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许之地:犹太文学写作

他们的背景更加复杂，主题的广度也远非战后一代所能企及。这些作者中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也有新移民的后代；有来自南非的作家，有犹太人中的少数族群，有关于西班牙犹太人的故事，有发生在以色列的故事，还有大量的女性作家作品。大多数作品看上去比上一代少了些个人色彩，文化上的意味更浓。其中一些感觉像是创意写作课程或是高阶犹太研究里的内容。贝娄和他的同时代人在讲意第绪语的家庭中长大，大多经济拮据，在这种环境下家族纽带往往占主要地位，对性则是避而不谈。塑造他们的经历和其父辈差异太大，以至于他们跨越了一个深层的断裂，这让他们感到不安，情感上难以满足，爱情上变幻莫测，以及自我迷恋。不同形式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式的、赖希式的——一直充当着他们生活的背景音乐，有时甚至会成为生命中的前景，就像《波特诺伊的抱怨》（1969）中表现的那样。他们向精神分析寻求认可，寻求自由，同时也在探测内心激烈的张力和矛盾。曾几何时，这部选集的编辑说道：“持续不断的‘我，我，我’会制造出一种力量和执念，它实际上将迷狂的自我变成了美国犹太写作的一块奠基石。”如今，他们注意到，“对那些焦虑、恐惧、混乱的犹太主人公们来说，美国这个版图充斥着令人沮丧的欲望。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找到了历史。”这种更全面的文化影响力可以从罗斯身上找到踪迹，对比波特诺伊这部早期著作和《美国牧歌》（1997）《反美阴谋》（2004）等后来的作品，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抓住的不单单是内心的妖魔，而是近几十年美国生活中的动荡不定。

这种更宽广的历史视阈看上去或许对作者有益，实际上不然。重度的自我关注和强迫症植入了美国文学的肌理中，往前可以一直回溯到沃尔特·惠特曼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罗斯自己的《安息日的剧院》（1995）就是一个近期的例子。战后作家的作品经常围绕一个近似自传体的主角展开——赫佐格，波特诺伊，他们在绝境中挣扎，沉湎于自怜自艾中，在控诉和痛苦之间摇摆——这会给小说营造出极强的情感氛围，而这种强度在后来的作家中并不多见。它们会和一些现代主义的主题发生关联，比如说焦虑、流亡和疏离感，这些主题可以一直延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以及卡夫卡的小说。相反，年轻的犹太作家的处境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他们对犹太教的理解更深入，特别是其中从正统犹太教环境中长大的一群人。（早先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更多是世俗的东欧犹太文化，还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新一代作家的创伤很少归结为性与压抑，或是归结为专横、不理解的父母或爱人造成的伤害。他们的生活一直相对自由和开放，也更加优越。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在以色列，懂希伯来语，比起后来接受的中产阶级教育，这些人会从过去的犹太环境中找到更多的戏剧化场景。作为犹太人和美国人他们感到同等的惬意，紧迫和张力的缺失会让他们的故事变得更具传奇性。被极端处境吸引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大屠杀的余悸，估量生还者的生命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他们的孩子吸入的“二手伤害“。在《新流散》诸多有震撼力的大屠杀故事中，有一篇叫《我家有犹太人》，是移民作家拉拉·瓦彭亚（Lara Vapnyar）的作品。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女人在纳粹占领时期招聘了一家犹太人，因惧怕生命危险，她在看似不理智的冲动下，只得告发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成为了她的负担。尽管这个作家在战后很久才在苏联出生，但这个故事感觉像是亲历，而不是调查得来的一样。

《犹太祈祷班》是另一位移民作家大卫·贝泽摩吉斯（David Bezmozgis）的作品，作者出生在拉脱维亚。作品回望了过去两代人遗留给这个世界的人文遗产。它的开篇讲述了按照律法的规定找齐十个人组成一个“犹太祈祷班”，以此维持一个正统犹太教仪式有多么困难，但它实际的主题是不合传统的爱情纽带、过去岁月的分量，以及旧时代的一去不返。谈到传统的祷文和仪式时，贝泽摩吉斯写道：“大多数老犹太人前来，牵引着他们的是对过去生活节奏的乡愁。我前来，牵引着我的，是对这些老犹太人的乡愁。无论是谁，动机都不是传统，而是历史。”这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故事，孤单且脆弱，可能在一个年轻很多的人眼里，难以唤起共鸣感；它的乡愁清醒且冷峻。另一个巧妙地营造了这种氛围的作品是埃胡德·哈瓦泽莱的《六天》，它讲述了一个三代人的家族故事，是他的著作《前所未有》（1998）中一系列自传体故事中的首篇。哈瓦泽莱于2015年11月去世，他出生于一个正统教派的家庭，祖父是一位知名的布鲁克林区拉比，父亲是一位犹太神学院教授。这位恍惚的父亲在希伯来日间学校教课，儿子就读其中，故事交替着从两个人不同的叙述角度展开。“他每次走进父亲的教室，总像是进入了一片书的海洋，父亲漂浮在其中，或许正在沉没。”在家里，当这个男孩喊他吃饭时，“他的父亲每次都会从书本中抬起眼来，就像一个人刚从梦中惊醒，忧虑，喜悦，微笑地看着他。”不难看出，儿子为何最终会成为一个作家，以及他为何会反抗祖先的宗教。

正如一群优秀的评论家伴随着战后小说家冉冉升起，与这一繁荣同时到来的，还有不断壮大的犹太研究的学术领域。目前已出版的作品包括一部杰出的著作合集——由哈娜·渥斯-内舍尔主编的《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史》，还有一本总括性的后现代批评，本杰明·施赖埃尔的《不可能的犹太人》。女性研究和黑人研究等跨学科领域早在四十年以前，就成为了传统大学系部之外的替代选项。作为1960年代政治运动和1970年代早期“种族尊严”运动的一支力量，它们对自己过去被排除在外的局面进行了矫正。它们常常被用作政治动员手段，来满足少数族群的需要，并且把他们整合到课程体系中。犹太研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它和这种政治模式不太合拍，因为犹太人早就被公认为学术圈的内部人士，而非反抗的外部人士。犹太方向的研究不但无法获得广泛的关注，反而会被公然歧视——这一情形在战后依旧猖獗，如今早已缓解。更重要的是，没有谁比这些略显稚嫩的犹太作家更青睐西方经典了，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主义。因为所有的反犹脉络和公开宣扬的基督教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人文主义传统，它从启蒙时代的世俗化，实际上推动了犹太人的解放。

渥斯-内舍尔和施赖埃尔都为犹太研究在学院中，尤其是在英语系中的边缘地位感到焦虑，但他们的回应截然不同：渥斯·内舍尔收录了多达31篇论文，覆盖到美国犹太文学成就的方方面面，而施赖埃尔则在控诉这一领域作品的退步和平庸，用他的话来说，在方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缺乏理论”，“民族主义”以及“身份主义”。施赖埃尔颇为自得地承认，他“所批评的是他信任的人”，他写的是“是一个论辩性的，充满了尖刻和愤怒”的作品，但他的目标即便不是误导性的，也很难把握。美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可能会热情地欢迎犹太研究吗，尚且不论当下的少数族裔研究中充斥着反犹太复国主义，抵制和剥夺财产的政治口号。对于一般的少数族裔研究的理论家而言，犹太人不是受害者，而是压迫者。除了政治上的不协调之外，还存在方法论上的冲突。大多数犹太研究学者仍旧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研究，经验主义的方法，将文本及虚构的角色和历史成因及更广阔世界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而当下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则相反，他们倾向于文本导向的、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他们而言，身份是从社会学或语言学角度构建的。从这个思路出发，犹太人不能从民族或是基因的角度来定义。它总是摆出一副激进的姿态——这种反本质主义，基于统一主题的后现代批评，是今天学界的正统，至少是人文学科的正统，而犹太研究的情况不同。施赖埃尔和这些理论家站在同一队列，他将身份描述成为一种本质上成问题的，总是在形成中的存在，而将写作和学术归为一种“打破稳定状态”的手段，它们要去重新建构而不是展示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他质疑历史主义将文本和这个世界关联起来，抵制为了知道文学“关于”什么来阅读文学，“关于”是他喜欢放在引号里的一个词。

施赖埃尔的作品是一部偏激却令人振奋的论辩檄文，艰深晦涩、颠来倒去、满篇行话，还弥漫着一股有意为之的火药味。然而，像许多激烈的论辩文章一样，它所针对的东西是一个稻草人，是一个假想敌。归根结底，没有一部称职的文学作品会把它的角色处理成一个抽象的显而易见的生物种类或社会类别的典型。很少有文学作品能在《不可能的犹太人》中占一席之地，仅有的一些还是预先安排好的。其中一篇完全不是文学，叫做“四十岁以下”，是一个专题论文集，出自1944年以来在《评论》杂志的前身《当代犹太纪录》出现过的年轻知识分子之手。每当被问及作品中特定的犹太元素时，卡津和特里林等评论家就会表达抗议，刻意回避有组织的犹太社团，他们承认自己身上的犹太血脉，但是拒绝被贴上标签或捆绑在一起。特里林，尽管承认自己的犹太性是“我的性情的塑造条件之一”，但他也如此写道：“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作家’。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作品用于任何犹太目的。如果一篇评论想以所谓的‘犹太性’来发掘我作品中的问题或闪光点，我会对此感到愤怒。”他承认，在1944年让一个犹太人疏远自己的犹太同伴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大家都沉浸在无穷的痛苦中，但他坚持认为，“对美国犹太人来说，普通生活中的特定方面把他们阻挡在外”，这助长了“保守且狭隘的意愿”。正是这种“普通生活”，这种来自西方和美国主流的吸引，大声向特里林发出召唤。

施赖埃尔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拒绝的声音，来探索单纯的生物学出身和文化塑造出的复杂身份之间存在的鸿沟——用他的话来说，在“谱系和职业，族群和行动，文本和档案之间”存在着空间。但是特里林和他同时代人的目标不是获得一个“打破稳定状态”的后现代身份。犹太人要努力挣脱贫民窟和社会壁垒的限制，他们宣称拥有一种普世的身份，这种身份是西方文化、民主自由、还有（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政治所承诺的。他们一度触及人类可能性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犹太人的自我实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潮流之下，他们再也无法大肆炫耀民族或种族的起源。把纽约的知识分子换成法国的先锋派也无济于事，原因很简单，把他们的作品描述成为犹太作品本身让他们感受到局限或是驱隔。

施赖埃尔在菲利普·罗斯在代表小说《反生活》（1986）中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更好的对应物。罗斯特有的身份游戏，拒绝任何人对他的民族性下断言，无论是美国犹太人还是以色列的狂热分子——这些确实表明身份是流变且延展的，不仅可以被赋予，而且始终在形成中，特别是作家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演绎出各种变体。因为常被诟病为一个自传体作家，不会编造任何故事，罗斯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后现代创意形态，不是用作理论，而是捍卫他自己的创意成果。他奇迹般地创造出了一个非传统的叙事情节，同时创造出来的，还有一个变化的自我——内森·祖克曼。写到以色列时，罗斯发现流散本身对他而言实际上就是应许之地，在此他可以锤炼自己的忠诚。不过很难因此赞同施赖埃尔的论断，他认为罗斯的晚期作品能够成为一切犹太研究的典范。

如果说索罗塔洛夫的文章是美国犹太作品的认可，那么《剑桥史》则是从体制里为其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003年，渥斯-内舍尔和迈克·克莱默编写了《剑桥美国犹太文学读本》，但是她构思的新书比这本规模更大。像《新流散》的编辑一样，渥斯-内舍尔承认犹太写作的多样性，以及犹太身份的多变性，因而她尽可能地铺开了一张大网。这本书里的文章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的流派、不同语言的美国作家作品——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拉地诺语，还有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犹太作家。有按照主题编排的发生在以色列的文学作品，把纽约当作一个地点和主题的文章，关于犹太黑人的对话，如何对待大屠杀的文章，关于翻译、选集、知识分子、大众文化、电影、犹太幽默、图片小说等等。这本书在风格上包罗万象，正如它在主题上缤纷多样。一些章节涵盖多部作品，不过绝对不是呆板的图书目录体风格（这种风格一度让大多数文学史看上去既无聊，又不可救药地浅薄）。其他章节针对一些代表作进行分析。编者让撰稿人尽可能地自由发挥，同时又以才华横溢的水平和大受欢迎的清晰风格将它们统合在一起。看上去只有评论家才会通读这些作品，但实际上它相当有可读性。即便有所重叠的地方也都有其用意。比如作家亚伯拉罕·科汉（Abraham Cahan），他既是犹太新闻学（意第绪语）的先驱，也是美国犹太虚构作品（英语）的先驱。还有诗人和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爱玛·拉扎露丝（Emma Lazarus），她在多个章节出现，因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了解他们多变的事业。

棱镜般的多种观点和可变且灵活的身份观念不谋而合。暂且不论正统派的权威人士，如今恐怕只有喜剧小丑和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会固守着犹太身份的刻板印象了。一再去确认犹太人是谁、犹太文学由哪些东西构成——这种努力如今已让位于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强调。《剑桥史》的广度反映出它的态度：不愿去抹杀某些主题或是守卫住它的边界。而在上一个时代，犹太大亨为了把好莱坞打造成一个美国产业，不惜清洗掉自己身上和犹太性相关的所有痕迹，一起清洗掉的，还有自己的民族起源。这是带有复仇式的同化，一场虚伪的美国梦，抹除了阶级和异质性。乔纳森·弗雷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他的论文《犹太人和电影》中说道，上述的一切随后失去了意义，“在这个时代，民族复兴、性别革命和后现代多样的身份构成共同挑战着‘犹太人’这个类别”，像芭芭拉·史翠珊和科恩兄弟这样的演员和导演“利用电影产业，为他们自己开创了一条全新的旅程”。同样的改变在发生在文学史上。阿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1971年开创性的著作《美国犹太作家》，试图从单一叙述者的角度讲述整个故事，它将关注点放在作者个体以及从移民到同化的转变上面。而渥斯-内舍尔的作品奠基在一个新的前提，那就是再出色的叙述都是不可靠的：要完整记录一段岔道众多且断裂严重的历史，我们必须要从（丹·迈伦（Dan Miron）语）“连续性向毗邻性”移动。

《历史》的撰稿者相当适应这种不协调和不连续性。安妮塔·诺里奇（Anita Norich）的调查性文章《翻译的诗学和政治学》中提出了疑问：对意第绪语进行翻译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背叛了这种语言，不是因为不准确，而是透露出“意第绪语没有观众或是未来……翻译成为一种潜在的忘却的形式”。从另一个方面，它同样可以被看成“抗拒历史的行动“，一种”藐视的姿态，其目的在于保存遭遇了剧烈转型的文化的痕迹”。这一说法如今尤为真实：“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的翻译，其服务的对象不是一无所知的读者，而是原文本身。读者需要越发努力地用一种奇怪的语言来感知自己的母语。如今的译者倾向于把目标语言变得陌生化，而不是去弥合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和这些译作一样，新版的《剑桥史》探讨的也是差异。犹太文学选集中有一些精彩作品，温蒂·I·齐勒（Wendy I.Zierler）再现了列奥·施沃茨（Leo Schwarz）1930年代的作品，比如《犹太大篷车》（1935），还有《犹太文学的金库》（1937），这些都是唤起民族自豪感的严肃文学，它们曾是每个受诫礼的男孩都会收到的礼物。从施沃茨开始，她勾画出一条路径，收录了一些严格遴选的重要作品，包括豪的作品，埃列泽·格林贝格（Eliezer Greenberg）很有影响力的意第绪诗歌和散文选集，还有综合性的《诺顿选集2001》，这本书第一次将此类文学列为课堂使用的经典著作。

蓬勃发展的犹太文学写作如今仍会给人以惊喜。人们原本认为同化本身会让素材越发稀少，声音也越渐式微，而事实正相反，它催生了新的方式，让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并且书写犹太人，不过，当下的犹太写作已经完全和美国文学的主线缠绕在了一起。很久以前，一个天主教背景长大的毕业生告诉我她有多么地嫉妒犹太人。当她停止信仰，停止领受圣餐，她说，自己就成为了天主教的局外人。但是世俗主义，甚至是无神论，都是成为犹太人的可选择项。部分是因为犹太既是一个种族或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团体；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至少是在美国，犹太教没有形成任何中心的权威，它对于多样性更加包容。在随后的几十年，年轻的犹太人，和正在自发形成的美国信仰一起，全心全意地接纳了这种自由。比如逾越节家宴这种宗教仪式过去很难接受一丁点儿改变，如今它也为不同口味和精神层面需求做出了调整，从最传统的到最个人的，从严格的正统派到女性主义、同性恋或素食主义者。对新的作家来说道理是一样的。找寻自己的道路，他们需要解决的是选择的尴尬，而不是必要的负担。它最终是否是力量的源泉，时间会说明一切。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