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共融

在当今中国，处理复杂经济社会关系如同弹钢琴，只有协调，才能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曲。一路改革奋进、跋山涉水的珠三角，则是这一理念的最佳诠释者之一。  

珠江入海口，广袤大平原。坐落于此的珠三角，在全国率先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孕育强大的乡镇经济，并衍生出现代化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体系。珠三角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上一路挺进。直至今日，珠三角城镇化率已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与城乡协调同步的，是日渐协同的区域发展。珠三角诞生了2个GDP2万亿级城市、2个万亿级城市以及5个千亿级城市。在这里，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更重要的是，9座城市互动融合程度之深与产业分工的互补高效，在全国独领风骚。  

如今，珠三角开始在城市生活品质与文化内涵建设上自我加码，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奔向高质量发展的制胜要诀。一幅协调发展新画卷正在珠三角大地徐徐铺开。  

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也是“和而不同”。这是幅员辽阔的中国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而历史文化同根同源、分工定位又各不相同的珠三角9市，是“和而不同”的最佳写照。  

南方城市智库研究发现，由于文化相近、同属一省，要素流动行政壁垒也低，珠三角区域内融合互动程度领跑全国。这是其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特色。  

此外，城市群向心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核心城市（广深）核心功能强化，半边缘城市（佛莞）产业实力持续精进，边缘城市（江门、肇庆等）不断融入核心圈。这带动珠三角内部差距缩小，进一步迈向共同繁荣。  

城市群经济融合度领跑全国  

这些年，中国经济版图经历较大调整。城市群越发成为中国打造增长极、提升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珠三角则是国内最具特色与经济实力的城市群之一。靠近珠江入海口的珠三角平原是广东省内最大的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毗邻港澳所获得的资本技术外溢，让珠三角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大动脉之一。  

2020年珠三角GDP总量超过8.9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9%；2019年人均GDP为11.4万元，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创造的GDP达1.6亿元，超过长三角、京津冀等国内主要城市群。  

广东“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十三五”期间落实“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珠三角核心引领作用全面提升。面向未来，广东将推动珠三角核心区优化发展。  

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样突出的，是珠三角区域内经济融合互动的水平。  

融合互动是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源，也是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维度。而珠三角城市间的互动往来频率与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由于其为广东省内九个城市，地域相近、文化相亲且交通互联互通，经济互动往来的便利度自然最高。  

今年一季度，珠三角区域内部货运物流量在其总货运量中占比达67%。从这一数据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度是国内七大城市群中最高的。  

从人口来看，珠三角跨城通勤居住形成的人口流动，更是全国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它形成了广佛、深莞、珠中三大跨城人口活跃核心。以广佛为例，两地的跨市人口总量为63万。近年来，随着肇庆在工业用地空间、生活成本与生态品质上优势渐显，广佛都市圈进一步向外延伸，形成广佛肇都市圈，促进数十万人口在三城间流动。  

城市分工“各司其职”各领风骚  

珠三角的经济融合，建立在城市高效互补的产业分工协作上。  

2019年12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到“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  

其内涵是要发挥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价值创造作用；生态功能强的地区要得到有效保护，创造更多生态产品。而珠三角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从产业来说，珠三角“广深核心-周边城市配套”的产业分工格局十分明确。其几大主导产业——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无不如是。先看电子信息。根据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研究，深圳、东莞、广州承担了电子信息产业的整机制造环节，珠三角东岸形成了连绵的电子信息带。惠州及西岸城市以电子元件、器件制造为主，为整机制造供应零部件。  

汽车制造业同样如此。广佛、深莞分别形成了两个“整车-零配件”的空间产业集群。整车制造的核心环节集聚在广佛交界、深莞交界地区，零配件制造围绕整车核心环节分布并向外扩散。产业分工，也带来城市的不同定位。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佛山、东莞是制造中心。这样的专业化分工，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三大经济量级地区发展渐趋平衡  

频繁互动与高度融合的结果，是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  

近年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广州全面推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广州、深圳“双城”联动态势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佛山迈入经济总量万亿元城市行列，东莞经济总量接近万亿元，越发成长为珠三角产业经济发展中坚力量。民间富裕度高、城市小而美的珠海，以及拥有土地空间成本等优势的中山、江门、惠州、肇庆，也根据自身禀赋持续而稳健地推进高质量发展。  

目前，珠三角拥有GDP2万亿级城市2座（广深），万亿级城市2座（佛莞），3000亿-5000亿级城市5座（珠中江惠肇）。  

三大经济量级地区的平均人均GDP之比从2005年的1：0.65：0.47，缩小为2020年的1：0.7：0.56；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5年的1：0.88：0.63缩小为2020年的1：0.88：0.65。这说明珠三角发展平衡性协调性不断提升。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也让珠三角进一步释放辐射效应，带动广东全省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成长的烦恼”。  

2018年12月，深汕特别合作区挂牌成立，打造“飞地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创新范例。广清接合片区则推动清远进一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技术、资金流入地。  

城乡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另一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20年至2035年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是：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南方日报·南方城市智库研究发现，近年来珠三角城乡协调从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到融合发展，不断跃迁。珠三角形成了多中心、密集化的城镇发展格局，城乡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城镇化率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开发建设强度最大的城镇密集地区之一。  

由于城乡高度交织，在产业上，“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珠三角主流。城市建设上，“高聚集、高效能、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引领。这让其成为国内经济实力和要素集聚能力最强的城镇群。  

2019年，珠三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6.1%，高于长三角（68.2%）、京津冀（66.7%）。2020年，其城镇化率提升至87.24%，高于全国（63.89%），并超越欧美发达国家70%-80%的城镇化率水平。  

无论是2万亿级城市、万亿级城市还是千亿级城市，珠三角9市城镇化率普遍高于同等体量的其他对标城市。比如，佛山（95%）、东莞（92.1%）城镇化率高于GDP更早超过万亿的无锡（77.1%）、宁波（73.6%）；珠海（90.72%）明显高于GDP相近的镇江（78.1%）和连云港（60.8%）。 

此外，珠三角每平方公里承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2-3倍。珠三角正向着建设成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城镇群迈进。  

多地城乡收入差距小于京沪  

城乡协调发展最直观的体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从2015到2020年，珠三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0284.5元上升到59225.1元，增长了47.0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296.4元上升到26856.5元，增长55.27%。6年间，珠三角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33：1缩小为2.21：1，低于北京（2.51：1）和全国平均水平（2.56：1）。其中，东莞（1.5：1）、中山（1.45：1）等地的城乡收入比小于多数对标的万亿级、2万亿级城市。  

此外，珠三角9市平均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也从2018年的0.81：1缩小为2020年的0.92：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89：1）。  

城乡差距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的推进和城乡经济结构的优化，让农民收入跟上来了。近年来，其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近年来显著上升，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多，农民从城镇化和工业化中获得的红利，让钱袋子越来越鼓。  

城乡协调度省内遥遥领先  

高城镇化率、低城乡差距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莫过于珠三角以土地制度变革开启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试验。从2008年起，珠三角以“三旧”改造不断提升土地效能，向存量土地要高质量发展空间。2008年至2020年12月底，广东已累计实施“三旧”改造92.6万亩，节约土地22.77万亩。这其中，珠三角是旧改主战场，占据改造面积的大头。  

旧改带动2008-2018年全省建设用地面积累计增长3130平方公里。此外，经过2008-2020年的旧村改造，村集体收入约为改造前的3.4倍。珠三角的改革探路做法，不少在全国得到推广。  

其探索出政府收储、村企合作等9种改造模式，破解了土地权属复杂、改造成本过高、各方利益难以平衡等难题。在这片土地上，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机制、农村社会治理等领域更深刻的创新变革也开始涌现。它们为城乡资源要素均衡配置提供了制度保证，也为广东乃至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广清接合片区列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惠东、台山等被列入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就是最好的说明。  

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并进，让城市腾挪出新发展空间，也让珠三角的城乡融合发展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的报告显示，总体而言，珠三角城乡处于高度协调状态，遥遥领先其他地区。  

国家的富强与区域的繁荣，还建立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重丰富上。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补充，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区域软实力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化屡开风气之先，数度引领风潮。而珠三角则是广东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随着广东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珠三角进一步传承创新岭南优秀文化，推动公共文化圈建设，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优秀答卷。  

广惠志愿者人数占比超过北京  

近年来，珠三角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群，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向基层延伸、向深层拓展，做到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延伸到哪里。其核心策略之一，是让市民零距离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南方城市智库研究发现，这主要通过三大方法实现。  

一是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在珠三角多地，形式各异的图书馆延伸到街道、基层社区，实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全覆盖，大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是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深圳福田区通过“福田文体通”微信平台，实现公共文体服务供给与市民零距离，被列为全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特色案例在全国推广。  

三是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提质升级。珠三角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覆盖，并创新性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以广州为例，该市早在2011年就提出打造“志愿者之城”，此后又探索“社工加慈善”模式。近年来，广州无论是志愿服务的内容，还是志愿服务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2020年，广州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比20.35%，超过北京、重庆。  

珠三角的另一大策略优势，是锻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通过重视创意和品牌，打造“IP”精品，促进“文化+”跨界融合，珠三角文化产业领域诞生了不少新业态、新模式，并逐渐走出一条“质量型内涵式”发展新路。同时，广州的珠江钢琴、浩洋电子、励丰文化，深圳的华强方特等文化企业成为行业“领头羊”。珠三角的文化产业还开始展现出集群实力，比如，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入选了工信部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  

群众社会治理参与度逐步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巩固与保护，还离不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尤其珠三角各地都是外来人口大市，社会治理的挑战尤为艰巨。正因如此，开展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革新，是珠三角城市治理的重头戏之一。其主要抓手是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广州探索“社区工作站”模式，让社区工作站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采取“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该模式通过有效整合社区资源，打造“三位一体”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既延伸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又注重社区内部居民的自治共建。  

深圳提出“一核三体多元”管理形式，把基层社区党委作为领导组织核心，以居民委员会、工作站、服务中心三个主体作为重要依靠，其他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团体等相关主体共同加入，共同合作服务社区发展。  

珠海市斗门区则开展“群体参与式”的新农村建设有益实践，通过激发起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和行动力量，实现到对新农村建设的参与式群体管理。  

深圳▶▶

经济特区创造城市化奇迹  

历经40年发展，深圳已实现高度城市化，城乡高度融合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外来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深圳也曾面临农村数量过多阻碍城市发展的问题。2004年，深圳宣告：要实现全面的城市化。至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100%。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完全跟上了整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随着地铁、公交线路的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完全可以承担高达百分之百的城市化水平。同时，深圳城市品质持续提升，被联合国评为“全球500佳城市”。  

此外，深圳在社会协调上也表现突出。近三年，其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稳定在0.011上下，低于北京、上海、广州，展现出良好的社会发展安全性，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社会治理成效。  

佛山▶▶

制造业大市打造城乡融合范本  

佛山在城乡协调上有不俗表现。近三年，佛山城镇化率稳定在95%上下，远高于同等经济量级的无锡、宁波、泉州，也高于多数一线城市。  

从2018-2020年，佛山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1.76下降到1.72，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从0.96上升到0.98。这两个数据的表现，佛山同样优于不少经济体量相近甚至高于它的万亿级、2万亿级城市，比如苏州、宁波、无锡、泉州、南通等。这说明佛山城乡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在不断缩小。  

自改革开放以来，佛山就是中国乡镇工业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南海、顺德率先探索实践的集体经济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等“佛山作为”，更是上升为全国经验，承担了多项全国试点任务。这让农民进一步分享城乡城镇化与工业化增值红利，也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中山▶▶

志愿服务渐成“生活方式”  

中山主要在社会文明程度上取得突出成绩。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山注册志愿者数量逐年递增，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比从2018年的15.01%提升到2020年末的18.8%，仅次于广州、惠州，位居珠三角第三；也高于经济体量相近的镇江、连云港。  

仅去年6月到11月，中山志愿服务超170万小时，志愿服务已成为“生活方式”。全民参与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加上对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短板的攻克，中山去年连续第六次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此外，中山2020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45，城乡恩格尔系数比0.94，好于不少GDP在3000亿元上下的同等体量城市。说明其在城乡协调发展上也有一定竞争力。  

东莞▶▶

以改革探路市镇协同发展  

与佛山类似，产业大市东莞同样在城乡融合上表现突出。2020年，东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1.5，是珠三角第二低的城市；其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值为0.89，高于广州、重庆、泉州等万亿级城市和2万亿级城市。这背后，是东莞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创建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市等努力。  

此外，东莞还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不断加码。目前，中心城区、松山湖、滨海湾新区“三位一体”的都市核心区初具雏形，六大片区加快统筹发展。今年，东莞明确提出要着力探索优化市镇协同的体制机制，不断激发基层的发展活力，一方面强化重大战略的市级统筹，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镇村的活力和末端执行力。  

构建功能互补高效协同的多中心城市体系  

发展均衡与否、协调与否，早已成为衡量各地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把尺子。尽管在协调发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要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珠三角还需在协调发展的水平与质量上做文章。找准短板、对症下药、重点突围、量质齐升，这将让珠三角在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健。  

做好城市群功能释放的更优文章  

面向未来，城市群战略仍是珠三角推进协调发展的核心思路。但要进一步释放城市群核心功能，还要厘清珠三角城市群短板。虽然经济融合度高，但珠三角城市经济体量差异的梯度较大。除广深佛莞四城GDP在万亿及以上，剩下城市GDP都在5000亿元以下，GDP5000亿元和万亿元之间产生了空档。  

近两年，珠三角东西两岸发展速度也不尽一致。东岸的深莞惠在不少经济指标上的提升都更为明显。此外，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多中心格局也不够凸显。因此要通过空间优化，进一步推进资源的优化平衡配置。  

一方面，推动形成珠三角地区分工有序、功能互补、高效协同的城市体系。支持广州、深圳两个超大城市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助推佛山、东莞两个特大城市提高发展能级，增强区域性服务中心功能。珠海、惠州等城则需要增强本地的生产服务中心、交通运输枢纽功能。  

另一方面，构建优化都市圈体系十分必要。目前，珠三角已有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接下来，珠三角的课题是要强化都市圈内市政基础设施协调布局，推进圈内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如此形成的环境格局将更利于多中心发展，以及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力促城市空间“精明”增长  

作为我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前沿阵地和战略空间，珠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还离不开高品质的城乡一体化格局支撑。  

尽管珠三角城镇化起步较早，但土地利用模式较粗放，多市土地开放强度超过了30%的国际警戒线。其城镇化总体上滞后于工业化，且城乡统筹协调的机制较为薄弱。因此，珠三角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机制。  

其中的一个重点，是抓住土地这一核心要素的优化，强化城市空间精明增长。珠三角土地资源少，城乡融合发展必须走节约紧凑“精明增长”的路子。这可通过对村级工业园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引导资源合理集聚来实现。  

另一个重点，则是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市民化。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珠三角，社会治理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巨大挑战。加强人口大数据研究应用十分必要，尤其是注重完善从市到镇域的人口基础数据库建设。这将助力珠三角精准了解养老、教育等需求，完善公共服务。  

为城市建设注入文化“灵魂”  

在高质量发展中，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明程度越来越重要。珠三角要立足世界，还需要一流的文化品质，来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  

首要的是让新时代的文明实践渗透进生产生活的各个维度。理想信念教育与社会文明建设，需要制度与规范的约束。因此珠三角要加快推进各市文明行为立法，进一步完善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其中，尤其要重视新时代的网络文明建设。  

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还高度依赖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基础上，珠三角各市要重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创新。比如，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文化机构挖掘特色资源，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采写】吴欣宁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