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专论

（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

黄著《国号考》定稿于1966年，八年之后，《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二集出版，其中收有清太祖、太宗旧档上的老满文印一方，印文自左至右行，今为译释如次：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

天命金（爱新）国（国伦）汗之印　　

本书编者李学智先生在解题附录中曾注意到此印即《光海君日记》中所说的“后金天命皇帝”印，并订正云：

这里所说的篆文番字印之后金天命皇帝印，事实上或由于当时朝鲜的通事原系蒙〔古〕学通事，因此其所解释的后金夭命皇帝七个字似乎颇有问题。由于近数年来在本所内阁大库残档中曾得见清太祖、太宗时的旧档上，尚存有此一早期的满文印玺，其满文是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七字，而其字义应为天命金国汗之印，并不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之篆文番字印也。而此一老满文印，或许是清人最早的一颗印玺。

李氏自旧档中检出此印并对《光海君日记》予以订正，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文中说此印见于清太祖、太宗时旧档。其实，在《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中，此印已不仅一见。沈阳故宫藏有清太祖时的信牌，也钤有此印。惟因钤于木质牌面，印文不易细辨。以旧档之印与其互证，可知是同一印玺。

此印之铸造，清太祖、太宗实录俱不载。朝鲜李民寏《栅中日录》己未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十三日记：“闻奴中方草通书，铸成印颗云。”斯时李民寏被俘于金，所记通书即努尔哈赤是年致朝鲜国王书，所谓“铸成印颗”当即此印。另据程开祜编《筹辽硕画》卷十二载，万历四十六年十月兵科给事中薛凤翔题本内称：“再见于生员回乡之禀，则云先抢某处，起号天命元年，要来辽阳建都矣。”此事又见于同书卷十一所载大学士方从哲题本，称系“回乡广宁生员孙弘祖禀帖”，“内言在虏寨时，闻说要先后犯抢清河叆阳等处，且僭称年号，要来辽阳建都。”孙弘祖也是金国的俘虏，逃回后据见闻察报。他所说“起号天命元年”，虽未必可信，但“天命”二字不会虚构。据此可知，当时似已有天命金国汗之称号，铸印或在此前。

据此印文，可以确证：至迟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已称天命金国汗。黄著《国号考》云此年始称后金国汗，三年后改称金国汗，实难以成立。这里的问题是：《光海君日记》并记努尔哈赤的这封来书，称“后金汗国谕朝鲜国王”。黄著《清太祖建元天命考》引录朝鲜赵庆男《乱中杂录·续录》一书，收有此信，作“后金国汗奉书于朝鲜国王”。此外，《栅中日录》又补记为“后金国王敬达朝鲜国王”。朝鲜的这三种记载，均为转录或追忆，用语各不相同，但都记为“后金”。这可有两种解释。一种可能是：金国起草书信的汉人，因前代有金朝，故依惯例将金国汗写成了后金国汗。另一种可能是：来书原作金国汗，朝鲜人因前代有金朝，故在自己的记录中写成为后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出自文人之手，不能据以否定满文汗印，也不能作为立有后金国号的依据。关于满文天命金国汗印被朝鲜误译的经过；《光海君日记》留下了一段难得的记录。书中当年四月壬申条，记述了光海君与臣下议论如何向明朝奏报的情形：

传曰：奏文中后金汗宝以后金皇帝陈奏，未知如何？令备边司因传教详察以奏。回启曰：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擢及蒙学通事翻译，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故奏文中亦具此意矣。今承圣教，更为商量，则不必如是翻译，泛然以不可解见之意删改宜当。敢启。传曰：允。

努尔哈赤此次致书朝鲜国王，意在联络朝鲜，共击明朝。朝鲜光海君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希望“不拂天朝，又不挑虏怨”，因而在向明朝奏报时，为避免误解他承认“后金皇帝”，故传渝改译。由此可知，朝鲜对满文汗印印文的翻译，系出自“解篆人”和“蒙学通事”，只求略知大意，并不要求忠实于原文。甚至可根据需要，任意改译。那么，他们把“汗”译为“皇帝”，把“爱新国伦”译为“后金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廷在此年得知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实来自朝鲜的咨报。王在晋编：《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七年五月条记；“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此事并见沈国元：《皇明从信录》。明廷于五月间得此咨报，系在朝鲜答复努尔哈赤来书之后。原来朝鲜误译的“后金天命皇帝”，在咨报中，“天命”改报为“建元”，“皇帝”改称为“汗”。这大概就是前引“回启”中所说的“删改宜当”了。只是“爱新国伦”误译为“后金国”却未加删改，“后金”一词遂由此传入了明朝。

一年之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努尔哈赤在辽东张榜招降，辽东巡抚熊廷弼将榜文内容秘密呈报。《明神宗实录》是年六月记：“经略熊廷弼奏：奴贼招降榜文一纸，内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皆僭号也。”此后，朝臣纷纷上书请战。《筹辽硕画》卷四四、四五载诸臣题本，指榜文自称金国或自称后金，说法不一。如通政使姚思仁题本说榜文“中间称金称国，称汗称朕”。兵科给事中薛凤翔题本说是“自称后金，例我衰宋”。户科给事中杨琏题本作：“妖称后金天祐，辱我皇上以徽钦。”湖广监察御使刘有源题本说：“自奴酋号金称朕，张榜招降。”努尔哈赤的榜文，当出自汉族文人之手，原文今不得见。黄彰健先生以“后金”为可信，认为“称金”是省略了后字。今有天命金国汗印为证，题本中所谓“称金称国”也未必断然无据。

《满文老档》中只有辛酉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致朝鲜国王书，曾出现过“后金（amaga aisin）国汗”。正如黄先生所说：“在满文老档里后金国号仅此一见。”依当时通例，此类文书原件为汉文，满文档系据汉文译存。这里的后金，是拟稿的汉人沿用了朝鲜习知的称谓，还是有意附会先朝金朝，无以确证。北京图书馆藏有金国印制的汉文檄文一件，援引前代事，作为对明战争的宣传，文笔及内容均甚粗劣。文中不见“后金”称号，但有“我本大金（指前朝）之裔，曷尝受制于人”等语。准此，当时草拟文书的汉人，既可臆称前朝“大金之裔”，在文中拈出“后金”一名，也不是不可能的。即使有此情形，也只能视为金国汉人的附会宣传，不能作为建立了正式的后金国号的证据。

天启元年三月以后，明朝、朝鲜和金国的文献中都不再有“后金”称谓。《乱中杂录·续录》所收天启元年五月李永芳致朝鲜边官书，即自称“大金国驸马王”。此后至1636年清太宗建号大清国以前，满文老档中只有“金国汗”称谓而绝无“后金”。辽沈地区现存文物，如沈阳故宫云版、辽阳旧城门额及沈阳大金喇嘛法师宝塔碑等，也都称大金。黄彰健先生所论，天启元年以后国号称金不称后金，当无异议。

依据以上的辨析，可作出如下判断：约自1619年前后努尔哈赤铸造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行用，到1636年皇太极建号大清以前，一直沿用金国这一称号。汉文文献或称“大金”，乃是习惯性的称颂。至于“后金”一名，既不是努尔哈赤自建的国号，也非出于后世史家的追称。它初见于朝鲜，又由朝鲜传到了明朝。金国草拟文书的汉人也不无可能偶用“后金”之称，但并非正式的国名。依据名从主人的通例，我们把努尔哈赤的国家称为金国，当更符合历史的实状。

二、国号与族名

历史上汉族王朝建立国号，是要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但金国的建号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是因为在努尔哈赤等满人看来，所谓国号似不如汗号那么重要，甚至国号的概念也很模糊。前人既误信努尔哈赤曾建号后金，遂解释此国号乃源于十二世纪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既然“后金”一名并非自建，那么，努尔哈赤又为何号称金国？要回答这个间题，就需对金国的含义重新加以探讨。　　据现存清太祖、太宗朝满、汉文档案所见，在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之前，“爱新”或“金”一名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新的族名，用以称谓海西、建州女真诸部。　　

《满文老档》太祖朝天命八年癸亥正月初一日档，载抚西与石乌里所持信牌称：

Lii fuma ere dain be dade aisin han deribuheku nikan han deribuhe

李驸马此战原爱新（金）汗非始尼堪（汉）汗始　　

此文大意是：李驸马，此战原非起于爱新汗，而为尼堪汗肇始。此件下文曾出现爱新国伦，有金族人或金国人之义。但在此处，爱新汗不作金国汗，且与尼堪汗对举，明显地是用为族称，意为金人的汗与汉人的汗。

日本市村瓒次郎《支那史研究》所收《清朝国号考》，引据所见崇谟阁藏天聪五年太宗汉文上谕称：“敕谕金、汉、蒙古官员知悉”云云，将金与汉、蒙古并举，更是十分明显地用为族名，而非国名。　　清太祖、太宗朝上谕多经后人润饰修改，原件存留不多。但太宗朝官员的汉文奏稿，多见于崇谟阁所藏《奏疏簿》，曾由罗振玉题为《天聪朝臣工奏议》刊布。奏疏中金汉并举、用为族称之例，所在多有，今不避烦琐，条录于次：　　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天聪六年正月）：“一、金、汉另审。先年金、汉同在一处审事，汉人事多有耽延。……尽因金官多、汉官少，不得公同，不审，以致前件延迟。若一稽查金人事审之速，汉人事审之迟，汉官之罪又将何辞？合无金官审金人事，汉官审汉人事，事无大小，金、汉官互相说知，再回贝勒大人话，以听分剖。如有金、汉人互告者，金、汉官同审。或有偏私不公，迟误审断者，各应其罪，夫复何词？伏乞上裁。”

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又想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

胡贡明谨陈事宜奏（九月二十七日）：“皇上必曰：我原是金人，如何把汉高祖来比我？殊不知汉高祖但能如是做事，所以成了一个汉高祖。”

杨方兴条陈时政奏（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书房中当用贝勒。……臣遍观金、汉中，无人当此大任，亦不敢当此大任，皆恐日久生嫌。”“一、编修国史。……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并传，使金、汉人共知。”

罗绣锦请安服新人以便旧人奏（七年四月十三日）：“臣有一愚见以陈，不若计算我国金、汉、蒙古官生军民，各项买卖匠人、衙役……”

以上奏疏，均出于金国汉官，自不能自外于金国。金为族名，历历可见。奏疏中所谓金人汉人、金官汉官、金字汉字，实际上即是后来所说的满人汉人、满官汉官、满字汉字。可见，金或爱新作为族名，已在官员中普遍应用，为人所习知，并无歧解。

作为族称的爱新或金，当然不会是沿用前朝的国号。此名当源于努尔哈赤所从出的族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建国，并非基于部落间的联盟，而是基于对周邻诸部的征讨。按照收养氏族成员的惯例，被征服或归降的各部，均被视为收养（ujihe），而努乐哈赤则被尊为汗父。那么，作为被收养的原属各部的成员，以汗父的族姓为共同的族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此点虽无明确记载，但度之当时情势，似可求得通解。

汉译金国之“国”，满语为“国伦”（gurun）。此为女真语系中的一个古老的词汇，曾见于金代女真字碑文，以及明四夷馆所编《女真译语》。在老满文档册中，“国伦”有部族之义，也可用为族人或国人。如照此解释，天命金国汗本义只是爱新部的首领或爱新族人的领袖。不过，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加上汗号时，已征服诸部并建立起统治机构，即具备了我们所说的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国家的特征。故史家以此年为建国之年，“国伦”已具有国家的意义。当时的明人和朝鲜人，也依据自己的观念，指责努尔哈赤僭号称国，不再视为一部。但是，从努尔哈赤说，未必有明确的国家观念，也并不认为必须象汉人那样建立国号。金国的国号即是族称，或者说族名即视为国名，两者并无二致。

族名与国号的统一，在我国北方民族的历史上，乃是习见的现象。突厥、回纥建国时，都只是加上可汗的尊号，并未另建国号。突厥、回纥等族名，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国名。成吉思汗建国时，也只是奉上尊号，而无另建国号的记载。蒙古族名便自然地成为“大蒙古国”的国名。只是在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汉制后，才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元朝亡后，明代兴起于大漠南北的蒙古诸汗，又恢复了以蒙古族名为国号的传统。努尔哈赤建国称汗之后，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来书，也还自称为“蒙古国主”。以爱新族名为国号的金国，与蒙古国的这一传统相同。

由此可知，努尔哈赤之称金国与十二世纪时建立的金朝，并无名号因袭关系。《乱中杂录·续录》所收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致朝鲜国王书，曾两次提到往古的大金：“昔大金、大元，吞併三吴，意欲独存，到底其后无永也。”“昔大金世宗皇帝时，朝鲜赵住罢〔应作：位宠〕以四十余城投至，世宗却之。……今我亦念两国自前和好之情……。”这里将金朝称为“昔大金”。“昔大金”如何，“今我亦念两国”如何，作为历史的借鉴，今昔并举，并不包涵任何承袭之意。《武皇帝实录》摘录此信内容时，改为“先朝大金帝”、“昔先金大定帝”，当是出自汉人手笔，有意比附。至于旨在招降安民的汉文文字，任意附会于前朝，去金国建号的本义更远了。

由此也可推知为什么皇太极在建号大清国之前、改定族名为满洲。据《三朝实录采要》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辛丑条记：“谕众于朝曰：国名称满洲。其各旗贝勒人员，称为某旗贝勒家诸申’。”这里所说的“国名”，当出自满语国伦，实际意义应是族名。在此以前，爱新或金已兼用为族名和国名，皇太极改取汉制，以汉语“大清”为国号，既不能再称金族又不能改称清族，依据本族的传统另定新的族名，遂成为客观的需要。

源于女真的新译“诸申”一词，早已失去作为族称的意义。皇太极明确规定作为八旗贝勒所属人员的称谓，只是承认了业已存在的事实。此后，曾被明人泛称为“女真”的诸部人，便以新定的满洲作为共同的族称，为后世所沿用。由此还可以推知，为什么清太祖、太宗实录中出现了满洲国号。既然原来的族名即是国号，族名改定为满洲后，前此的国号也相应地作了修改。不过，这乃是《实录》编者任意妄改，并不是历史的事实。

三、汗号的由来

按照汉族的传统，一个王朝或国家的建立，必须建国号、年号和皇帝的尊号。大抵自汉代以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完整的观念和模式。明朝和朝鲜也正是以这样的传统观念来看待努尔哈赤的称汗建国，因而出现了各种比附的记录。但事实上，努尔哈赤建国时，并没有具备这些观念，也没有依仿汉族的传统模式，而是采取了蒙古立汗的方式。

汗的称号，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柔然、突厥、回纥和蒙古。在国家建立以前的氏族、部落制时代，汗只是部落长的称号。各部落形成联盟后，联盟长称可汗，统领诸部，即所谓“汗中之汗”或大汗。汗或可汗都不能是自称，而是由所统领的氏族、部落奉上。在他们看来，汗号比国号更为重要，因为奉上汗号才表明服从于他的统领。当国家机构建立后，汗或大汗即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原曾接受明朝授予他的建州卫都督签事的官职，万历二十三年吸1595年）又加号龙虎将军。他最初拥有汗号，是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由蒙古五部喀尔喀向他奉上，称“淑勒昆都仑汗”。“武皇帝实录”省作“昆都仑汗”，并注云，“即华言恭敬之意。”这当是依据满语的kundu。但尊号称恭敬汗，意有未合。《高皇帝实录》译淑勒昆都仑为“神武”，当是依据蒙古语义，于义为近。这个汗号的意义，只是表明蒙古五部喀尔喀对努尔哈赤的臣服。当时努尔哈赤尚未征服海西诸部。对于后来被称为满洲的内部关系来说，这个汗号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意义。

努尔哈赤依仿蒙古立汗之制，正式确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汗号，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即他在赫图阿拉建国之年。这时，只有叶赫部尚未降附，原来被明朝泛称为女真的建州、海西和东海诸部已先后被攻灭，并分别编入八旗牛录。诸部人的涌入和奴隶制的发展，促进了统一的统治机构的建立。《满文老档》和《高皇帝实录》都详细记录了这年正月元旦八旗贝勒大臣共上汗号的仪节。这次郑重奉上的满语汗号的全称是：

abka geren gurun be ujihini seme sindaha genggiyen han

天诸国伦养育授任英明汗　　

直译为：天授养育诸国伦英明汗。“天授”与前述印文之“天命”意义相近，犹如汉族所谓“受命于天”。古代蒙古汗号称“长生天的气力里”。在蒙古和满族的萨满教中，天是主宰一切的神。托言天授，自是崇高的称谓。《满文老档》太祖朝天命四年七月初八日记：“受天命而生的庚寅汗说：天爱护我们，给与权柄（doro）。”

此处“国伦”一词的实际含义是部，诸国伦即指被征服的诸部。《明史·张学颜传》：“海建诸部皆建国称汗。”《武皇帝实录》中兀喇、辉发、哈达等部也都称为国，即国伦。“养育诸国”当指被征服的海、建诸部，编入八旗收养。按照古老的氏族收养惯例，均被视为同族。《武皇帝实录》译此称号为“列国沾恩明皇帝”，《高皇帝实录》译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这表明，他已不同于由各部落长共同尊奉的可汗或大汗，而是收养各部为一族的最高首领，是比可汗更高贵的汗。这一称谓不仅是努尔哈赤的最崇高的汗号，也是北方民族史上罕见的尊称。

努尔哈赤在立汗号的同时所建立的国家统治机构，在许多方面也采取了蒙古的制度。不仅无圈点满文是依据蒙古文字，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也采用蒙古官制，称扎尔固齐。此外，如文官称巴克什，武将号称巴图鲁，以及达尔汉、台吉等称号，也都源于蒙古。关于金国制度中的蒙古成分，需另作专文探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努尔哈赤采用蒙古立汗制称汗，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由于受了蒙古文明多方面的影响。努尔哈赤在建州起兵，西有蒙古，南有明朝和朝鲜，朝鲜又依附于明，他只有向蒙古去吸取先进的文明。《武皇帝实录》载，早在甲午年（1594年），即建国前二十余年，蒙古科尔沁部和五部喀尔喀即遣使往来。努尔哈赤于1612年纳蒙古科尔沁部女为妃。其子代善、莽古尔泰、德格类等也都娶蒙古扎鲁特部女。以后，还陆续收降了一些蒙古的文士和武将。蒙古文明经由多种渠道传给满族。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时，不象历史上的辽太祖、金太祖建国时那样，有汉人文士为之谋划仪制，只有通晓蒙古文明的额尔德尼、噶盖等在他的周围、他废弃明朝的封授，建国称汗，表示彻底摆脱明朝的控制，因而不会沿袭明朝的制度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式的汗国便成为他借鉴的楷模。

努尔哈赤于1626年（丙寅年）八月病死，诸贝勒聚议，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这使人联想到蒙古忽里勒台选汗会议的传统。但这次选汗并未留下奉上汗号的记录。《满文老档》自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起，称他为淑勒汗（sure han），满语淑勒为聪睿之意。但这显然并非他的汗号的全称。汉文文献称为“天聪”，天字当有所本。他是否继承了努尔哈赤“天授覆育列国”的称号，只是把“英明汗”或音译的“庚寅汗”改称为淑勒汗，还是淑勒汗之前另有尊称，现有史料并不能作出确切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他后来建号大清国称帝，帝号为人们所称用，而原来的汗号则不复详录。在天聪年间的满汉文献中，他继续沿用“金国汗”的称号。满汉臣僚的奏疏，称他为“汗”或“皇上”。但在建号大清前，从来未正式采用汉语“皇帝”的称号。

太宗朝文献继续钤用“天命金国汗之印”，这表明此印如同后来铸造的“大清受命之宝”一样，乃是清太祖、太宗通用的国玺。“天命金国汗”乃是通用的称谓而非太祖或太宗的专称。

黄彰健先生曾著有《论清太祖于称汗后称帝、清太宗即位时亦称帝》一文，提出如标题所示的见解。论清太祖称帝，主要是依据《乱中杂录·续录》所记：“丙寅（1626年）夏五月奴酋致书毛文龙云，大金国皇帝致书于毛大将军麾下……”。此信内容又见于《满文老档》，但无“大金国皇帝”称号。《乱中杂录》所记，即使无误，也只能解释为起草书稿的汉人译汗为皇帝，不能作为努尔哈赤正式改号的证明。论清太宗即位时称帝，主要是依据袁崇焕的塘报和夭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的上谕。这需要对满汉人观念的不同，略作分析。

皇太极即位后，曾致书明辽东巡抚袁崇焕，请求议和，《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载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袁崇焕的题本说：“（金使）跪投夷禀一封与臣，如以下申上体式，独其封上称臣为老大人，而尤书大金国，踵老酋之故智，臣即以原封还之。”同书又载袁崇焕塘报称：金使“投递汉文夷禀，将向时僭称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称，而仍彼伪号。”袁崇焕前后所报，只能说明，皇太极的来书系自称“金国汗”。《清太宗实录》作“满洲皇帝”，乃是实录编纂者的臆改。此信的底稿尚存，影印件刊于《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原文作：“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而己巳年（1629年）另一书稿作：“金国汗奉书袁老大人”。与袁崇焕所记相同。不过，袁崇焕所说“将向时僭称皇帝二字改汗字”，却只是不明情事的自我解嘲。在明人看来，明朝皇帝自是天下的皇帝，帝号高于汗号。努尔哈赤称汗尚可，称帝则不可容忍。但是在努尔哈赤看来，汗号与帝号，只是蒙号与汉号之别，并无高低之分。满文文书中称明朝皇帝也作万历汗、天启汗。努尔哈赤不采汉制帝号而用蒙古汗号，更可显示脱离明朝而独立的意志。袁崇焕指汉译的皇帝为“僭称”，以“改汗字”为退让，是不了解“夷情”的管见，并不足以作为皇太极曾称帝的证明。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领兵至通州扰掠，曾发布谕旨，传谕明朝官民。此旨已载入《清太宗实录》，内称：“尔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仍加欺凌，使去满洲国皇帝号，毋用自制国宝。我亦乐于和好，遂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洽用，又不允行。以故我复告天兴师，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此件又见《满文老档》，原作“金国（爱新国伦）皇帝之号”。“满洲”二字，显然是《实录》编者的妄改。这时，皇太极周围已聚集了不少汉人文士。这道谕旨显然出自汉人手笔，是依据汉族的传统观念，为皇太极的侵掠强作辩解。大抵明朝自得知努尔哈赤铸造“天命金国汗”后，即指斥他称国称帝是僭逆。这里所谓“遂欲去帝称汗”本属莫须有，只是利用明廷不明情事，将错就错，强作遭受欺凌、被迫兴兵的借口，自不可信以为据。事实上，皇太极在采用汉制建大清国号和皇帝尊号以前，一直称为淑勒汗或金国汗，从未更改称号。

四、所谓“建元”

清国建号以前，清太祖、太宗的所谓“建元”，也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

前引《筹辽硕画》所收万历四十六年十月薛凤翔题本内称：据“生员回乡之察”，努尔哈赤已“起号天命元年”。《皇明从信录》记万历四十七年五月据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但《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及《满洲实录》都记万历四十四年丙辰正月，即努尔哈赤建号英明汗的同时，“建元天命”。《高皇帝实录》更明确地说：“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明人与清人记录“建元天命”之年份不同。但两者所记，都不可信。如前所论，所谓建元即是建立年号，这是汉人传统的建国观念和模式，而努尔哈赤建立汗号时，并不具有这样的观念和模式。

要考察这一问题，不能依据明人和朝鲜人的传闻，也不能依据大清建号后改修过的《实录》，只有依据努尔哈赤在位时的原始文献和文物。现存太祖朝满文老档，均用十色加十二属纪年，汉译用干支，但未见满文“天命”为年号的记录。现存的只有满文丙寅年浩命，末尾署汉字“天命丙寅年月日”旁译满文。此外，金国的汉字文献，以“天命”纪年的，还有以下几例：

辽阳博物馆藏东京城汉字“内治门”门额，旁书“大金夭命壬戌年”。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云版，铸有汉字“大金天命癸亥年”等字。

《乱中杂录·续录》卷一所收李永芳与朝鲜边将书，末署“天命辛酉五月。”

同书所收大金国皇帝致毛文龙书，末署“天命丙寅五月日”。

现存刘学成奏稿，署“天命辛酉拾月”。

努尔哈赤时期，署有“天命”的文献，可知可见者，寥寥无几。但可证当时确有天命纪年。值得注意的是，以天命纪年不见于满文档案，只见于汉字文献。金国建立后，不用明朝年号，即所谓“不奉正朔”。汉人历来有以年号纪年的传统，于干支前署以“天命”二字，意指天命金国汗某年，此外别无年号。清太宗时汉文文献以天聪纪年，满文档案中例作“淑勒汗的某年”，可以为证。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以天命纪年的汉文文献中，也只书干支，而不记年序。这正说明了原无所谓“建元天命”、以某年为天命元年之事，故无从标年序于“天命”之后。

黄彰健先生在所著《清太祖建元天命考》中，引据《乱中杂录》所收前引万历四十七年钤有汗印的致朝鲜国王书，认为《光海君日记》所说：“称以天命二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系后来史官的追记，不可信据，这是很正确的。但又以为《乱中杂录》所记此信末署“天命三十六年月日”为可信，并据此向上推算，认为努尔哈赤是追认万历十二年（1584年）为夭命元年，这就难以使人信服了。此信之末署天命三十六年，为他处所未见。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曾记有此事，当出于《乱中杂录》，未必另有所据。

现存清太祖朝文献均以干支纪年，此信独记年序，已甚可疑。且天命金国汗印于是年刚刚行用，更不可能径称三十六年。前引《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所刊丙寅年诰命，末署汉字“天命丙寅年月日”，可知当时有末署年月日的格式，但诰命只书干支纪年，未填月日。我怀疑《乱中杂录》所抄录的“天命三十六年月日”或是“天命三月十六日”的误录。致朝鲜书，计日可达，故未填干支纪年。李民寏《栅中日录》记是年三月十五日：“彦加里、大海等持其文书来示”。二十一日又记：“奴酋以前日所示文书，令差胡小农耳持往我国。”《武皇帝实录》也记是年三月二十一日遣使致书朝鲜，并见太祖朝《满文老档》。可知李民寏所记月日为可信。此信稿本曾于三月十五日出示李民寏，三月二十一日正式送出。如果三月十六日由巴克什填写月日呈阅用印，时日正好相合。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仅此一见的所谓“天命三十六年月日”，必是传录误写，应是无疑问的。

皇太极即位后，如前面所提到的，满文档案中系以汗号纪年，称淑勒汗的某年。汉文作天聪某年。皇太极即位时，已较多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纪年已改为年序与干支并用。如元年，满文档案作sure han I sucungga fulahun gulmahun aniya，即淑勒汗的第一、丁（原意浅红）卯年。二年作淑勒汗的第二、戊辰年。汉文则作天聪元年丁卯，天聪二年戊辰。这可能是表明，皇太极即位后，就已确定以汗号纪年的方式、改用淑勒汗号，故可逐年纪序。这与汉人的以年号纪年，更为接近了。

在1636年建元崇德以前，金国文献只是以汗号纪年，实际并无年号。《清实录》以太祖建国称汗之年为天命元年，太宗即位之年为天聪元年，治史者如用其为年号以引史叙事，自有其便利处。但《实录》所谓以某年“建元天命”，某年“建元天聪”，则是编纂者附会汉制之作，当为史家所不取。

五、皇太极建号改制

皇太极于1636年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是满族早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该年四月，他在经过多方准备之后，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正式建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并正式采用“皇帝”称号，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不是简单的名号改易，而是标志满族国家制度和统治思想，从采纳蒙古文明到采纳汉文明的历史性的转折。

大清国号的含义，没有留下明确记录。学者或有所推测，似不烦强解。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再是象金国那样，以族名为国名，加“大”字以称烦。而是象“大元”那样，以汉语“大清”二字，不可分割地合组为国号，满语音译为daicing。

皇太极的帝号宽温仁圣皇帝，显然也是继承了汉文明传统。虽然满文文献中此后仍然保留着“汗”的称谓，但“皇帝”一词已不再是“汗”的汉译，而是诸王大臣奉上的正式称号。皇帝的尊号称“宽温仁圣”，由汉人文臣注入了传统的儒家观念和统治思想，它和蒙古五部喀尔喀奉上努尔哈赤的尊号“神武”，形成显著的对比。皇太极称帝后，仍追尊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

崇德年号的制定，《清太宗实录》称为“改元”，实际上是满族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建元。“崇德”一词也明显地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

皇太极在立国号、帝号的同时，并命汉人文臣编修《登基议定会典》，制定礼仪制度，又依仿明制对国家制度作了多方面的改革。这些不是偶然的。努尔哈赤时期，金国已攻占了辽东广大汉人居住地区，俘掠了大批的汉人为奴隶。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的同时，也不断在汉地俘掠，甚至深入到明朝京畿地区。古老的收养氏族的旧制，日益不能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皇太极曾把被征服的蒙古人和汉人军兵，分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以组成新的军事力量。但是，随着地区的扩大、汉族人口的增加和汉人军将的降附，蒙古旧制和满族八旗制都已不能适应对汉地和汉人统治的需要。皇太极久已注意从俘虏中录用汉人文士。沈阳人范文程、辽阳人宁完我及明诸生王文奎等相继被拔籍入文馆供职，成为皇太极的谋士及汉文明的传播者。早在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已采用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分管政务，并实行科举取士，录用蒙汉文职官员。总之，在大清国建号以前，金国统治制度已经沿着依仿汉制的道路逐步演变。满族统治者在征服汉族的同时，日益被汉族的文明所征服。被征服的漠南蒙古诸部在皇太极称帝后，曾奉上蒙古汗号，称“博格达彻辰汗”。皇太极娶蒙古后妃数人并陆续收降了一批蒙古军将和官员。在大清国的统治机构中，蒙古贵族在许多方面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就国家总体制度来说，却由依仿蒙古汗国制转变到依仿汉族王朝的体制。皇太极的建号乃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这一转变，也标志着对明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努尔哈赤废弃明朝授予的官称，依蒙古制建国称汗，是表示背明自立的意志，那么，皇太极的改蒙古汗制，采用汉制建号称帝则是显示取代明朝的意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后，群臣上奏说：“各处蒙古，俱已归降，与我为敌者唯明而已。”建号改制正是灭明的制度准备与舆论准备。

归结本文所考诸事，要点如下：

一、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国称汗，号“天授覆育列国英明汗”，采蒙古汗制，以示背明自立。

两、三年后，铸造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行用。努尔哈赤所从出的族姓爱新（金），成为海、建诸部共同的族称，并用为国名。“后金”一名系由朝鲜传入明朝，并非努尔哈赤自建的国号。

纪年用干支，无年号。汉文文献以“天命金国汗”汗号纪年，称天命某年。

二、皇太极于1626年即位，至1636年建号大清前，号淑勒汗，汉译天聪汗。

族名与国名仍为爱新或金。继续行用天命金国汗之印。

纪年并用年序与干支。满文称淑勒汗某年，汉文作天聪某年。

三、1635年皇太极改定族名为满洲。1636年改采汉制，建国号大清，年号崇德。

正式采用皇帝称号，尊号宽温仁圣皇帝。

本文原刊于《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历史学家蔡美彪访谈录 》可通过点击“阅读原文”获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