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谋反叛

       在奥勃良所做的众多重要事件中，我认为有两件大事的动机，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       1.为什么要引导/助长温斯顿对党的反叛？为什么要用一定渠道让温斯顿有机会接触到、让其产生带有逻辑与说服力的反叛思想？       2.为什么要耗费大量时间、力气去改造温斯顿——一个已经被掌握和控制、毫无反击之力的囚徒——的思想和情感？       在这之前，我希望梳理出，温斯顿是在奥勃良（或说其背后的“党”）的引导下走上反叛道路的证明。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温斯顿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人”的特殊性在哪里。       温斯顿在小酒吧交谈的无产阶级老头儿，生命中流淌的都是旧时代的习惯和方式，但他们太老，只记得细枝末节的事情，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趣对抗现状，党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裘莉亚只比温斯顿小十余岁，却已经不记得飞机又谁发明，并且不在乎这些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即使人的天性在她体内仍然跳跃，成为其反叛的动力，但她与旧时代的纽带也只剩爷爷教会的那首童谣，党需要花费精力控制、改造，但难度不大；再晚些，派逊斯太太家的孩子是完全出生、成长在党的新时代的人，不带有历史的残余，被“教育”得严丝合缝，积极而正确，他们正是党需要的人，在最大的指导方针下可以像有机体一样，党可以放手，坐收渔利。       温斯顿是党在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代还带有对旧世界的第一手体验，亲身的经历。同一代的凯瑟琳们被成功地冷漠化，成为没有思想但对党绝对忠实的人，但温斯顿的意识中仍然存在怀疑、拒绝、反叛和思想罪的潜能。并且在一九八四年，温斯顿们正好对应一个思想成熟、权限和能力都有底气的年龄。这种潜能，对党而言即危险的信号。

       六年前第一次读《一九八四》时，对最后温斯顿的被捕和奥勃良的“转变”感到非常困惑，不可接受。此后原版和不同译版的又读了数次，才渐渐懂得其实一切都可被合理解释，温斯顿的反叛，其实是“被预谋”的反叛。       奥勃良于两分钟仇恨在小说中初次登场，温斯顿对他的印象在核心党员之外，还“……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很文明”[ P11]在奥勃良家中，同样有“用他习惯的动作，端正一下他鼻梁上的眼镜。”[ P158]的一幕。温斯顿将这样的习惯解读为“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 P11]但显然，党试图抹杀过去，作为思想正确的核心党员，奥勃良不大可能在自身保持这样带有复古意味的习惯。这样的小习惯，完全可被解读为，为争取到温斯顿的信任，奥勃良刻意在某些时刻创造的“可亲、可近”的错觉。温斯顿在高叫“B-B”流露出恐惧神色后与其目光交流前，奥勃良“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 P16]       温斯顿对奥勃良的好感，甚至可被类同为对“父”的形象的依赖。小说中没有明确提到奥勃良的年龄，但“体格魁梧”、“外表令人望而生畏”、“智慧”、“是个可以谈谈的人”[ P11]这样的形容，像极了关系不够亲密的父子间子对父的印象。奥勃良是温斯顿在展开自己的叛党计划时的方向和精神力量支柱。他认为可以从奥勃良处得到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可以从奥勃良处懂得方法和方向。

       书中对梦境交代得非常模棱两可，“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勃良实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他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勃良的声音。”这虽然难以准确判断党对温斯顿的意识入侵，但却使我们可以大胆猜测：       1）党或许已经操作了人的梦境内容——通过白天里生活细节的暗示、食品中的药物控制、电幕等仪器的催眠等——如果只是造出内容满足大概方向（向往自由，和被某人引领）的梦境，难度并不高，有理由相信党已经掌握了这样科技；       2）梦境是自发的，温斯顿因其背景、身世的特殊，即使思想被监禁，潜意识中对自由、光明的呼唤仍然不可抑制地反映在睡梦中。党可能通过监测梦话、表情变化等（或依靠举报），得到其梦境大致内容，此时只需要利用梦的模糊性，在温斯顿的意识中将奥勃良——充满文明的小动作、交换神色的目光——与梦境中的形象建立对应关系，即可完成预谋温斯顿的反叛的第一步：争取他的信任和投靠。       我也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这为之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合理和自然的解释。       梦境发生在七年前，温斯顿在投降后意识到，“七年来思想警察就一直监视着他”[ P257]，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而这七年对温斯顿影响最大，使其毅然选择形同毁灭的反叛的，除了裘莉亚的出现之外，就是却林顿先生的旧货铺。       却林顿先生的阁楼为温斯顿裘莉亚相互温存的方法在思想中提供了可能，在此大举动之前，使温斯顿有勇气和决心与裘莉亚一起反叛的，是通过书写日记而获得的思想对党的脱离、质疑和“独立”。书写日记的缘由是因为日记本的存在，而日记本是在却林顿先生的店铺中“他当时一眼就看中”[ P7]。为什么这样一本旧时代痕迹浓厚的日记本会摆在显眼的位置，首先使人能一眼看见呢？温斯顿经历了爆炸，在混乱之中，“恰巧”第二次来到了店铺。有没有可能，巷口的位置、爆炸的位置等等，都在引领温斯顿走向那个重要的场所？       另一可能是，“却林顿”的店铺不是唯一的，不是一个需要被引领过去的目的地：因为温斯顿思想中的反叛潜能，无产阶级的街巷本就对他充满着巨大吸引力，而这些街巷上的每一个店铺，都可能、都有能力承担起作为温斯顿的“却林顿旧货铺”的职责。破败的酒吧、洗衣服的女人的家……或许都时刻准备着应对类同温斯顿的“最后一群人”的来临，思想警察无处不在。       他们在自己的场所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潜在的反叛分子，激发为反叛分子。       温斯顿第二次进入店铺，却林顿先生马上表示已经认出了他，并强调了店里许多货物的年代久远：“五十多年来”[ P87]、“我已多年”[ P87]、“至少有一百年了”[ P88]……而对温斯顿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气息”[ P88]，如此正中下怀。再通过强调温斯顿是一个“识货”的人，自然而然地提出“楼上还有一间屋子你也许愿意瞧瞧”[ P89]，一切都非常顺理成章，对这件阁楼的印象，就成了之后的选择的思想基础。       虽然思想罪已经是罪过，但此时离实际行动的反叛，只差一个裘莉亚了。从裘莉亚被关进友爱部前后的巨大对比来看，并不像是一个思想警察，虽然小说对裘莉亚的塑造让人产生很多怀疑和误解，但在此我更愿意将这一切理解为：裘莉亚和温斯顿是两个刚好在时空上同步的具有“反叛”潜能的人，党所做的便是，在前期和后期各对他们推了一把。       后期，便是奥勃良，用一番质问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来坚定了温斯顿不择手段搞垮党的决心，并引入了非常系统化的剖析、抨击党的思想。这部分的引导意味在书中非常明确了，此处不再赘述。

       那么这种引导的动机是什么呢？       如果最终目的是消除异端思想、将温斯顿这样的潜在反叛分子争取到党的一边来、改造得对党永远忠实，为什么不将这样的潜意识扼杀在萌发期？如果奥勃良、思想警察从一开始就深知温斯顿“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P75]的思想，在那个时刻就将温斯顿逮捕进行改造，不是更省时省事？转交给温斯顿的那本书，即使是党刻意编撰的，但这些严丝合缝的“批判揭露”党的论述，极可能使其反叛的意志和理念基础更加强大，这样怎会有助于党最终的极权统治？

       或许，将一切危险的思想激发出来，正是改造过程的核心。       当质疑、拒绝和反叛还处于雏形期时，党无法把握其深度和广度。温斯顿觉醒要反叛之前，对自己思想和意识的保护要远胜于在毅然决定反抗之后。日记本上的那粒尘土，电幕前的表情控制，和裘莉亚初次幽会的手段……都小心翼翼，处处设防。但在奥勃良的家里，因为内心的笃定和对对方的相信，温斯顿对每个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毫无避讳。甚至在却林顿的阁楼里也敢于将书上的语句念出。而被捕、被改造时，因为直面对方的矛盾激显，温斯顿的立场在此刻最为鲜明。即使对方掌握着刑拘，即使用完全对立的思想相逼，“它存在的！”[ P228]“四个。”[ P231]“四个！四个！”[ P231]“你们怎么能够控制记忆呢？你就没有控制我的记忆！”[ P230]“我没有出卖裘莉亚”[ P253]这样情感激烈的直接对撞的语句还是从温斯顿口中不假思索地冒出。这样，他自身就毫无保留地，毫无防护地剥离在对方的面前。       在这样的形势下，证伪可能远比证明容易。       奥勃良只需依次驳倒温斯顿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温斯顿自会把支撑自己的信念和思想的基石、围护、顶端的核心暴露出来，而党只需逐一应对，足矣。证伪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证明，当温斯顿的体系被全部攻陷，党的体系就在他脑海里完整地建立了。

       更重要的是，奥勃良或许是通过预谋温斯顿的反叛，来封锁他再次叛道的可能性。为什么在读完第三章的时候被抓捕？为什么此前数次幽会思想警察都没有介入？他们等待或许正是这个时间节点。       反叛思想的成熟和具体的反叛行动，实际上是党希望温斯顿去经历的部分，因为在迈出了这样的尝试之后，温斯顿的经历和意识才囊括了潜在反叛分子可能出现的一切可能性。让他们去经历这一切，然后再将其击碎，向其证明：“没有用”。只有创造了被打击、毁灭的对象，才能让党去打击、毁灭这些部分。正如让温斯顿暴露自己思想体系的每一个部分一样，让温斯顿的经历和意识拥有可以被党去摧毁的一切内容，这样的摧毁才是无孔不入透彻心扉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的确确让危险的思想更直截了当地暴露在温斯顿的意识前，但“它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P183]，这其实并未使温斯顿的思想体系更加饱满，且既然这本书由奥勃良等人共同编纂，完全可以在最初就设计好针锋相对的证伪词，在面对温斯顿的号啕时从容应对。       同时，不仅要证明其反叛的无用，更要证明其意识的错误。温斯顿曾在日记中写道：“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 P74]，个体的死亡和折磨不可怕，支持自己的信念被证伪才是最绝望的打击。       这场被预谋的反叛，颇有引狼入室的意味，但不是“钓鱼执法”般浅显地让其暴露自己，而是为了更彻底地摧毁对方的潜在性。

       奥勃良的改造无疑是强有力的，但也经历了漫长、繁杂的过程。“‘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要把你彻底消灭掉，使得不论你说的话或做的事再也无足轻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不厌其烦地要先拷问你？’”[ P235]       且不论在思想被改造后，温斯顿们还能对党带来什么利益。在老大哥的统治下，物质世界建立在可以被操纵的人的意识、人对世界的感知上，而人的意识，从物质的角度，是以具体人的生命为载体的。死亡的肉体、被抹杀的存在，都可以宣告这一单个意识的停滞、消亡。但简单的行刑却不可根治党中的异端。       死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死去。       叛道者的死亡，只是消除他们通过实际行动搞垮党的可能性而已，但却不能借此控制其思想和情感态度的延伸影响。历史上被火烧死的异教徒，作为其他异教徒的精神偶像存在，反而变成一种激励。带着对党的仇恨、异端思想死去，允许了“异端”“对党仇恨”这样的概念的存在。但，正如附录《新话的原则》中所述，统治的强有力的手段，就是通过消除概念，使“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他无力犯下的”[ P287]。       这对统治足够重要，因此改造的力气不得不花。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设定，正如前面的分析，从整体的逻辑上来说，是足矣说服我的，某些细节的含蓄和模棱两可，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自己寻找合理解释的可能。但我还有一点尚未思考得非常确定。       温斯顿的理性，在关于“二加二”和“存在性”的辩论中彻底投降；他的情感，在他在老鼠面前出卖了裘莉亚时，完全被击毙。反叛者的失败，在于被强迫在最狼狈最卑劣的时刻深刻地面对自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一样的残忍腐化没有人性，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体系的合理性、“他们可能是对的”，深刻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孤单和无能为力。       温斯顿在栗树咖啡馆中表现出的呆滞，这种被摧毁后的游离状态，是对党的仇恨、反叛被击破后剩下躯壳和低级意识。他不再恨老大哥了，他不再认为老大哥说的话是错误的了，这是一种消解的、被动的态度。       但小说结尾，“他热爱老大哥”[ P277]，这却是一种勃发的、积极的力量。党成功地消除了家的概念、夫妻的感情，但如何建立爱呢？奥勃良每击破温斯顿的一个思想，就是在给他建立一个党的思想，但纵使逻辑上让他相信了党的体系，但需要热情和主动的热爱是如何激发的呢？       或许这就是，在清理了ungood的思想之后，将其击毙的原因？也即，对这样的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特殊群体而言，消解、消除其思想的污点，然后使他的生命与存在消失、消亡就足够了。当思想上已经皈依了老大哥，个体完全被动的状态下，自己无往而不处于周围洗脑成功的人群的狂热和欢庆之中，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和感召，热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至于有无这样真诚、强烈的热爱，并不改变温斯顿对党无害的实质了，在情感上他已不含有危险的因子。已经通过抹杀其他的可能性，争取到了他对党的忠实，并不需要再费更多的气力专门培养狂热和热爱，此时大可直接终结他的性命。

       枪毙执行的走廊，是这场预谋反叛最终谢幕的地方。对被改造后的温斯顿而言，有党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没有黑暗的地方。

于2016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