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女性幸存者，讲述所经历的凌辱与杀戮，还有人性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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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18日，挪威前议会主席乔•本科夫去世。在此前的2012年1月27日，也就是国际大屠杀日，他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二战纳粹种族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如此之多，这场屠杀完全丧失了人性”，他随后讲述了自己的表妹艾达的故事：

　　“我看着她坐在我面前，刚洗完澡的她被裹在母亲那条超大的浴巾里，闻起来有种甜甜的阳光味，就像新生小婴儿的味道一样。她用装满喜悦的清澈双眼，看着我。说这段话是有原因的。在寒冷的一天，我记得是1942年12月1日，她和家中的其他女性成员被脱光衣服，赶到一个房间里，德国的种族主义者说给她们冲个澡。但那儿没有水，只有毒气。在那间房里所上演的事情，烦扰着我的一生。”

　　只有四岁的艾达，就这样成为种族屠杀中被谋杀的百万犹太儿童中的一员。而对于生者来说，面对与讲述这个故事更为艰难。

　　雅各布•罗斯在《时代的女性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一书中提及这个故事，他随后写道：

　　“历史学家通过经验方法证明自己的陈述是合理的，而见证者则是通过亲身经历来证明。记忆并非是往事的精确烙印，而是在她讲述切身经历的语境下形成的。这就说明了记忆既有选择性又有主观性的特点：我们自己来选择我们想要和能够叙述的经历，按照正确的顺序，透过自身视角，挑选我们认为合适的词语，再配以重音。我们可能会认为，目睹种族灭绝从道德上看很简单，尽管在肉体和心灵上，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叙述如有错误，想要纠正的心情就会变得愈发迫切和强烈。这同样表明，见证者对叙事内容和表现方式的选择都面临着艰难的道德考验。”

　　《时代的女性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讲述了十位于二战期间在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女性的故事。她们分别出生在1921年至1935年间的欧洲，战争结束后，其中四位女性在挪威定居，而后成为挪威公民，另外六位女性则散布在另外四大洲生活。

　　在雅各布•罗斯看来：

　　“种族战争是大屠杀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它既是这场灾难的背景，也是对600万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机械化谋杀的本质。对犹太人的仇恨是与纳粹自认为在人种上‘优于’对方的思想所联系着的。它也同邪恶，或更精确地说，同邪恶的人类行为密切相关。哲学家阿恩•约翰•威特尔森将邪恶定义为‘故意违背另一个人的意愿，对其施加酷刑和痛苦，并造成严重伤害’。在大屠杀的案例中，邪恶被大规模实行，既有系统机械化的方式，也有单独和自发的情况。本书的所有见证者都遭受了不同形式邪恶的荼毒。其特点是，她们对别人所遭受的仇恨和邪恶行为的反应与对回忆自己所遭受的折磨一样强烈。朱迪斯•梅塞尔目睹了党卫军士兵抓住孩子并将其扔至地上致死的场面，她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就是很好的例证。对梅塞尔来说，这种自发的暴力行径不仅充满仇恨与邪恶，更是荒谬至极的。它象征着，一切皆有可能。”

　　除了剥夺生命，纳粹集中营还剥夺了人性。《时代的女性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并没有过多触及那些集中营犯人为了保住自己而变成帮凶与施害者的阴暗现实，并尽力寻觅艰难中的关怀与爱。或者说，也正是因为集中营对人性的极端考验，所以那些关怀与爱才变得那般难得。

　　书名：《时代的女性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

　　作者：（挪威）雅各布•罗斯

　　摄影：（挪威）艾格奈特•布鲁恩、斯蒂夫•奈尔松、雅各布•罗斯

　　译者：沈贇璐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定价：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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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幸存者的讲述，永远只是大屠杀的一小部分，因为大多数故事都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流逝。正如兹邓卡•范特罗娃所总结：“六百万人被谋杀了。如果所有人都存活下来，那就有六百万个不同的故事”。更何况，还有幸存者因记忆伤痛而不愿触及的心理现实。

　　书中的幸存者，就面临着这样的惨痛。有位幸存者有二十三位亲人死于大屠杀，包括父母、手足、他们的配偶和八个孩子，以及一个在华沙犹太区掩体里出生的婴儿，“关于这个问题，我永远也找不到答案”。还有一位幸存者在战后收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寻亲回复：“与您一起被驱逐的所有33位亲属都在奥斯维辛—比克瑙被杀害了。只有你和伊比幸存了下来。”

　　死亡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漫长的“一个个失去”的过程。很多犹太人还未到达德国人修筑的集中营，就已经在路上病死、类死或被射杀。生者也并不幸运，他们走进集中营后，等待他们的是毒气室。

　　书中的十位幸存者，经历了不同的集中营或劳改营，经历了各种苦难、饥饿和凌辱。值得一提的是她们的女性身份，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挪威还是整个欧洲，大屠杀叙事中的女性角色都是少数。因为少，即便缺乏代表性，价值也被低估。

　　可是，集中营女性所面对的艰难与屈辱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男性。比如在党卫军军官面前裸体，男性与女性的感受自然大不相同。女性还会遭遇德国士兵和平民的强奸，她们往往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因此还要亲眼目睹孩子被杀害或是饿死的过程。

　　能够摆脱沉默与伤痛，将这些内心记忆讲述出来，显然需要莫大的勇气。

　　这样的勇气，许多遇难者也曾有过。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

　　党卫军士兵将婴儿扔到地上杀死，婴儿的母亲之后再也不愿张开她的手，无论走到哪里都紧握拳头。当党卫军终于逼迫这位母亲将手摊开时，发现原来她捏着一只婴儿鞋。党卫军士兵命令她将这只鞋和死去的孩子一起扔至尸体堆里，在她拒绝后便将之枪杀。这样的抗争看起来无力，却已经是一个人最大的勇气。

　　书中十位女性在不同集中营的辗转，在我心中构成了一张地图——我探访过许多集中营，深知那个悲怆残酷的年代，欧洲大地上不仅仅有奥斯维辛。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是许多许多人的故事。

　　书中的玛丽亚•加布里埃尔森和兹邓卡•范特罗娃均被驱逐到特雷津的犹太人区和过境营地。这座捷克小城曾经容纳过十几万名被驱逐的犹太人，其中大部分继续向东，前往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并走向人生终结。

　　记得探访特雷津那天，大雾弥漫，又正值周日，街上罕有人迹，小城几近空城。广场旁的集中营陈列馆，集纳了四千多幅小朋友画作。1945年，纳粹德军撤出特雷津，人们在特雷津集中营和德军基地里发现了这些画作。震撼的是，展馆入口处的小厅四壁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它们属于四千多幅小朋友画作的主人。展馆里那一张张或写实或稚嫩的画作，与老照片合力记录着特雷津集中营的样子与点滴。

　　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特雷津曾有一万多名犹太儿童停留，随后被驱逐至不同集中营，大部分未能生还。也有许多人，还未来得及离开特雷津集中营就已遇难。其中，直接被杀害者比例不算高，更多死于营养不良。纳粹之所以未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大开杀戒，其实是为了掩饰灭绝犹太人的暴行，打造一个所谓的“隔离区”。换言之，特雷津集中营是一个对外宣传的样板，意在让纳粹标榜自己仅仅是隔离而非屠戮犹太人，可悲的是，当时许多犹太人都误信了这一点。

　　在特雷津集中营的营房门口，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都有那句谎言——“劳动使人自由”。正是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才揭穿了这个谎言，不至于死无对证。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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