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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说狗:中国犬文化溯源

2024-06-28 10:0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二、犬祭

古代祭祀多用犬。甲骨卜辞中有“于帝史风,二犬”的记载 意思是说风是天帝的使者,祭祀时用两只犬。古时用来祭祀的犬称为“献”。《礼记·曲礼》 :“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说文·犬部》载,“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奉献故用犬旁”。《周礼· 秋官· 司寇》也记载: “大祭祀丰犬牲。”这些材料说明古代祭祀确以犬为牲品。犬祭的目的在于祈求降福降祉,永葆子孙后代生活富足安乐,或以犬 祭祀山川、道路、城池及其他古人认为有神灵的物事,以期消灾弭祸,禳除疫疾鬼魅。《史记·封禅书》 :“秦人磔狗四门,以御蛊灾。”《淮南子 ·时则训》云:“旁磔四门,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周礼》中亦规定,王出行要有“拔祭”,即用犬祭车和道路,这样就可保周王旅途平安。《周礼·秋官·犬人》 :“凡祭祀共犬牲,用牡物,伏瘗亦如之。”孔颖达疏:“伏谓伏犬以王车轹之者,此谓王将祭而出国拔道之祭时,即《大驭》所云者是也。”周代专门设有“犬人”一职,其职责为“凡祭祀共犬牲”。 从《礼记》中的《王制》、《坊记》等篇来看,为保证祭品的需要,在春秋之前很重视犬、羊的繁育,“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郑玄注曰: “古来杀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无故杀之。”其寓意是希望除祭祀、庆典和节日外,不要随便杀犬、羊来吃,以保证其繁殖。

三、犬葬

犬葬风俗在历史上也十分悠久,同样是由于犬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与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护卫关系所决定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犬殉葬,至殷商时期,以犬殉葬已成风气,如郑州白家庄商夯地墙旁发现相连的八座长方形犬坑,分作南北两行,东西排列着,共埋犬130多只,最多的一个坑中埋30多只,最少的也有6只。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葬品,而且数量相当可观。甲骨卜辞记载:“侑燎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周礼》规定王室丧葬须用犬皮盖丧 车。《周礼 ·春宫· 宗伯》曰:“王之丧车五乘: 木车、蒲蔽、犬猽、尾櫜、疏饰。小服皆疏。”犬葬的目的大都是借犬除魔降妖,保护墓主。此后或许由于犬的来源不足,民间就改用草扎的“刍狗”了,这种风俗直至后世仍在一些地区盛行。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至葬,则歌舞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四、馈赠

犬的种类十分繁多,世界各地不乏名犬。在中国的古籍记载中,商代就以名犬为宠物馈赠,有时作为贡品进贡。《汲冢周书》:“商汤时,四方献,以珠玑玳瑁短狗献。”《唐书·地理志》:“河南道濮州濮阳郡上贡绢犬。”中国历史上战祸迭起,使偏远区域和外疆的犬以战利品或贡品的形式传入中原。《三国典略》记载:“齐高纬以波斯狗为赤虎仪同,逍遥郡公,常于马上设灯褥以抱之。”《尚书·旅獒》载:“唯克商,遂通道九夷八蛮,西族氏贡獒。”《尔雅·释畜》:“狗四尺曰獒。”獒在先秦时期就是名犬,是西方民族的大型犬类,今天西藏的藏獒就是它的遗族。

五、玩赏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养犬业也随之在更大范围内发展,养犬也不再是为了祭、食、守、猎、贡几个方面,“玩赏”和“陪伴”渐渐上升到重要的位置。《陈书》载:“张彪败后,与妻杨氏去,唯所养一犬黄仓在前后,未尝离。”《汉书· 鲁恭王传》:“鲁恭王好在宫室种花,玩狗。”《后汉书·梁统列传》:“冀字伯卓……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可见古时帝王贵族莫不以拥有一头名犬而荣耀百倍。在民间,养犬玩犬之风也十分盛行。“走狗”既是猎犬的别名,也是赛犬之称。《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斗鸡走狗”之风在我国不少地区历代延续。明清之际,从宫廷到民间都以玩犬为乐,著名的京犬“哈巴狗”是其代表。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 “世界最珍贵之狗,实推我国京师所产。”有六种: 一曰京师狗,二曰哈巴狗,三曰周周狗,四曰小种狗,五曰预毛狗,六曰小狮狗。随着社会的发展,富裕和消闲的 人群增多,豢养名犬、争睹宠物便成为一种时尚。总之,从我国古籍中有关犬文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犬文化现象对于我国的民族文化和习俗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古人甚或将其升华为一种忠义精神,譬如教育人忠于国家、忠于朋友,称为“甘效犬马之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赞曰: “余谓犬之为物,不烦驱策,而警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僮 仆者,实万 万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

王伯乾:民俗文化中的狗

2018年是戊戌狗年。在中国悠久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关于狗的知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古代各阶层普遍养狗

人类自从创造文字开始,就有了关于狗的文字记载。《殷虚文字类编》中有狗的象形文字,《诗经》中有“无感我悦兮,无使尨也吠”的诗句。古籍中狗的别名很多:狗崽叫“犹”,善斗的狗叫“猁”,善捕猎看田者谓“良犬”。《周礼》称养狗的人为“犬人”。汉代开始设训管狗官职叫“狗监”。一些有名的历史人物亦曾在狗监中任过职,如李延年就曾“给事狗中”,文学家司马相如得见汉武帝,与他有一位任事狗监的同乡杨得意有很大关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再入龙楼称绮李,应缘狗监说相如”和王勃的“汉廷狗监深知己,有日前驱负弩归”的诗句,说的即是此事。汉武帝甚至为狗修建了“犬台宫”。《三辅黄图》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去长安西二十八里”,“犬台宫”外又建筑了“走狗观”。汉代史籍中经常以“鸡鸣犬吠之声”来描述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

据说中国狗的种类约有125种。有关史料记载,古代的狗最高的有超过1米的,最矮的仅20厘米,最重的达120公斤,最轻的不足2.5公斤。

古人视狗为祥贵之物

在历代“祥瑞志”中,狗都被列为祥瑞富贵之物。《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许多以白狗为祥瑞和以献白狗为贵的记载。在民间也有“王者仁德则见白狗”的传说。古代阴阳学家说狗在二十八宿里属金命叫娄金狗。

古人爱以狗、犬取名

古人视狗为富贵祥瑞之物,所以往往以狗、犬取姓命名。翻开一部中国古代史,以狗、犬来取名者大有人在。在近代出土的文物及考古资料中,也屡见不鲜,如以“狗”、“犬”命名的王侯就有:西汉桃阳侯刘向,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别名“犬儿”,东汉梁冀有子名“胡狗”,亦爵至襄邑侯。文学家司马相如亦字“犬子”,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小名叫“溪狗”。至于平民百姓取狗为名的就更多了。人们动辄以狗、犬取名,除取其吉祥之意外,还因为古代社会爱狗成风,父母爱狗,故以狗、犬给子女取名。到了宋代,因宋徽宗赵佶是属狗的,宋人更是视狗为神灵,不仅天下不宰狗、不吃狗,而且争相以狗为姓、为名。

狗是古人的得力助手

《论衡》云:“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其犬呜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闻呼而应者,识其主也。”《秦记》云:“秦襄公时有天狗耒狗枷堡。凡是有贼,天狗吠而获之,一堡无患。”晋朝的陆机因事被隔阻在京城洛阳,就由他的家犬来往京师和故乡之间传递书信。唐朝诗人李贺的“犬书曾去洛”的诗句指的就是这件事。用狗直接服务战争者,亦累见不鲜。《五代史·张敬达传》记载:“契丹兵围晋将张敬达,四面有犬掩伏,晋军有夜出者,犬鸣报警,终无突围者,为契丹所败,晋将张敬达被杀。”

狗还有预报地震的本领,它在地震前半个小时至两天内有异常反应。1920年,宁夏海原发生8.5级特大地震。地震那天晚上,西吉县一个村庄里所有的狗都跑出村外放声狂吠,令人心惊肉跳,村里有位老人出去察看,他刚一出村,地震就发生了,老人幸免于难。

古人言语中的爱狗风

古人常以狗喻事,这在古代文献中也是常见的。例如,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后,以萧何功劳最显封为酂侯,引起了曾浴血拼杀疆场的武将们的不满,刘邦巧妙地以“猎狗”、“人狗”以及“功狗”、“功人”为比喻,说萧何是功劳无人可比的“功人”,武将们是受之调遣的“功狗”,众人遂服。又比如,刘邦缚韩信于囚车欲杀之,韩信则仰天大呼“狡兔死,良狗烹”,以良狗自喻,希望刘邦能记起他曾立下的汗马功劳而从宽发落。古人常自谦为犬马,如赵充国自称年龄为“犬马之齿”。还有以“犬马之决”表示干脆果断的,如“其有犬马之决者,仰药而伏刃”。有以犬牙表示地形的交互错杂、地势险要的,如“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有以犬吠之警喻边防战事的,如“三世无犬吠之警”。有以狗吠非主喻臣之忠义的,如“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非其主”。

当今兴起的养狗热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各地悄然兴起了养狗之风。一些城市已建有“宠物市场”,各种各样、价格不等的狗纷纷上市,吸引着众多的宠物爱好者。

从古到今,狗确实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得力助手,关于记载狗的文献以及与狗相关的出土文物,乃至描绘狗的古典文艺作品,可谓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我们在探讨祖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探讨古代养狗的风俗,对我们是有一定意义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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