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中国式狗仔队生长记：偷窥的底线

　　“狗仔队”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词。当人们提到“狗仔队”这个词的时候直觉反应大概都会跟厌恶、下作、低级、烦人这些词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人们在看一篇八卦新闻时，心中产生的愉悦感和按捺不住的八卦心理又让他们忘记了那些词。人们总是习惯用身份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狗仔队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无论它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快感，人们都不会对狗仔队感恩。

　　而成为狗仔队中的一员，他必须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面对他前面的人群，穿过而且潇洒。

　　倒退10年，中国还没有狗仔队，我们那时所知道的狗仔队大都来自港台或者欧美。1997年，因为戴安娜王妃的意外致死，让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狗仔队。

　　狗仔队面对的都是公共人物：比如文体明星、政治人物，他们的新闻最受公众欢迎，于是，食物链形成了。在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时常会被凶杀案和绯闻占据，不然就没有人看。正是在这种诉求关系下，狗仔队诞生了。

　　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过：“一个人真正的面目，首先是他隐藏起来的那一部分。”狗仔队恰如其分地解读了这句话。

　　媒体的出现，让一些人通过媒体的传播成为知名人物，一方面这些知名人物通过媒体传播获得常人得不到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勾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吃完鸡蛋想母鸡的心理油然而生。公众的消费心理让知名人物的任何信息都变得富有价值。但这些知名人物不可能随便让你进入他的生活，他们在这方面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拥有自己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这些权利成了公众了解他们的屏障。这些知名人物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未必愿意面对媒体和公众。当他们面对媒体时，所提供的信息也未必是公众所需要的，或者说让公众不过瘾。狗仔队的面世，就是用来消除这道屏障的。

　　但是狗仔队可能会面临法律诉讼，因为知名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随时可能被侵犯。不过这件事在上世纪的1964年得到了解决，当时美国“《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在判词中第一次提出“公共官员”的概念，3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充为“公共人物”。这意味着，除了官员之外，所有在公众中认知度比较高的人物，包括文体明星或因某个事件暂时成为知名度较高的人物都可以列为公共人物。界定“公共人物”这个法律概念，意味着这类人物在公共利益面前不会有特殊豁免权。

　　这样，狗仔队在跟踪偷拍公共人物时就有了法律依据。

　　过去，中国的民法中一直将隐私权和名誉权混为一谈，这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造成很多麻烦。

　　2002年，全国人大提交的《民法典》草案中，曾经有一条“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目的，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不构成新闻侵权。”但出于保护官员的目的，这一条被删除了。但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官员之外的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法院一般都会采取反向倾斜保护规则——即对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进行弱化保护。

　　所以，公众有权知道公共人物的隐私，即他在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那一部分。而公共人物之所以公共，往往是因为他某个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往往被夸大神化，但是公众更想了解被隐藏起来的那部分。在这种近乎本能的信息要求之下，食物链成型：消费者需求（读者或观众好奇与猎奇心理），生产者供给（所谓狗仔队）与产品对象（名人）——三方形成一种特殊而持续性的关系。

　　问题是：这三者的关系互动表明，信息需求在量与质上，无可避免有其自身逻辑，即不断增大强度，更劲爆更火辣！其结果，戴安娜之死，似乎是这种难解之结的悲剧之果。那么，底线在哪里？平衡可能存在吗？

　　中国的媒体市场化时间比较短，在媒体不发达、市场竞争不激烈的时期，显不出狗仔队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从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一些所谓的明星花絮就已经很满足了。近10年来，媒体蓬勃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娱乐行业发展很快，公众在无聊的时候通过了解明星八卦解闷已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且早就不满足于了解明星常态报道的层面了，他们需要更刺激的明星动态。而这，是公众最常态的心理诉求，人人都有颗八卦的心。

　　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迅速被扭曲，关系稿、通稿、红包稿、炒作稿、软文污染了公众视线，媒体逐步失去了底线。即使在互联网兴起之后，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改观，网络信息同样被这类“主流新闻”占据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让人不耻的狗仔队的八卦新闻反倒成了难得一见的客观真实报道。

　　面对甚至稍显讽刺的更“客观真实”的八卦新闻，虽然它在中国也只是刚刚起步，作为新闻从业者，自省“底线在哪里”，未必不是一种健康心理。在满足受众信息需求驱动之下，狗仔队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无不用其极，公共人物的权利在弱化中同时他的权利界限也被模糊化了，那么，彼此之间有无界限？或者说，这条界限该划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