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早期秦文化的探索历程

都邑地望方面，王国维云：“曰西垂、曰犬丘、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至于西犬丘（或西垂）具体的地望，有礼县盐官镇附近[15]、红河乡费家庄[16]、礼县永兴镇等说法[17]。秦邑的地望，徐日辉[18]、徐卫民认为在张家川县瓦泉村。当然，还有学者认为非子所封之秦在汧渭之会[19]；或认为秦人曾居陕西兴平之犬丘[20]。

早期秦文化的发现，以及从考古学角度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前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20世纪60—70年代

这时期在甘肃灵台洞山、景家庄，宝鸡渭滨区姜城堡、西高泉村、长武上孟村、陇县边家庄等地陆续发掘到春秋早期的秦墓[21]，出土了铜器、陶器等遗物。这些发现比较零散，在认识上还缺乏归纳总结。

1978年在宝鸡杨家沟乡太公庙村的一个窖穴内发现铜鎛3件、甬钟5件[22]，上有铭文，提到文公、静公、宪公，学术界普遍认为作器者是春秋早期的秦武公。《史记·秦本纪》“（武公）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太公庙及其附近遗址是秦都平阳之所在。

1979年9月在青海省考古学会与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俞伟超作了以《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为题的讲话，认为秦人也是西戎之一，秦文化至迟在两周之际就受到周文化很大影响，但其西戎文化的因素还一直保留：一是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从春秋到秦代都是秦墓的主要葬式，且与辛店文化的葬式很相似，“正表明了族源上的密切关系。”二是秦人使用的铲形袋足鬲，与周式鬲不同，却与卡约、辛店、寺洼文化系统的同类器相似，可命名为“戎式鬲”，表明了秦人与戎人的亲缘关系。三是洞室墓，在甘青地区起源很早，在秦墓中也很流行，正说明了秦与羌戎文化的联系[23]。这些观点，后来有赞成、也有反对者。

同年韩伟发表《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渊源及其意义》，分析凤翔的春秋秦墓葬，认为当时奴隶主均采用仰身直肢葬，而跽式葬（屈肢葬）是秦国奴隶们的一种固定葬式；独立的屈肢葬墓应是身份得到解放的奴隶的墓，战国时这种墓大量增加，正好说明了奴隶制的崩溃和社会性质的变化[24]。

二、20世纪80—90年代

1982年刘庆柱发表《试论秦之渊源》，强调了春秋秦墓中屈肢葬的比例占85%以上，其中不乏铜礼器墓，其身份不可能是奴隶；直肢葬者未必是秦奴隶主或宗室贵族，可能是周人后裔或关东徙民；屈肢葬属于秦的自身文化传统，与辛店文化的葬式很相似。马家窑、齐家、辛店文化中鸟纹发达，流行彩陶；秦有鸟图腾崇拜，秦的彩绘陶器及其他文物上的纹饰图案与前者接近。因此秦文化可能是马家窑文化的后裔[26]。

1986年韩伟发表《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指出秦的贵族、尤其是宗室贵族采用直肢葬式，不采用屈肢葬式；辛店文化中屈肢葬发现很少，以之作为秦葬式的渊源欠妥。铲形袋足鬲在秦文化中不是数量很多的典型器物，它在秦墓中的出现，“不会早于战国时代”。陕甘的春秋秦墓中未见洞室墓。因此屈肢葬、铲足鬲、洞室墓都不是秦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嬴秦起源于东方，秦的钟簋彝器、宫寝、宗庙、陵园制度承袭自殷周文化[27]。

这时期在关中地区继续有春秋早期的遗存被发现，如1980—1986年，在长武碾子坡遗址发掘东周时期灰坑26座，墓葬77座，瓮棺葬9座[28]。其中居址和瓮棺葬的某些单位年代可至春秋早期。1986年，在陇县边家庄清理了一座春秋早期秦墓（M5）[29]。1991—1993年，在陇县店子发掘东周秦墓224座，其中2座属春秋早期[30]。1998年，在宝鸡阳平镇南阳村清理了4座春秋秦墓[31]。

最重要的发现当属1982-1983年在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俞伟超在70年代末就提出“周孝王时代非子前后的秦文化面貌，恐怕就要到类似于周文化的遗存中去寻找”[32]，正是顺着这个思路，赵化成赴渭河上游调查，并选定了毛家坪遗址发掘。发掘基址200平方米，有灰坑、残房基地面等，墓葬31座。获得三种文化遗存：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遗存（“A组”遗存），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西戎文化遗存（“B组”遗存）。发掘报告将秦文化居址分为四大期，认为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将墓葬分为五期，认为年代从西周中、晚期延续至战国早期[33]。毛家坪西周墓与关中东周秦墓一脉相承，属西周时期秦文化。

这次发掘首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1987年赵化成发表《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指出毛家坪西周秦文化“除去自身特点外，总的来说与周文化相似，而与甘青地区其他古文化相去较远”；“辛店文化不会是秦文化的渊源”；“屈肢葬应是秦人特有的葬俗，……应是当地土著习俗的承继和发展”；毛家坪西周秦文化中不见铲足鬲和洞室墓，二者“与秦文化渊源无关”。因为判断毛家坪秦文化的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所以认为“至少在这一时期秦人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地区了，”又因为基本生活用品的周式化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也就是说已经在西方了。”文中还提出“今清水县城一带，……作为非子封邑似有可能”[34]。

受邹衡学术思想的影响，刘军社撰文认为商时期分布在陕西周原一带，既含商文化因素又含先周文化因素的壹家堡类型文化，就是秦人的遗存[35]。牛世山将毛家坪西周秦文化遗存与同时期及此前的周邻诸考古学文化相比较，认为秦文化与西周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关系最密切，它应源于先周文化；在商代晚期先周文化逐渐强大、商文化向东退缩的背景下，滞留在关中地区的原来为商王朝服务的中潏一族转而投靠了周人，并接受了先周文化；那么在转变前，秦人自然使用的是商文化[36]。后来张天恩也认为分布在关中西部的商文化“京当型”的使用者中有秦人[37]。1998年滕铭予撰文认为毛家坪秦文化居址一期的年代可以提前到殷墟四期；其内涵和周原地区的郑家坡文化相似，应是郑家坡文化的一支向西迁徙到甘肃东部而遗留下来的[38]。

另一处重要的、也是被动的发现，是1992—1993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严重盗掘，大量文物珍品流失海外。这片墓地传出青铜器百余件，很多铜器铭文中有“秦公”字样。纽约拉利行的一对秦公壶最先被披露[39]。后来，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回收了4鼎2簋[40]。墓地所出一批金箔饰片被收藏在法国[41]。199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两座中字形大墓M2和M3、车马坑M1、及周边中小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基本搞清了大墓的形制和葬俗：如二层台上殉人、葬式为头向西的仰身直肢葬、墓底腰坑内殉犬及玉琮[42]。

学界集中讨论了两座大墓墓主及遗址性质。陈昭容、王辉、李朝远认为大堡子山是《史记》所载安葬秦襄公和文公的西垂陵地[43]。陈平认为两墓“更有可能是秦之文公与宪公”[44]。戴春阳认为两墓是秦襄公夫妇的异穴合葬[45]。

三、21世纪

大堡子山的发现使早期秦文化成为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学者们纷纷撰文立说。其中张天恩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认为大堡子山是“西山”陵区，已发现的两墓属襄公和文公，那里还应有静公、宪公之墓[46]；礼县圆顶山（赵坪）遗址可能就是犬丘故地；嬴秦在商代末期已居西汉水上游；礼县古代盐业资源对秦人兴起有重要意义[47]；早期秦文化可分为“大堡子山类型”、“毛家坪类型”和“边家庄类型”，春秋秦的垂腹鼎继承了西周中晚期之际关中周鼎的样式，秦早期青铜文化的特征是在此后形成的[48]。从而形成了他“关于早期秦文化研究的一个体系”[49]。

客观形势要求专业单位组织起来联合攻关，开展主动性的课题研究。2004年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五家单位合作的“早期秦文化考古”项目启动，并组建了项目组和联合考古队。当年上半年对礼县、西和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新发现汉以前各类遗址70余处，其中以早期秦文化为主的遗址38处。并发现以“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圆顶山（赵坪）”、“西山坪—鸾亭山—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也可以说是早期秦文化三个中心分布区。2008年出版的调查报告指出“（秦人）都邑的具体位置不会超出这三个文化中心区的范围”[50]。后来的田野工作也的确是围绕这三个中心逐一开展的。

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上半年对礼县县城北鸾亭山山顶的祭祀遗址展开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祭祀坑、祭坛等遗迹，出土了10套组合完整的汉代玉器，玉器总数51件，器类有圭、璧、玉人三种，及长乐未央瓦当，为汉代祭天用玉的空前发现[51]。对研究秦汉郊祀制度有重要意义。发掘者认为该遗址应是历史上西畤的一部分[52]。

2005年上半年对礼县县城西侧的西山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西山城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城墙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发掘地点集中在城内东北部，除史前遗存外，发现了西周时期4座墓葬和少量灰坑，其中M2003为西周晚期的铜三鼎墓；东周时期的灰坑170余座、墓葬28座、动物坑10座、房屋基址5座。此外，在城内还发现夯土基址和陶水管道，因为破坏严重，性质不明[53]。后来有学者认为M2003可能是秦仲之墓，还有研究者认为西山城址就是文献中的“西犬丘”[54]。虽然在该遗址发现了西周晚期的铜礼器墓和建筑基址，但未见西周中期的遗存，与文献中“西犬丘”从西周中期沿用到晚期的情况不合；遗址的面积、规模也不够。

2006年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钻探和一定规模的发掘。发现一座面积较大的早期秦文化城址、城内26处夯土建筑基址、 城内外400余座中小墓葬[55]。城址坐落在东北－西南走向的山体上，形状很不规则，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城墙的始建年代大致在春秋早期。2006年下半年度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掘大型建筑基址一处（21号建筑基址），中小型墓葬7座，祭祀遗迹1处（包括“乐器坑”1座，“人祭坑”4座）。21号建筑基址约始建于春秋早期晚段，战国时期废弃，性质为大型府库。乐器坑出土编镈3件、甬钟8件、编磬二组10件，最大的一件镈钟正鼓部有铭文“秦子乍寶龢鍾以其三鎛……”28字，为判断附近大墓的墓主以及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56]。

此前有“秦子”器传世品被著录，学界已有讨论。观点有襄公（受封为诸侯以前的称呼）[57]、静公（秦文公太子）[58]、出子[59]、宣公等说[60]。大堡子山秦子镈钟出土后，赵化成、陈昭容、吴镇烽认为秦子是静公，大堡子山两座大墓是文公和静公的墓[61]。董珊、梁云依然认为秦子是出子[62]。

2007年梁云发表《西新邑考》，认为大堡子山遗址是《秦记》中宪公所居的“西新邑”，两座大墓的主人是宪公夫妇；因为在该遗址未发掘到西周时期遗物，其繁荣期在春秋早期[63]。2008年又发文探讨了乐器坑的性质、乐器的组合及定名[64]。还全面统计了春秋至战国早期秦墓的葬俗，发现直肢葬、腰坑、殉狗、殉人现象按等级自上而下递减，屈肢葬、无腰坑、无殉狗、无殉人的现象自上而下递增，西首葬则为各阶层共用；认为这种上、下阶层葬俗互异的现象，反映了秦文化的地缘性特点[65]。

为了寻找秦祖非子的封邑，2005、2008年联合考古队两次调查清水、张家川县所在的牛头河流域，共调查史前至汉代遗址117处，其中含周代遗存的遗址31处，有13处分布于白沙乡至红堡乡的牛头河中游两岸，是整个流域周代文化最发达的区域[66]。周代遗址中清水县城北侧的李崖遗址面积最大，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梁云肯定了《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渭水》关于非子封邑在陇山之西的传统说法，认为李崖遗址很有可能是秦邑；张家川县及关中汧、渭之会的说法都还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67]。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关中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详细调查了关中西部汧河下游，共发现遗址47处，其中春秋时期遗址9处。汧、渭交汇东夹角处的陈家崖（或魏家崖）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发现夯土、筒瓦、陶范，内涵丰富，等级较高[68]。梁云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文公所祭的鄜畤在孙家南头（蕲年宫）遗址附近，陈宝祠可能在戴家湾北的贾村塬南沿上[69]。

2011年梁云撰文探讨了早期秦文化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嬴秦的居地在山西中南部；秦人可能在周穆王时西迁陇右，相当于西周中期早段，起因或与穆王征犬戎有关；卜辞中的“”族为子姓商王族的一支，与嬴姓秦人无关；甘谷毛家坪秦文化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中期[70]。

2009—2011年联合考古队对李崖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在遗址的二级台地上发现了北魏时期的清水郡城，解剖了城墙，清理了城内夯土基址和大量灰坑。在一级台地上共发掘西周墓葬19座，灰坑40余个。其中秦文化墓葬15座，头向西（西偏北）、仰身直肢葬式，均有腰坑殉狗，随葬陶器为鬲、簋、盆、罐组合，部分陶器有商式风格，年代属西周中期；另有4墓各出寺洼文化陶罐1件[71]。李崖的西周墓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秦墓，带有浓厚的殷商文化遗风，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秦人东来说。然后，李崖与毛家坪、西山遗址秦文化的陶器面貌差异较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摆在发掘者面前需要回答的问题。

2012年8月，“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赵化成代表课题组回顾了早期秦文化项目的开展情况及收获，认为李崖西周墓“其年代集中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少数墓葬可早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毛家坪遗址居址与墓葬的年代最早似不超过西周中期偏晚，即晚于李崖墓葬”；两处遗存的差别“当与年代早晚有关，但更可能反映了等级的不同”[72]。

梁云提交的论文认为早期秦文化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者主要为西周中期，以清水李崖遗址为代表，其遗存可称之为“李崖型”；后者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包括礼县西山、大堡子山、甘谷毛家坪，以及关中西部的一些春秋早期遗址，其遗存可称之为“西山型”。早期秦文化经历了从“李崖型”到“西山型”的转型，这其实是一个向周文化靠拢的“去商化”的过程[73]。

2011年9月李学勤在光明日报学术版发文，披露清华简《系年》中关于早期秦史的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 (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商盖即商奄。李学勤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74]。

毛家坪遗址是朱圉山附近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秦文化遗址，清华简的记载及释读是否可靠可以通过再次发掘该遗址来验证。2012—2014年联合考古队全面勘探、发掘毛家坪遗址，勘探出墓葬千余座，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4座，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组），极大丰富了周代秦文化的内涵。遗址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可能是古冀县的县治[75]。M2059为该遗址级别最高的墓，出五鼎四簋，随葬铜戈有“秦公作子车用”铭文，表明遗址沟西墓地为子车氏家族墓地。发掘的车马坑全面展现了春秋秦人车制，对研究秦车马文化有重要意义。然而，毛家坪秦文化基本上没有殷商色彩，与商奄之民扯不上关系，年代上也与周初相距较远，无法支持清华简的说法。清华简是战国中期的楚简，距离周初约700年；况且秦、楚敌对，楚人一向鄙视秦人，《系年》所记不一定准确。

2014年12月，早期秦文化项目组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梁云作了“早期秦文化的三个来源”的学术报告，认为早期秦文化的构成因素可分三类，分别来源于商文化、周文化和西戎文化。

2016年5—11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秦俑·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赵化成在讲座中认为李崖遗址发掘揭示了秦人、秦文化东来；早期秦人西迁后首选的落脚点可能在李崖，之后又迁徙到礼县[76]。同年《（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刊登相关文章，其中梁云的文章认为西汉水上游西戎势力根深蒂固，与秦人激烈对抗，以至于西犬丘这一支秦人后来被灭族；而牛头河流域属于西戎分布的空白区或势力薄弱区，使清水秦邑的秦人能从容发展，在周王朝的支持下终于伐破西戎，得以在陇右立国[77]。

自2015年起，田野工作转移到礼县，对圆顶山（赵坪）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没有发现大型墓葬、建筑基址或城墙，目前钻探工作已接近尾声，该遗址作为西犬丘的可能微乎其微。现在看来，“大堡子山—圆顶山（赵坪）”、“西山坪—石沟坪”这两个中心恐怕都与西犬丘无关，逐一排除后，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将是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总之，经过十余年的精诚合作、不懈努力，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但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秦人第一处都邑“西犬丘”地望及对应遗址的问题，秦人西迁的年代及西迁前的居住地问题等等。因此，还需要统筹规划，通力合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以期把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1]卫聚贤《赵秦楚民族的来源》，《古史研究》第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2]林剑鸣《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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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5]蒙文通《秦为戎族考》，《禹贡》第6卷第7期，1936年。

[6]黄文弼《嬴秦为东方氏族考》，《史学杂志》1945年创刊号。

[7]吴镇烽《競之定铜器群考》，《江汉考古》2008年1期。

[8] 熊铁基《秦人早期历史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9] 王玉哲《秦人的族源及迁徙路线》，《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0] 伍仕谦《读秦本纪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11]陈秀云《秦族考》，（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文理学报》1卷2期，1946年12月；何汉文《嬴秦人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何清谷《赢秦族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12] 林剑鸣《周公东征与嬴秦西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

[13]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14]王玉哲《秦人的族源及迁徙路线》，《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5] 雍际春《秦人早期都邑西垂考》，《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6] 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礼县史志资料》1985年第6期。

[17] 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18] 徐日辉《秦建国前活动考察》，《秦俑秦文化研究》2000年8月。

[19]徐复《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20辑，1983年。

[20]史党社、任建库《槐里犬丘与秦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点线索》，《文博》2002年第6期；王学理《东西两犬丘与秦人入陇》，《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

[21]王光永《宝鸡市渭滨区姜城堡东周墓葬》，《考古》1979年第6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刘得桢等《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1期；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图书馆《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9期；贠安志《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国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22]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鎛》，《文物》1978年第11期。

[23]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4]韩伟《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25]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 刘庆柱《试论秦之渊源》，《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27] 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第4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社2007年。

[29]宝鸡市考古队等《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3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31]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宝鸡县博物馆《陕西宝鸡县南阳村春秋秦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7期。

[32]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34]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

[35]刘军社《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6]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的探索》，《考古》1996年第3期。

[37]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38]滕铭予《秦文化起源及相关问题再探讨》，《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

[39]李学勤、艾兰《最新出土的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

[40]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41]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

[42]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43] 陈昭容《谈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文物》，《大陆杂志》第95卷第5期，1997年；王辉《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44]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45]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46] 张天恩《试说秦西山陵区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3期。

[47] 张天恩《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论》，《文博》2001年3期。

[48] 张天恩《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49] 张天恩《周秦文化研究论集》（后记），科学出版社，2009年。

[50]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51]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4年度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52] 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53]赵丛苍、王志友、侯红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

[54] 郭军涛、刘文科《西汉水上游地区秦早期都邑考》，《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

[55] 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组《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2008年。

[56]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57] 李学勤《“秦子”新释》，《文博》2003年第5期。

[58]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李学勤《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59]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读〈秦子戈、矛考补议〉书后》，《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

[60]陈平《〈秦子戈、矛考〉补议》，《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

[61]赵化成、王辉、韦正《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8年11期；陈昭容《秦公器與秦子器—兼論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墓的墓主》，《中國古代青銅器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2010 年；吴镇烽《秦子与秦子墓考辨》，《文博》2012年第1期。

[62]董珊《秦子姬簋盖初探》，《故宫文物月刊》总122期，2005年6月；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63]梁云《西新邑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64]梁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

[65]梁云《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66]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牛头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3期。

[67]梁云《非子封邑的考古学探索》，《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3期。

[68] 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千河下游东周、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69]梁云《鄜畤、陈宝祠与汧渭之会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总壹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

[70]梁云《论嬴秦西迁及甘肃东部秦文化的年代》，《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49期，2011年。

[71]赵化成、梁云、侯红伟、游富祥、王小荣《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8版。

[72]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赵化成执笔）《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项目开展以来的主要工作及收获》，《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73]梁云《论早期秦文化的两类遗存》，《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74]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学术版，2011年9月8日。

[75]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梁云执笔）《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2013年考古收获》，《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2014年。

[76] 赵化成《秦人来源与早期秦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嬴秦溯源·秦文化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2016年。

[77] 梁云《论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关系》，《（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398，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2016年。

本文原载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01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秦文化专辑”组稿：史党社

编辑：廖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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