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好的经济政策是“不折腾”

　　刚刚揭晓的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J.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二人的获奖理由是“为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萨金特和西姆斯都是一流的宏观计量经济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强调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上的重大贡献无疑是十分合理的。但方法和工具的背后是思想，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他们的学术贡献。 　　 　　萨金特：“政策无效论”提出者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或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人物和开创者之一，其影响力隐然可与该学派的掌门人小罗伯特·E.卢卡斯相颉颃，而后者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宏观经济学理论一直围绕着凯恩斯主义和反凯恩斯主义的争论这条主线而展开，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在干预和放任之间摇摆。二战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率先对占据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发起猛烈抨击，“理性预期学派”则是继货币主义之后出现的更加激进的反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 　　 　　虽然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包括卢卡斯本人也承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植根于货币主义的土壤之中，但“理性预期学派”仍因其自身的鲜明特点而不同于正统货币主义。其显著者，一是以“理性预期”代替了弗里德曼采用的“适应性预期”，二是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代替了弗里德曼的马歇尔局部均衡框架。经由三个核心假设，即理性预期假设、市场持续出清假设、意外总供给假设，“理性预期学派”的首要政策含义便是“政策无效论”，而这一结论的得出恰是归功于萨金特。 　　 　　所谓理性预期，即经济中的行为人并非如凯恩斯主义认为的那样表现为“动物精神”或预期外生，也不是像正统货币主义采用的适应性预期那样，对某一变量未来的预期建立在对历史变量的简单外推之上，而是指行为人将运用所有可资利用的信息，作出没有系统性偏误的预期，或曰变量的理性预期值的数学期望就等于该变量的真实值。 　　 　　所谓市场持续出清，是指经济行为人作为“价格接受者”，一直在尽力搜集运用一切信息使自己的预期符合信息充分时的均衡状态，使价格迅速调整到足以使市场出清，从而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刚性和价格黏性假设导致的非均衡状态，也不同于货币主义主张的短期非均衡而长期均衡。 　　 　　所谓意外总供给，是指经济行为人只有在未能正确预期价格水平的情况下，才会作出决策使总供给暂时偏离其长期水平。 　　 　　正是运用“理性预期学派”的这些假设，萨金特在1970年代与华莱士合作，得出了著名的“政策无效论”结论。假设经济开始时处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点（“理性预期学派”不承认非均衡），如果货币当局宣布将增加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而采取理性预期的行为人正确预见到了这一政策的后果，即该政策只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那么这一正确的预期会使经济迅速调整到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同时就业和产出维持不变，仍停留在长期均衡的水平上。也就是说，这一刺激经济的政策完全无效。这与凯恩斯主义认为人们具有“货币幻觉”和“动物精神”从而会增加总供给、货币非中性的主张完全不同，也与正统货币主义认为货币短期非中性而长期中性的主张不同。萨金特的结论是，货币是“超中性”的。如果货币当局对其增加货币供给的计划秘而不宣，从而经济行为人未能作出正确的预期，那么此时就会出现意外总供给的短期增加，而在人们迅速调整了预期之后，总供给就会回到长期的均衡水平。 　　 　　萨金特和华莱士认为，经济只有在未预期到的需求和供给冲击、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下短期偏离长期水平，而由于人们采取理性预期，任何短期的偏离都会迅速回归长期趋势。从这一结论来看，“理性预期学派”恰恰拥护了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从而更加严重地削弱了相机决策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 　　 　　“政策无效论”表明，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不折腾”，不要用任何随机的政策措施来干扰宏观经济的运行，那样只会导致价格水平的波动，而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有益的影响。正是经由萨金特和卢卡斯等“理性预期学派”领军人物的开创性贡献，反通货膨胀的牺牲率、时间不一致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大量宏观经济学领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 　　 　　此外，萨金特在宏观计量经济学、动态宏观经济理论、欧洲的福利政策和失业率等领域，通过与卢卡斯、扬奎斯特合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就。特别是，早在1998年，萨金特和扬奎斯特就运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指出欧洲的高失业率问题并非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源于货币政策，而是源于供给方面的高福利政策，而这种状态必然不可持续。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以来频繁爆发的欧债危机，似乎应验了萨金特的预言。 　　 　　西姆斯：直面“卢卡斯批评” 　　 　　本年度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最突出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宏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向量自回归方法”。这一贡献可以视作是对“卢卡斯批评”的直接反应。 　　 　　所谓“卢卡斯批评”是指，卢卡斯最早对宏观计量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结构建模方法提出了批评。该方法的假设前提是，在政策变量发生变化时，模型的参数保持不变。卢卡斯指出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理性预期的观点，在政策变量发生变化时，经济行为人将通过调整预期使得模型中的参数发生改变，换言之，参数本身就具有内生性。西姆斯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以“向量自回归方法”取代了“大规模结构性建模方法”，从而部分地解决了“卢卡斯批评”所提出的诘难。此后，“向量自回归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到1970年代的时候，除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外，“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理论流派开始出现，当时各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货币和产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货币在长期和短期都是中性的，即不存在从货币到真实产出的因果关系，经济的波动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而非需求方面。西姆斯在其早期的一篇论文中证明，在一个只有货币和产出的双变量模型中，确实存在从货币到产出的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反对，并且强化了弗里德曼“货币很重要”的观点。但在之后的一篇论文中，西姆斯通过一个包括货币、产出、利率和价格的四变量模型，却得出了货币和产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即货币变化不再导致真实产出的变化，这样一来，又支持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即货币中性。 　　 　　两次结论相反的原因正在于，如果模型中遗漏了重要的变量，特别是理性预期情况下导致参数内生性的变量，往往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正是经由西姆斯的贡献，宏观经济计量检验中许多误导性的“因果关系”得以澄清。虽然西姆斯的主要工作是技术上和方法上的，但其实证结论已成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依据，使得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得不应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挑战，并承认货币因素在短期波动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另外，西姆斯发展出的脉冲反应方程和方差分解等工具，已为宏观计量经济学广泛采用。 　　 　　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争论远未结束 　　 　　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分歧，远比共识要多。没有哪个学派的经济理论是完美无缺的。古典自由放任思想和政府积极干预思想的斗争，仍远未结束。尽管瑞典皇家科学院一贯声称其评奖理由与现实经济中的热点、焦点问题无关，但在本轮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远未结束且面临二次深化的苗头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颁给萨金特和西姆斯，仍让人们感受到经济学和现实经济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 　　 　　许多中国人历来喜欢讲究“外国经济学说对本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然而首先抱着学习和消化的心态去面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成果，不过分强调其“应用”色彩，或许是对经济学家最好的致敬。否则，就如马克思所说，那样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