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帅丨新见王国维手札十八通考释

其二

拜启，来书并《壬癸集》二页已阅，中有二误字，乞改正。印刷需贰百部，用纸仿《眼心抄》，印刷亦乞如《眼心抄》，用墨稍重为荷。以后排成二叶，仍乞寄校，邮费加入勘定可也。此上。

山田茂助样

王国维，十八日

其三

拜启，《壬癸集》签题已写就，寄上请查收为荷，其长短亦请照此式。昨携上表纸，据罗先生言似不止百枚，请一检察。若有二百枚，则表纸可用全叶，不必用半叶也。此上。

山田茂助样

王国维顿首

案，三封信函不署年月，信封依次盖有大正二年（1913）5月3日、5月18日、6月28日邮戳，由此可知通信时间。《壬癸集》出版于1913年夏，由山田茂助圣华房刊行，是书收壬子（1912）、癸丑（1913）两年所作诗歌，总计二十首。该书出版后，王国维将其分送诸好友，“不匝月，为友好散尽，其纸贵可知”[6]。

山田茂助(1855—1933），名春寿，字延年，号墨鱼斋，京都人，明治时期日本著名书坊圣华房主人。圣华房位于京都寺峙六角式部町12番，以经营古旧书籍为业，兼有印刷出版。1910年，得狩野直喜指导，山田茂助排印《元杂剧二种》，收录《汉宫秋》《窦娥冤》；1914年，狩野直喜又请陶子麟覆刻罗振玉所藏《元刊杂剧三十种》，同样是请山田茂助刊行。1913年5月，王国维曾向缪荃孙谈及正在编印的《壬癸集》：“至东以后，得古今体诗二十首，中以长篇为多，现在拟以日本旧大木活字排印成册，名曰《壬癸集》，成后当呈教。”[7]此三封信便写于书稿最后的付梓阶段。

徐森玉（1881—1971）言：“王静庵写书的方法是最科学的。……乃至校对装帧，都要缜密周详。”[8]此三封书信皆是商议《壬癸集》的印刷装帧事宜，可为徐森玉之说作佐证。在第一封信中，王国维确定了《壬癸集》板式为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并嘱咐山田茂助先印刷两张样叶。他还提及《壬癸集》用纸的“品质大小”，均可仿照圣华房早先所刻《文笔眼心抄》。

不久，山田茂助将《壬癸集》两页文稿呈送王国维。在样稿中，山田氏并未完全领会王国维用意，以至于后者不得不强调：“用纸仿《眼心抄》，印刷亦乞如《眼心抄》。”并特意叮嘱“用墨稍重为荷”。为便于山田氏把握，王国维特意剪裁掉自己所藏《文笔眼心抄》牌记所在页，并写道：“此《文笔眼心抄》用纸。”“版之高下仿此。”“用纸仿此。”空海《文笔眼心抄》，明治四十一年（1909）圣华房旧木活字本。王国维所藏是内藤湖南（1866—1934）于1910年所赠：“宣统庚戌秋九月，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见遗，国维。”[9]彼时，内藤湖南正在京师进行敦煌遗书的调查。为便于随时纠正，王国维还在信中提到“以后排成二叶仍乞寄校，邮费加入勘定可也”。从近年古籍拍卖流出的王国维致山田茂助的寄封来看，除上述三封外，王国维在5月28日、6月2日、6月10日、6月19日接连去信；它们当还是围绕《壬癸集》的编印展开，且山田氏随时将新刻印好的书页寄去，供王国维检视。信中还提及《壬癸集》最终拟刷印200部。今比较《壬癸集》《文笔眼心抄》，版式相同，用墨较之稍重，诚如王国维的要求。

本年6月27日，王国维去信铃木虎雄：“维昨今二年之诗，古今体共得二十首，已属山田圣华房以木活字排印，次月上旬可以装成。”[10]此时《壬癸集》编印已趋完成。次日，在完成校对细节工作后，王国维又将自己所书《壬癸集》题签奉上，并对表纸即书衣纸作说明。从王氏去信来看，出于纸张的考虑，山田氏、王国维本欲将表纸一裁为二。据罗振玉言，其提供的表纸并不止百张；故王国维认为若纸张充裕，“可用全叶，不必用半叶”。检视《壬癸集》表纸，封页与封底均是同一纸张，可见山田氏最终使用当是全叶。

二、致铃木虎雄一通[11]

手书敬悉。沈诗《秋怀》第一首末二句为“寄声寂寞滨，乞我膏育针”，前所录漏一“滨”字。旅行初复，谅无风尘之苦。此候豹轩先生起居。

国维顿首

案，此信邮柬封面写：“市内上京区上御灵神社东邻 铃木虎雄殿 市内吉田町神乐冈八 王国维。”邮戳为大正二年（1913）11月19日。本年4月，王国维从京都田中村移寓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

铃木虎雄（1878—1963），字子文，号豹轩、药房，日本著名汉学家，彼时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王国维《曲录》《戏曲考原》问世后不久，铃木氏便发表《王氏的《曲录》与《戏曲考原》》（《艺文》第五年第一号，1910），第一时间向日本学界介绍了王氏两部新著。宣统三年（1911）底应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邀请，王国维跟随罗振玉来到京都，两人此后多有交往。

信中提及王国维向铃木虎雄转述沈曾植《秋怀》一事。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寐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安徽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秋怀》，一作《秋怀三首简太夷》，作于1913年10月24日。原诗本是寄赠郑孝胥，次月沈氏又将其抄寄罗振玉。11月18日罗氏回信称赞此诗：“《秋怀》四章，合山谷、后山为一手，一句一拜倒，至‘道亡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二句，讽咏不下百回，恨不得尽观近制，亟付手民也。”[12]沈曾植奉上诗作时，也自谦“略有吟事，录奉教政，怀抱可想，阅后或即以贻东友亦可”[13]。

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于1915年春，不过他在这之前即耳闻沈氏大名，尤其从罗振玉处读到《秋怀》后，更使其犹生敬佩之感：“每从韫公处得读书疏并及诗翰，读‘道穹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之句，始知圣贤仙佛，去人不远。”[14]王国维对《秋怀》多有戚戚会心之所，在《东山杂记》中不吝褒奖：“顷读沈乙庵方伯《秋怀》诗三首，意境深邃而寥阔，虽使山谷、后山为之，亦不足过也。……至第三章乃云‘道穹诗亦尽，愿在世无绝’，又非孔、孟、释迦一辈人不能道，以山谷、后山目之，犹皮相也。”[15]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亦记：“于沈乙盦先生诗，亦必手自抄录，而尤爱诵其《秋怀》及《陶然亭》二诗。无事时，辄讽咏不已。”[16]

从此封书信看，王国维又将诗歌录示铃木虎雄。铃木氏曾回忆：“他甚少推许别人，但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赞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渊博高明。”[17]1918年春，铃木虎雄与王国维一同拜访沈曾植，沈氏以新编《乙卯稿》相赠；而铃木氏对沈曾植的关注，自当肇始于王国维录示的《秋怀》。

三、致邹安四通

其一[18]

顿首，弟于初七日抵此，寓北山路棣隆里一街三号樊宅。兄何时可来？到后请示知，以便奉诣。此请景叔先生道安。

案，邹安（1864—1940），字寿祺，一字景叔，号适庐，杭县人。应哈同花园姫觉弥之邀，邹安此时在仓圣明智大学任教。上述内容写于名刺上，未记年月。不过根据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往来书信、王氏《丙辰日记》，可知其写于1916年2月13日，旧历正月十一日。

1916年2月初迫于生计，王国维携家眷从京都返回国内。2月9日午后，王国维一行乘坐的筑后丸号抵达上海三菱码头，范纬、樊炳清、罗振常等人前去迎接。在此后半个月内，王国维一直暂居于同窗樊炳清家：“与抗公同行，即至其家。”[19]至21日，他才搬至大通路吴兴里新居。此后王国维任《学术丛编》编辑之职，邹安则负责《艺术丛编》。

此番王国维将名刺投寄到邹安府上，主要是欲向其进一步了解姬觉弥（1887—1964）的为人。到沪后不久，王国维便通过樊炳清、罗振常、沈曾植等人略有耳闻姬觉弥的行事风格，并在11日去信罗振玉谈及所闻：“姫君为人，至沪见敬、抗二公即略闻其不妥，尧香亦知之。及晤乙老，又道其详。……乙老并言其刻薄倾险。……乙老谓欲与此种人共事，非与哈亲立合同不可，又谓其人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看来此人非可与公事者。”由于彼时邹安并不在沪：“现在景叔回杭，一二日内可至。”所以欲更多地了解姬觉弥及此后工作细节，只能“俟景叔到后与之一见，看其为人再定办法”。[20]到了13日，邹安仍未返沪，王国维遂第一次到邹安家中打探消息并奉上名刺，当日亦去信罗振玉：“景叔仍未到，今日可到，三日内必可与此人相晤。”[21]其在《丙辰日记》中也记载：“早八时许起。至法租界纬公处坐谈一刻。出至西藏路大庆里漫画斋访邹景叔，尚未至沪，云今明可到。”[22]直至14日晚，邹安才返回上海，并于次日上午来到樊炳清家与王国维相见。

其二[23]

手示敬悉，承教一切，谢谢。唯弟此病确系脚气而非风，二十一年曾患此病，当时以为风，针灸数月乃愈，其实非针灸乃自愈。近翻阅外国医书，回忆当年病状，与脚气一一相同。弟意甚不信中医，正如公与恕阶兄不信西医相同耳[24]。然承关切之意，则甚感甚感。专复，敬请景叔先生大人台安。

维顿首

贵上人

案，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民国八年八月”条记：“八月病脚气，会罗先生津沽新居落成。先生乃由海道赴津养痾，即主罗先生家。”[25]此信当写于此时。王国维还提及自己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罹患足病；此事实是发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898）夏，王国维在与汪康年、许家惺的信中多有谈及，因而此信中所忆时间有误。王国维“体素羸弱”[26]，平日里自然少不了寻医诊脉，此信专述其对西医的态度，颇可值得探讨。

光绪二十七年（1897）康有为、康广仁在上海设立大同译书局，聘请汪康年总理《时务报》编辑事宜，次年王国维赴沪任《时务报》编辑。王国维对西方实证科学濡染甚深，彼时大同译书局设立医学会，王国维遂有机会接触到医学，并日渐表现出对西医的认可。他在许家惺的信中谈到欲赴医学会学习的想法：“医学会果欲去学，谅无不可，唯叶、罗两君办事颇不着实，又非纯用西法，不请西人教习，学之恐无益耳。”[27]他对医学会不讲授西医的做法颇不为意。此外，王国维还为许家惺购买了《全体新论》《妇婴新说》等西医书籍。[28]

光绪二十八年（1909）王国维饱受脚气病的困恼，因而不得不返回海宁家中疗养。从5月底到8月初，父王乃誉（1847—1906）先后为其延聘江又桥、朱子园、莫寅、朱义和、林鸿宾等名中医到家诊治，王国维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小孩病不已，两腿烂溃无法医调……以小孩病笃，诸人为议，已无救药。”[29]经过多方打听，王乃誉甚至用了杨花、烧酒等土方调理，也不见效果：“日寻医药，迄未奏效，殊为忧悬。”[30]最后，王乃誉将六合名医姜启忠带来诊治，后断为鹤膝风，即结核性关节炎。在经过了近十次针灸后，王国维的病情仍不见好转：“此间新延一医诊治，据云奚鹤膝风，因三阴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乃虚劳之报。原据云连针灸七次，五日一针。当可能行，现两腿渐瘦，所云鹤膝风似为不谬，颇为焦虑。”[31]一场脚气病硬生生把王国维的消磨得疲惫不堪，而中医的一再误诊、拖延病情，更使王国维渐渐丧失了对中医的耐心。

此后，王国维愈发倾向西医诊治。刘大绅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时期的同窗好友，清末也与罗振玉一同东渡，早于王国维一年回国。1916年7月刘大绅母亲患病，刘家起初并不延请西医而只服中医，王国维向罗振玉说道：“季英太夫人已稍愈，可以无妨。惟病者不信西医，必服中医之药，而中医乃用珠粉、羚羊等味，久服恐非宜也。”“季英堂上之病仍如故态，恐亦中药石之害，否则无此理。”“季英太夫人病势依旧无进退。病者不信西医，坚不肯服西药。”直到十余日后，刘老太太才肯服用木村择堂寄来的西药[32]，病情也渐有好转：“刘太太之病，今日晤抗公，言季英云，服木村药事已疏通过去，故已购药物及称药器具，此甚可喜，否则服中医峻剂甚为危险，反不如不治之为愈也。”“好在现不杂投医药，唯服木村之药。”[33]在与罗振玉的通信中，王国维再次肯定西医，而对中医多否定。

1925年王国维子王潜明赴上海海关任职，潜明妻子罗孝纯、继母潘氏也跟随一同来沪。1926年夏王潜明患病，夫妻二人病急乱投医，在中西医轮流诊治后病情愈发加剧；等到王国维赶到上海探视时，潜明已病入脊髓。王国维后来在给马衡（1881—1955）去信时谈及此事：“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能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34]王国维认为其子的病逝，中医、西医的诊治皆负有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西医。

其三[35]

隆仪拜登,手书并史獣鼎拓本并拜赐,至谢至谢。《李元妃象》景本，系夹在书中，一时无从检出。俟日内检得，即奉上不误。专肃，敬请景叔先生大人台安。

弟维再拜

附柬一份，即詧收

贵上老爷

案，王国维在哈同花园任职期间与邹安互有分工，同时也常参与《艺术丛编》的编辑，此封信便围绕此展开。根据王国维获读史獣鼎拓本、《艺术丛编》影印《李元妃象》的时间判断，此信当写于1919年夏秋之际。

史獣鼎，西周早期彝器，清末归金传声。1919年4月，刘体智于沪上收得，邹安获一拓本：“‘史獣鼎’，器小文多，售去虢壶得之。”[36]刘体智为之撰有长跋。王国维在借观后言：“此鼎字，维以为确是爵字，唯下多一耳。此种偏旁增减，古文时有之。簠斋以为秬、鬯二字合文，非也。”[37]不过对于此鼎，王国维此后认为多有可疑处：“（王国维）说过古器中的一个“攻吴监”和一个“史兽鼎”是靠不住的，这话他著作中却没有，所以我特地写在这里。”[38]

《李元妃象》即《金章宗妃李昭容真》，为1916年罗振玉从沪上所得：“此帧去年冬得之沪上，盖西江某侍御故物。上有翁覃溪阁学跋，定为李元妃象。”[39]不过据罗继祖回忆，此象实为王国维代罗氏收得：“先祖在海东日，王观堂太姻丈为购之沪上，乃西江某侍御故物，价八百金。观堂与先祖书，称此画为骊龙之珠，先祖亦极赏之。”《李元妃象》原件后来毁于兵火：“先祖见背，予检理家藏书画见之，幅甚巨，失量其尺寸，其时惟解重元明清人画，初不觉金画稀有尤可贵也。一九四五年秋旅大光复，吾家书画之巨大者皆遭兵劫，村民得之，拆取画轴代薪，而用画作门障，毁烈无复遗，此像在其中。”罗氏早先曾用玻璃板印制若干件，得以流世：“今箧中惟存玻璃版影本一纸，幅首有先祖手题‘金章宗敕写麟德宫昭容真，上虞罗氏雪堂藏’。”[40]罗振玉精于书画、彝器收藏，不矜秘：“维告以（邹安）公乐于流通，志不在酬报。”[41]王国维将《李元妃象》影本提供给邹安，收录在《艺术丛编》第十九期（1919年8月）。

其四[42]

景叔仁兄大人阁下：

辰惟献岁以来，上侍康娱，文卷焕发为颂。弟一病度年，迄未出门。昨嘱儿子踵府贺岁，顷复勉成诗画两种，敬以赠行，聊伸颂私。自谓生平交谊于阁下最深且重，伏乞哂留，并赐斧政为荷。另附名柬，恭贺年禧，祗请元安。弟名正具。令尊公大人前，呼名叩贺路诞日。

国维再拜

十一日

案，此信为恭贺新禧所写，兼叙与邹安情谊。路诞日即路神日，为旧历正月初五。王国维书信的落款时间，阴历、阳历多有混用；今查1921年2月11日为正月初四，由此推知该信当写于本日。

自1916年2月回国以来，王国维与邹安共同在哈同花园供职，由此建立起真挚的情谊。且王国维与邹安又是同乡，这种地缘上的关系很容易便将二人拉近。特别是在与姫觉弥的交往中，颇谙事道的邹安频频从中斡旋，帮助王国维解决了不少麻烦。彼时的王国维留心金石之学，邹安则长期以来关注于此；他借主编《艺术丛编》之机完成《周金文存》，这对王国维的学术活动提供了重要帮助。

四、致沈曾植二通[43]

其一

顷晤益庵，知因大便用力，头部骤作剧痛。其痛自太阳穴而及头顶为甚。廿四晚、廿七晚两次均剧痛，日间惟有小痛。廿八日已请胡竹舫诊治，服平肝息风之药，已见功效。昨晨大便甚易，已无他苦。渠闻长者欲遣人视疾，至为感激。惟现服胡药，已见功效，故拟请稍缓，再行奉闻。专肃，敬请乙庵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三十日

其二

赐书并致雪堂函敬悉。扇面敝处可代寄，但尊体新安，似以从缓挥豪为是。抑安前日往视之已少安，惟云稍用心仍觉头涨，其病仍与脑部有关耳。专肃，敬请东轩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案，以上两通信札皆述及孙德谦病情。孙德谦（1873—1935），字受知、寿芝，号益庵、隘堪，元和人。光绪年间中秀才，清末任江苏、浙江通志局纂修，入民国后任东吴大学、政治大学、交通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教授。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民国六年”记：“冬，患病，一若脑裂，则用心过勤所致也。沈子培尚书为延医治之。”[44]此两通信札当写于1917年冬。

王国维旅寓沪上期间，与孙德谦、张尔田三人比邻而居：“丙辰春，余自日本归上海，卜居松江之湄，闭户读书，自病孤陋。所从论学者，除一二老辈外，同辈惟旧友钱唐张君孟劬，又从孟劬交元和孙君隘庵。二君所居距余居半里而近，故时相过从。”[45]时有“沪上三君”之称，闲暇时常常切磋学问：“乙卯、丁巳之交，（张尔田）与王静庵同旅海上，去君（孙德谦）居不数武，三人无十日不见，见则上下古今纵谈忘晷。虽学诣途辙不尽同，然皆就正于君。”[46]孙德谦、王国维也都受知于沈曾植，为其编纂诗文集。1917年冬，孙德谦为沈氏编《乙卯诗集》[47]，之后又领衔编订《海日楼文集》[48]。而从1916年至1919年，王国维也为沈曾植抄录、编辑“壬癸甲乙四年诗”[49]。

1917年下半年，孙德谦正为《汉书艺文志举例》做着最后的核勘工作，为此他还先后请王国维、沈曾植为该书撰序。不料至秋冬之际，其突遭头病困扰。与之同时，沈曾植在为《汉书艺文志举例》撰写序言时同样罹患此病，它便也向孙德谦提及自己的病痛：“近苦肝风，眩帽怔忡，执卷辄不终而废。”“鄙近复苦头眩，脑中时若摇摇，观书数页即废，但以瞢瞪遣日耳。”[50]正是由于沈曾植也有相同病症，他便有意请医生查验孙氏病情。不过从王国维的去信来看，孙德谦早先时候已请沪上名医胡筱舫为其诊治，并开具了平肝息风之药；因此通过王国维，孙氏先婉拒了沈氏之请。结合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所记，正是沈曾植后来坚持为孙德谦觅得良医[51]，后者的病情才得以好转。

12月初，孙德谦将刻印好的《乙卯诗集》与《汉书艺文志举例》赠予王国维，彼时其仍在坚持服药，可见病情仍未好转：“回苏经旬，昨始来沪。贱躯服药四剂，尚不能复元。以年近残腊，馆事必待结束，无可迟滞，然亦苦矣。培老《乙卯稿》及拙著《举例》均出版，奉上各三册，一分奉赠，二分祈转赠叔蕴先生及富冈君为荷。”[52]至12月6日，王国维将《乙卯诗集》《汉书艺文志举例》转寄罗振玉：“乙老诗刻成，并孙君《艺文志举例》各二部，一赠先生，一赠富冈君，皆孙君托维转呈。”[53]

五、致徐乃昌一通[54]

贵上大人

昨日惠书敬悉，齐侯两罍容题奉。纪元镜拓本，拜嘉致谢。此复，敬请积余先生大人台安。

案，此信提及徐乃昌请王国维为所藏齐侯罍拓本题跋，并将纪元镜拓本寄赠王国维。陈乃乾辑《观堂遗墨》收有王国维为徐乃昌藏齐侯壶拓本跋：“齐侯两壶，字极草，颇有不可识之字。又以二壶相校，文多衍脱。然为一时所作，固不待言。晋江陈颂南跋此，乃谓一为饗礼所用，一为食礼所用，满纸寱语，令人无从索解。道光以后，学术渐微，士大夫乃不惮为欺人之语，此士风之变，非细故也。己未正月，为积余先生题。”[55]由此推知信当写于1919年正月前后。

徐乃昌（1869—1943），字积余，晚号随庵老人，南陵人。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曾任淮安府知府；清末赴日考察学务，后鼓吹教育、实业救国，参与督办三江师范学堂者；进入民国后，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是近代著名藏书家、学者，编有《随庵吉金图》《小檀栾室镜影》等。齐侯两罍即齐侯壶、齐侯女壶，又名洹子孟姜壶，有甲乙两器。起初发现于清代中叶，为阮元、曹载夔所藏，清末归吴云。民国初年，齐侯女壶藏周鸿孙处：“齐侯女壶，旧藏吾吴曹秋舫家，……红羊劫后，藏归安吴氏两罍轩。今归四明周氏月湖草堂。”齐侯壶仍归吴氏后人：“今曹氏旧藏之女壶，已归周氏，此器仍在吴氏云。”[56]徐乃昌自是从上述两处获得了齐侯两壶拓本，后请王国维撰写跋语。其实，王国维很早就关注过齐侯壶，他在《盛京时报》连载《东山杂记》（1913年7月至1914年5月）时，便在考察古人盟誓时提到“归安吴氏所藏齐侯壶铭文中有云‘誓于大嗣命’”[57]。据赵万里考察，此次为徐乃昌所撰齐侯二壶跋语，“实即《集林》卷六之《释天》，惟行文遣词略有不同耳”[58]。

王国维曾多次为齐侯壶拓本作题跋，其中可见王国维对此彝器的渐进研究过程。如在应徐乃昌题跋数月后，王国维又应邹安之邀为其新得拓本作跋。相较于此前跋语，王国维多有会心之所：“此器言折于大嗣命。‘折’者，‘誓’之假借，大嗣命即周礼大宗伯之嗣命，康成以为文昌第四星者也。据此，则嗣命为盟誓之神。周礼司盟职，盟则北面诏明（察）神，注以日月山川当之。然《春秋左氏传》自有司慎、司盟为专掌盟约之神。《说文》引《左传》作司慎、嗣命，证以此器，则古盟誓之神实为大嗣命。（康）即周礼司盟职之明神，康成以日月山川当之，盖不然矣。观堂王国维。”[59]此跋着实体现出王国维的精深学问与见识。至1923年7月，容庚借编《金文编》向王国维去信，后者在回信中还有提及：“弟所撰金文跋尾不过二三十篇。……此间所有，仅有齐侯壶、散盘诸跋书于拓本上者耳。兄如欲移录，请随时枉驾可耳。”[60]可见此时王国维手边还有一齐侯壶拓本，并撰有跋语。

1918年冬，徐乃昌请王国维为《随庵吉金图》撰写跋语，是为二人交往之始。此后他又多次受徐氏之邀为其所藏拓本题跋，如在1923年3月去信徐乃昌：“前日属题秦公敦拓本，正欲濡豪，苦无下笔之处。因此拓付装时，文字必作三层分列，全形拓本之上方已不能容。若分装两幅，以文字为一幅，器形为一幅，则器之上方正可题字，然此装法不甚合宜。最好付装后再题，则器形之下，尽有题字之余地也。”[61]可见王国维对拓本装裱要求之高。1929年3月，徐乃昌将包含王国维《齐侯二壶》在内的十篇跋语手迹寄示陈乃乾：“至中国学会，晤陈乃乾，以王静庵所题两齐侯罍、秦公敦、商鞅量拓本假印。”[62]由其编入《观堂遗墨》。

徐乃昌同样酷嗜铜镜的收藏，其所藏汉唐古镜数量之多、品种之精，世所罕见，罗振玉《小檀栾室镜影》题签后注：“积余先生藏古镜至富，兹精拓传艺林。”[63]日本学者富冈谦藏(1873-1918)）亦对铜镜有兴趣，曾著《古镜的研究》。1917年3月，富冈氏赴沪访学，王国维便介绍其到徐乃昌处查访古镜：“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64]在本信中，徐乃昌向王国维寄赠了所藏纪元镜拓本。

六、致沈兼士一通[65]

兼士先生讲席：

昨接手书，敬承一是。弟前以北方新出古器物、书籍颇多，故颇思作一月之游，藉扩见闻，并与诸君子晤谈。怀此有年，辄以事冗不克成行，未审今年此愿得遂否。

高邮王石腥先生训诂音韵书手稿[66]，去岁由其后裔售出。其稿本六七十册（皆小册），并散片等，现并在弟处。其训诂一类，已发见《雅训表》二十一卷。[67]（原无书名，以《尔雅》《方言》《小尔雅》《广雅》诸书训诂，照王氏所定古韵部目，分为二十一部。每部之中又分二十一部，如“始”字在“之”部，则在十七卷。又“初哉”二字，一在“鱼”部，一在“之”部。则“初”字在第十八格，“之”字在第十七格。此表不独，检查甚便；于声音训诂之关系，亦可以观之。）《释大（？）》七篇[68]。（原当有二十三篇，仅成七篇，专以双声说字。[69]）《诗经群经楚辞韵谱》若干册，《周秦韵谱》《西汉韵谱》各若干册，又合韵谱若干册。[70]（中间稍有阙佚，周秦间书，如《逸周书》等；汉初书，如《繁露》《韩诗外传》等谱，未（？）[71]。）唯《说文谐声谱》一种，仅有初著手之稿，闻其定本在阮文达家，后已亡佚矣。[72]顷竭一月之力，为之清理，并拟照王氏分部及体例，为《补谐声谱》。[73]此书大约翰怡当能刊之[74]，弟拟撰一序录，当送呈左右，入《国学季刊》也。小集排成四分之三，大约夏秋当能告成，再行奉呈教。

尊致翰怡书，渠已收到。蒋氏《长术辑要》板在南浔，须孟蘋自往清出[75]，携至沪上不能印刷，故出书恐非易易也。高邮王氏杂稿亦颇不少，现雪堂编为《王氏四世文集》，将来想必与训诂音韵书同刊也。专肃，敬侯起居不一。

弟国维再拜

寒食日

案，沈兼士（1887—1947），字臤，浙江吴兴人。早年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相继在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处任职。落款署“寒食日”，即写于1923年4月5日。

北京大学曾六度邀请王国维出任北京大学教职，前五次皆被其婉拒。至1922年底，时任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再次延聘王国维；经双方协商，王国维最后以通讯导师之名任之：“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76]1923年3月马衡在沪上拜会王国维，回京之后便将一行所得讯息转述沈兼士。沈氏随即去信王国维：“前此研究所中各事多由叔平兄转达，致久未通讯，歉悚，歉悚。昨叔平兄由沪回京，藉承起居佳胜，著述日增，忻慰之至。并由叔平兄转述，先生今年沪事稍闲，或能来京一游，闻之不胜欣喜。尚望将豫定北上之期便中示及，用慰同仁钦迎之意。……《国学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第三期中尤盼能以大作赐登，俾增声价。……翰怡先生晤时请为致意。前曾寄一信，不知收到否？恳便代问。”[77]此信即是为回复沈兼士的来信。

王国维在信中吐露引起自己有意北上的原因是“以北方新出古器物、书籍颇多”，其所指是当时刚刚出土的《颜勤礼碑》与《三体石经》。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跋》：“余于丁巳作《魏石经考》。……癸亥春，乃闻洛阳复出《魏石经》残石一，……三月中，始得拓本，……比四月，予来京师。”[78]王国维早先曾撰《魏石经考》（1916），更将其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并称[79]，足见王氏对此颇为中意。至1922年底，西安、洛阳又相继出土两方石经。《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唐大历十四年（779）刻，1922年10月在西安出土。《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立，光绪二十一年（1895）洛阳城东出一残石，存《尚书·君奭》百余字；1922年12月，洛阳城东复出二残石：一石一面存《尚书·君奭·无逸》32行，一面存《春秋·僖公·文公》34行；一石一面存《尚书·多士》11行，一面存《春秋·文公》二百三十字。

1923年2月，罗振玉将新出碑刻的消息告知王国维：“魏三体石经（两面刻，价五六千元），存五六百字，已归周季木。又关中新出鲁公书《颜勤礼碑》（在藩署掘得），阴阳及两侧均有字。”[80]由于彼时岳母潘太夫人身体抱恙，王国维返回海宁[81]，因而未在第一时间获悉。待马衡到沪时，又一次提及两碑。此后王国维相继获见《颜勤礼碑》《三体石经》拓本，萌生了北上用意。不久，溥仪擢王国维任南书房行走；5月底，王国维束装经由海道赴京师任职，几年来北上夙愿终于成行。

在信中，王国维主要对正在从事的王念孙训诂音韵书稿整理情况作介绍。1922年12月，包括训诂音韵书稿在内的《王念孙手稿》，经罗振玉从中联系后，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出资五百元从王氏后人手中将其买入：“《高邮王氏遗书》春初已汇五百元至京。”[82]罗振玉又将此书呈送王国维整理：“弟近得王文简公三代遗稿，欲编葺《王氏四世遗文》。其诸稿中言音韵者，高可尺许，异日当请公为之理董，想为公所亟欲快睹者也。”[83]1923年3月底，王国维将书稿整理完毕：“连得手教，知王怀祖先生《韵书》已写定，忻佩无似。”[84]

在与沈兼士去信中，王国维对数十种音韵书稿作了数量清点，并简要地阐发其体例与内容。相较于晚出的《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此信保留了王国维初次整理手稿的体会与心得。王国维对《雅诂表》评价甚高：“此表不独，检查甚便；于声音训诂之关系，亦可以观之。”这与其后来“尽在一览中，而其声义相通之故，亦从可识矣”的观点相同[85]。信中还言：“《释大（？）》七篇，原当有二十三篇，仅成七篇。”而王国维后来又“从杂稿中搜得《匣母》一篇，草书初稿，录附卷末，并为八篇”[86]。如王国维所允，他后来将写定的《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交给沈兼士，由其收录进《国学季刊》第三期。

信中还提及训诂音韵书稿的编印事宜。彼时罗振玉正编纂《王氏四世文集》，原先计划将训诂音韵书稿交由刘承幹承印，罗氏为此还特意请王国维为《释大》《廿一部表》替“翰怡作一跋尾，并请就近告翰怡”[87]。刘氏彼时却忙于《嘉业堂丛书》的校刻，并无意于此书：“惟鄙意拟先刻《武梁祠画像考》及《金石续编》，王稿似可暂缓。”并退而求其次地说道：“倘尊处现无别种待梓，不妨即以是付之手民，格式、行款仍循敝斋之旧可也。”[88]罗振玉感到刘承幹的为难之处，他在与王国维通信时直言道：“此书翰怡不愿刻，其中不知何故，因前购此书，渠实勉强也。”[89]后经罗、刘商议：“书由渠购，版由弟刻，分任其事。”[90]刘承幹后来虽有意再行编印，罗振玉却认为：“翰怡言谓编好交南中刻之，如此则必无观成之日，故改由弟刻。”[91]最后刘承幹索性将此书转与罗振玉：“《高邮王氏遗书》已付杀青，尊意拟归之己有，非幹失约之言，惟幹当时亦有躁急之处。”[92]至1925年，罗氏择其中较重要者与高邮王氏家状志传、家族遗文共同编入《高邮王氏遗书》，而“其他未写定之遗稿，以韵书为多，异日当陆续刊布”[93]。《高邮王氏遗书》所收《释大》《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便是经由王国维整理，而王念孙的其他文稿，此时未及清理。

在此封信中，王国维将王念孙的训诂音韵书稿介绍给沈兼士，这或与其早先时候向北京大学国学门奉上的四个研究题目有关。1922年10月，初任通讯导师的王国维向国学门师生提供了“《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等四个题目。王国维早先曾编《联绵字谱》，何之兼、李沧萍等学生更表现出对此问题的关注：“联绵字研究，知已着手，甚为欣喜。”[94]王国维乐于给学生们进一步的指导，其在回信中也对联绵字取材、分类等进行了点拨。王念孙训诂音韵书稿中的《雅诂表》以古韵二十一部为纬，其中的“权”“与”二部均属联绵字，《叠韵转语》亦杂记联绵字。王国维认为这批新近发现的王氏遗稿，恰与学生们的兴趣相关，故第一时间向其透漏。《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王国维此信也引起了同好者关注，吴虞在日记中写道：“《北大日刊》载王国维函，言王石臞《训诂音韵书》手稿，去岁由其后裔售出，共稿本六七十册，皆小册，并散片，刘翰怡当能刊之。高邮王氏杂稿，亦颇不少，现雪堂编为《王氏四世文集》，将来想必与《训诂音韵书》同刊也。”[95]

七、致王潜明一通[96]

潜儿入目：

前自津归，宝宅有喜事[97]，虽往应酬，未能将汝事谈及。后则孙慕韩有回南及组阁之信[98]，顷方在进行之中。决不能将此等事属之，故此事为须稍缓图之也。汝移京与，原想下月必能定。此数日中，令嘉想早全好[99]，余俟后谕。

九月廿八日父字

案，王潜明（1899—1926），字伯深，王国维长子。1911年底，王潜明随王国维东渡日本，1916年回国后入育才公学。1919年考进上海海关，并于本年迎娶罗振玉三女罗孝纯为妻。1920年王潜明奉调天津海关，此后先居住在嘉乐里的罗振玉宅内，不久迁入海关公寓。此信提及孙宝琦组内阁、王国维为潜明在北京谋求差事及孙女王令嘉患病等事，皆发生于1923年。故知信写于1923年11月6日，旧历九月二十八日。

1923年秋王潜明欲来北京海关谋职，由此托王国维代为说项。10月，王国维去信王潜明：“汝等稍迟再搬，不知汝意如何？孙慕韩处我当切托宝瑞老，汝岳亦允致书于宝。宝与孙亲家，或能有效，惟须写一履历，即由何年考取，并进税关几年，向在何处历何事等语，可开一节略来，为汝润色之可也。”[100]彼时孙宝琦任北洋政府税务督办，王国维与罗振玉有意请孙氏姻家、时在北洋政府参政院任职的宝熙从中联络。至11月初，王国维赴天津宝熙宅宴，在宴席期间其并未提及潜明工作之事。

王国维在信中直言不可托孙宝琦为潜明寻差事。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方式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舆论哗然。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由孙宝琦组织内阁；至11月5日，众议院开会同意。王国维在言语中流露出对曹锟时局的担忧，故不愿潜明与孙宝琦有牵连，只得安慰“此事为须稍缓图之”。

不过王潜明赴京的态度十分笃定。11月17日，王国维再次去信谈及潜明一家到京后的生活事宜：“今观汝意已决，故今日我拟将书籍搬至客厅。明日须将厢房以板隔断。”[101]王国维为潜明及家人的即将到来腾置房间。12月初，王潜明、罗孝纯携女令嘉来京，罗振玉妻丁氏也随之来京：“内子初六早车入都，由弟送诣尊府，不劳远接矣，乞告小女为荷。”[102]直到1924年5月，王潜明携家眷再次返回天津：“昨晚想与令媛等安抵津寓矣。”[103]由此推想潜明在北京并未寻得稳定差事，直到1925年夏初，他又转赴上海海关。

此信还提及王国维长孙女王令嘉的病况。1921年10月，潜明长女令嘉出生。至1923年夏，王令嘉病久未愈；期间反复发烧，时在北京的王国维只能通过书信向罗振玉、王潜明询问孙女的病况。至1924年1月27日，年仅两岁半的令嘉早殇于王国维家中。王国维在与潜明、国明等家人的通信中时常流露出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言语温暖惬意，展现出一位慈父的形象。

八、致王秉恩一通[104]

雪澄仁丈大人尊右：

前日读赐覆，敬审兴居曼福，杖履优闲，忻慰无似。俶㵲兄近体日就恢复[105]，甚以为喜。前月，素老入对[106]，上从谏如转圜，慰谕甚至。敬仲直懋勤[107]，昭谏入书房[108]，皆出特简，不关大臣论荐。此于主德一方面，至为可喜。然旧人习气甚重，未必能大有裨益也。哈园之事，极知吾丈雅意，所谓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吾丈但答维一书，允以就聘。并维即将此书转沪，属其讬一山就近接洽[109]，则于吾丈之所守与彼尊贤养老之意，两全其美。至编纂《学》《艺》一事，或于就聘后谈及，亦似无不可。或与一山就近商议，均请酌之。昭谏现定半月在京，半月赴津，在京即寓敝处[110]。高密近留此作久住之计[111]，而不明事理如故，甚为可忧。专肃，敬请颐安，不备。

国维再拜，廿六日

案，王秉恩（1845—1928），字息存，号茶龛，华阳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清末官广东提法史、广东按察使等职，入民国后移居沪上，辟有藏书楼“强学簃”“养云馆”。1924年8月，溥仪征召罗振玉入职南书房：“八月四日，乡人被召直南书房。八日入都面谢，赐对，赐餐，命检宁寿宫藏器。越三日，复命与袁励淮、王国维同检定养心殿陈设。”[112]王国维在信中提及罗振玉“入书房”“现定半月在京，半月赴津，在京即寓敝处”，可知此信应写于旧历八月二十六日，公历1924年9月24日。

升允于1922年春来津，借住在罗振玉嘉乐里的宅院内。1923年4月，得升允推荐，王国维北上充南书房行走。次年7月，升允又奉诏入对，溥仪听闻后态度甚为“殷勤，不同敷衍谈话”，并言“知过必改，且改之必速，可拭目以观，断不负言者苦心”。[113]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溥仪升罗振玉、柯劭忞为南书房行走；此后二人屡屡密疏陈奏，溥仪在《我的前半人》中直言其“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114]。彼时紫禁城内的形势异常复杂，宫中争权夺利屡有发生，这使王国维内心颇为不安。他对此时在溥仪身边竟找不出一位“能格君心”的重臣十分失望，1924年8月9日，王国维有信致刘承幹：“弟自入都以后，对沪上诸友书问甚疏，缘里边情形千条万端，无从说起。……今日所最亟需者，孟子所谓‘能格君心’之‘大人’，然当世讵有其人? 有亦何从得进身为近臣? 丝毫无所补益，徒呼‘负负’而已。”[115]王国维在信中提出大臣们所上奏疏“旧人习气甚重，未必能大有裨益也”，认为这些奏折多属旧调重弹，再度流露出对内廷乏人的不满。

王秉恩是海内硕耆，精于古籍收藏。王国维寓居日本时取“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回国后则便面临着图书借阅不便的问题。对于沪上藏书家，王国维首推王秉恩：“海上藏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116]王国维到沪后不忍频频劳烦王秉恩，但对于善本珍棨，他仍不得不开口向其请益，如借观赵意林刊《九经字样》、潘明训藏《礼记》等。王国维还与王秉恩子王文焘交好，二人都曾专注汉魏石经的整理与研究。

从此札来看，已近杖朝之年的王秉恩有意在哈同花园谋差，王国维遂将此事托付给章梫。王国维居沪期间（1916—1923），即便其对主管姫觉弥多有不满，直到赴任上书房之前，他仍多为其谋事[117]。王国维提及“至编纂《学》《艺》一事，或与就聘后谈及，亦似无不可”，王秉恩似有接续编辑《学术丛编》《艺术丛编》的想法。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期间，刊物的声誉日隆，这引起了王秉恩关注；待其去信，王秉恩流露出有意续办刊物的想法，不过彼时《学术丛编》《艺术丛编》早已停办。王国维又将王秉恩所托之事告知罗振玉，后者回复：“雪老事差可喜，但究竟年已八秩，移家则馆谷不足以给独身，北上恐又不便耳。”[118]另一边姫觉弥在得到章梫的引荐后回复王国维：“王雪老已由一老介绍相见，耆年硕德，一望而知。此后诸有禀承，皆出先生所赐。”[119]不久，王秉恩还联合罗振玉、王国维等二十余人成立“东方学会”，并被公推为发起人，以示对其学识、资望的敬重。不过仅仅两年多，王秉恩就离开了哈同花园：“前在哈园，属以它故，易名为孙仲约。……旧日同事诸君，唯欣木、恕皆在园，一山、梅访、雪澄都已辞去。”[120]

九、致耆龄一通[121]

濩斋少保钧鉴：

昨在内廷，匆匆一揖，后由顺真门出，遂不克趋诣。直庐折稿一通[122]，亦未及呈教，至以为歉。兹遣力送上，祈詧入。此稿更无副本，阅后仍乞掷还，不胜致幸。肃上，敬请钧安。

国维再拜

初九日

案，耆龄（1870—1931），伊尔根觉罗氏，字寿民，号思巽、无闷居士，满洲正红旗。清末曾任农工商部左丞、内阁学士、直隶马兰镇总兵；入民国后，任逊清小朝廷内务府大臣；溥仪退位后，还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此信当写于王国维任南书房行走期间。

1923年6月1日是王国维到任南书房行走的第一天，耆龄在得见后却对其印象不佳：“晨，王静安国维来，见之，升吉甫所保荐，新派南书房行走者也，浙产，罗叔言之戚，年四十七八，村学究耳。”[123]此后至1924年底，两人多有共事。今《王国维全集》收录有《论政学疏稿》《筹建皇室博物馆折》《劾大臣不明事理疏》《敬陈管见折》，信中所述折稿一事或与其有关，待考。[124]

十、致易培基一通[125]

寅村先生阁下：

昨蒙宠招，弟已于数月前移居郊外，故尊函由幼渔兄处转来已在今午[126]，致不能赴约，无任歉仄。弟素性疏懒，自居郊外，往往经月不入城俟。得便进城，再当诣谈。专此鸣谢，即候起居不一。

弟王国维顿首

八月十八日

案，此信封函书“北京南锣鼓巷井儿胡同七号 易寅村先生 台启 京西清华园五寄”。1923年夏，王国维北上充南书房行走，租赁在地安门内织染局；至1925年正月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3月又移居清华园西院，此信便写于本年。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山，长沙人，同盟会早期成员，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该信是回复易培基于8月17日上午的来信：“静庵先生左右，久未见，亟念。今日午后六时，恭诒菲酌，敬望惠临，经约凤孙、奂彬、叔海诒君矣，席设南锣鼓巷井儿胡同七号敝宅，务乞早临为感。”[127]易培基邀请柯邵忞（凤孙）、叶德辉（奂彬）、江瀚（叔海）等至宅小叙，信件本是托马裕藻转交王国维，盖因王国维在搬至清华园前与其比邻而居[128]。不过此时王国维早已离开织染局旧宅，马裕藻便在当日致函王国维并将易氏原信转去：“易寅村先生今晨送来一函，嘱呈先生，谨寄奉。易君大概未知先生移居郊外，故将此函嘱藻转致。惟易君此函交来较迟，藻又未克专差送上，恐今晚易君之约不及走赴矣。”[129]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国文期间，易培基便与同乡叶德辉交好，赴京后又与柯劭忞、江瀚交往频繁。[130]1925年8月，叶德辉应北京友人之邀北上，此为郋园最后一次到京。叶氏来京之前与易培基多有联络，8月3日去信道：“台从既难莅津，弟旬日内尚不能北上，然有多少话不能说也。”[131]据《申报》报道叶德辉于10日抵京，至15日，江瀚并未得见：“奂彬来京寄居何所？当走访也。”[132]与之同时，叶德辉也于16日致信易培基，邀请与柯劭忞、江瀚等在次日同游北海：“明日下午一时往邀柯、江两老者同游北海，迨至日平西时照像，时间恰相宜，兄必以为然也。”[133]期见，江瀚有诗《寅村总长同招凤孙、奂彬游北海》。作为东道主，易培基自然有意请诸友朋在宴游之后至宅内小聚；并在17日清晨去信王国维，希望其参加当晚的聚会。由于王国维早已迁至外城，得知消息时已是次日中午，因此未能如愿。

十一、致《清华周刊·书报介绍》[134]

本刊曾致函王静安先生，请其开列一“欧美人研究中国历史、学术之著作及杂志要目”。先生覆书谓：“载东方书籍最详者有法国哥尔第亚教授（Henri Cordier）之《中国书目》[135]（Bibliothca Sinica,记者按：此书校中图书馆有之。）其书有三四大册，欲知欧美人关中国历史之著述，可查此书。”云云。记者接此函后以《中国书目》出版于十年前，于近日新著自所未及；因再函王先生，请其将所知十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历史及学术之著作及杂志略为介绍。蒙惠复如下：“西人近十年中研究（中国历史及学术）之结果，大约多载于法国《通报》及英国《亚细亚》两杂志中[136]。《通报》校中有之，《亚细亚》杂志多年未见，大约尚继续出版。日本人就中国亚域事之研究，亦极有贡献，大都载于《东洋学报》《史学杂志》《史林》等杂志中[137]，似校中各宜购备一份也。”

案，此文稿是据王国维来信改写，今将其作为王氏书信收入。文章发表于1925年9月《清华周刊·书报介绍》，王氏来信当写于此前不久。1925年春，王国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6月，为清华学校暑期学校作《中国近二三十年来新发见之学问》报告，讲座中多有提及西方汉学家的新近研究动态；本信旨在向学校推荐西方汉学研究成果，或与该报告有关。

诚如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总结的王国维治学方法“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域外汉学研究的进展一直是王国维关注的领域[138]。纵观其一生，他不仅与日本汉学名家青木正儿、铃木虎雄、内藤湖南等多有交好，沙畹、伯希和等西方汉学耆宿亦与其切磋酬唱。王国维还屡有向中国学界翻译西方汉学最新研究成果，如译介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斯坦因原著流沙访古记》等。对于信中开列的杂志，王国维自是多有熟悉并时常阅读。如在1925年底王国维致信罗振玉，提及在《东洋学报》所载藤田丰八《中国古代对棉花棉布之知识》一文，“甚为该博精密”[139]。王国维更有将自己新著寄赠，使其刊行；在1927年，他曾将《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寄予藤田丰八，由其刊入《史学杂志》。

清华学校研究院本欲以院长之职聘王国维“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其坚决不受；此后虽由吴宓接任院长，不过院中“一切规画均请示先生”。[140]研究院注重图书的购置，“书局自由送来书单以后，专请王静安先生审查决定购买及批价审定后，交办公室照购”[141]，蒋复璁的回忆也印证了此说：“清华研究院的购书在原则上是由梁任公及王静安先生决定，在实际上是由静安先生主持，于是由赵万里君帮办。”[142]信中提及的汉学杂志，王国维也时有向研究院建议购买。如他提及的《东洋学报》《史学杂志》，“似校中各宜购备一分也”。1926年9月，王国维曾去信神田喜一郎：“贵国杂志如《史学杂志》《东洋学报》现在尚可设法购一全分否？如有全分，则需价若干，祈于便中见示。”[143]研究院其余杂志的购入，王国维当多有帮助协调。

无论是向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介绍西方汉学研究成果，还是向学校推荐汉学杂志，从中均体着王国维的国际化学术视野，亦彰显国学院注重学习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与文化的科学方法。1924年秋，清华大学校长曹云力主“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144]，为此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俱有西洋学术背景的学者。陈一百指出彼时的国学研究界，有复古派、调和派与科学派之风，后者“以科学之方法，研寻旧学，持淡冷之态度，洞察事实，具客观之精神，批评得失，不参成见，惟真之是求。对于学术界之贡献，为最大焉”[145]；在王国维的引领下，清华国学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代表。

十二、致小研一通[146]

所事甚合鄙意，即祈偏劳一切。何日往贺，并品示悉为祷。此复，顺请小研大哥同年大人台安。

案，此段文字写于王国维的名刺上。小研，姓名、字、生平事迹皆待考，王国维所叙之事不详。

注释：

[1]罗继祖：《王国维未刊书札·阅后说明》，《文献》1994年第4期。

[2]房鑫亮《王国维书信日记·编校说明》：“书信的补充看，似乎是个无尽的过程。除了不时有新发现外，亦存在已知藏所而无法获取者，但愿将来重订时能够辑入。”房鑫亮：《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 此三封信函见于“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LOT号：2202、2203、2204，拍卖时间：2019年6月3日。

[4] “罗先生”即罗振玉。

[5] “植字台”，日文名词，即活字的拍字架。在印书之前，按照内容行款、板框高宽制作一字盘，再摆放活字，后上墨印刷。

[6] 赵万里《壬癸集·提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二十五），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5页。

[7] 《王国维致缪荃孙》，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8页。

[8] 许姫传《许姫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4页。

[9] 王国维《文笔眼心抄·跋》，明治四十一年（1909）圣华房刻本。

[10] 《王国维致铃木虎雄》，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0页。

[11] 此封信函见于2017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主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后收录于展览图录，编号：展2-3。

[12] 《罗振玉致沈曾植》，许全胜《罗振玉与沈曾植书函》，上海图书馆编《历史文献》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

[13] 《沈曾植致罗振玉》，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90页。

[14] 《王国维沈曾植》，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1页。

[15] 王国维《东山杂记》，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三），第423—424页。

[16]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

[17] 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庵君》，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二十），第378页。

[18] 此封信函见于“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古籍文献、唐宋遗书、翰墨菁萃、西文经典”，LOT号：0409，拍卖日期：2017年12月18日。

[19] 王国维《丙辰日记》，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37页。

[20] 《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84页。

[21] 《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86页。

[22] 王国维《丙辰日记》，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38页。

[23] 此封信函见于“北京匡时2018秋季拍卖会：名人手稿信札专场”，LOT号：0398，拍卖时间：2018年12月5日。

[24] 费有容，字恕阶（皆），号蛰园，乌程人。费有容与王国维相识于哈同花园，曾协助刘承幹整理《宋会要辑稿》，着有《唐诗研究》。

[25]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

[26] 王国维《三十自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119页。

[27] 《王国维致许家惺》，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9页。

[28] 《王国维致许家惺》：“医学书遵办上，其中《西病名表》《手血脉管图脉表》《诊病论》三种已售罄，俟续印出再补购奉。其《全体新论》《妇婴新说》两种在合信氏《西医五种》中，据云不能拆卖，故尽购之。”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9页。

[29] 王乃誉《王乃誉日记》（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33页。

[30] 王乃誉《王乃誉日记》（二），第926页。

[31] 《王国维致汪康年、汪诒年》，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22页。

[32] 罗继祖《涉事琐记》：“谈到访旧，有两事可述。……一是木村择堂先生，虽业医，但能诗，有学者风。”《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长春文史资料·罗继祖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长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发行组1993年版，第211页。

[33] 《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36、137、138、141、150页。

[34] 《王国维致马衡》，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71页。

[35] 据许宏泉《谈月色书笺》（《品逸》，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著录，此信札为王俊旧藏，后见于孔夫子旧书网2022年春季文物拍卖会“名人墨迹·书画版画 ”专场，LOT号：1135，拍卖时间：2022年9月4日。

[36] 《钟鼎兵器金石集拓册》，西泠印社2021年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LOT号：0321，拍卖时间：2022年1月21日。

[37] 王国维《史獣鼎·跋》，《艺术丛编》第二十一期，1919年12月。

[38]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5页。

[39] 罗振玉《金章宗妃李昭容真·跋》，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九），第600页。

[40] 罗继祖《枫窗三录》，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292页。

[41] 《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94页。

[42] 此封信函见于2022年日本阪神美术·伯品首届联合同步拍卖会，拍卖时间：2022年1月8日。

[43] 此二封信函见于泰和嘉成2013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同心传古——罗振玉·王国维书法艺术专场”，LOT号：0179，拍卖时间2013年11月17日。

[44] 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张京华、黄曙辉主编《孙德谦著作集》（九），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97页。

[45] 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164页。

[46] 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张京华、黄曙辉主编《孙德谦著作集》（九），第498页。

[47] 本年十月，王国维有信致罗振玉：“《乙卯诗集》已由张孟劬、孙益庵为之刊成，二人各为一序，大约年内可以出书。”《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281页。

[48] 王蘧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海日楼文集》）由孙隘堪校勘，原稿丛残，且多阙文，整理不易。孙逝世后，蘧常复加董理。”王蘧常《沈寐叟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38年版。

[49] 王国维《海日楼诗·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50] 《沈曾植致孙德谦》，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第301、302页。

[51] 医生或为林洞省，王国维曾称其为“乙老家常用之西医”。《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38页。

[52] 《孙德谦致王国维》，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217页。

[53] 《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301页。

[54] 此封信函见于2017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主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后收录于展览图录，编号：展1-31。

[55] 陈乃乾辑《观堂遗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6] 王叔重《吴湖帆年谱》，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55、56页。

[57] 王国维《东山杂记》，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三），第324页。

[58] 赵万里《静安先生遗著选·跋》，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59] 《王国维、赵藩等跋周齐侯罍全形拓》见于北京诚轩2011年春季拍卖会“中国书画专场”，LOT号：0198，拍卖时间2011年5月21日。

[60] 王国维《丙辰日记》，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05页。

[61] 《王国维致徐乃昌》，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76页。

[62] 南江涛整理《徐乃昌日记》（三），第1056页。

[63] 徐乃昌《小檀栾室镜影》，1930年南陵徐氏刊本。

[64] 《王国维致徐乃昌》，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72页。

[65] 此信刊于《北京大学日刊》第1212期第2版（1923年4月13日），题为《研究所国学门通信·王静庵先生致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函》。

[66]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高邮人，语言学家。

[67] 《雅训表》，即《雅诂表》：“手稿，无书题，取《尔雅》《方言》《广雅》《小雅》四书训诂以建首字为经，而以古韵二十一部分列所释之字以纬之。其建首字亦各分为二十一部，故共为二十一表，每表又分二十一格。”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201页。

[68] 底本作“（？）”。

[69] 《释大》：“正书清稿，取字有之大义者，依所隶之字母汇而释之，并自为之注。……唐宋以来，相传字母凡三十有六，古音则舌头、舌上，邪齿、正齿、轻唇、重唇，并无差别，故得二十三母。先生此书亦当有二十三篇。……今存首七篇，视全书不及三分之一。”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203页。

[70] 《诗经群经楚辞韵谱》七本、《周秦韵谱》一册、《西汉韵谱》十七册、《诗经群经楚辞合韵谱》三册、《周秦合韵谱》三册、《西汉合韵谱》十七册、《谐声谱》二册、《古音义索隐》散片：“右诸韵谱，但摘经典中韵字书之，而于同韵、合韵之字旁加记识，与金坛段氏《六书音韵表》例同。多完具，可缮写。惟《周秦合韵谱》中采《穆天子传》《逸周书》《战国策》诸书，《西汉合韵谱》中采《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诸书，而《正韵谱》中无之，盖尚阙一二册也。《谐声谱》者，以二十一部谱《说文》字，当时已有成书，今惟存残稿，录《说文》第一篇字，以下未录。《古音义索隐》多论合韵，与三种合韵谱相表里，草书丛杂，尚待编理。”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204页。

[71] 底本作“（？）”。

[72] 《说文谐声谱》：“先生诸韵谱中最切要者为《说文谐声谱》，先生恒举以示人，致李许斋方伯书中所录至、祭二部及侯部入声表，即自此谱中摘出者也。后以定稿寄阮文达公于广东，故遗书中仅有初稿，虽二十一部完具，然所录许书字不过二十分之一而已。此书文达在粤东时拟为刊行，未几去粤，而稿本尚留学海堂。”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205—206页。

[73] 1924年，王国维撰《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后收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

[74] 刘承幹（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吴兴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秀才，著名藏书家。

[75] 孟蘋即蒋汝藻。

[76]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

[77] 《沈兼士致王国维》，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59、60页。

[78] 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一），第3页。

[79] 《王国维致罗振玉》：“今年所作，除《殷先公先王考》二篇外，皆无聊之作。此《考》虽无甚大心得，略可抵去岁之《魏石经考》耳。”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258页。

[80]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57页。

[81]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正月）先生因事返里，（赵万里）于戚氏家谒见先生。”《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

[82] 王继雄《求恕斋函稿·致罗振玉》，《历史文献》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18页。

[83]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52页。

[84]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60页。

[85] 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201页。

[86] 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十四），第202页。

[87]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55页。

[88] 《刘承幹致罗振玉》，王继雄《求恕斋函稿》，上海图书馆编《历史文献》（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18页。

[89]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60页。

[90]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60页。

[91]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65页。

[92] 《刘承幹致罗振玉》，王继雄《求恕斋函稿》，上海图书馆编《历史文献》（十九），第219页。

[93] 王念孙等撰、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94] 《王国维致何之兼》，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94页。

[95] 吴虞《吴虞日记》（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96] 此封信函见于2017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主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后收录于展览图录，编号：展1-32。

[97] 宝宅，指时在天津的宝熙府邸。宝熙（1871—1942），字瑞臣，号沉盦，室名独醒庵，满洲正蓝旗。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等职。入民国后，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伪满州国内务处长等职。

[98] 孙宝琦（1867—1931） ，字慕韩，钱塘人。清末官山东巡抚，民国时期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99] 王令嘉（1921—1924），王潜明长女。

[100] 《王国维致王潜明》，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51页。

[101] 《王国维致王潜明》，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52页。

[102]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98页。

[103] 《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42页。

[104] 此封信函见于“北京保利2021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LOT号：0754，拍卖时间：2021年12月4日。

[105] 王文焘，字君覆，号俶㵲，华阳人，王秉恩子。清末官浙江后补知县，辛亥后曾在逊清小朝廷任职，后在广东开办电力公司。

[106] 素老即升允（1858—1931），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蒙古镶黄旗。光绪举人，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职；入民国后，为清王朝复辟极力奔走。

[107] 敬仲，元柯敬仲，此借指柯劭忞柯劭忞（1848—1933），字仲勉，号蓼园，胶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入民国后以遗老自居，主持《清史稿》编纂。

[108] 昭谏，唐罗隐字昭谏，此借指罗振玉。

[109] 章梫（1861—1949），字立光，名正耀，号一山，宁海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监督，入民国后任国史馆纂修、交通部传习所监督、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其中自1917年起，兼职在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文史。

[110]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民国十三年”条：“八月四日，乡人被召直南书房。……时暂住静安家。”彼时王国维的住处在后门内织染局十号：“共屋二十间，上房及箱均甚高敞。”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十二），第433页。《王国维致蒋汝藻》，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76页。

[111] 高密，东汉郑玄是山东高密人，此借指郑孝胥。

[112]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十二），第433页。

[113]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33页。

[114] 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页。

[115] 《王国维致刘承幹》，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88页。

[116] 王国维《丙辰日记》，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35页。

[117] 1923年2月，王国维去信罗振玉：“维今岁在哈园无所事事，现为编所藏书目。”至5月底，王国维北上任职。《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28页。

[118]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33页。

[119] 《姫觉弥致王国维》，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91页。

[120] 《费行简致王国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六），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52页。此札写于1927年2月28日，关于其撰人、年月的考订，参看秦蓁：《王国维往还书信中两封“阙疑待考”的信》，《文汇报》2018年1月2日，第7版。信中所涉除章梫、王秉恩外，还有费行简（孙学濂，字仲约）、高时显（欣木）、费有容（恕皆）、曹广桢（梅访）。

[121] 此封信札属耆龄《居易堂师友尺牍》，西泠印社2013年春季拍卖会“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拍卖时间：2013年7月13日，LOT号：2219。

[122] 徐珂《清稗类钞》“南书房旧直庐”条：“南书房旧直庐在禁园东如意门外，乾隆间翰林入直之所。嘉庆初，复于勤政殿东垣赐屋三楹，地逾清切，而旧直庐亦不废。道光初年，凡奉命校勘书画者，辄留连累日，诸臣退直余暇，亦时憩此，有宫监守之。”徐珂《清稗类钞》（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3页。

[123] 裘陈江《耆龄日记》，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249页。

[124] 笔者以为王国维所提折稿或是《敬陈管见疏》《劾大臣不明事理疏》之一，罗振玉：“右二疏。前一疏，螺江太傅谓，在内廷者遇事面陈，不必具折，阻勿上。后因升相疏中及之，上索观，乃呈乙览。后一疏，乃公原稿，寄予商定者。予为删酌，别写寄之。嗣因郑以事机不利，南归，遂未上。予所删酌本，今无副稿。”魏建功辑存《升罗悖语》，《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7页。

[125] 此封信函见于2013年厦门张晓寒美术研究会、福州三坊七巷美术馆主办“中国近现代名人文献手迹珍品”，后收录于展览图录，第10页，原件藏韩斗处。

[126] 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起任北大国文系主任。

[127] 《易培基致王国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六），第2302页。

[128] 1923年7月，王国维有信致蒋汝藻：“入新屋后检理书籍，三日乃毕。邻居马幼渔藏普通书颇多，一瓻之借，反较沪上为便也。”《王国维致蒋汝藻》，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76页。

[129] 《马裕藻致王国维》，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128页。

[130] 参白瑜：《湖南第一师范与校长易培基》，（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傅清石《易培基的生平及晚年遭遇》，（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

[131] 《叶德辉至易培基十六封未刊书信释读》，马忠文《晚清日记书信考释》，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218页。

[132] 《江瀚致易培基十九封未刊信札释读》，马忠文《晚清日记书信考释》，第243页。

[133] 《叶德辉至易培基十六封未刊书信释读》，马忠文《晚清日记书信考释》，第219页。

[134] 此信题为《王国维先生覆本刊的信》，载于《清华周刊·书报介绍》1925年第18期，1925年9月。

[135] 亨利·柯蒂埃（1849—1925），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汉学家，着有《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18世纪中国视野里的法国》。《中国书目》又称《汉学书目》，出版于1881年至1885年间，后在1904年至1908年间修订再版。该书重点收录用外文撰写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图书和论文，兼及中国古典名著的西译本。

[136] 1890年，柯蒂埃与德国汉学家施古德，在荷兰的Brill创办了国际汉学刊物《通报》，此后沙畹、伯希和等人相继主持该刊。《亚细亚》杂志即《亚洲评论》，创刊于1886年，为英国东印度协会会刊。

[137] 1889年，重野安绎创立“史学会”及《史学杂志》，每年12期，作者多为京都帝国大学等日本著名高校的史学教授。1905年，白鸟库吉发起成立“亚细亚学会”，创办《东洋学报》。1916年，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会”，创办《史林》杂志，每年4期。

[138] 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二十），第212页。

[139] 《王国维致罗振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54页。

[140]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

[141] 吴宓《研究院教务会议记录》，1926年6月2日，清华大学档案馆藏。转引自李珍：《档案中的王国维清华园印迹》，《北京档案》2019年第8期。

[142]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146页。

[143] 《王国维致神田喜一郎》，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01页。

[144] 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论丛院始末》，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264页。

[145] 陈一百《中国今日之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讨论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7年版，第166页。

[146] 此封信函见于“泰和嘉成2021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金石碑板”，LOT号：5034，拍卖时间：2021年12月11日。

【作者简介】

梁帅，1988年生，湖南耒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戏曲史、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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