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国家和市民社会

[2] 莫斯卡（1858—1941），同帕雷托和米歇尔一起倡导关于“杰出人物”的社会学理论。他的基本思想是“政治阶级”观，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统治阶级”观念。

[3] 1920年，希腊统治阶级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被废黜的康斯坦丁国王，是亲德派。一派是以维尼泽洛斯为首的“自由派”，受到英国的支持。在政权多次更迭以后，1920年8月有人企图暗杀当时任首相的维尼泽洛斯未遂，于是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在大批被害者中有保皇派的前大臣德拉戈米斯。

[4] 葛兰西在《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及现代国家的札记》第148—149页里写道：“‘中产阶级’一词的含义，在每个国家都不完全相同……这个词来源于英国的社会发展。在英国，资产阶级似乎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始终被看作是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实体，因而在英国历史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并在人民的支持下去消灭封建特权，而是贵族（或贵族中的一部分人）组成民族大众的联盟首先反对国王，然后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英国的‘保守党主义’（迪斯雷利等人）历来深得民心。经过一系列重大的自由化改革，使国家符合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以后，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两大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同一个阶级的内部问题上；由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某些职能，即在有关传统、统治阶层的教育、保持一定的思想以免制度突然发生混乱、以及巩固帝国结构等方面，贵族其有日益‘资产阶级化’的特点。在意大利，封建贵族是由中世纪的地方自治加以消灭的（通过内战从人身上加以消灭，只有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例外），由于传统的‘高’阶级已不复存在，‘中等（中产）’一词在规档上就降低了一档。‘从消极方面讲’，所谓中产阶级是指不属于民众，即不是工人或农民的那些人；从积极方面讲，它指知识阶层，有专长的阶层及政府雇员。”

[5] 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1923—1930年期间，在君主政体的支持下成为西班牙的独裁者。佩塔·日夫科维奇（1879—1947），1929—1932年期间任南斯拉夫王国首相，是亚历山大国王独裁统治的工具。

[6] 葛兰西使用这个名词术语意在暗示，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一般把墨索里尼比作凯撒。葛兰西竭力嘲弄“凯撒主义理论”，对宣扬凯撒“使罗马从城邦变成了帝国的首都”的那种观点，给予坚决驳斥，因为这种观点的意图在于宣扬在当代意大利，墨索里尼实现了同样的转变。

[7] 洛伦佐于1492年逝世，他的死标志着意大利各城邦之间内部均势的终结和异族入主意大利时代的开始，这种统治一直要延续到复兴运动时期。

[8] 指1931年麦克唐纳退出工党以后所组成的“国民内阁”。

[9] 1922年10月为法西斯进军罗马的时期。人民党最初在议会里支持法西斯并参加内阁，但到1923年夏，因在对待法西斯的政策问题上有争论，内部发生分裂，1924年1月的大选中，它单独提出了自己的竞选名单，大选后，又拒绝参加反对党共同阵线。1925年1月3日，法西斯当局压制新闻自由，1926年11只8日正式宣布解散反对党，剥夺非法西斯党的代表的代表权，其中包括葛兰西（他于同日被逮捕）。

[10] 即路易·拿破仑上台执政的那次政变。

[11] 这一段话看来又是指法西斯主义，如果联系后文《自我批评和虚伪的自我批评》一节的论述来看，就格外明显。葛兰西在那一节里提出了关于这种政治制度的非“划时代”性以及关于它同先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比较所具有的“相对”进步性的类似论点。在另一段里，葛兰西谨慎地强调，在作出这样的评价时，“决不可有支持‘专制主义’倾向的丝毫表示，在强调这种现象的‘过渡’性时是很可能出现这种倾向的……”。

[12] 这一段分析了意大利的最高纲领主义与改良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所采取的自杀性的消极态度。

[13] 1919—1920年间，在《新秩序》派与意大利社会党的多数派之间发生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工厂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包括没有参加社会党或工会的工人在内）的机构，后者对这种看法感到十分震惊。《新秩序》派当然也会把类似的标准运用于组织其他形式的委员会，例如本文所提到的区域性“苏维埃”。

[14] 克劳狄奥·特雷维斯在1920年3月30日发表了一篇世称“赎罪”演说的讲活，在这篇讲话中他描述了统治阶级所处的悲惨局面，当时资产阶级只会吵吵嚷嚷，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而无产阶级则还没有作好准备掌握政权。

[15] 意大利文Che fanno le mosche cocchiere（瞎忙一阵）指（法国）拉封丹的一则寓言《马车和苍蝇》，说的是一只苍蝇的故事，那只苍蝇自以为多了它的力量才使一辆6匹马拉的大型马车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岗；这首诗的结尾写道：“于是，有些人极尽所能大献殷勤，结果到处惹人讨厌，最后还是要被人撵走。”

[16] 也就是说，1919—1920年间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自发”行动，无异于在历来“不关心政治的”小资产阶层背上猛击一掌。葛兰西在别处（《过去和现在》）对这种不关心政治的倾向作了分析，同时，葛兰西写道：“特雷维斯的‘赎罪’演说同对干涉主义的迷恋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所包含的策略是回避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转移群众的视线，把他们的注意力和热情吸引到次要的目标上去，伪善地为统治阶级开脱历史的和政治的责任，把民众的愤怒引向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物质的，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工具；实质上，这是焦利蒂策略的继续……。很明显，战争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心理上的动荡不安，尤其是在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引起的巨大混乱，势将使这些阶层变得激进起来。党没有把他们当做盟友，而是毫无道理地把他们当做敌人，换句话说，把他们推向了统治阶级一边。”（这里所说的党当然是指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要到1921年才正式成立——，葛兰西所说的对干涉主义的迷恋，是指社会党人在战后时期的一种倾向，即把在1914—1915年期间在意大利参战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当作评价一切政治活动的基本标准。

[17] 指1918年9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劳工总同盟之间所达成的关于各自活动范围的协议，即党专管一切政治性罢工，总同盟则管一切经济性罢工，“彼此不相干扰”。

[18] 1914年6月，在安科纳发生了对工人的大屠杀以后，意大利社会党号召实行总罢工。劳工总同盟方面对这一号召最初勉强表示支持，不久以后就破坏了这次总罢工。葛兰西指出，尽管知此，社会党在1919年对待劳工总问盟问题上并没有接受教训。1920年8月，就在发生占领工厂事件的前夕，葛兰西就已在《新秩序》上撰文指出：“今天……正处于革命时期，形势有可能迫使党时时刻刻采取行动，意大利的运动却处在这祥的情况下，党非但没有在实践中解决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根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运动成了两个政党的活动领域：一个是正式的党，一个是由工会领袖们组成的事实上的党。”

[19] 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1813—1887），最初为马志尼党人，后来在西西里又与加里波第合作，实际上他是为加富尔工作。1876年他成为第一任“左派”首相，控制着议会，直到去世为止。在后来称作“演变”的过程中，他从议会的两翼中挑选人员组成他的内阁；克里斯比把这种确保个人权力的做法称作“议会专政”，但他本人执政后也如法炮制。

[20] 指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秩序相对抗。

[21] “无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无畏”是意大利军队里的义勇突击队的组织。邓南遮给他的民族主义的义勇“军团”取了这一名称，1921年夏季为反击法西斯突击队而组织的民众义勇组织也采用了“人民无畏”这个名称。这种义勇组织是独立的，并不依附于各左翼政党，但各地义勇组织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大都是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意大利社会党（这时刚同法西斯党签订了“和解条约”）谴责这种组织，他们鼓吹不抵抗政策。意大利共产党之所以也谴责这种组织，是出于狭隘的宗派观点，希望把这些组织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纯粹共产党的防御组织。葛兰西本人曾撰文公开对这种组织表示欢迎。即使在共产党式表态之后，他还是抱这个态度，只是方式上比较隐晦，通过对社会党立场的批评来表达他的欢迎。尽管如此，从他后来写的札记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真正认为工人阶级可以指望以“突击组织”来同得到国家默许的法西斯组织相抗衡，只有群众起来反对“志愿”行动，才能产生可行的反响。

[22] 19世纪末叶，土耳其仍然占有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希腊北部、南斯拉夫南部和保加利亚南部等地，也就是说，拥有史称马其顿的整个地区（现在分属于南斯拉夫、希腊及保加利亚，后者所占的部分较少）。1893年由马其顿民族主义者台尔塞夫和格鲁伊夫发起在索非亚成立了革命的马其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开始派遣小股武装人员（游击队）越境潜入上耳其。它们的目标是马其顿至少应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一点遭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反对。其后数年间，毗邻各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效法弗拉奇人）相继成立自已的武装游击队以保护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这些游击队一方面打土耳其人，一方面又发生自相残杀的摩擦。

[23] 大概指爱尔兰的芬尼亚运动，1867年反英起义虽告失败，但其后三、四十年零星的反英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24] 意大利军队中的精锐部队，为拉马莫拉于1836年所创立。

[25] 指罗莎·卢森堡的《总罢工、党和工会》。

[26] 指彼·克拉斯诺火的《从帝国之鹰到红旗》，1921年柏林初版。意文译本于192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

[27] 1920年8月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的红军，在反击皮尔苏茨基对苏联入侵的战役中，受挫于华沙城下。

[28] 大概指意大利共产党人在1921—1926年间，尽管劳工总同盟的改良派领导人中有人造反策应，始终未能在工会运动中处于多数派地位。

[29] 指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葛兰西出席了这次大会。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他说：“……要象我们打倒俄国资产阶级那样，出其不意地一举打倒欧洲资产阶级，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欧洲资产阶级比较明智，比较有远见；他们并没有虚度光阴，他们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反对我们。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其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将不仅遇到反革命方面的先头战斗部队，而且会遇到反革命方面的大量的后备部队。只有打垮粉碎敌人的这些队伍，打得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然而作为补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就不再掌握强大的后备力量；无法进行长期的内战。换句话说，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完全有可能腾出手来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比起我们俄国在夺取政权后的初期情况显然会从容得多。夺职国家政权的斗争愈是艰苦卓绝，对胜利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权进行挑战的可能性就愈小。”（托洛灭基：《共产国际最初的五年》，先锋书局，纽约1953年版，第2卷第221—222页）

[30] 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自相矛盾的是，根据葛兰西在这里提出的类比，在1920—1921年的军事大辩论中，托洛茨基是运动战或者叫做革命进攻战术的主要反对者，这种战术是伏龙芝、布琼尼以及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内战时期将领提出来的，他们支持“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观点。另外，托洛茨基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政治领域里的“进攻理论”进行猛烈的攻击，这一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为意共，德国内的左派以及贝拉·库恩。似乎不必要指出，把军事方面的福煦统一指挥同政治方面的“统一战线”相提并论是根本不恰当的，因为福煦实际上带有拿破仑式进攻战术的倾向。

[31]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第157—158页写道：“后来卢那察尔斯基以他特有的粗犷的笔调对我的革命思想作过这样的描述：‘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认为，这两个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互不相同，但是彼此联结，构成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在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进入革命时期以后，俄国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将始终处于这一革命时期，直到社会革命完成为止。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同志提出这个观点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尽管在时间上搞错了15年。’　　关于时间上搞错15年的话，后来拉狄克也重复过，但也并不因此更深刻些，我们在1905年所做的估计，所提的口号，都是以设想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不是失败，为出发点的。当时，我们既没有实现共和国，也没有实现土地改革，甚至连8小时工作日也没有争取到。但是我们提出这些要求难道错了吗？革命的失败使一切希望无法实现，岂止是我所阐述的那些前景。问题不在于革命的日期，而在于对革命内部力量的分析以及对于整个革命进程的预见。”

[32] 见《史料》第2辑第1期：“凡有信仰者对自已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蔑视困难，不顾危险，不屈不挠地沿着自已的道路走下去……由于世界上的事情总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意料不到的变化，这样就有种种的可能，使固执己见者获得喜出望外的救助……”

[33] 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曾和皮埃尔·莫纳特合编过《工人生活周刊》。他们两人都是法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1923—1924年，罗斯默是《人道报》的主编，后因支持俄国党内的联合反对派而于1926年被开除出法共。

[34] 一般认为，这指的是1927年9月斯大林同第一个来访的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然而这篇谈话并不包含葛兰西在这条札记里所提到的内容；再说，也很难设想葛兰西能有机会看到斯大林的这篇谈话，因为谈话记录公开发表时他已被捕入狱。但是，在他被捕以前，在他的书籍里的确夹着一本小册子，那是斯大林1925年6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演说的意大利文译本，标题是《问题与回答》，这个译本也许是9月刊行的。看来可以肯定，这本小册子正是葛兰西所提到的那篇文章。在这篇演说辞中，斯大林特别谈到了俄国党内存在着两种“取消派”的危险：第一种人认为在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根本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二种人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世界革命。斯大林接着又谈到“在那些负责处理我国对外政策的人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危险，其根源有二：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压力，一是对世界无产阶级苹命信心不足。

[35] 葛兰西所说的第一个时期显然是指大战前的第二国际，第二个时期大概是指托洛茨基在1924年以后日益鼓吹国际主义，反对关于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葛兰西所论证的是，这种要求包含着要使革命从俄国向外扩散，其方式就象拿破仑的军队把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思想和成就从法国输出面传遍整个欧洲那样。

[36] 同时参看《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和现代国家的札记》：“在当代世界上，一致的趋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深刻：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不但表现为全国范围甚或具有整个大陆的性质。‘总体的人’的经济基础是：大工厂、泰罗制、合理化，等等……关于社会‘一致’，应该强调指出，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某些知识分子对此表示大惊小怪实在令人好笑。一致是始终存在的：当前的问题是‘两种一致’之间的斗争，就是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场市民社会的危机。社会上原来的精神道德领袖们感到脚底下的基础摇摇欲坠；他们觉察到自己的‘说教’已经变成纯粹的‘说教’，就是说，与现实格格不入，成为毫无内容的单纯的形式，没有灵魂的躯壳。正因为如此，才说他们是反动保守的势力；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文明、文化和道德一天比一天腐败，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一切文明、一切文化和一切道德的死亡；他们呼吁国家采取镇压措施，组织抵抗机构，切断实际的历史进程，从而使危机长期化，因为只有凭借危机才能遮蔽某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光辉。但是，酝酿中的新制度的代表人物，在‘理性主义’对旧的仇视的启迪下，则大力宣传理想的空想的改良计划。所谓酝酿中的新世界又指何而言呢？指生产的世界，指劳动。最大的功利主义对于创立任何分析都是必需的，它有助于说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精神道德结构和应该宣传什么样的原理和准则。必须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机构的效率出发来组织集体的和个人的生计。经济力量在新的某础上的发展以及新结构的进步设施，将使必然存在的矛盾得到调和，当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一致’的时候，也就为实现自我纪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以实现自由，包括个人的自由。”

[37] 埃德蒙·威塔克爵士（1873—1956），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38] 孟德斯鸩在《论法的精神》中所发挥的这一学说，是根据他所见到的英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提倡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说。美国宪法以及其他以它为蓝本的宪法都采纳了这个原理。

[39] 恩里科·费里的刑罚理论中所包含的主要思想是在量刑时拒绝一切关于道德惩罚的观念，主张刑罚是一种威慑的观念。

[40] 这个河的意大利文是“premiatrici”。

[41] 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1275—1342），《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的作者。他把意大利北部兵连祸结、战乱频仍归咎于教皇统治的世俗权力，并主张教会应服从国家。坚持要求普遍限制教会的权力，他的这一主张对路德等宗教改革派的思想家有影响。

[42] 14世纪时，“上绅”地方议会成为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实际起作用的政权，它取代了早期发展形式的“地方自治”民主制度，是由一个家族建立王朝（多半是如此）之前的过渡阶段，在15世纪，这种王朝由教皇或皇帝承认其合法地位，称为诸侯。

[43] 乌尔皮恩，古罗马法学家，卒于公元228年。

[44] 见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伦敦，1954年版。这种观点在书中到处可见。

[45] 本节标题为英文版编者所加，葛兰西这条札记的原文无标题。

[46] 我们始终未能发现这个词在法西斯意大利时期被使用的实例，不过看来很明显的是，这个词一定使用过，即在为了反击认为反对党只是在需要批评时才有必要存在这种说法而展开辩论时使用过，而且收到了效果。1927年5月26日在墨索里尼的一次讲话中就出现过这样的辩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反对派你们怎么能行呢？……对一个健全的政权行使职能来说，反对派是不需要的。在象法西斯政权这样的极权主义政体中，反对派是愚蠢的多余的。反对派只是在大战前那种逍遥的时代，搞学术的时代才用得着，在议会里讨论讨论社会主义是否会实现呀，如何实现呀，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呀，而且这种辩论事实上已经够多的啦，但这显然只是说说而已，尽管有人参加辩论。至于我们，我们有自己的反对派。亲爱的先生们，我们并不是跑不快的老马，不需要别人来鞭策。我们对自己是严格要求的……”　　“自我批评”这个名词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尤其是在20年代末的苏联，无疑是已经十分流行了。塔斯卡之所以被开除出党（意共），就因为他拒绝对他在1927—1928年所持的立场作自我批评；出席1929 年7月召开的第十次全会的意大利代表们不得不对意共1927—1928年的策略提出批评，同时还对意共领导在塔斯卡问题上所表现的“软弱”而提出批评；同年，这“3个人”（特别是陶里亚蒂和格里埃科）由于要求当时的意共领导对1927—1928年路线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而成了反对派。尽管如此，看来很难把葛兰西的这条札记说成是指共产党人对这个名词的用法，无论如何，从整个这一节的文字来判断，显然是指意大利的法西斯。

[47] 意大利文“far epoca”在英文中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英语虽有“epoch-making”（划时代的）一词，但意思大有出入）。

[48] 切萨里诺·罗西在1924年马特奥提被刺以前一直是墨索里尼的新闻处负责人。马特奥提遇刺后，他被抛出来作为替罪羊，于是愤而同墨索里尼及法西斯主义决裂。他写了一部有名的《备忘录》，揭露墨索里尼在1920—1924年间所参与的一系列声名狼藉的法西斯暴行，并把这部《备忘录》交给了各反对党，自由党人阿门多拉在1925年的《世界》报上予以全文发表。很难确定葛兰西在此处所提到的“观点”究竟指哪些观点，或许是指《备忘录》里所表达的下列看法吧：“普遍的非法和懦懦的气氛是由法西斯政权的虚弱造成的。”

[49] 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是法西斯意大利的“组合经济”的主要理论家。他们声称社团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表现形式，它已经消除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葛兰西此处所说的混淆是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被调整了的”社会可以和资本主义即阶级国家共存。葛兰西在别处使用“被调整了的社会”这个词代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思想大概是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结尾部分，恩格斯在论述国家的消亡时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着重点系英文版编者所加），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声称组合经济已经实现有秩序与和谐协调。葛兰西指出，这实际上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实现，在此以前、阶级国家将继续存在，因此决不会出现“被调整了的”社会。同时参看《过去与现在》，对斯皮里托的理论有详细的讨论：“一个根本问题是：之所以说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是空想，就在于他们把国家和被调整了的社会混为一谈，这种混淆的产生又是他们把许多概念按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加以串连的结果：个人=社会（这种个人并不是一个“原子”，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地个体化），社会=国家，所以个人=国家。这种‘空想’有别于传统的空想，有别于想要我到‘最理想的国家’的一般努力的特点就在于，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声称他们所‘设想的’这种实体已经存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要这样对群众说：‘你们所盼望的东西、庸医们（指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答应过给你们的东西，即被调整了的社会，经济平等之类，已经存在’。”

[50] “道德”国家的概念同柯罗齐有关。对于柯罗齐来说，国家有两种要素，“伦理的”和“政治的”（或者叫做“道德的”和“实用的”）；他认为这两种要素处于永恒的辩证的矛盾中，其具体体现便是教会与国家的矛盾。法西斯党也采用这一术语，例如参看墨索里尼1932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学说》：“法西斯国家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志，因而被称为‘伦理’国家。1929年……我说过‘对于法西斯党人来说，国家不是守夜人……它是一个精神和道德事实……它教育公民懂得国民公德……’，等等。”

[51] 指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把查理十世赶走的那三天。

[52] 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结束语。

[53] Veilleur de nuit 意思是“守夜人”。意大利文的表达法是“Stato-carabiniere”（国家-卡宾枪手）。

[54] 俾斯麦颁布过发给老弱残病者以抚恤金的法令；迪斯雷利在他所写的长篇小说中谴责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最恶劣的暴行，在他担任首相期间（1874—1880），规定了照顾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日，通过1875年的《组合法》而给予工会以有限度的承认，并于同年颁布了《社会保健法》和《手艺人居住法》等。

[55] 伊诺迪编辑出版时曾把葛兰西原稿中的“存在“一词改为“需要”。

[56] 显然指法西斯宣传鼓动部门吹嘘当局在公共工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30年代的英国，赞赏法西斯意大利的人有这样的说法：“墨索里尼至少让火车准时通行”，等等。

[57] 柯罗齐在1930年9月在牛津举行的第七次国际哲学大会上作了《论反历史》的演讲。

[58] 社会党人和法西斯党人互称对方为“sovversivo”（颠覆分子），另外，别人也这样来称呼这两个党，这样就使这个词与其英语等值词“subversive”之间有概念上的差别。例如，参看葛兰西在1921年6月22日《新秩序》上发表的《反动的颠覆主义》一文中，以讽刺的笔调评论了墨索里尼在一次议会的演说中强调自己的“颠覆分子”经历的用意所在，并且指出墨索里尼实际上从来不是什么很出名的颠覆分子。

[59] “Gentleman（绅士或上等人）”是signore一词最接近的等值词，但由于这条札记直接论述概念本身，故保留意大利文原词。

[60] 直译是“饿汉”，该词兼有怜悯与轻蔑的色彩。见正文下一段。

[61] “carabinieri”原是1814年在皮埃蒙特成立的一支维持国内治安的武装部队，复兴运动时期以后，变成按陆军编制组织，不隶属于普通警察部队的、独立的国家公安部队，这种情况沿袭至今。

[62] 墨索里尼所撰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