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国展（中）：刻于国宝重器上的金文，如何变成汉字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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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国展（中）：刻于国宝重器上的金文，如何变成汉字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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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时空作者提提当历史掀开周王朝崭新的一页，一种镌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威严地传递着庄严的仪式感，将汉字进一步向线条结构靠近，逐步摆脱甲骨文的图画感。随着社会秩序的构建，文字使用率的增加，应便捷而生的隶书、今文字阶段开启……

追寻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暑假到来，成都博物馆汇集 70 件一级文物的“汉字中国”特展，热度持续升温。今天，汉字中国展系列文章中篇，将走进字体演变的历程，看古文字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模样。

汉字中国展以“雷”为例，展示不同字体的写法

仪式感满满的雄浑金文

随着青铜器进入发展高峰，上层阶级开始在这种象征身份的重器上铭刻铸文，这样的文字被称为“金文”。自宋代以来，人们就关注金文的搜集研究，与石刻一起被称为“金石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等学者认为，商代后期到西周初期，金文为正体文字，殷墟和周原的甲骨刻辞为俗体，这些甲骨刻辞在此阶段后几乎见不到，是具有时代性的特殊文字。

甲骨是用来占卜的，需将占卜后的一些情况记录在上，金文铸在青铜器上，更加正式，显得更加敦厚、浑厚。细观其书写内容，金文也比甲骨文多了一份为了传诸后世的沟通感。

小臣方鼎

一尊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将甲骨文和金文联系了起来，为一级甲等的国宝级文物，是一件商代晚期的祭祀用具。器内壁著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大意为：商王赏赐其近臣渪地五年的积贮。因此作了这件鼎，置于家庙，用来祭享死去的父亲太子乙。

关于这件国宝文物的历史价值，成都博物馆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作人员”）解释，其记载中的人是商王朝人，在甲骨卜辞中有明确记载。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内容，大多在甲骨文中找不到，这件是极少数能与相联系的之一。

这些文字均为竖排。孙华表示，这样的习惯，是从秦朝传承而来。甲骨文给一些观者造成商代只在甲骨刻字的误解。实际上，当时的主要书写载体还有木犊、缯帛（即木简和丝织品）。正是因为常在木犊上用毛笔写字，形成汉字最早的竖排书写习惯。

目前，考古发现的金文多在商周时代，由于多篆刻在钟鼎上，别称“钟鼎文”。从商代到周代，从尚鬼神走向礼制，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改变。西周崇尚礼制，周王朝为维护统治推行分封制，另伴随物品的交换加强，汉字开始在中华大地大规模传播。

西周金文作为正体，逐渐形成圆润浑厚的风格，这在展出的一件格仲簋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格仲簋

格仲簋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簋”相当于今天用的碗，器身上铭文四行 29 字：“唯正月甲午，戎捷于丧原，格仲率追，获讯二夫，馘二。对扬祖考畐（福），用作宝簋。”讲述了戎人到了“丧原”这个地方，格仲率领武装力量，活捉两个探子，砍掉了他们的头，因此，作器记功。

季尊

尊是流行于商至西周中期的盛酒器，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季尊呈束颈，下腹垂，腹下有四扁形虎足，腹侧有一兽头鋬。器内底铸有铭文二行六字：“季乍（作)宝旅彝”，表明季尊的主人叫季，在家里排行较小。学者推测季是西周早期鱼国的大贵族。

陕西宝鸡市扶风县，被称作“周原”，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周人的祭祀圣地，出土了一大批青铜重器。展览中的两件重器——史墙盘和兴簋，同出自扶风一处微氏家族的青铜器窖藏。

史墙盘，又称为“墙盘”，出土于陕西宝鸡市扶风县，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其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所铸文不仅文辞典雅，书法隽美，为西周金文典范精品制作，器主是西周中期周王朝的史官所做礼器，祖先在武王灭商时投奔周王并供职朝廷，后人世袭为史官。

史墙盘

墙盘底部铸有 18 行铭文，284 字，除末行外，每行都是十五字，通篇除最后几句都押韵。成都博物馆工作人员称，其为当时标准字体，字形划一，布局均匀，全文多用四言句式，结构工整。

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墙所属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迹。工作人员称，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属于重要的历史资料。

十三年兴壶细节图

展出的这件十三年兴壶，同样出自扶风县。工作人员称，在庄白村一号窑藏，共出土了两件。盖榫和颈外壁有铭文 56 字，大意为十三年九月戊寅日，父陪同在成周的师徒淲宫入见周王，接受命服的册赐，这件壶为懿王十三年铸器。

工作人员介绍，西周时期，周天子经常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各地诸侯，而诸侯之间的交往也常以青铜器为载体，在彰显王室威仪，强调礼仪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汉字的传播。

最早的统一字体：小篆

秦灭六国前，六国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工作人员介绍，秦国地处周国文化发祥地，更多保留了周的传统，秦系文字也更多保留了西周晚期金文遗风。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借助商鞅变法后一百多年里积攒的力量，并吞六国，江山一统，为汉字的规范、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公元前 223 年，李斯奉诏整理六国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书为主体，淘汰了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字，把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书同文字，便是秦王昭告天下的文告中，自己最显赫的功绩之一。

春秋初期秦篆的典范为秦公钟铭文，字画纤细。秦公钟共出土 5 件，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展出的秦公钟甬上装饰有四条小龙，龙体相互缠绕，舞部饰两条双身夔龙，鼓中部饰有相对而立的一对凤鸟，钟体内侧各有六道调音槽，铭文 86 字，记载了秦人的开国史，包括先祖襄公“赏宅受国”和文公、静公、宪公治国安邦的业绩。

秦公钟

此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是此次策展团队第一眼看见展品信息时，就锁定的文物。这件“深藏不露”的宝贝，此前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张宝琳称：“这次展出，是这件铜诏版首次来到成都。它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文物实证，因此成为本次展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物之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

它现藏于甘肃省镇原县博物馆，阴文书刻 40 字。铜诏版中的“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221 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年，铜诏版的内容就是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而颁发的文告。这枚诏版上的篆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也是统一文字后颁布统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是研究秦代书法的现存实物之一，为研究秦时历史，秦篆书写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价值。

晋公盘

一件来自山西博物院的“晋公盘”，因其活泼、灵动的动物样式受到关注。它是 2600 多年前，晋文公重耳为女儿孟姬特制的陪嫁品。盘上雕有乌龟、鳖、蟾蜍、青蛙、鱼、水鸟、龙七种动物，共计 36 只。绝妙的是，19 个圆雕动物均可作 360 度旋转，水鸟的上喙与头部并非一体，鸟嘴可以开合，鳖头也能自如伸缩。

晋公盘内壁的七处铭文共 183 字，详细记载了晋文公长女孟姬嫁楚史实，清晰呈现了“春秋五霸”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

隶变催生汉字五体

小篆曲线多，为了便捷使用，人们开始简化小篆，隶书应运而生，这过程被称为“隶变”，这也是汉字的今文字和古文字的分水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宁认为，小篆是线条构成的，描画很慢，隶书出现了笔画。笔画和线条的不同是，它有起有落有顺序，书写速度加快。

隶书在秦代作为实用“手写体”的使用痕迹，在展出的里耶秦简上有所反映。其发现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出土的简牍约有 20 余万字，字体属古隶，记载了秦代典章制度，行政设置，军事动态，民族关系，当地水文等情况，是标准的秦代官方文档，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所书文字绝大多数为古隶书，鲜有官方颁布的小篆字体。它的发现，与《说文解字》中隶书属“秦书八体”相互印证，实证秦隶以便捷的书写方式被秦广泛使用。

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全国不少地方遗留下东汉隶书文字的石碑和摩崖题刻，当时的官定隶书书法，可从展出的一块《熹平石经》残块上管窥。

《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为汉灵帝诏令蔡邕等人校正儒家经典，将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的石书，刻成46块石碑，立于洛阳太学堂前，是中国最早的官定儒家石刻经本。

随着隶书的流行，古文字篆书的认知度逐渐退化。为便于读书人对照校对不同字体的儒家经典，公元 241 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继《熹平石经》后，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又建立起第二部石经，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被称为《三体石经》。内容为《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立于太学前，供天下学者观摩学习，三种字体的经文范本，在当时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体石经》

汉字的隶变过程中，有了横竖撇捺，也形成了汉字的方块字形态。拥有四百年历史的汉朝，文化得以长足发展，写字这件事，越发融审入美意趣。于是，快捷、灵动、气韵等书写追求，催生出草书、行书、楷书。三国时期，著名书家钟繇接着改进，写成《宣示表》，成为隶书向楷书演变后的典范之一。尔后，著名书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楷书确立了典则楷式，流行起来，在当时被称为“真书”，后人多以这种字体作为书法学习的楷模，便称之为“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