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钱上还带着体温”

【题记1】二〇二三年，《呐喊》出版一百周年。加上《彷徨》，两部小说集的作品数量二十五篇，字数不超过二十万。但它们创造了一个深广的世界，具有无尽的开掘价值。无论从哪一个小的角度切入，都可以看到一个广大的世界。钱，或许不算是通常所认为的鲁迅小说里的重要话题吧，可是，如果专注于这一点进入，会发现，其实，钱几乎是鲁迅小说里一个无处不在的意象。

【题记2】若要拉开架势写成一篇论文，可能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想就此作终结式的定论，只是想提出这个话题，或者，强化展开话题的必要性。也想以此表达对《呐喊》出版一百周年的纪念。

【札记1】《呐喊》《彷徨》里写到钱的有哪几篇？

《呐喊》：《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也就是说，没有直接写到钱的，可能只有宣言书式的第一篇《狂人日记》了。

故而综论《呐喊》，钱不应该是重要视点吗？

《彷徨》：《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肥皂》《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

没有直接写到钱的，也不过《长明灯》《示众》两篇。

也就是说，《呐喊》《彷徨》总共二十五篇里，写到钱的超过了二十篇。占比之大，至少是我本人之前没有想到的。

【札记2】当然，虽然写到钱是鲁迅多篇小说里的特点，但作用以及比例，在小说叙事上发挥的职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必须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评析。

【正论1】钱穿缀起了《孔乙己》全篇。

《孔乙己》是鲁迅个人在艺术上最为看重的作品。不足三千字的篇幅，不但写出了“苦人的凉薄”，而且在手法上具有鲁迅自己或许都难以复制的高度。就叙事角度看，通常认为，酒店里的小伙计“我”，贯穿全篇，是小说的叙事人，也是唯一的叙事视角。孔乙己的遭遇，也是通过他的眼睛来截取的。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今天特别想强调，与小伙计并行的，还有一个穿缀物，这就是钱。而且钱在小说里所发挥的作用，与孔乙己本人命运的关联，对孔乙己性格外化的烘托，必须给予特别关注。

小说的开篇，小伙计还没有出现，在其“画外音”的叙述中，钱就是聚集点。本段的全文如下：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这一段里，与其说是描写咸亨酒店的格局，不如说是将一个小店分出了两个世界。而造成这种二重世界隔膜的，不是格局的分割，而是花钱的多少。其中有四处写到了钱，而且分别以金钱的单位描述为前提：“四文”“十文”“一文”“十几文”。

将社会阶层严格区别开来的，是咸亨酒店的里外格局的空间分割，是长衫主顾和短衣帮的差异，说到底，是有没有能力“出到十几文”的经济实力的硬道理使然。孔乙己的窘迫在于，从文化上，他有资格穿起一件证明身份的长衫，他也有这个自我要求。然而，从经济地位上，他连短衣帮的实力都达不到。因为，即使是四文钱的一碗酒，他也要靠偷书获得，而且还经常赊账。如果抽去钱的存在，这一段的状态描写在效果上就相去甚远。

在接下来的几段描写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到钱，但酒店里各色人等围绕孔乙己展开的话题，无一不直指孔乙己没有酒钱的窘境。而小伙计，又以画外音的方式对这一习以为常的场景作了自己独立的、反向的评价：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的人品之好，恰恰体现在他的信用上。而这信用，就在于他会不择手段地弄到酒钱，保持自己喝酒的资格，保全自己的“名节”。

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是空间叙事，聚焦于咸亨酒店发生的故事，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时间叙事。在不足千字的后半部分中，时序从中秋到冬天，到年关，到次年端午，再到中秋，再到年关，孔乙己在这期间只闪现了一次。而惦记孔乙己的人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小说的叙述者“我”，另一个是酒店的掌柜。但掌柜惦记的，不是孔乙己这个人，而是钱。“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这句话从掌柜的口里说了四遍。

从小说开篇到收束，钱是贯穿全篇的穿缀物，是最不能离开的意象，钱也是制约孔乙己命运的撒手锏。

【正论2】钱以精确的数字存在于小说当中。

在《孔乙己》里，钱是贯穿式的存在，而且，钱在小说里以精确的数字存在，而非是模糊地、大概地提及一下。

首先，我们看小说里暗指的价格变化。“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以一九一八年往前推二十年，则是一八九八年，按照“二十多年”的说法，取其中，即二十五年，则是一八九三年，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一八九三年正值十二岁，与小说里所叙述的“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正好吻合。这二十年可说的变化很多，对喝酒的人来说，就是酒价翻了一倍半。

其次，我们再来看小说里严丝合缝的价格表述。开篇讲了，孔乙己出入酒店的年代，一碗酒需要四个钱，一碟茴香豆需要一个钱。当孔乙己出场时，直接地、自信地、准确地“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由于开始时已经讲清楚了计价单位，这里的描写就属于精算。孔乙己的自信满满也从这“精确制导”表达中尽显。而且他说出这句话，还是穿越过周围对他偷书被打的嘲笑置之不理而出的，因为可以“排出九文大钱”，所以不在乎周围的取笑。

当孔乙己时隔很久又出现在咸亨酒店时，只听得他说出了“温一碗酒”的诉求，接着，“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孔乙己是早已自己算好、凑足了才上酒店来的。同时我们也不难换算出，掌柜一直强调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应该是四碗酒加三碟茴香豆的价钱。

《孔乙己》里有着精确的数学计算，而且这些计算又指向了孔乙己的处境，使之成为一种必要的、必需的文学表达。

【正论3】精确的描述不仅在《孔乙己》里才有。

沿着《孔乙己》布下的数学格局看下去，会发现，鲁迅小说里还有过类似的描写。比如《风波》：前一天被打破的碗需要进城补钉，七斤回家后向九斤老太汇报，也是报账。“他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而且也像《孔乙己》一样，暗示了即使小如补钉，价格也在飞涨。“九斤老太很不高兴的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三文钱一个钉；从前的钉，这样的么？’”

【正论4】更多的例证。

继续沿着上述解析阅读鲁迅小说，会发现，鲁迅不但时常会写到钱，而且常常会给出精确的数字，这既是故事所需的描写，也为后来的读者留下了了解当时物价的社会学痕迹。比如《祝福》，祥林嫂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试工三天后就定下了使用以及工钱：“每月工钱五百文。” 然而，没有多久，祥林嫂就被婆家的人带走了。他在鲁四老爷家干了多长时间呢，小说在时间上倒没有细说，只说是“冬初”来的，“新年刚过”就不得不离开。工钱此时却给出了精确的用工时间。在得知祥林嫂复杂的婆家背景后，鲁四老爷只好答应辞退。“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这一描述里，既可以知道，祥林嫂在鲁镇待了三个半月；又可以得知，无论她干了多久，工钱方面，自己一丝都没有得到，全进了婆婆的口袋。

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镇，早已物是人非。当她走投无路，暗自决定捐门槛后，钱又出现了。“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根据《鲁迅全集》注释，“十二千”相当于十二贯。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呢？还是工钱。“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由此可知，祥林嫂的悲剧中，她在鲁四老爷家先后干了两次，共计一年多时间，自己却一分钱未能得到。不是被婆婆悉数占据，就是全部用来捐了门槛。

通过特别具体的角度写到钱，《祝福》可能仅次于《孔乙己》。就说祥林嫂第一次应得的工钱，不但都进了婆婆的口袋，而且婆婆还拿着这笔钱做了一大笔生意。当卫婆子再次希望推荐祥林嫂到鲁四老爷家来做工时，对于上一次工钱的用项，是这么描述的：“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山里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墺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的非人待遇及可悲结局，只从工钱的去向与用途即可见证。

【正论5】另一组数据。

以上所举证的，都是钱在小说里以精算方式出现的例子。在鲁迅小说里，很多都写到了数据化的钱。尽管没有明确的换算在里边，但这些数目也绝非随意写出，绝非可有可无。我们不妨集束式地引用其中一些描写，集中感受一下。

《明天》：“他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便站起身，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

“天气还早，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他摸出四角银元，买了号签，第五个便轮到宝儿。”

“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

“这一日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

单四嫂子丧子之痛不说，从为宝儿看病到安葬，累计花费且欠下多少钱呢？今天的我们可能无法具体算出这些数目可以交换的物品价值程度，但无疑可以感知到其不堪承受之重、之苦。

《阿Q正传》：“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愤愤的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

“幸而已经春天，棉被可以无用，便质了二千大钱，履行条约。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

“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邹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九角钱。还有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司晨的母亲，待考，——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洋纱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钱九二串。”

联系《孔乙己》《风波》《祝福》可知，到处都在涨价的同时，到处都是克扣、盘剥、算计。底层的文盲，哪里能不随时上当、吃亏呢？

“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

“其次是赵府，非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所以全家也号咷了。”

《阿Q正传》里钱的数目，简直可列表分析了。

《兔和猫》：“这一对白兔，……倘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因为是叫小使上店买来的。”

《鸭的喜剧》：“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这些描写或许并无深意，却也颇有社会学的认识价值。

《幸福的家庭》比较密集烦琐：“劈柴，都用完了，今天买了些。前一回还是十斤两吊四，今天就要两吊六。我想给他两吊五，好不好？”

“好好，就是两吊五。”

……

“他抽开书桌的抽屉，一把抓起所有的铜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摊开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才又回过头来向书桌。他觉得头里面很胀满，似乎桠桠叉叉的全被木柴填满了，五五二十五，脑皮质上还印着许多散乱的亚剌伯数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气，又用力的呼出，仿佛要借此赶出脑里的劈柴，五五二十五和亚剌伯数字来。”

干扰我们的作家文人继续创作下去的，是满脑子的“亚剌伯数字”。总之，钱是罪魁祸首。

【正论6】了解社会生活的痕迹。

也许一只白兔、一只鸭子的价格，还不足以看出小说所涉时代的“市场”行情，下面这些描写，更具认知价值。

《头发的故事》：“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

——一条假辫子的价格。

《在酒楼上》：“‘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我一面准备走，一面问。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孤独者》：“‘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便是钞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我……。’”

——一个小文人，无论教书还是抄写，每月可能得到的酬劳可知一二。

《离婚》：“‘现在七大人的意思也这样：和我一样。可是七大人说，两面都认点晦气罢，叫施家再添十块钱：九十元！’

‘……’

‘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没有这么便宜。这话只有我们的七大人肯说。’

七大人睁起细眼，看着庄木三，点点头。”

——离婚费用的透露。

《社戏》：“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

——一张戏票的价格。

《高老夫子》：“今敦请 尔础高老夫子为本校历史教员每周授课四小时 每小时敬送修金大洋三角正按时……”

——“临聘”式授课的“课时费”。

如果将鲁迅的这些描写，配之以地方历史资料去逐一对应，说不定可以得出更多有趣的结论。无论如何，这些描写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一说的话题。

【正论7】有时钱的数目是模糊的。

鲁迅笔下的钱，也有笼统而出的时候，并不特别强调具体的数目。比如：

《药》：“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

《一件小事》：“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正论8】钱有时候是人物的想象，更加模糊。

《阿Q正传》：“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白光》：“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罢，然而至今还没有现。”

——“然而（但）至今还没有现（见）”，如出一辙。

——从“一包洋钱”到“一大把铜元”，从“一注钱”到“无数的银子”，钱以一个整体的状态出现，表达人物急于达到的目的和人性欲望。

【正论9】钱也可表现为有价证券。

《端午节》：支票、彩票。“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索薪大会的代表不发放，先说是没有同去的人都不发，后来又说是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他们今天单捏着支票，就变了阎王脸了，我实在怕看见……我钱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这样无限量的卑屈……”

“那时他惘惘的走过稻香村，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

《伤逝》：书票。“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单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

《弟兄》：公债。“秦益堂捧着水烟筒咳得喘不过气来，……‘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己赔出来……。’”

“这公债票也真害人，我是一点也莫名其妙。你一沾手就上当。”

——钱在鲁迅笔下的表述，可谓名目繁多，举不胜举。

【正论10】计价单位也有多种表述。

如果从近代中国金融演变角度来分析，或许能知道鲁迅小说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计价单位表述。我一时还无力完成这个分析的任务，但可以摆出不同的单位来展示一下。

鲁迅小说里，以“文”为单位的表述最常见，如《孔乙己》《风波》《祝福》等。

其他的表述如：

《明天》：“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四角银元”“两块洋钱”“二百另十个大钱”。

《阿Q正传》：“二千大钱”“三百大洋”。

《祝福》：除了“五百文”等常见的表述外，还有“大钱十二千”“十二元鹰洋”。

《兔和猫》：“两吊钱”“一元”。

《幸福的家庭》：“两吊四”“两吊五”“五吊八”……

以元为单位的表述在后期小说里多次出现，如《在酒楼上》《孤独者》《头发的故事》《离婚》，等等。

总体上看，《呐喊》里的计价单位以“文”为主，《彷徨》里的则多以“元”为多。

【札记3】这里必须要谈及一下鲁迅对钱的态度。以中国传统文人论，谈钱是不高雅也有辱于斯文的。鲁迅反对教人固守“君子固穷”那一套，勇于、敢于反传统而行之。他的直面现实，其中就包含着不避讳谈钱对一个人的重要性。须知，当鲁迅谈钱对于人的重要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现实里的每一个人。

《娜拉走后怎样》是在《呐喊》出版的同一年出现的演讲文。在谈到娜拉的现实命运时，鲁迅说：“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他还进一步就金钱观谈了自己与“高尚的君子们”的区别：“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的这种金钱观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过。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致萧军信中写道：“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在鲁迅眼里，传统文人不愿谈钱，是“读书人家子弟”的习性使然；现代正人君子反对谈钱，则是虚伪所致。不敢正视、直面惨淡的人生，甚至还一味鼓惑别人牺牲而自己享福，这是最让人引为愤怒的卑鄙。

鲁迅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对此，他有过很多论述。而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五）】

而他自己，在关心帮助青年的行动中，也常常体现在用钱来资助、帮助青年渡过难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也常常会因为惦念青年的窘迫而慎重对待自己的创作。比如：“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后面》）

鲁迅生活的节俭，对名利的淡泊，对财富的淡然，几乎是骨子里的品格。但当要教世人尤其是青年处世时，则完全是站在“无我”的境界上发声。这本身也是一篇大文章。鲁迅小说里那些关于钱的描写，可以说也都是“带着体温”的。它们当然不是一些数字式存在，而是和人物的处境、命运密切相关的。

【札记4】相对而言，钱在中国现当代小说里的存在并不突出。前几日，读到一篇关于王朔《顽主》的论文，其中引用了我在一九八九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都市顽主的冲突——王朔小说的价值选择》的只言片语。那正好是关于王朔笔下人物经济生活的几句话。意思是，王朔笔下的顽主人物，可以随意搭乘豪车出入高档宾馆。论者显然不同意我的看法，以为与小说的本来相去甚远。但我也以为，引者按自己所需引文无可非议，却显然并没有考虑我的上下文含义。文章发表虽已过去三十年以上，我仍然还能记得，自己所强调的是，当小说家描写人物自由行动的时候，并没有讲清楚钱从哪里所得这个前提。小说可以生动描写人物的消费行为，但并没有交代经济基础何在。在描写经济生活方面，我们的作家普遍缺乏传统，也缺乏耐心。这几乎已成不自觉的创作选择。记得大约那之后没几年，我还发表过一篇评论《上海宝贝》和《糖》的文章。文中也曾指出，小说作者尽情描写人物的时尚生活和消费行为，但并没有通过切实的叙事，令人信服地指出光鲜生活背后的经济来源。当然，突然继承一大笔海外遗产（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陈士成幻想自家地下有祖宗埋着的银子一样），已经算是意识到且能够给出的答案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小说里大量存在的关于钱的描写，或许也是鲁迅小说现代性的另一个证明。他这样的自觉，在同时代的作家那里少有，之后也没有成为承接下去的新的传统。这倒是我们应当认真梳理和讨论一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