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齐名后世，为何杜甫生前没有像李白那样受人追捧？

首先，说杜甫生前没有李白有名，是个误解。元稹为杜甫写的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就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全唐诗 杜甫卷》也说“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可见杜甫生前就与李白齐名。

其次，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杜甫生前无名，主要依据是一些唐人选编的唐朝诗集没有收杜甫，或收录很少。但这一点不足为凭。具体分析如下：

1、殷璠编《河岳英灵集》。收录了李白诗作13首，没收杜甫。序言说其收录诗作的时间是“起甲寅，终癸巳”，即公元714年至753年。753年李白已经52岁了，早已到了其诗歌创作的全盛期。而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诗人，一般公认杜甫最好的诗作大部分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也就是755年之后。753年前其诗歌创作尚未成熟，从杜甫留存下来的一千多首诗来看，753年前所作不足10%，名篇也不多，不出名也是自然。

2、芮挺章编《国秀集》。不仅没有杜甫，也没有李白。序言说的很清楚，它选的是“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可被管弦者”，就是适合于歌唱的诗。不收录不能说明他们的诗都不好，只是说明他们的诗都不适合歌唱。另外，这部诗集收录的时间下限更早，在天宝三载（744年），杜甫才32岁，这之前的诗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不超过二十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菜鸟。

3、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李白、杜甫都不收，可能因为收录的诗人“自至德元年首终于大厯末年”，也就是肃宗到代宗两朝的诗人，所以叫“中兴”，像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这样主要生活时间在玄宗时代的诗人都没有收录。

4、令狐楚编《御览诗》（又称《元和御览》），李白、杜甫都不收。从所选诗人来看，没有一个是天宝之前的，所以应该是只选了一定时期的作品。

5、姚合编《极玄集》，不仅李白、杜甫都不收，当时已负盛名的王昌龄，贺知章、孟浩然等也都不收，可见完全是根据个人品味。

6、韦庄编《又玄集》，以杜甫居首，收诗7首；李白其次，4首。

其余的唐人选唐诗集，如《箧中集》、《搜玉小集》、《极玄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集》等，都是某些特定时期、特定作者群或特定题材的选集，李杜都不在其中。

总之，在我们现在可见的唐人编辑的诗歌集中，两部有李白，一部有杜甫。有李无杜的《河岳英灵集》编辑时间较早，当时杜甫的大部分作品尚未出现；有李有杜的《又玄集》，把杜甫排在了李白的前面，收杜诗数量也更多。总体看起来，两人差距不大。

所以，以这些诗集的选编为依据，来判断李杜在当时的名望，恐怕站不住脚。

很多人把韦縠编的《才调集》也算进去，其实韦縠已经是五代时候的人。既然大家都提了，也就顺便说说。《才调集》收李白诗28首，没收录杜甫。但韦縠在序中说得很明白“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大海混茫，风流挺特”，足见其对杜甫很推崇，但为什么没有收录杜诗，明末清初的学者冯舒认为是“崇重老杜，不欲芟择”，而清代纪晓岚等认为“杜诗髙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孰说为是，不好判断，但从他自己的序言来看，是把李杜元白认作是唐诗代表的。

既然谈了《才调集》，也该提一下编辑时间距它不到50年的《文苑英华》。在我们提到的所有这些诗歌选本中，只有《文苑英华》是官修诗集，规模最大，也最为全面，是最早的唐诗总集（虽然也有南北朝的作品）。其中收录诗作的前五名是：白居易254首，李白228，杜甫194，刘长卿181，王维155。 可见，最迟到北宋初年，李杜已经被公认为唐代最重要的诗人。

有人提到敦煌石室出土的《唐人选唐诗》，即罗振玉根据伯希和提供的资料刊印的那个残卷本，一共只有七十三篇诗作（其中二篇不完整），收录作者是李昂、王昌龄、邱为、陶翰、李白、高适。因为是残本，无法判断其全貌。傅璇琮先生重新编订《唐人选唐诗》时，就删掉了这个本子，因为“类似写本在敦煌文本中很多，与选本有别”（见其书前言）。这种写本都是个人传抄的本子，作为历史文物当然极有价值，对于研究某篇诗文的流传也有意义，但作为选本研究的资料则意义不大，因为残缺太多，无法从中得出全面平允的信息。

第三，我们判断李杜在当时的声望，往往会根据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态度和评价，而这一点，如果不详查，可能会有片面印象。比如，杜甫写了很多诗夸李白，而他夸人的水平又超高，形象生动，爱用最高级修辞，“白也诗无敌 ，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卷长留天地间 ，钓竿欲拂珊瑚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落笔生云烟”。“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文彩承殊渥 ，流传必绝伦。”“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这种大师级花式软文推送，早已在我辈读者心中造就了李白的光辉形象。而反过来，李白没给他点过一个赞。于是，李白和杜甫的地位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就有倾斜了。

但在其他人那里，两人的待遇其实是差不多的，可能杜甫还略强一点。

玄宗对李白“降辇步迎”，“御手调羹”，对杜甫也是“天子废食召”。李白是待招翰林院，杜甫是待制集贤殿。所不同的是，李白最后被赐金放还，杜甫还得了一个官职，结果更好一点。

在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中，赞赏李白而有据可查的不多，只有两个记录，一是崔宗之把李白比作司马相如（《赠李十二白》“怀中茂陵书”“词赋凌子虚”）。崔出身门第很高，是宰相之子，袭封齐国公，不过本人在诗坛政坛都没有分量，主要是作为“饮中八仙”之一留迹于史册。另一个是贺知章说李白是“谪仙人”，但在贺知章自己的诗文中没有这个记录，是李白自己说的，“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但杜甫也这么提过，而且贺知章也向玄宗推荐过李白，就算是坐实吧。李白跟高适、王昌龄、孟浩然都有交往，那三个人也没给他点过赞。

李白写了好几首诗夸赞孟浩然，但孟浩然似乎很高冷，一句没回。整个一个李白与杜甫关系的翻版。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孟浩然对李白不领情，或李白对杜甫不领情。孟浩然长李白12岁，李白长杜甫11岁。古时候讲“长幼有序”，年长的端点架子，不仅完全正常，而且符合礼制。有人也许会说，白居易比元稹大7岁，怎么不端架子呢？白居易与元稹是同一年吏部科目选及第，又是同一年制举及第。科举时代，同年就是平辈，元白是双料同年，绝对平等。

与杜甫同时且称赞其文采的人，有据可查的稍多一点，比如高适、严武、韦迢、郭受、樊晃，但只有高适诗名最著，其他的人都是官员，现代读者并不熟悉。按杜甫自己的说法，韦济、崔尚、魏启心等人也很赞赏他，但仅是自己的说法而已。那时候人都喜欢高自称许，李杜二人尤其如此。

但这并不能说明同时代的人都不欣赏他们，只不过是当时大部分诗人并不习惯于互相点赞。像杜甫赞李白，李白赞孟浩然，元白互赞，刘白互赞这样的例子，整个唐代都不多见。他们一般是对死去的人才会不吝赞美。所以，李杜死后不久，大量好评便风起云涌，而且往往李杜并称。

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韦庄：李白已亡工部死，何人堪伴玉山颓。

李商隐：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杜牧：命世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

（杜甫）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白居易：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李白）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罗隐：（杜甫）洛阳贾谊自无命，少陵杜甫偏有文。

元稹：（杜甫）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所以，结论是，李白和杜甫生前已经齐名，并非只是齐名后世。但两人都谈不上受追捧。否则，不会最后都那么潦倒，不仅晚年衣食无着，而且死后无钱归葬，子孙都成为贫民。

感谢 @Non-savoir 的评论提醒，确实应该把他们生前的情况说得再细致一些。那就再多啰嗦几句。

我们判断李杜生前的名望，依据可能不外乎以下几点：一、同时代人自己的文字表达；二、有据可查的同时代人对待他们的态度；三、后世对于李杜时代的记载；四、李杜的自述。那么我们对这几点再细考一下：

一、同时代人自己的文字表达。

这一点已经在前面的回答中提过，从我们现在的资料看，同时代中，确有文字记录赞赏李白的，只有杜甫和崔宗之两人。但杜甫本身是大家，他点一个赞就是重量级的，何况还赞了那么多，所以足以塑造后世对李白声望的印象。贺知章本人没有这样的文字留存，所以我们把他放到第二点去谈。

有文字记录赞赏杜甫的同时代人要多一些，有高适、严武、韦迢、郭受、樊晃。严武说“莫倚善题鹦鹉赋”，把杜甫比作“词彩甚丽”的祢衡，不能算特别高的评价，又说“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把杜甫比作阮籍、谢庄，这个评价在唐代就比较高了，跟杜甫把李白比作庾信、鲍照差不多。高适《赠杜二拾遗》“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更把杜甫比作写《太玄》的扬雄。这在今天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唐朝，比作扬雄是最高赞誉。《大唐新语》中记载了宰相张说的一段话：

“（集贤）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指侍郎和集贤学士）之中，此为最矣。”（《大唐新语》卷十一 “褒锡”条）

张说是宰相，又是当时公认的“大手笔”，其观点应可以代表当时的官方意见。可见当时是把班固、扬雄作为词彩的最高典范的。高适也是大诗人，对诗文水平应有恰当的评价，如果他不是真心认同杜甫的水平，即使是朋友互捧，也不至于把杜甫捧得这么高，可拿来做类比的人物多了。杜甫夸李白，就从不会把班固、扬雄这样当时人们公认的高帽子给李白（这些帽子是杜甫留给自己戴的），而把他比作南北朝的诗人，比如庾信、鲍照、阴铿。（当然，李白对此是不是认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此处可以另立一个讨论题目：杜甫对李白的评价到底有多高？）。

韦迢、郭受、樊晃都是当时的地方官员，韶州刺史韦迢在《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中说杜甫”大名诗独步“，湖南观察判官郭受则在《《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中写道“新詩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两人对杜甫的评价都很高。虽然这里面不乏官场奉承的成分，但也足以证明杜甫的诗名。而汀州刺史樊晃在《杜工部小集序》中说杜诗“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当时杜甫已经去世，绝无敷衍奉承的需要，必是由衷之言。

所以，在这个回合，李白得两个赞，杜甫得五个赞。不过这种事不能单看数量，关键要看分量。但在分量上，我们现在的感受跟当时人们的感受恐怕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杜甫是“诗圣”，被他追捧的李白，肯定就是“超诗圣”。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杜甫还没有“诗圣”这个头衔，虽然有些名气，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而高适和严武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韦迢、郭受、樊晃也都是一方大员，当然，不是说官位越高，鉴赏能力就越强，但在一个等级社会，权位往往被很多人等同于权威，一个高官的观点，更容易被别人附和并传播，从而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唐代因为科举取士，官员圈和文人圈本来就有很大的重合。更何况高适在当时已经诗名颇盛，“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见《新唐书 列传第六十八》“高适”条），这一点恐怕李白和杜甫在当时都没做到。《河岳英灵集》选李白十三首，高适十三首。前面的回答中提到过，这部集子选编较早，所以看来高适也比杜甫更早一些为世人所认可。这当然也正常，他比杜甫大八岁。

综上所述，这个回合，即使不说杜甫略擅胜场，恐怕也绝对没法说李白占有优势，最多是个平手吧。

二、有据可查的同时代人对待他们的态度。

在这方面，李杜的经历具有令人吃惊地类似度和可比性。我们逐个看一下当时的帝王、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对他们的态度。

1、帝王

前面在回答中简略提过，玄宗对李杜的态度近似，开始对李白更器重一些，最后对杜甫更实惠一些。“待诏翰林院”与“待制集贤院”是差不多的待遇，都没有实际职位和品级，但都有机会接触皇帝和宰相之类高级官员，属于“观察培养”的第三梯队。从地理位置来说，集贤院虽在大明宫中，但还在紫宸门外，属于前朝，与中书、门下等中央机构在一起；而翰林院在内廷，属于禁中，跟皇帝更近。所以说一开始玄宗对李白更器重一些。

但最后，李白是被“赐金放还”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发补偿金辞退），而杜甫得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官职（从八品下）。一般杜诗研究者都说这个参军是个芝麻官，很为杜甫抱屈，似乎杜甫很不受重视，被随意打发了。其实，参军是唐代士人常见的释褐初任官。唐代官员铨选晋升步骤严格，不管什么出身，多高水平，都得从底层一步步干起，没有捷径（这里我们是说职事官，不是勋官和散官），虽然升迁有快慢之分，但跳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张说早年参加制科考试（杜甫献文章给皇帝，等同于制举，跟张说很有可比性），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大为器重，把他的答卷抄存在尚书省，遍示朝臣和各国使节，“以光大国得贤之美”（见《大唐新语》卷八“文章”条），但他还得按部就班地从太子校书郎（从九品上）做起。另一个更有可比性的例子是杜甫的好友房琯，他献《封禅书》给玄宗，跟杜甫的做法如出一辙，而且受到时任宰相张说的赞赏，初授也只是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

柳潭是唐肃宗的驸马，也是从左内率府胄曹参军释褐；即使投机钻营如杨国忠，倚仗着杨贵妃的关系可算飞黄腾达，但刚进京的时候，也得从金吾卫兵曹参军做起。从职守和品级来看，两人跟杜甫的待遇一模一样。

我们翻翻两《唐书》，就可以看到一串从参军释褐入仕，以后成为高官的例子，随便举几个：

成为宰相的：狄仁杰、姚崇、韩滉、李吉甫、裴炎、张镒

成为尚书和大将军的：裴行俭

成为节度使的：李说、吴少诚、高瑀、韦凑

成为御史大夫的：崔隐甫

成为中书舍人的：齐瀚

所以说，杜甫被授予这个官职，是他仕途的成功，而不是失败。当然，他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他走得并不好，那是后话，仅从这个阶段来说，玄宗待他不薄，而对李白是很不厚道的。

玄宗的儿子们对李杜的态度就更大相径庭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奔灵武觐见唐肃宗，被授予左拾遗。这是天子近臣，历代研究者都认可其地位，这里就不多说了。

李白被永王招进幕府，却无任何职衔。即使永王无权像皇帝一样地任命朝官，但作为四道节度使，他完全可以任命幕职，而他也确实任命了不少（《新唐书 列传第七 十一宗诸子》“玄宗子”条：“璘至江陵，募士得数万，补署郎官、御史”），但却没有给李白任何头衔，这就是相当轻视了。难怪李白到永王幕府不久，就抱怨“尘忝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永王不如肃宗识才，但我们考察的是当时的人们对待李杜的态度，而不是判断这些态度对不对。肃宗和永王对李杜的不同态度，至少说明李杜在他们眼中的声望不同。鉴于李杜在此之前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业绩，肃宗和永王对他们的印象，应该只是他们的文学声望。后来代宗即位，诏李白为左拾遗，跟肃宗给杜甫的官职一模一样，但李白已经去世。

综上所述，在这个回合，杜甫略强一点。

2、中央官员

称赞李白为“谪仙人”的贺知章是集贤学士，赞赏杜甫的崔国辅、于休烈也是集贤学士。他们本人并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评语，我们是从李杜的作品中看到的，比如李白的《对酒忆贺监二首》，杜甫的《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但他们确实有推荐李杜的实际行动，我们可以认为于史有据。

从前面所引张说的言论，可见集贤学士是当时公认的文学词彩一流的人物。而集贤学士的职权范围，也有“凡……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新唐书 志第三十七 百官二》“集贤殿书院”条）。李杜被集贤学士赞赏推荐，可以证明在当时的官方高层文人圈子里，他们都是被认可的。

但这里面有一点微妙的差别。李白是被贺知章推荐给玄宗的，而杜甫是在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奇之”的结果之后，被崔、于认可的。所以，这个回合，李白略强。

3、地方官员

杜甫被剑南节度使严武聘为参谋（中级幕职），严武又表奏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上），赐绯鱼袋。要了解这个待遇是多么的优厚，我们可以跟其他人做个对比。裴度进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幕府之前，已经是河南府功曹參軍，与杜甫入川之前的职务华州功曹参军品级一样，但府参军比州参军的实际地位还要高一些。武元衡也非常器重裴度，而裴度在武幕中只是掌书记，低于参谋，武元衡为裴度表奏的京官衔也只是侍御史内供奉（从六品下），比杜甫的也低一级。

杜甫自己对这个待遇也相当满意，在之后的诗作中再三再四地提到。不过，严武对杜甫的特别优待，也不能说完全出自对杜甫文采声望的器重，私人感情因素应该也是有的。两人都是房琯圈子里的人，以前就私交颇密。

但在严武之后，杜甫又入夔州都督柏茂琳幕府，仍然很受尊重。我们不清楚他在夔州的幕职，但柏茂琳无疑保留了他的员外郎京官衔（《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一百韵》“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备员”）。当时这种幕职所带的京官衔都是由幕主表奏，并与幕职的高低匹配，一旦离开幕府，幕职和京衔便一起归零。（赖瑞和先生在《唐代基层文官》和《论唐代的检校官制》中论之甚详，在此不具述）。柏茂琳是武将出身，之前与杜甫或其朋友圈并无明显交集，如此优待杜甫，除了尊重其文采声望，似乎没有别的解释。

李白曾被江南西道采访使宋若思聘于幕中，幕职可能也是参谋（李白有诗《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宋若思与李白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李白跟宋若思的父亲宋之悌倒是确有交情，在宋之悌贬官交趾的时候曾送别并有诗《江夏别宋之悌》），而且当时情况特殊，李白因牵涉永王谋反案被下狱，宋若思是审案官，他不仅把李白从狱中放出，而且聘其入幕僚，更上表为李白谋求京官职位，虽然职务不详（见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这显然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可见其对李白的推重。

所以，这个回合，尽管李白实际所得不如杜甫，我也认为李杜平手。

写到这儿，似乎是让李杜打擂台，分高下，其实绝无此意。我只想通过汇总梳理各种记载，试图对李杜在当时的声望有一个较全面和平允的认识。当然，帝王和官员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当时整个社会的看法，官位也不能完全代表其声望，只不过这些记录似乎是我们现在所能找到全部依据。有句话好像是恩格斯说的吧，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在一个没有报纸杂志互联网的时代，更广泛的大众意见即无表达渠道，也无保留介质，在我们的考据中，似乎也只能付之阙如。

三、后世对于李杜时代的记载。

这个在前面回答时提过了。元稹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全唐诗 杜甫卷》也说“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时”显然是指“当时”，即李杜生前。元稹据李杜时代很近，他出生时杜甫刚去世六年，李白去世十七年 ，他的说法应该比较可信。

四、李杜的自述。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考查，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李杜在生前的声望非常相似。但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李白更有名呢？除了在第一点提到的，杜甫对李白的大力追捧，就是两人对自己的描述非常不同。在我们的印象里，李白总是傲气满满、得意洋洋，而杜甫总是悲情切切、可怜兮兮，我们自然就会觉得，李白的日子过得更滋润，社会地位更高。其实自我描述往往跟个性有关，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状态，在不同人看来写来，会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李白早年“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在他自己写来，“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就连号称“大手笔”的苏颋也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可如果这些人都这么器重他，怎么没有一个援引推荐他呢？可见大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相反，杜甫在严武手下得了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他一边得意，一边还得叨咕一句“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又真有点得便宜卖乖的味道。

李白被玄宗放还，明明是被辞退，却偏偏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好像是他自己趾高气扬走的。杜甫被分配了河西尉的官职，却说“凄凉为折腰”，似乎他受了多大的委屈。（县尉也是唐代士人释褐的常见官职，河西县又是紧县，释褐即为紧县尉绝对不差。涉及唐代官制，限于篇幅，在此不具述）。

我们读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恐怕都会忽略他是一个刚刚被大赦的流放犯人。而读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恐怕也不会想到他正在做着“天子近臣”左拾遗。读李白的“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会感到他此时已经穷途潦倒，要靠人赈济吗？读杜甫的“摆落嫌疑久，哀伤志力输”，“会面嗟黧黑，含凄话苦辛”，也不会想到他此时正受着严武的优待，穿着高官的红袍吧？

究其原因，还是性格使然。李白是“打脱牙和血吞”的脾气，如俗语所说，砂锅煮鸭子——肉烂嘴不烂。直到最后，衣食无着，要寄食从叔李阳冰，也不直说，非要先告辞，再让人家把他请回去。而杜甫则有些揭开伤疤给人看的凄厉表达欲，不把自己写进烂泥里绝不罢休。“苦摇乞食尾,常曝报恩鳃”，这样的自毁形象，我真不理解他怎么下得去手。论诗人自黑，怕是无出其右。

但作为后世读者，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有些极端的性格，其实是应该心存感激的。所谓激情，本就不是平衡的心态。而真正的天才，往往配着奇特的性情。极端的诗才加上极端的个性，才成就了李杜这两座无可比拟的诗意高峰。只不过，对我们的题目而言，要了解他们生前的实际状况，我们不得不拨开这种诗意形成的幻像，考释出一些枯燥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