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从性别差异到性别分工，男女平等下的差异之重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私有制也是因生育导致的分工而产生的不平等，归根到底因生育导致的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劳动分工处于自然状态，尚未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没有剥削。两性基于生理和生活需求进行分工，男性打猎捕鱼，女性从事采集、家务劳动，两种劳动相互依赖，男女各自为政。

而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人类进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家庭经济理论者看来，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个人都有比较优势，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分工。

其中，家庭内的性别分工使得女性更多的负责家庭照料和承担家务劳动，而被排除于社会的公共生产之外，家务劳动(包括生育)变成了私人事务，失去了其公共性质。

于是，男性控制了社会生产，而物质生产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人类自身生产被挤出社会生产的公共领域，生育变成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变成独属于女性的事情，妇女被公共领域排斥并囿于家务劳动之中，为男女不平等提供了“合理性”。

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作用下，性别分工终于导致了性别不平等。

男女之间并非零和博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有人类精神文明基于男权社会需要，在承认、夸大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导致歧视女性的性别不平等，即以“男尊女卑”的等级理念制定道德规范。

从原始儒家的思想来看，“性别”不仅是一种社会分工，还体现了“男尊女卑”的道德判断。这种思想把女性局限在私人领域，使之成为符合父权制需要的工具。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现代劳动方式使力量、性别隔离逐渐消除，女性的能力和价值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得到极大释放，追求男女平等成为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进步之一。与此同时，女性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与工作程序保持同步的需求逐渐凸显。

女性从被统治、被压迫的阶层性群体存在，到如今获得能够自主参与社会生产的权利，经历了从最初的诉求独立人格、生存权利到要求男女平等的政治性诉求的辛苦历程。

然而，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生理差别使女性依旧担负着无法推卸的生理责任，传统观念的禁锢也使得女性更多的承担着家庭内部分工，从而与社会的持续性个人需求产生了无法避免的矛盾。

一方面，在中国近现代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社会呼声和制度努力下，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涌现出一大批职业女性，她们在推动社会发展、创造社会财富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但由于对女性家庭角色的传统伦理期待和女性自身的自然原因，以及男性在家庭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义务方面的角色，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未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得到重新定义或者制度保障。这使得传统伦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走进真空期，女性面临新的伦理困境——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双重伦理身份产生激烈冲突。

另一方面，在追求自由、平等和呼吁男女平等的社会浪潮下，加之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助推，在传统人类精神文明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性别差异却在现代社会中日趋模糊甚至混乱，最终导致性别差异的伦理异化。

于是，对男女平等的过度解读，使得男女平等理念被削弱或者男女之间的伦理性格差异被消解，以致于男女平等被误解为“男女相同”。而这种误解必然导致女性和男性基于不同伦理性格和道德气质的伦理义务之“性别”被模糊化，进而导致新的不平等。

显然，性别差异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作为两性互补的差异，即两性各以其相异的条件、特点、专长和需要成为对方的对象性存在，犹如硬币的两面不可相分和否定，各有其地位和价值。社会历史的进步就是两性相互依赖和支撑的携手共进，展现着男性之为男性、女性之为女性所创造的那些价值。

时至今日，人类精神文明对性别差异的文化解读早已超越男女之间的自然生理差异。在伦理世界中，男性和女性都分别具有不可替代的伦理性格和道德气质。

在现代化冲击下，性别议题将长期存在。未来或许也会有更多的对于性别伦理的解构和建构，但不论是情绪上头的互相攻讦，还是心平气和的严肃讨论，在众说纷纭里，唯一能确定的，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应当是女性与男性具有同样的尊严，而不是追求外在形式的“绝对相同”。

撕掉恶意与标签，我们或许会发现，许多矛盾其实并不是性别矛盾。但另一方面，男女之间也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