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社会性别脚本的类型化与反思

而之所以硬朗的男性气质在这些时代尤为突出，是因为它符合了传统意义上性角色理论中心所倡导的男性气质。它们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背景之下掌握了话语权、占据了主导性，备受推崇、成为轨范的“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表达。比如在欧美文化语境中通行的是一种白人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的男性气质。在中国，“高仓健”们在80年代被官方、精英认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隐喻。这一广受喜爱的人物，其实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里维护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卡里斯马”式的人物[6]。

1.1 |《搜索者》，1956

1.2 |《追捕》，1976

但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其他沉默、被排除的“他者”们的“发声”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多元化的男性气质，及扮演他们的人们开始受到了大众的关注。男性气质只是一种想象的神话，根据学者凯撒勒在澳大利亚的田野调研，构成男性气质的原因具有多种层次，也可以包括性别、阶级、宗教。并且男性气质开始被认为是多元的[7]。而在电影中，这些反男性类型化的角色，也成为了“男性神话”遭受冲击后，创作、研究的对象。

一方面，“他者”的境遇被发现，受到了占据主流话语的同性别者压迫。在仍然承接着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作品中，他们会被视作嘲讽的对象，用模糊他们与女性之间的界限的方式来塑造他们的形象。如不少电影中，会出现的娘娘腔。或者索性如《绝代妖姬》（1994）中凄艳的阉伶，他们失去了“势”，不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所以他们不符合支配性男性气质，成为“异类”。另一方面，他们被主流话语排斥后后，自身份认同的困境也成为了叙事内部冲突的构成。像《立春》（2008）中芭蕾舞教师胡金泉就是其中典型。在北方工业小城，萧索的冬日里，这个身材匀称、健美的男人，因为对芭蕾舞的痴迷，被乌合之众们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缺失，并用一些侮辱性的词汇攻击他。即使是同样在这个小城中被唾弃的王彩玲，看似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实与他也有着深深的隔阂。两个在文化艺术广场上被排斥的人，躲在候场的车上，并排坐着时，车上的栏杆又将他们隔开，隐喻着他们心灵距离的疏远。王彩玲自认是不被理解，不甘平庸。胡金泉是与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在压抑之下，胡金泉自我的身份认同溃败了，不得不以悲剧性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救赎”。当与王彩玲假结婚的提议被否决之后，一袭白衣的他只能选择“污浊”，用欲望、禁忌的手段，挑战伦理的同时，证明自己是一名正常的“男性”。

1.3 |《绝代妖姬》，1994

1.4 |《立春》，2008

1.5 |《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2016

最后，除了对作为抵抗性力量的非传统男性气质的书写，像华丽摇滚、视觉摇滚等青年亚文化对银幕创作发挥的作用。随着“韩流”近年来的兴起，有另一种非传统的男性气质成为了银幕的主流。迅捷的互联网，在联通彼此的时候，也构成了以“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为命题的互联网文化，为“粉丝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8]。而“小鲜肉”式的男性，他们便由粉丝文化的中心群体——女性们，通过“消费”的形式建构，满足着她们对于男性、明星的种种想象。如果说传统影像中，是以男性的欲望、视点为主体的话。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地位的提高，促使银幕中的男性也成为女性自我的欲望客体。并且，在资本看来，“小鲜肉”已经成为一种“好销的”商品、噱头，所以对“男色消费”的阻力远比非传统气质男性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认可的程度低。尽管传统的对峙力量依然会污名化他们，但男色消费的势不可挡里，是女性对支配性父权的抵抗和男性自我消费的合谋[9]。

这些非传统男性气质的角色进入影像中心，从影像创作的层面上看，是在通过对社会性别角色脚本的“陌生化”处理，以逆向思维为观众带来了“陌生化”的差异性魅力[10]。而富有人性关怀的作品里，也真正以人性的温度，正视他们的存在，抚慰他们的困扰。从社会的层面上看，也是凝结了时代之风、社会思潮变迁的具象表达。

职业性别隔离的悖论

职业性别隔离（sex segregation）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和女性雇员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行业，担任不同性质的工作。它是从业者中性别分布里的性别失衡的状况。并且囊括了在职场中，进入和升迁、通道被大部分某一性别的人口所垄断的现象[11]。职业隔离现象的发生，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比如从生理学视角上，男女身体结构上的差异，让男性在传统劳动力行业中更占优势，潜在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开始产生。但在社会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将生理上的差异转化为社会性的差异，为之制定了一系列轨范，为女性假设了非理性、敏感的气质，强调女性的传统道德、以及她们面对家庭的羁绊……再深化了职业隔离的鸿沟。

然而，尽管男性一直被认为是在职场、职业性别隔离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可正如上文对男性气质的梳理中，男性气质的权力核心只是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掌握职场权力、制定职业性别隔离潜规则的男性只是具有支配性的男性群体，以及同谋、盲从的部分群体。男性其实是一个广泛的群体性概念，选择从事非传统男性职业和被边缘化的其他角色同样存在。他们被称为“男从女职”。通常美容美妆行业、护理行业因其刻板印象中尚美、尚细腻的特质，就被认为是普遍由女性从事的行业。如同最初女性进入男性的工作场域一样，在这些行业中男性雇员的数量普遍较少，但其中的男性雇员也更容易遭受到职业刻板印象的压力。像《化妆师》（2002）、《拜见岳父大人》（2000）就以个体身份、性别身份、职业身份的冲突，展示在百年之前和现当代男性从事化妆师、男护士等非传统职业时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歧视与异见，以及个体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

2.0 |《拜见岳父大人》，2002

2.1 |《立春》，2008

可实际上“男从女职”的现象，男性们遭到的排斥并不主要来自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同行。而是受到在性别上被认为是他们同性的男性的权力群体的排斥。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的逐渐消解，威胁开始积淀在他们心上。占据主导地位、制定权力秩序的男性话语，为维护边界感，保持现行的秩序，只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职业隔离时，也禁止自己辖域下的男性们进入那些“被隔离”的范畴，甚至被“同化”。因此，他们会采用将“男从女职”的将他们污名化，质疑他们身上的男性气质，将他们归为异类、他者。典型的就是《立春》中的胡金泉，因为他从事非传统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优雅的男性气质，就成为遵从主导权力秩序的男性及他们带来的舆论的受害者。所以，身处在传统的女性职业场域中，他们如何面对主导男性话语的压迫，如何展示自己的独特男性气质，如何对职业建立认同，都是他们需要面临的挑战[12]。

但是不置可否，虽然他们在社会中富有争议，可即使在传统女性的职业场域中，男性依然占据优势。“玻璃手扶梯”效应就被用于概括他们在同等行业，同样竞争条件下的优势。因为男性被认为是理性、专注的，不用囿于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所以外在的职业隔离，也被内化成为了行业内部的隔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男性们依旧享有着菲勒斯中心主义在塑造两性差异、性别角色上带来的红利。这也形成了一种悖论。当然，“玻璃手扶梯”效应的显在，在印证权力方制定的准则时，既打压着女性，也抹杀着部分男性的真正努力。在具体的行业面前，性别优势不应该存在，个体的努力才是必不可少的衡量标准。比如《化妆师》中的小三马虽然饱受周遭的非议，但是他之所以受到女性们的欢迎不仅仅因为他是男性，而是以他的专业的精神、对女性的挚爱、人性的关怀得到了女性们的尊重。只有完全的性别优势因素被消解，个体的选择、行为被正视才是真正的平等。

角色冲突：男性视野中的核心家庭与职场

工作家庭冲突（work-filmily interface）即当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在某些方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产生的角色冲突[13]。然而，以中国知网的相关论文、成果为例，研究女性在工作家庭冲突中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研究却少之又少。

3.0 |《红酒烩鸡》，2011

对男性工作家庭冲突问题的忽视，其实与传统话语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的有关，它们让家庭职能分工产生了刻板的倾向。首先，受到“三从四德”或保守的“维多利亚道德观”的影响，无论中外，多数文化语境中，家庭事务通常被视作女性的责任。女性外出在社会中，以一个独立的个体行走、工作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同一个家庭单位中的男性必须专注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竞争，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其次，即使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女性进入社会场域中，女性就业与女性连续就业的模式不再鲜见，但面对家庭的压力，依然更倾向于女性作出“牺牲”。因为，在同等条件下，男性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职业阶层，社会对男性事业成功和养家责任也给予了更高的期望。工作家庭的冲突中，大家普遍会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解决——即支持男性将更多精力投入他们的社会角色。妻子的牺牲，甚至成为“职业太太”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如果丈夫选择退职，反而会被羞辱[14]。另外，因为在上文所述的职业隔离中，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一般被认为相对规律性，理应有更多时间来协调工作家庭冲突。因此，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被默认为不被主动关注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也是他们被规定的社会性别脚本。

因此，在不少影像作品中，试图将男性置放于角色冲突的中心时，预先前提通常是女性的不在场。像《克莱默夫妇》（1979）、《红酒烩鸡》（2011）中，前者是任劳任怨的母亲乔安娜成为职业女性的“娜拉出走”，后者是露水情缘的情人夏洛特将“从天而降”的女儿的“寄养”。正因为女性的不在场、“不牺牲”，作为此时叙事的内驱力，才逼迫他们去面对既存的问题，去试图解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从而完成自我认知，实现“亲情”救赎。而“女性出走”出走的情节模式，也正是由男性所建构的“中产阶级家庭神话”的解体的外在行为。

3.1 |《克莱默夫妇》，1979

传统的家庭结构必须是建立在两性的差异化基础上的，通过性别划分家庭职能分工。但权力在束缚女性时，其实也在束缚着男性。女性的角色是被规定的，男性的角色何尝不是被规定的？在支配性男性角色的统辖之下，大家纷纷将权力规训内化为行为准则，遮蔽起问题的关键，试图营造协调的中产家庭神话。可角色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反而会埋下更大的危机。直到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冲击，男性气质的多元被逐渐承认、职业隔离的逐步消解，中产家庭神话不断被祛魅，也促使着认同主流价值观的男性，以及认同“边缘”价值观“的男性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问题。

像印度电影《他和她的故事》（2016）就以新鲜的视角，用“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来反思男性视野中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角色冲突。女强人基雅和富二代卡比尔之间稍显“离奇”的情感故事，打破了社会性别脚本。卡比尔一反传统男性气质，也倾向从事非传统职业——“家庭主夫”，在大众视野中显得“离经叛道”。然而，他作出决定却不是因为两难之下的妥协，而是发自本心的憧憬，选择最适合自己、最理想的模式。

3.3 |《他和她的故事》，2006

3.4 |《美丽佳人欧兰朵》，1992

当然，在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受到关注之时，也有另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产生。受到玛丽苏文学文化的影响，这个以完美为基调的造梦机制，让一些女性在要求男性符合外在的成功标准，即在社会竞争中取得优势之外，对于家庭也要付出超出一个人有限精力程度的关爱，这是并不合理的。因为那也是另一种现当代家庭神话的塑造，不过是将原有中产阶级家庭神话调换了性别与时代罢了。《他和她的故事》里对于人本心的选择，与两个人的互相认可才是真正的“觉醒”的关键。

《他和她的故事》只是一个楔子，另有《美丽佳人欧兰朵》（1992）、《男人要自爱》（2018）等作品，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性别转换”手法来阐述类似的思考。它们其实在挑战了传统的道德观、两性刻板职能分配之余，也指向了一种真正的平等与自由。无论是否组成核心家庭，无论在家庭中采用何种职能分工的方式，不受性别权力规训的限制，才能完成真正的自我实现。这也是女性主义者的最终理想，同样，这也应该是男性的理想之一。因为性别及性别相关的角色是被假设、被定义的，而人及人性的关怀才是突破界限，并真正具有普适性的。

结语

性别作为一个被社会所定义的概念，“两性”其实也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由权力所书写的的社会角色脚本。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让女性在社会语境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开始被正视。而对被认为是“我者”的男性群体其实研究甚少。时常从批判视角出发，审视菲勒斯中心主义。但男性群体中，也存在着多数的“他者”。他们一样是在社会性别体系中关键性的一部分。并且，对男性的社会性别脚本的类型化与反类型化书写，也成为通过影像叙事反思的重要命题。

因此，对他们的梳理，看影像中的男性性别脚本如何被书写、改写，既是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同时也是趋向于真正平权的路径之一。只有正视差异，尊重个体、个性，才能引向差异的溃败，取得真正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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