种对疯人的冷漠源于对自身的恐惧，因为从疯人身上看到极端的兽性，急于将疯人与人进行剥离，不承认兽性内在于人的本能。既然疯人不能算“人”，疯人发作的兽性就无关乎人性。展览疯人表明文明对疯癫的肆意作践，理性对非理性的公开羞辱。其实，展览疯人非但没有把兽性升华为人性，反而把人性拉低到了兽性。

我们怎样对待疯人，我们自己就是怎样的人。

疯癫的野性因什么而产生？疯癫的野性又有哪些表现？第四章《激情与谵妄》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古典时代认为激情是肉体与灵魂的聚合点，激情既向肉体扩散，又向灵魂扩散。疯癫与激情具有紧密因果关系，狂放的激情导致疯癫，野性的疯癫又释放了激情，也就是说，疯癫因激情而起，激情又因疯癫而止。

谵妄始终伴随着疯癫。谵妄常常表现为疯癫中的幻觉、胡话、意识障碍。作者就谵妄得出四点结论：A、古典时期，疯癫中并存两种谵妄，一种谵妄是某些疾病的并发症，另一种谵妄的原因不明，但症状十分明显；B、“这种隐蔽的谵妄存于心智的一切变动之中，甚至存在于我们最想不到的地方”；C、“话语涵盖了整个疯癫领域”；D、“语言是疯癫的最初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总之，谵妄既是肉体的又是灵魂的，既是语言的又是心象的，既是语法上的又是生理学上的。

从前常将疯癫的谵妄与活跃的梦境比较，古典时期则说谵妄状态是非睡眠状态的错置；古代认为做梦是暂时的疯癫，古典时期说是疯癫从做梦获得了自己的本性。作者对谵妄、梦境、眩惑和禁闭的剖析极有深度，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必须反复咀嚼。

除了“激情与谵妄”外，疯癫还有哪些症状呢？于是就有了第五章《疯癫诸相》。林志明《古典时代疯狂史》译为“疯狂诸形象”。由于本人不懂法文，此章标题英译为“Aspects of Madness”，从内容看，应当译为“疯癫诸症状”。

这一章并不是论述17和18世纪精神病学的观念演变史，而“是要展示古典时期思想借以认识疯癫的具体形态”。作者共展示了四种疯癫的“具体形态”：躁狂症、忧郁症、歇斯底里、疑病症。作为疯癫的知识考古学，该著不在意疯癫的抽象本质，重点在于理性对疯癫的话语建构。这里涉及古典时代的精神病学史，但作者从未和盘接受精神病学对疯癫的界定，侧重于追踪话语建构中的“猫腻”，从而认识疯癫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认清文明对疯癫的围剿，理性对非理性的污名。

将躁狂症、忧郁症、歇斯底里、疑病症纳入疯癫的“诸相”，古典时代不断赋予疯癫以新内涵，使疯癫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脸”。

阐述了疯癫的各种症状，如何才能根治或减轻这些病症呢？这样就有了第六章《医生与病人》。看了这个标题，很多人可能会马上想看看那时医生如何治病，可作者一开头就让人一头雾水：“治疗疯癫的方法在医院里并未推行，因为医院的主要宗旨是隔离或‘教养’。”这就叫人纳闷了，俗话说，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没有治疗技术还开什么医院呢？如果只是“隔离或‘教养’”，那不是办一个拘留所更简单吗？前面已经说过，当时的医院其实是一个半司法半独立的行政机构，侧重点不是“整病”而是“整人”。不过在医院之外，古典时期疯癫的治疗技术仍在不断进展。

具体说来，有如下四种物理疗法，而每种疗法都借鉴了肉体的道德疗法：

1.强固法。它是一种使精神或神经纤维获得活力的疗法。疯癫虽然有时表现为忧郁，有时表现为狂躁，有时表现为歇斯底里，但内里处于一种虚弱状态，疯癫时元气陷入无规律的耗竭之中。强固法就是扶持精神元气，扶助精神元气就能抑制自身的躁动，这有点像我们中医所谓“强筋固本”。

2.清洗法。当时认为疯癫的根源是内脏堵塞，体液和元气腐败，清洗法就是清洗这些腐败的体液和元气，以达到疏通内脏的目的。这种方法也符合中医的基本理念：通则不病，病则不通。其具体方法是用清洁透亮的血液，置换患者粘滞、混浊而又苦涩的血液。按那时的医疗水平，要数这种彻底置换的清洗法最为理想，也要数这种清洗法最不可施行，后来有了许多变更的方法。古今中外，“难言之隐，一洗了之”都是骗子的噱头。

3.浸泡法。古典时期误以为，长期浸泡可以改变液体和固体的性质，这种方法当然与古老的沐浴涤罪观念有关。开始以为冷水有冷却的作用，后来才知道冷水的效果反而加温，而热水才能实现冷却，冷却能使亢奋和狂躁平息下来。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社会上都以为水可以医治百病，宣称水具有万能功效。18世纪末水的声誉江河日下，人们发现水能证明一切，水也能否定一切；水什么病都能医治，正表明它什么病都医治不了。

4.运动调节法。这种方法是重新确立古人的养生信念。古人断定各种形式的散步和跑步有益健康：单纯的散步可以使身体强健灵活，逐步加速的跑步可以使体液在周身分布均匀，还可使各器官负担减轻，完整的跑步可使肌体组织发热放松，并能使僵硬的神经纤维重新恢复弹性。福柯对运动调节法的论述很精彩：“如果浸泡法确实一直隐含着关于沐浴和再生的伦理上的和几乎宗教上的记忆的话，那么我们在运动疗法中也会发现一个相对应的道德主题。与浸泡法的主题相反，这个主题是，回到现世中，通过回到自己的普遍秩序中的原有位置和忘却疯癫，从而把自己托付给现世的理智。”

在古典时代，决定医疗方法的不是真理呈现，而是一种功能标准。医学手段原来用于祛除罪恶和消除谬误，古典时代的医学只满足于调节和惩罚。那时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主要有两类：“一类基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某种关于灵与肉二者的（运动—品质）混合物。另一类则基于理性自我争辩的话语论述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妄，是谵妄。”其中第二类又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唤醒法。因为谵妄是疯人的白日梦，唤醒法旨在使患者从白日梦中清醒过来。2.戏剧表演法。此法表面上看与唤醒法恰好相反，前者是中断疯人的梦游状态，后者则以患者的思维和想象进行表演，让患者看出其中的荒谬，并从谵妄中走出来。3.返璞归真法。此法又刚好与戏剧表演法相反，戏剧幻觉的表演要是没有效果，人为的逼真表演法就被一种简单的自然还原法所取代，“这种方法有两种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自然来还原，另一方面是还原到自然”。

在古典时代，别去徒劳地划分生理疗法与心理疗法，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心理学。有此时候生理的药物疗法，同时也是心理的治疗干预，譬如让病人喝苦药就不是单纯的生理治疗，它可能也作用于病人的心灵清洗，因为此时疯癫的含义就是非理性，洗涤心灵就是消除心中的非理性因素。

本以为非理性已成了理性羞辱的对象，文明已完全拒斥了疯癫，哪知天道轮回又出现了“大恐惧”。第七章《大恐惧》就是阐述“大恐惧”与非理性的关联。

此章以《拉摩的侄子》引入正题。古典时期，思想家笛卡尔认为自己没疯，因为理性与疯癫势不两立，假如能理性思辨就不会疯癫，假如已经疯癫就不会理性思辨。然而，拉摩的侄子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疯了：“你知道，我既无敌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拉摩的侄子》是一部对话体长篇小说，作者是法国启蒙运动健将狄德罗。拉摩的侄子是启蒙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镜子，一幅恶意的漫画，“好像正当理性欢庆胜利之际却让自己用嘲弄装扮自己的形象死而复生”，“理性既从中认出自己又否定自己”。拉摩的侄子预示着重大的变化：从前门赶走的非理性，又悄悄地从后门溜了进来。

即使在理性和文明凯旋进军的时候，非理性和疯癫并没有销声匿迹。如果说拉摩的侄子还只是一个小说里的形象，萨德可是现实中一位放荡作家，一个疯子，一个恶魔，一个性施虐狂，一个性变态者，一个疯狂的享乐主义者。对古典时期的人来说，拉摩的侄子只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萨德则给人实实在在的恐惧。

麻疯病业已消失，疯人已经禁闭，本以为非理性像孙悟空一样压在五行山下了，不意18世纪中期突然冒出一种新的恐惧，这种恐惧经由医学术语得以表达，经由道德神话得以传播。各禁闭所传出一种神秘的疾病，人们纷纷猜测它是“监狱热病”。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禁闭所的囚车，带镣铐的囚犯，有的说囚车经过会造成传染，有的说坏血病会引起传染病，有的说被病症污染的空气会毁灭城市居民，一时弄得人心惶惶。从前以禁闭清除的邪恶又卷土重来，并以一种古怪的模样带来恐慌。当时流行一种含混的“腐烂”意象，既表示道德的腐败，又表示肉体的腐烂。

该章最后对疯癫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他说古典时期，“人们的疯癫意识与非理性意识一直没有分开”，到18世纪末这二者才开始分道扬镳。他分别阐释了疯癫与多方面的关系：“疯癫与自由”、“疯癫、宗教与时间”、“疯癫、文明与感受力”。

在“大恐惧”中结束了古典时期，在“新的划分”中迎来了新世纪。这样就有了第八章《新的划分》。这一章的重点是要阐述：随着新世纪疯癫意识的转变，人们对禁闭的态度也随之改变。

一跨进19世纪门坎，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支配，都出于同样的义愤，都发出同一种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人们好像一夜就换了一副菩萨心肠，其实，这“与其说是一种博爱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不管是出于博爱，还是由于政治，人们对疯人友善多了。此时的法国人开始郑重考虑：如何对待疯癫，如何安置疯人？这一改革进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尽可能减少禁闭；第二阶段《人权宣言》规定，必要的禁闭也必须得到法律许可；第三阶段是发布重要法令，规定禁闭的范围和责任。

有了如何安置疯人的思考，就顺理成章有了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诞生》。

精神病院的诞生作为一种标志，疯人已经被当作病人对待。不管是图克的疗养院，还是皮内尔的疯人院，既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驱赶，也有别于古典时期的禁闭，都带有某种神话的色彩，散发出人道的温馨，闪耀着博爱的光辉。实际上，恐惧仍旧是他们精神病院的底色，从前恐怖是由于外在的暴力，现在的恐怖则是由于内心的禁忌；从前苦于禁闭所的高墙，现在困于负疚的良心；从前是被他人监视审判，现在则是自己审判自己——镣铐从疯人的双腿移到了疯人的灵魂。

皮内尔的疯人院管理模式不同于图克，他从不提倡任何一种宗教隔离。在他的疯人院里，宗教不仅不能作为生活的道德基础，反而纯粹是一个医治的对象。但是皮内尔的疯人院，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家庭和工作的价值，所有公认的美德，统治了这里的疯人院。皮内尔治下的疯人院，既是道德整肃的工具，又是社会谴责的工具。他具体的操作手段是：（1）缄默，（2）.镜象认识，（3）.无何止的审判，（4）.神化医务人员。

谈到精神病院自然不会忘了弗洛伊德，福柯说他“是第一个不把目光转身别处的人，第一个不想用一种能与其他医学知识有所协调的精神病学说来掩盖这种关系的人，第一个绝对严格地追寻其发展后果的人”。我再补充一下，弗洛伊德也第一个将疯人去污名化的人，第一个恢复疯人尊严的人。但是，弗洛伊德强化了医生魔法师的效力，把医生捧到了无所不能的地位，疯人在医生面前放弃了自己。其实，他的精神分析无缘进入非理性的精神空间。

18世纪末叶以后，非理性的声音几乎彻底消失，只有偶尔几声声嘶力竭的呐喊打破沉寂，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阿尔托的作品，它们是对道德桎梏的强烈抗议。可悲的是，我们习惯于把这种道德桎梏，称为图克和皮内尔对疯人的解放。

第九章之后就是全书的《结论》。通过对画家戈雅和梵高、作家萨德和阿尔托、思想家卢梭和尼采的分析，阐明“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种使人透不过气的险恶因素”。作者以此为非理性正名和辩护。

这几个画家、作家和思想家，其为人曾经疯癫或一直疯癫，其作品表现疯癫甚至赞美疯癫，但他们都创造了许多不朽的杰作，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难道疯癫与文明必定是生死冤家？

沿着《疯癫与文明》思想的线路，我像导游一样带领大家做了一次神游，一路上把福柯的思想风景看个够：时而奇峰峻岭，时而幽谷深溪，时而平原莽莽，时而溪水潺潺……读《疯癫与文明》如行山阴道上，人们都应接不暇，掩卷后仍然回味无穷，流连忘返。

神游归来不能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总结一下《疯癫与文明》的主旨。从古代社会到文艺复兴，从古典时代到现代社会，人们对疯癫的体验和感知都不一样：中世纪尚无明确的疯癫意识，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尚存浪漫的想象，古典时代疯癫就成了被禁闭的恶魔，进入现代以后疯癫又成了必须医治的对象。因而，疯癫既不是一种病理现象，也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建构。该著旨在追溯疯癫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所以福柯说它是对疯癫沉默的考古学。

古典时代认定疯癫是非理性的极限，出于对自身非理性的恐惧，人们便急忙与疯人切割，不再把疯人当做人，或将他们严密地禁闭起来，或将他们像动物一样展示出来。自欺欺人地以为把疯人划入异类，就能剥离自己身上的非理性。事实上，理性与非理性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都同属于人的本性。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非理性，那人就成了受逻辑程序操控的机器人；如果只有非理性而没有理性，那人就成了暴烈的凶猛野兽。理性代表思辨、认知、权衡、节制、稳健、伦理……非理性代表激情、想象、感受、梦幻、冲动、活力、血性、情欲……没有理性就没有清明的理智，没有理论的深度，没有严谨的逻辑，没有非理性就没有奇特的想象，没有强烈的激情，没有勇往直前的血性。总之，一旦没有非理性，我们就将丧失生命的活力。只有理性与感性达到高度的平衡，我们才会既有思考的深度，又有奔放的激情和旺盛的创造力。该著第四章《激情与谵妄》，英译原文是Passion and Delirium，Passion就是激情，Delirium就是谵妄。福柯为什么要推崇激情与谵妄呢？如果我们只有理性的算计，如果没有我们粗犷的豪情，没有非功利的冲动，人类的生命必将枯萎。宋明理学就曾高叫要“存天理，灭人欲”，希望彻底剿灭非理性，现代西方社会更是要扼杀窒息非理性而后快。这正是福柯对疯癫抱以同情，为理性热情辩护的动因。

在《激情与谵妄》这一章中，作者十分清醒地写道：“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不仅仅是《疯癫与文明》，福柯几乎所有的代表作品，都是理性对非理性的深刻把握，是理性对非理性的“理解之同情”。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围剿疯癫的历史，一部理性排斥非理性的历史。由于福柯对非理性有深度的体认，他才公开站出来批判理性的傲慢，指责文明的冷酷，给疯癫以温情，还非理性以公正。这是人类理性对自身的反省，是理性对自身的檄文，当然也是理性对自身的救赎。

我还想说，这更是福柯对主体的塑造与建构。当理性排斥非理性的时候，人类主体仍然残缺不全。福柯独特的人生经历，深厚的理论素养，耀眼的学术才华，异于常人的性取向，使他兼具惊人的理论深度和体验深度，所以重塑人类主体的重任非他莫属。

《疯癫与文明》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后来所有著作的诞生地。他的运思方式，他的学术路数，他的学术取向，譬如知识考古、知识谱系、生存美学，又如说知识、权力、自我，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它的源头。这本书中的价值倾向如反抗理性的专横，崇尚生命的激情，肯定人类的非理性，成了他后来一生的学术功课。如他另一本重要著作《词与物》，英文版译为The Order of Things，在知识和经验中他推崇经验；在《性经验史》中，他推崇快感；在《知识考古学》中，他强调“断裂”；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发现了“温柔的暴力”。晚期他有一本《自我技术》，此书关注“那些被表述出来的情感”，那些“所能体验到的欲望”。他在知识中发现了权力，在理性中识破了压制。他晚年倡导人们关怀自我，此处的“自我”既个体更指人类，关怀自我就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他的学术风景气象万千，他的人生经历同样多姿多彩；他不仅在理论上重塑人类主体，在生活中也实践了他的“生存美学”。

《疯癫与文明》表现了福柯史学家的博学，思想家的深刻，还有诗人的才华。西方学者认为，《疯癫与文明》是史学也是诗学。书中的许多章节富于诗意，他的述学语言又极有穿透力：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一旦下船，人们不知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之间的不毛之地，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 （第一章《愚人船》）

以华丽的语言表述深刻的思辨，以丰富的想象来阐释奇特的思想，朋友，这是在论述还是在抒情？这是思想史还是散文诗？福柯百转千回的运思，常给人以“曲径通幽”的快乐；他那别致优美的文笔，又往往让人沉溺于他那迷人的诗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