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近年来，跨语言的词汇类型学研究，已成为语言学界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介绍词汇类型学的研究目标、内容及其研究现状，就显得尤为必要。汉语历代积淀的文献汗牛充栋，现存的方言词汇错综复杂，整个汉语史也形成了以语义（训诂）为中心的语言学传统。这些“华文所独”的先天条件，如能在词汇类型学的框架下加以充分利用，汉语词汇语义研究将会迎来大好前景。

　　词汇类型学（lexical typology），或称“词汇—语义类型学”，其内涵和外延，语言学界众说纷纭。按照埃文斯（Nicholas Evans）的观点，词汇类型学是语言类型学的分支，致力于系统地、跨语言地研究语言如何借助符号表达意义，同时探索潜藏在语言多样性表达背后的深层规则。此处的符号可以等同于词语（由于符号是语言中能独立使用的最小音义结合单位），因此，我们可以从形式（音）和内容（义）两个层面来对其加以研究。我们也可以在词汇类型学的框架内，分别研究词语的形式和内容，即定名类型学和符意类型学。

　　定名类型学（onomasiological typology），指就具体某一个概念（语义）而言，在跨语言中，是否存在词语与其匹配。如果存在词语记录这个概念（语义），其存在是绝对共性，还是倾向性共性，抑或蕴涵共性。语言学家也关心潜藏在定名层面词语共性的动因和机制。概念寻找词语匹配的过程，就是用词语给这个概念命名，命名的基础是将事物分类。基于跨语言的词汇材料，语言学家发现，“百姓日用”的概念（语义）往往会有独立的词语记录；那些一般人无须关注的概念，则往往较晚命名；一些概念由于极少场合需要用到，甚至不用为其造出独立的词语（万一需要指称和表达，会选择词组或者一句描述性的文字）。人类语言如果存在与这个概念（语义）匹配的词语，定名类型学将会关心概念（语义）使用什么样的词形来命名。定名类型学可以从标记性出发研究词语共性，而词汇替换也在定名类型学研究的范围之内。

　　符意类型学（semasiological typology），即狭义的“语义类型学”（广义的“语义类型学”外延等同于“词汇类型学”），指就具体某一个语音形式而言，研究其间普遍存在的语义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共时层面表现为语义变异的多义词模式，也包括历时层面的语义演变模式，并从认知和功能角度出发解释其存在之由。跨语言的多义词模式和语义演变模式，可以整合为兼顾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语义移变”（semantic shift），即在跨语言层面上，同义词常会平行地发生相同、相近的语义演变。语义移变的实现途径，包括如下6类：共时多义词、历时语义演化、同源词、形态派生、借用、语法化。语义移变是一种跨语言反复出现的多义词模式和语义演变模式。符意类型学概括归纳而来的语义移变模式，其作用至少包括如下数端：一是作为旁证，考释词义；二是作为标准，为词典按照历史演变的顺序排列义项提供参考；三是作为类型学证据，用于语义构拟以及进一步构拟原始祖语。

　　在我国，词汇类型学经历了从引进介绍、学习消化到运用于描述、解释汉语词汇语义现象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伍铁平就向国内引进介绍了词汇类型学的研究，对颜色词、人体部位词（手、手臂）、温度词、亲属称谓词等问题都有探讨，并提出具有跨语言研究词汇性质的“比较词源”主张。近十年来，汉语学界从事词汇类型学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国内学者借鉴国外词汇类型学的研究框架，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吴福祥团队（主要成员包括张定和王娅玮）和张敏团队（主要成员包括潘秋平、范晓蕾等）之于语义图的研究；李福印、史文磊之于运动事件的研究。黄树先等人在“比较词义学”框架下，充分利用汉语史、方言和民族语的词汇材料，以斯瓦迪士核心词所收概念为研究对象，从事了长期、系统、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词汇类型学研究。目前，词汇类型学已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框架，现有的各种大型跨语言词汇数据库能极大扩充词汇比较的语种范围，学者们如能将其同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结合起来，将会是相得益彰、两全其美的好事。

　　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一直都以语义研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重要的环节是语义学，而汉语也积累了词汇类型学研究所需要的文献材料。具体来说，从甲骨刻辞到简帛纸张，汉语有三千多年绵延不绝、不曾中断的文字记载历史，完整的词义演变链条往往隐匿其中；从“春秋三传”到《皇清经解》，形成横贯经史子集而又聚焦“语言之变”的“世代累积型”随文释义材料，词汇的变异细节往往毕现其内；从《尔雅》《说文解字》到《经籍籑诂》《故训汇纂》，历代故训裒集成编，多义词模式往往分布其间；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到《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再到即将面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些大型辞书往往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语义演变模式和多义词模式以集大成的方式藏身其中。这些“华文所独”的词汇语义资源，历经千年而又源源不断产生，能很好地扩充跨语言词汇数据库的语种库，为其提供丰富翔实的词汇数据。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冲破单语种的桎梏，在跨语言研究的框架内，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跨语言词汇数据库，来对其做跨语言比较，摆脱此前枚举性质的语言对比研究，那么，将汉语的词汇语义研究置于世界语义变异范围之内，梳理出汉语词义演变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将不再是遥远的事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人体部位词的词汇类型学研究”（20CYY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