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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2017年5月23日北京青年报B04版） 2014年在北京举办的“戏剧奥林匹克”，立陶宛OKT剧院的《哈姆雷特》艳惊四座。从那时开始，中国观众便发现这个波罗的海小国的戏剧艺术富于独特魅力。近两年，立陶宛戏剧频频出现在中国观众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奥斯卡·科尔苏诺夫导演的《哈姆雷特》、《大教堂》，还是里马斯·图米纳斯的《马达加斯加》、《三姐妹》和《假面舞会》，都令中国观众在剧场中辨认出熟悉的俄罗斯演剧风格，因而接受起来颇为顺畅，同时又能品味出一份或冷僻或浪漫，或凝练大气或富于幻想的特殊风味。此次“相约北京”艺术节，立陶宛VMT国立剧院带来由高尔基原著改变的《母亲》，似能为这幅立陶宛戏剧图景再增独特的一笔。 本剧根据高尔基写于1935年的《瓦萨·日列兹诺娃》改编而成，故事讲述的是1905年的俄国，熟谙资本主义经营之道的轮船公司女老板瓦萨，为平息丈夫诱奸少女的丑闻而毒杀丈夫，却无力挽回家庭分崩离析的厄运。子女之间抢夺遗产打碎了瓦萨期望的平和，她寄望成为继承人的唯一的孙子却即将被身为革命者的儿媳妇接出国外。在举报儿媳还未成功时，瓦萨心脏病发作，眼看自己多年经营毁于一旦。高尔基的原作有其写作年代带来的影响，人物略嫌扁平，瓦萨代表着腐朽罪恶的资产阶级，她家庭的毁灭更像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即使她面对家园破败却无可奈何的遭遇值得唏嘘，我们也被她在第一幕中毒杀丈夫的冷酷震慑而无法对这个人物产生同情。这个母亲让我们想起中国人所熟悉的慈禧这样的封建大家长。但立陶宛导演基里尔·格鲁萨耶夫的改编，却突出了瓦萨作为“母亲”人性化的一面。 首先我们看到导演对原剧本的人物关系进行了调整。原作中的家族第二代被进行了性别转换，两个女儿变成了两个儿子，并且一个是懦弱的，戴了绿帽子也不会吭声，另一个则放浪得一事无成。糅合了原作中的多个人物，舞台上的瓦萨有了一个女儿安娜——美丽，坚强，大胆，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进步，自外地归家。这个安娜替代了原作中与瓦萨针锋相对的革命者儿媳，也使她与瓦萨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她是女儿，无法坐视母亲所做的罪恶行径，却也对母亲怀有恻隐之心。她也是母亲，她要阻止自己的孩子、瓦萨的孙子生活在这样一个阴暗封闭的家庭环境之中，却不敢确定作为一个“管事的女人”自己最后会不会落得和瓦萨一样孤苦的下场。同时，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个被侮辱、被欺凌的女佣丽帕，她先后被这个家族中的两个男人奸淫，还不得不掐死自己刚生下来的婴儿，却无法将自己的遭遇说出。 这样的改编让我们发现导演将焦点放置在了剧中的女性身上。剧名“母亲”指向的不仅是女船主瓦萨，更指向剧中拥有这个身份的每一个女人。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她似乎就变得更刚强也更脆弱，孩子的幸福常常被置于比母亲自身幸福更高的位置上，但是，孩子的幸福往往与自己的幸福不可兼得。实际上瓦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幸福家庭的渴望。她怀念孩子们小时候在花园里天真奔跑的场景，但如今一切都变质了。孩子们变成了分家产的白眼狼，却没有人真的关心这个家。她渴望身边有纯真的新鲜的生命爱她——或许那会让她想起自己的年轻时光——所以她才会对女儿说：“把你的孩子也接来，我帮你养……”她不过是惦记着一家人能和和美美地在一起，然而这样的念头并没能得到满足。在故事的结尾，瓦萨濒临崩溃之时，她呼喊道：“你们要爱我，哪怕就一点点！我毕竟是个人啊！”这样的改编，给了我们发现瓦萨身上“人性”一面的视点——这已然与高尔基原作的写作风格，甚至中国观众曾经极为熟悉的“红色”戏剧风格拉开了距离。 再者，瓦萨，以及瓦萨的女儿安娜，甚至女佣丽帕身上发生的一切，又都折射出另一个困境，或可称为“女性的困境”。在《母亲》这部剧中，男性的形象不是懦弱无能，便是好色无节制，或是倚仗权势作威作福，他们为利益所驱使，站在堕落的阴影之中。这时，身为“母亲”的女人们，试图让这个家庭混乱的状态归于平稳，但她们的力量毕竟有限。剧中一个令人无言的场面是，身着黑裙的瓦萨与安娜坐在桌子的两侧，她们在桌面上握紧双手，安娜对瓦萨说：“我来之前以为自己会做得比你更好，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在短暂和解的两人背后，丽帕的幽灵缓缓地从舞台上走过。 从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导演对女性这一群体的同情视角，又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对弱势的同情，与历史上曾多次被俄国、德国等吞并，又几番努力才获独立的立陶宛的国家形象叠印起来。 《母亲》的演出风格像其他几出我们看过的立陶宛戏剧一样，善于以音效和视觉拨动观众的心弦。导演基里尔表示，“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小单元，比社会本身要敏感脆弱得多……我更倾向于喜欢看到剧院里舞台上人类作为不同个体之间的碰撞，而不是不同社会阶层、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的矛盾。” 舞台上林立的灰色柱子把空间分割，令演员无法自在地跑动，只能像捉迷藏一样以曲线和环绕的行动线在舞台上走动。再加上悬顶的横梁，令人感受到逼仄与压力。灰调的服装与缭绕的烟雾勾勒出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庭庄园，时而超现实的音效与音乐给观众的精神以独特的体验，呈现出母亲们所面对的生之困境，然而在舞台语汇方面，还是略嫌保守。 《母亲》是立陶宛年轻戏剧创作者的作品，或许这位导演的艺术语汇只算是中规中矩，但他改编的视角却能给我们启发。想到立陶宛这样一个曾经仰人鼻息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僵持的困境中，在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之下，艺术方面却能不断找到自己各种各样的声音，似乎能给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中的戏剧工作者带来一些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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