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中的《野草在歌唱》解读

    二十世纪末期，随着生态批评浪潮的日益高涨，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弗朗西斯娃·德·奥波尼提出。1974年，奥波尼在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权主义观点与生态观点联系在一起，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论，号召全世界的女性发动生态革命，拯救受父权制压迫的女性和遭受人类践踏的自然。[1]随着生态女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兴起，解放女性、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新的时代话题。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等级统治思想和性别歧视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不仅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还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给了一种新的思维向度：人类对自然的凌虐和对女性的压迫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理性与情感、精神与自然、政治与家庭等二元对立，在这些对立关系中，前者是男性的象征，而后者则多与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得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就是征服和控制女性的历史。[2]

    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以十九世纪非洲大陆为背景，描写了男性与女性在生态意识上的分歧、人类对土地的贪婪、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坚不可摧的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摧残及其对两性发展带来的巨大障碍，展现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所造成的黑人、女性及贫困者的悲惨命运。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作者在《野草在歌唱》中塑造了一位生长于南部非洲的英国白人女孩玛丽这一具有广泛悲剧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

一、物质生态危机的出现

    在《野草在歌唱》中，非洲原野具有重要的意象。被利益驱使的英国殖民者来到美丽广阔的南非大陆后大肆砍伐树木、一味以拙劣的经营方式开垦土地，大量种植烟草，肆意掠夺压榨土地，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在他们眼中，南非大陆就是他们淘金的理想圣地，是他们实现财富积累和人生梦想的理想家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他们将南非大陆作为赚钱的机器，肆意掠夺当地的生态资源，南非大陆的生态物质系统被这些利益熏心的人彻底地破坏了。

    在英国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前，广袤的南非大陆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原野，草原上的人们过着悠闲、自足、平静、快乐的生活。自从殖民者到来后，栖息着鸟类的树丛被大量的砍伐，生机盎然的草原变得荒芜，生命力旺盛的植物被吞噬和摧毁，土地严重恶化枯竭。在非洲，有成千上万的人离开郊区进入城市，但郊区与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在美丽的南非情况也是如此，整个原野像患上了重病似的蔓延着一块块的郊区。整个非洲大陆变成了堕落、贪婪的地方，利益熏心的殖民者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利益，他们无所顾忌的掠夺自然、消耗当地的生态平衡，正如斯莱特先生一样，他大量种植烟草，他的农场“简直没有什么树”，许多肥沃的土地由于被过渡开垦而变得贫瘠、荒芜，但这些不受欢迎的殖民者并不肯就此放弃，他们抛弃荒芜的土地，将手伸向另一片乌黑肥沃的土地。作品中的主人公迪克肆意掠夺土地、压榨土地，他从未好好的利用整块土地种过一样东西，总是开垦一块荒芜一块，从未考虑过生态环境问题。其实迪克并不热爱土地，他只是将它看作是获取金钱利益的一种手段，不断的加以征服和利用。这也是迪克失去安身立命的农场，失去希望和精神支柱的重要原因。物质生态危机的出现既预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也暗示着人与自然的对抗只能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

二、女性与自然的融合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使女性以等同于自然的形象出现，甚至还成为自然的象征和代言人。我们就是大自然，我们就是哭泣的、观察自然、具有自然观念、对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3]生态女性主义者莎伦·多比雅戈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莫名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更容易拉近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因而，生态意识其实就是女性意识。[4]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还认为在男权中心论的压制下，自然和女性都是被男性征服、掠夺和任意驾驭的对象，都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这种极为相似的遭遇进一步增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近感。

    《野草在歌唱》中从小生活在南非草原的主人公玛丽就表现出对自然的特殊亲近感。为满足自己接近自然、感受自然的愿望，她嫁给了迪克，一个与她只有一面之缘却拥有一个较大农场的男人。婚后，玛丽住进了迪克农场的小屋，周围的自然环境使她感到新奇可爱。与男人将土地作为赚钱机器的想法不同，玛丽认为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都显得“那么的亲切可爱”，所有的生命都具有自身的价值。玛丽对自然生命的亲切感受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早上，她走进原野沉醉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受无数小动物的生命搏动。悦耳的虫鸣鸟语声、美丽的云彩天光、啾啾啼叫的鸟儿唱出了她内心的欢乐，她忘情的沉浸在对美好自然的留恋中，将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三、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侵犯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对自是一种崇拜敬畏心态，但资本主义出现之后，自然沦为被征服、被奴役、被主宰的客观对象。从生态主义视角来看，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自然的痛苦；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对自然的奴役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自然被征服、被奴役不仅造成女性所依存的自然家园被摧毁，也加深了男性对女性奴役的程度。[5]由此可见，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与女性的奴役、侵犯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奴役、侵犯。

    人类对自然客观规律理论的发现为人类改造自然使之成为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提供了便利，但在男性父权制思想恶性膨胀的南非社会中，尤其是怀着强烈征服欲的英国殖民者的到来，使南非大陆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们肆无忌惮的掠夺给南非环境造成了无法恢复的创伤。这些掠夺者年复一年的压榨着这些肥沃的土地，他们不仅“从未考虑过施肥”，而且还将大量“树木砍下来当柴卖”，再肥沃的土地、再茂密的森林也无法承受这样无休止的掠夺和榨取，很快，充满生机的非洲原野被这些极度贪婪的殖民者消耗殆尽了。

    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在男权中心和父权制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也像自然一样总是以被欺压的形象出现。在《野草在歌唱》中，主人公玛丽虽然外表独立自由，但她与同时代的女性一样都是父权制文化下的牺牲品。玛丽一家生活在闭塞落后的乡镇，父亲是铁路上的抽水员，整天只知道酗酒，从未给过妻子和孩子一丝关心和体贴。在玛丽心目中，父亲是令人讨厌、憎恨的，因而，她总是努力摆脱与父亲的接触和联系；玛丽的母亲没日没夜的料理家务，但家用还是入不敷出，母亲总是因为无法偿还的账单与父亲大吵大闹，她对丈夫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体贴和关心之情，甚至连嘲笑他的心情都不愿让他看到，家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父母间不和谐的、可怕婚姻生活不仅给玛丽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也暗示了她悲惨的命运。在父权制思想统治的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注定天生要成为劳作、生育的工具。

    此外，与自然的遭遇既为相似，在男权中心思想的束缚下，女性同样无法摆脱被肆意掠夺、欺压和任人宰割的命运，即使是生活在大都市、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独立事业的新时代白人女性玛丽也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玛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且还成为圈子中受人欢迎的成员，但当她不经意间听到周围人尖酸刻薄的话之后，无法忍受这种蜚短流长的她也只能乖乖地走向传统女性思维——男性中心论价值观铺好的道路。玛丽与丈夫迪克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爱情。迪克性情温和，对待玛丽也非常的和善、客气，但这不是爱，是他作为完整男人的标志。玛丽作为女性的苦难遭遇不仅表现在刻板无奈贫苦的现实生活，丈夫的软弱无能、半途而废，而且还表现在丈夫总是以贫穷为理由剥夺她作母亲的生育权。玛丽的遭遇如同被掠夺的土地一样，在男性社会的父权制世界里，女性与自然一样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种压抑、苦闷、悲惨的境遇使玛丽从乐观、活泼的生活状态变得干瘪憔悴、精神恍惚、沉默寡言，并最终走向毁灭的深渊。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机械论自然观将男性看成是自然界的主体，女性与自然则处于被任意支配和处置的地位，正如在作品《野草在歌唱》中人类对自然的歧视和欺凌、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侵犯与奴役一样，不仅会导致生态系统遭遇毁灭性的破坏，也会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由此可见，只有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消除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建立起和谐融洽的美好世界。

参考文献：

[1]吕子青,刘须明.《野草在歌唱》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牡丹江教育学学报,2009,(1).

[2]王洁波.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剖析[J].文学艺术,2013,(6).

[3]徐媛媛.父权制下的生存——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世纪桥,2010,(23).

[4]史忆.解构父权中心主义——基于《野草在歌唱》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5]冯翠翠,李颖.试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的关系[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