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研究

编者荐语：

本文通过军事-战争、介入经济发展、制度结构安排的动力机制对现代国家的起源做了文献综述和理论解释，将比较视角与国际关系观点相结合，讨论国家起源的当代意义，并以此阐述现代国家当下可能出现的困境和未来的发展。对国家何去何从的讨论也具有现实意义。

现代国家的起源、发展和可能的衰落

摘要：

当代一些国家似乎受制于聚合力（aggregational dynamics），这些动力将它们聚集在更大的地区联盟中，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制于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这些动力将它们分开。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使国家自主性受到质疑。基于这些原因，学者们重新审视了现代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希望以此揭示它们的未来，以及可能取代国家的新组织的出现过程。本文讨论了关于现代国家出现和发展的各种说法，比较了安全、经济和制度主义方法。然后将这些方法与有关当代国家地位的见解联系起来。

作者简介：

Hendrik Spruyt 西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文献来源：

Spruyt, H. (2002).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decline of the modern stat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127-149.

本文作者 Hendrik Spruyt

一、前言

冷战后，聚合力和离心力似乎并存。因此，一些学者转而追溯国家的历史起源和随后的演变，希望以此揭示国家的未来，以及新的组织可能出现的过程。研究以往的过渡模式可能会对当前的过渡有所启示。

一些现代国家在管理社会活动的多个领域以及影响经济成果方面能力出众，许多这样的国家都位于得天独厚的“长治久安（Long Peace）”地区。其他国家却缺乏这种能力，它们无法在充满危险的地区为其公民提供福利和安全。名义上，这些国家在法律上等同于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但实际上，它们在能力和职能上与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实体被称为“准国家（quasi-states）”。在此，对不同历史轨迹的研究可能会澄清为什么这些国家作为国际法律实体存在，却缺乏现代国家的积极特征。

多年来，对国家及其起源的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新马克思主义论点、世界体系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观点认为，国家的兴起是对宏观结构变化的回应。但这种宏观结构论述并不完善。它们没有认识到在任何时期往往并存着多种体制类型，也忽视了个人在现有限制和机会下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出各种选择的能动性。近期的学术研究弥补了这些不足。通过考察经常被忽视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开辟了实证研究的新领域，并引入微观视角来补充宏观分析。首先必须将现代国家与其前身区别开来。作者特别强调两个特点：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的能力，以及基于承认国内主权和国家司法等同性（the juridical equivalence of states）的国际法律主权原则。然后本文将讨论现代国家出现的各种说法，并将它们与对当代国家地位的见解联系起来。

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可分为三类：强调军事环境变化的学术观点，强调贸易和生产增长的经济观点，以及强调领土主权特殊性的制度主义观点。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尽管前两种观点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但微观层面的制度主义观点是对侧重于军事和经济功能的宏观层面论述的必要补充。作者主张采用三层视角，即宏观层面的变化、制度约束和机会，以及个人在前两层条件下的偏好和选择。然后本文将探讨为什么当代政治学界的辩论又回到了对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研究。

二、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解释

现代学术研究倾向于分析制度类型的变化，并在微观层面寻找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对现代国家崛起的传统解释也侧重于国家的能力，而不是国家主权的特定制度逻辑。因此，这些解释特别强调了两个特点：现代国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动战争的能力，以及政府直接干预和动员本国经济的能力。在不否认国家的这些功能的同时，最近的制度主义学术研究提请人们注意国家在国内促进集体行动和在国际上稳定关系的能力。

战争是国家形成的催化剂

关于现代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解释强调了战争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大约从14世纪末开始，军事技术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大规模步兵开始取代几个世纪以来作为封建战争典型的重骑兵。这产生的最明显影响是，上马骑士（mounted knight）的特权地位下降了。

战争模式的变化导致了军队组成的变化。不断扩大的战争范围逐渐导致了常备军（standing armies）的出现和大规模雇佣军（mercenary contingents）的出现。这要求统治者筹集更多的资金来资助这些军队。战争的变革导致王室行政机构的大幅扩张和税收水平的提高。

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变化加剧了这些趋势。大炮的出现以及最终手持火器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上马骑士的作用。简单的防御工事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在人力资源和税收基础方面，规模效益使更大的部队更具优势。

早先的这些论述强调战争的变化是现代国家出现背后的主要因果机制，但往往强调的是系统层面的宏观压力。长期的军事革命以及不断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造就了欧洲的高能力国家。

最近，学者们转而从微观层面分析军事环境如何为个人提供了重塑现有政治组织的新机会。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争的选择性方面。鉴于战败国会被淘汰出局，剩下的国家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发动战争的能力，并且都具有支持这种战争努力的行政和经济能力。相比之下，微观层面的描述则集中于国家内部权力平衡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单个君主而非较小的领主，并为这些统治者与之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结盟创造了新的动力。

国家兴起的经济学解释

对现代国家兴起的经济学解释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在宏观层面上，新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强调经济安排的内在弱点，这就需要进行后续调整。其他经济学说可能会强调选择性机制。那些未能建立起有利于贸易和生产的国家的统治者，在成功的组织模式面前败下阵来。在这方面，一些微观层面的论述集中于个人改变旧安排的激励结构的变化。

关注合适与不合适国家选择的宏观论述有时会注意到军事国家的发展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出现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金钱确实是权力的筋骨，那么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就意味着政治统治者在刺激各自经济方面拥有既得利益。因此，资本主义最早的国家结构发生在军事机器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有关军事变革影响的新视角融合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叙述一样，有关弥漫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经济变革的新视角也融合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叙述，强调了经济激励结构的变化。这些激励结构的变化方式多种多样。首先，政治权力分散在多个国家，这就避免了任性的统治者对贸易的公然剥削。其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权力的分散，劳动力可以寻求镇压程度较低的生产方式。第三，由于统治者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拥有既得利益，他们在捍卫私人财富方面也拥有利益。

国家兴起的制度主义观点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解决合作与协调问题的手段。对领土主权的选择源于微观层面，应将国家的兴起解释为对合作与协调问题的制度性解决，以及作为信息提供者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者。与此同时，历史制度学派表明，选择受到先前制度安排的制约。制度对巨变的适应性一般。更多的时候，它们遵循的是早已逝去的历史前辈的脚步。在宏观结构背景和代理之间，制度充当了选择和约束的渠道。

制度主义的解释几乎没有把国家形成的军事或经济方面放在首位。事实上，根据经验，对于早期的现代统治者来说，追求权力就是追求富裕。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大型企业往往融合了经济和军事功能。虽然公共收入的大部分确实用于战争，但这并不能证明国家没有经济效应。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法律规范的执行，以及对不受政府一时兴起影响的机构的创建，可能只占用了很少的总体收入，但它们显然对后来的经济和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而言之，在内部，主权被证明是一种比封建安排更有效的组织形式。它减少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及臣民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得规范化，交易和信息成本降低。事实证明，领土主权国家甚至比四分五裂的城邦（city-states）或松散的邦联（city-leagues）更善于组织自己的臣民。

但领土主权国家也是外部环境的守门人。在国际上，国家组织对外代表着国内社会。在对外方面，与帝国或神权组织的普遍诉求不同，领土主权以固定的边界来限制统治的诉求。主权在地理上划分了国内管辖范围和国际管辖范围，名义上所有行为体都是平等的。事实上，它创造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因此，在此类国际谈判中，能够对其领土和臣民做出可信承诺的统治者对其他统治者更具吸引力。

三、国家起源讨论的当代意义

近期的学术研究强调，需要将比较视角和国际关系观点相结合，以阐明国家形成的各种轨迹。研究过去国家形成的历史细微差别，可以了解现代国家当前的困境和未来。

欧洲国家同时发展了国家能力和国际法律主权，而非欧洲国家则往往被强加了后者。在法律主权实体上，它们的政府缺乏先进资本主义政体的制度和经济特征。Herbst对非洲国家的分析将欧洲的历史轨迹与非洲的经验进行了比较，如果说战争造就了欧洲国家，那么非洲缺乏技术先进的大规模战争则意味着非洲国家仍将是弱小的。那些强调国家的经济或制度功能的人可能会认为，非洲不必模仿欧洲经验。与早期的欧洲国家一样，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在对外战争中竞争，而在于它们是否有制度安排使私人福利最大化与公共福利收益相一致。

在国际关系中，结构现实主义观点占主导地位，因此无法仔细研究国家的出现。国际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主要结构特征。但是，这种假设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可以明确区分的，受到了一系列认识论观点的批评。领土主权的出现，将司法权划分为离散的领土单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并非历史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批评严格划分国内等级制度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做法。一些制度安排，如欧盟，甚至可以建立某种程度的超国家组织，从而将国际法律主权单位置于更高的多边机构之下。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不同类型的政体进行着不同的国际互动，实力较弱的国家往往无法获得在法律上等同的领土主权。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需要对国家进行解释，因为国家的特殊性质、其道德目的和身份深刻影响着国家所创建的国际体系的类型。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对其内部职能和外部角色的看法将决定其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社会网络和相互期望为国家认同提供了信息，反过来又决定了国家认同。因此，即使国家分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政体也可以创造出各种制度安排，将这种状态从潜在冲突转变为更加良性的环境。国家可以像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那样作为掠夺者进行互动，也可以建立洛克式的社会（Lockean societies）或康德式的世界主义（Kantian cosmopolitanism）。

四、结论：国家何去何从？

关于国家起源的讨论因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而更具现实意义。然而，当代政治学中一些关于国家起源、作用和未来的争论混淆了国家自治的变化和领土主权制度逻辑的变化。虽然国家自主权在某些方面发生了转变，但领土主权原则仍然是强有力的。最近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一些人认为，国家和国家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上述每种方法中，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对安全环境的研究并不能得出关于国家未来的统一结论。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核武器技术已经使国家过时。如果说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其民众免受外来攻击，那么今天的国家已不再能履行这一职能，因为它无法保证其公民的安全。另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坚硬外壳已被攻破，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相互约束机制才能避免灾难性冲突。我们还可以从武器技术的其他发展中推断出，政治单位的规模已不再那么重要。以前从封建战争过渡到大规模步兵作战，有利于规模较大的单位，或有其他手段为新的战争模式筹集必要收入的单位。因此，规模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然而，20世纪的战争削弱了领土面积作为军事地位的关键衡量标准。军事技术的第三次革命扩大了直接军事行动的范围。

有人可能会说，国家仍然至高无上。如果正如Max Weber所言，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垄断武力的使用，那么国家仍然是军事力量的主要拥有者。尽管有人试图组建超国家或多边力量，但大多数力量结构仍与传统联盟相似，单个国家不愿放弃主权控制。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观点依然有效。

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者和国家衰落论者之间的辩论理应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当研究导弹和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常规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时。但这种辩论忽视了在国家层面以下部署暴力手段的跨国行动者。这些手段分散到恐怖组织、贩毒集团和内乱国家的流氓军事单位，造成了新的安全问题，需要新的应对方式，这导致某些领域（如国际警务）的跨国合作不断加强。正如Thomson所指出的，通过国际协议对跨国暴力拥有者引入主权权威，加强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但同时也使主权者承担了责任。同样的机制是否适用于当代问题还有待商榷。

经济因素也导致一些人质疑当前形式的国家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最普遍的论点集中在全球化的影响上。日益增长的贸易和资金流动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压力，这导致各国政府丧失了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俱乐部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进一步阐明了国家必须遵守国际规则的原因。简而言之，一些国家加入区域组织和扩大自由化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加入地区和多边组织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即使在正式加入之前，各国政府也会采用使其成为可行伙伴的机构和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自主权已经下降。一方面，国家有动力通过加入地区和多边机构来追求福利收益。另一方面，自由主义降低了分离主义（secessionism）的成本。

尽管制度主义者承认安全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认为现有的国家制度具有更大的持久性。他们还认为，外部经济和军事挑战可以有多种应对方式。具体的应对方式取决于政治家和经济行为体的战略选择以及以往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在某些方面，某些模式似乎比其他模式更有优势，但这些结论仍不确定。简而言之，制度主义者认为趋同程度较低，对国家的压力也较小。

关于国家未来的争论大多涉及国家自主行动的能力，或者涉及国家解体和分离。它们与作为国际关系构成原则的领土主权是否正在削弱并无直接关系。与Krasner相反，作者认为国际法律主权依然强大，尽管作者同意国内主权在过去经常受到侵犯。Giddens认为，国际组织事实上重申了领土所属国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地位。正如Zacher所指出，对其他政体强行实施统治的现象已经减少，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最严重的侵犯主权行为已经消失。

作为国际关系调节手段的领土主权这一司法概念仍然具有影响力。即使在泛阿拉伯主义等跨国家的亲和主张与民族国家地位争夺个人忠诚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尽管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削弱了政府自主行动的能力，但国家在其境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政府、国际关系在法律上平等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原则，仍然是当今国家和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

编译 | Gabriella

审核 | 张思烜

终审 |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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