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

论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

夏澍耘

摘要：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孕育母体和演进主体的文明形态。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是一种根源性、群体性智慧。顺天时、量地利、取用有度、有机循环、多样平衡的实践智慧，“万物一体”“和实生物”“天地大美”的观念智慧，植根于农耕文明又护佑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蕴藏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深层奥秘。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的智慧精华，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华农耕文明；生态智慧；实践智慧；观念智慧；现代价值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独立起源，穿越数千年而未中断，与现代国家形态基本重合的文明形态。近代史家曾就中华文明提出三个问题：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结论是，必有一种磅礴伟力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这个力量就是其智慧和文化，它赋予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

一、自然的馈赠

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孕育母体和演进主体，并以农耕文明为载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中华农耕文明是自然的馈赠，是华夏大地山水林田湖草共同孕育的地理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对自然万物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对自我心灵的把握，都与农耕文明深刻联接在一起。

（一）天造地设的自然条件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适宜生命存在的星球，它的自转和公转合奏出这个星球沧海桑田的变迁。地球板块运动的结果，在中国的西南部耸立起喜马拉雅山脉和云贵高原、青藏高原，西北部是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和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东南面是浩瀚的太平洋。长达２．２８万公里的陆地边界与总长１．８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合围出幅员辽阔的广袤腹地，涵养出水量丰沛的长江、黄河、辽河等七大水系，生成了占陆地面积２／３的山地、高原、丘陵和１／３的盆地、平原。这片土地大部分处于中纬度的北温带。受大气环流影响，天气冷、热、雨、晴转换，起讫规律有序，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农业生产所需的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利于生命的孕育和动植物的生长。

这个“天造地设”的地理共同体，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它如母亲般生养、滋润、庇佑着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从“地理共同体”走向“文明共同体”奠定了自然基础。以此为“历史的真正的舞台”（黑格尔语），中华民族上演了人类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历史活剧。这是研究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

（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确立

人类早期主要依靠采集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如野菜、果实、根茎等为生，同时伴以渔猎活动。由于渔猎并不能经常性地获得稳定的生活资料，因此采集占据更重要位置，“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土木，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为提高劳作效率，出现了最初的自然分工，男子主要从事渔猎，女子主要从事采集。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先民发现了植物从种子生长到发芽、开花、结果的自然奥秘，便尝试在居住地周围人工种植，原始农业由此产生。甲骨文中“农”字的意象是农夫双手拿着蚌镰刨地，所谓“辟土殖榖曰农”。学会留种和刨地可视为原始农耕的最早开端。

农耕文明发端时期，生产力三要素都是自然物，人、土地和取之于自然界的木质、石质、骨质等简单劳动工具形成的协同关系构成“农”的基本要素。土地由于具有生长万物的特性，在有关土地的原始认知中，被赋予了能生养后代的母性意义，“坤，地也，故称乎母”。以女性为主的采集活动是种植业的前身，农耕文明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一种母性特质、柔性特征。

民以食为天。从野食充饥到农耕种植是人类生活史上的飞跃，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飞跃。采集和渔猎都是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东西，是对大自然的单向索取，人在大自然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依附自然并受制于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种子，再通过人工培育获取食物和新的种子，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大大增强，这一过程使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逐步深化。在人与自然日益频繁的互动过程中，中华先民产生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反思，从最初的懵懂认知乃至错误的认识，不断走向智慧与文明。

种植经济的规律性、主动性和协同性，打破了采集经济的偶然性、被动性和个体性。劳动以及通过劳动获取充足的食物促进了人脑的发育和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劳动协作促使人们结成更加紧密的社会联系，继而产生需要大量人力大规模耕作的“田野农业”，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配合的原始共同体逐步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等复杂社会关系逐步产生。

自然是先于人的存在，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农耕文明第一位的核心问题。

（三）农耕文明造就的中华民族

人类逐水而居，江河孕育文明。考古资料显示，距今一万年前，农耕劳作方式同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出现。华夏先民利用河谷地区的良好自然条件，“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开创了精耕细作的中华农耕模式。２０１８年５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可靠的考古史实得出结论，“距今５８００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５３００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中华文明是一个“散布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的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各地区的文明既彼此竞争、相对独立，又相互交流融会、吸收借鉴，呈现“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满天星斗”式、多样性发展特征。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地域与民族的多样性、政治与文化的聚合力，尤其是生态化的农耕方式和农耕生活，不仅赋予中华农耕文明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相较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久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华先民拥有既适合农耕，又利于边防、便于回旋，并适宜多样性文化交融的广大型地理空间，为一个民族自组织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自然基础。

重要原因之二，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具有强大聚合力的政治与文化。小农经济的自给特性以及建立在相应土地制度上的血缘宗族政治，衍生出“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一体化的宗法制度、兼容并包的政治文化，将分散的自然经济存在网络成大一统国家，并规制其文明发展秩序。这种多样性统一的国家具有“化成天下”的超强韧性和再生力：外来文明易于被接纳融汇并被赋予新的内涵，本土文明则在与外来文明的交汇中不断“自省”“自反”而获得新的生机。历史上国家治乱、王朝更替的周期性虽然造成农耕文明的阶段性毁伤，但始终没能阻挡文明赓续的步伐，甚至屡次出现遭遇攻袭“国家亡而文明存”继而在新的国家形态中接续发展继续向前的情形。多样性的统一，蓬勃着一个民族的生机。

重要原因之三，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根本，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石。中国传统农业不只是一个产业，更是集经济、文化、经验、智慧等为一体的集合性存在。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使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承受力和愈合力。

从生产方式看，生态化的农耕方式是遵循自然法则、以维护生物与环境统一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它的关键技术是有机循环的，它的运行方式是多样平衡的，它的基本内核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保护并改善了原有的自然条件，为物质再生产和精神再生产提供支撑。这种生态化农耕方式所拥有的可持续力，被一个巨大文明丛体反复发酵，被其无比广大的空间、无比丰富的历史、日益众多的人口多倍放大，最终汇聚起其他文明古国无法比拟的恢弘力量，护佑中华民族穿越古今而不断新生。

从生活方式看，应时取宜、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耕生活所确立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的生态化生存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与自然合一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中国是一种群体性的选择，由此产生的生态智慧是族群意义上的、根源性的，赋予一个民族生命的和谐、身心的安顿和高远的意境。民族整体的“诗意栖居”，身体灵魂的双重安放，相比工业文明时代美国作家梭罗式刻意性、个体性的乡间隐居，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大自然馈赠给中华民族的，不仅是适宜于可持续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还包括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存智慧，其中蕴藏着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奥秘。

二、自然的礼赞

狭义的“生态”主要指自然环境，广义的“生态”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环境。生态智慧之“智”是准确把握和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慧”是由此及彼、对整个世界运行规律的通透理解或领悟，是“智”的普适化。同样，生态智慧的基本问题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由于人与自然都具有系统性，并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折射和反映，因此生态智慧包括但不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推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等多个维度的“统体”性智慧。

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是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孕育的。先民在千百年的农耕实践中积累起诸多关于自然的常识和智慧，以之作为农耕民族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并拓展到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产生于农耕，反过来又不断作用于农耕生产生活，两者相互作用、反复强化，形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品味自然的智慧特质，中华农耕文明也逐步发展成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见长的文明形态。

作为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是顺应自然的智慧，是知止有度的智慧，是有机循环、多样平衡的智慧，是系统整体、普遍和谐的智慧。它既包括操作层面的实践智慧，也包括超越层面的观念智慧。

（一）顺天时、量地利、取用有度、有机循环、多样平衡的实践智慧

农耕中国实践形态的生态智慧是原生的、朴素的，没有形成“生态”概念，更多以自在状态呈现于世，体现为“自然的智慧”。

１．顺天时、量地利。农耕生产的环境条件离不开天和地两个方面，农业生产“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才能岁稔年丰且事半功倍。

农耕生产中的“天”主要指气候以及由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时”或“时序”。华夏先民虽然没有现代时空概念，但在与天地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观察日月的运行变迁，体察季节的更替流转，逐步形成了对天时运行的规律性认识。“天行有常”，“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因此“不违农时”成为农耕生产的根本原则。被誉为“农耕时代时间智慧”的“二十四节气”是先民认知天地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将天文、物候、人伦、民俗完美结合，表现出将日月星辰的周期变化与动植物的生长变化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相统一的系统整体思维，既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又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规范，至今仍是现代农业的主要遵循。

天地生养万物，土地是生命的根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敬土重土惜土养土，不仅改善了生存环境，保护了生态环境，也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先民“土宜论”的“宜”是尊重土地特性、“因地制宜”之意，“土脉论”则是把土壤视为有气脉、有灵性、有个性的活的自然体，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生产载体或劳动对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土脉历时代而异”，对土地要不断深耕、熟化、培肥、保土，运用各种物理措施和生物措施改土养土，用养结合，使“地力常新壮”，既养活了众多人口，也没有发生普遍的地力衰竭问题，“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区别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重要特点之一”。

２．取用有度。对自然资源取用有度既是百姓的约定俗成，也是朝政的管理之策。不竭泽而渔，不杀鸡取卵，不焚薮而田，不焚林而猎，“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等，都体现着合理利用自然的“度”。朝廷则颁布律令、设置专门机构，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约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虞衡制度。《周礼》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泽虞”掌管湖沼，“川衡”巡视川泽。虞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也是今天“湖长制”的源头。这种足够自律的自我约束的生态智慧，使中华先民既能从自然界获取所需资源，又不会对它造成大的侵害。在没有毁灭性的地质灾害或其他人类组织入侵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就能够持续存在、发展。

３．有机循环。工业文明时代的化学农业诞生以前，传统农耕在土壤整治、播种、施肥、农田灌溉、休耕轮作等各个环节，全生产链条都处于有机循环状态，出现了“稻鱼共生”“农桑结合”“桑基鱼塘”“坎儿井灌溉”等农业生产模式。以我国南方比较普遍的“稻－鱼－鸭”原始生态农业模式为例，它顺应四季变化和动植物的不同生长周期，使稻、鱼、鸭和谐共生，实现了森林、溪流、村寨、池塘、稻田的多元系统循环再生，达到农业收益和生态效益的双重最优。以工业文明的眼光看这种农业模式，是依靠简陋工具与简单劳力维系的原始生产方式，以生态文明的眼光看到的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与动植物、与环境生态和谐共生的系统，是先民用智慧、心灵与大自然的交流对话。

４．多样平衡。多样性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基本前提。多样平衡反映了事物的丰富度和均衡度，是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充满生机的重要表征。因气候、水土环境、耕作习惯的不同，中华农耕文明的“多样”内涵丰富：既有物种和作物的多样，耕作技术、耕作方式的多样，也有农业形态的多样。中华成语“耕耘树艺”“麦秀两歧”“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体现的都是传统农业的多样性。相比工业文明时代机械化、规模化、化学化的农业，传统农业在维系生态平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违背自然规律的反面教训。但总体讲，因为农耕文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规定性，善待自然、环境友好依然是农耕民族的群体意识、自觉实践和价值追求。

（二）“万物一体”“和实生物”“天地大美”的观念智慧

作为“活着的传统”，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影响后世中国几千年。从观念形态看，其核心是“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和实生物”的价值观、“天地大美”的生命观。

１．“万物一体”：有机整体主义的自然观。中华民族的自然观是有机整体主义的自然观。中华先民虽然产生过天帝神鬼的观念和多元崇拜，但有神论的宇宙本源观并未形成主流，这与中华农耕文明发展较早、对生命依托于自然运化的直觉与直接经验的积累较早有直接关系，没有给人格化的造物主留下生长发育的足够空间，却在农耕实践中形成了阴阳大化、五行成物的自然观。原始阴阳五行观都源于农耕：朝阴或向阳，本是农作物生长的条件，逐步演化出矛盾对立面的含义，春秋时期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赋予阴阳以世界本源的意义。水火木金土的五行思想原本是农耕治水实践的产物，逐步演化为事物的多样性及相互关系的最初表达。

依托适宜的自然环境，利用简陋的劳动工具，凭借人力与畜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周而复始的耕作实践使先民逐渐觉悟出生命之源是“冲气以为和”的大化自然，生命是自生自化、循环往复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所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农耕生活的形下经验上升到形上哲学层面，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自然运化的产物，是气聚气散的结果，天、地、人、物、我一气贯通、圆融一体、创化不息，宇宙万物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华夏先民在几千年前就以自己高超的哲学智慧、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事实上表达了有机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以及事物普遍联系、相生相成的发展观。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民族以农耕方式的实践活动为基本出发点，从农耕实践的“人道”中体悟“天道”，再由“天道”推演出“人道”并规定“人道”，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逐步从“浑然一体”发展为“辩证一体”。

２．“天时地利人和”：“和实生物”的价值观。美国汉学家牟复礼认为，欧美民族把世界看作外在造物主的作品，而“上古中国人构想的宇宙运行机制只需用内在的和谐与世界有机部分平衡来解释就够了”。这种“内在和谐”的生成机制同样离不开农耕实践。“和”即“龢”，甲骨文的“龢”字右半部是庄稼的意象，康熙字典中的“龢”字从禾苗的“禾”，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源于农耕。

中国最早的天、地、人关系体现为农业生产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整体不可分割，“天时、地利、人和”乃农耕丰收的关键。源于农耕经验的“和”到西周时期上升为对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命题。在史伯看来，“和”是指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相配合，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统一。农业生产之所以“能丰长而物归之”，正是因为“以他平他”之“和”，是各种气候、物候、人力条件相得益彰的结果，是多样性的统一。史伯严格区分“和”与“同”，反对“去和而取同”，认为“去和取同”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是一种“不继”之象。差别性、多样性、他性的存在是事物生长的前提，多样性的调和是事物获得旺盛生机的根本。

从农业生产之“和”推及人与人的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讲“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自然生态与人伦社会是相通的，中华文明的“立天、立地、立人”之道具有同一性，“和”既是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

“和实生物”的价值观与“万物一体”的自然观相结合，衍生出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大智慧：主张万物和顺，将动物、植物、山川、土地等自然存在视为与人一样有灵性的存在，秉持“恩及禽兽，泽及草木”的基本态度；主张和而不同，注重中庸调和，追求和平稳定，重视“关系”的建构多于解构，重视和解多于对抗，重视王道多于霸道。从“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始，推出“家国同构”、“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伟大和合精神。中华民族因“和”而“生”，因“和”而“久”，因“和”而“开拓至此”“融合至此”“延续至此”。

３．天地大美：诗意栖居的生命情怀。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价值观的本质力量源自农耕与乡村，中华民族的生命美学也发端于农耕。甲骨文中“艺”的本义是种植谷物，“乐”是表达谷物丰收的喜悦，“美”则是“甘也。从羊，从大”，意即“羊大为美”，反映出农耕与中华美学艺术的深厚渊源关系。

拉网、伐木、放排、打夯、采桑、采茶、播种、插秧等农事活动，炊烟袅袅的乡野村落和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以及农耕生活的自足安定，成就了不朽的中华艺术，呈现给世界的是唐诗宋词般的诗画中国，其意境之美、意象之精巧、意蕴之丰厚、心灵投射之灵动美好世所罕见，其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农耕文明与自然的深刻联结，赋予中华民族伦理与灵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伟力，带给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灵观照和生命智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华农耕文明不只是田园牧歌，中华民族的精神超越建立在穿透农耕方式生存艰难的基础之上，是从苦难中嚼出的甜和美，更具深沉隽永的化育之力。一方面是农耕生活的艰辛现实，另一方面是精神意象空间的诗意人生。中华民族以自然审美的境界，看待农耕生活中的庸常事物，这种务实又超然的生命智慧，让胸襟变得开阔，让精神获得解放，优游于自在的美的境界。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发现美、创造美、感受美、体验美、欣赏美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因美而获得安土乐天、安贫乐道、安然祥和的生命态度，因美而实现心灵抵达，这种基于农耕方式的精神上的安身立命，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三、自然的启迪

中华农耕文明虽然拥有发达的生态智慧，自身却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一是它的自给特性在保护了农耕文明的同时，也导致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裹足不前，墨守成规而创新不足；二是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空间和生活方式，阻滞了与外界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交流互鉴；三是偏重系统整体思维，微观分析思维相对欠缺，虽然也诞生了四大发明等优秀科技成果，但科技创新的体系和机制发育不足。一个广大型地理空间的农耕国度虽能自足其性，它的自组织系统却在外来强势工业文明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当中华农耕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这两种文明形态在晚清中国相遇时，双方不是平等对话、互学互鉴，而是残酷野蛮的战争。以工业文明之长攻农耕文明之短导致的失败，让中华文明蒙羞，也为其后一百多年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时的全盘西化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埋下了伏笔。在与工业文明的交锋中，农耕文明的智慧光芒被遮蔽，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被疏忽。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从采集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历程。采集渔猎文明长达几十万年，农耕文明历经一万多年，工业文明从英国产业革命至今也只有两百多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采集渔猎文明时期，人相对于自然处在完全被动的状态。工业文明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使自然陷于被征服被伤害的状态，进而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华农耕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结成了初级形式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而处于消极和谐的状态，但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

与“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工业化存在方式不同，农耕文明是离自然最近的文明形态，也是离人的本性最近的文明形态。天人合一，人的心灵与自然万物相互交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华先民内在的德性与追求而非外在的驱使或不得已的选择，其自生性的生态智慧与工业时代环境被破坏之后产生的外在性生态需要存在较大差异。迥异于工业文明远离土地、远离自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心灵冲突，迥异于机械化标准化的工业文明重物不重人的偏弊，农耕文明生产力发展水平虽处于弱势，物质条件相对有限，但它对自然的尊崇、有益身心的生活方式、卓越的精神成长价值，恰恰是病态的工业社会、“单向度的人”最为缺乏的。

西方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方式的兴起，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对自然的态度和看法。人在自然面前的傲慢与偏见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造成了社会的物化、人的异化，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危机、社会危机。工业文明“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工业文明主导下的当代世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心灵、人与他人、人与社会、文明与文明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演化为世界难题，仅靠工业文明自身无法化解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以中华农耕文明根源性的生态智慧对工业文明的根本性缺陷进行补正纠偏。

当然，这种补正与纠偏，不是也不可能是向传统农耕文明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充分汲取农耕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智慧与观念智慧，将其活化为具有现实性的中华生态文明大智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这种补正与纠偏应当建立在制度性、整体性变革的基础之上，而制度性的变革需要以观念为先导。“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如果这种观念具有深厚的民族根基，则更易于被认同理解，更易于转化为现实的制度、政策和策略，使之从大众化的历史转化为大众化的现实。

中华文明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还没有充分创造和享受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却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后发的追赶型发展正在让我们快速远离农耕文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日趋凋敝，中华文明面临传承载体消失、文明根基动摇的深层隐忧。突破这双重困局，必须充分发挥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双重优势，实现对二者的双重超越，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挖掘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宝贵思想资源，用农耕文明原生的、根源性的生态智慧引领工业化城市化，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借力工业文明的先进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更要着力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全面振兴乡村，推动城乡两元文明共生发展，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中华文明是有根的文明，其根在乡村。从文明史的视角看，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历史螺旋式上升、中华文明返本开新的回归之路。屡次引领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中国乡村不只是一个自然村落、文化符号，它“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更标定了我们“走向何方”的精神路标。如此，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如此，我们就会从思想自觉走向行动自觉，从自觉走向自信、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