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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的意义》第三版的封面 警世故事 爱因斯坦在1955年4月18日逝世，他对统一理论的探寻始终未能完成。然而，他在统一理论上的最后尝试被记录在第五版的《相对论的意义》中，这本书在爱因斯坦过世后，于1956年出版，此后也多次重新出版。对于爱因斯坦在理论上的最后努力，主流媒体报道得相对较少。不过，《纽约时报》在1955年5月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爱因斯坦的笔记和计算中有一页缺失，遗产方正在寻找。该篇报道声称，缺失的笔记包括了一行意义未知的方程式。 就算轻描淡写的话，爱因斯坦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报纸的报道为爱因斯坦带来名气，使得他能全球周游，公开演讲，推动他的事业。然而，爱因斯坦作为爱护隐私的人，逐渐怨恨起记者的众多打扰行径。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有自我封闭，没有拒绝对外聊他的工作；他享受与广泛的受众分享他的想法，包括他对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和其他事务的观点。爱因斯坦本人一般都小心谨慎地不去夸大他在统一场论上的研究进度。然而，他常常将自己的工作置于这些尝试的历史脉络中，此举让记者有机会去断定他的贡献是历史性突破，或者至少是即将成为历史性突破。 但是，历史学家们不能怪罪爱因斯坦，因为记者们往往会夸大宣传爱因斯坦后来的工作，同时大体上忽视20世纪30—40年代里真正的理论物理学重大进展，譬如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理论的巨大进展。他们料想读者希望了解一位大家熟悉的天才在做什么，而不一定想了解天才扬名立万的领域的真正状况。 此外，正如剑桥大学的约瑟夫•马丁（Joseph Martin）最近详述的，科学主题获得的媒体报道存在明显的不对称，一边是高能物理学和宇宙学这类被认为是前沿的学科，另一边是被视为寻常无奇的学科。获得报道多寡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和尘世间可以触及的材料打交道使得它们的内在工作机理——它们也许是异乎寻常的，就像某些量子现象那样——看起来不那么奇异，也向我们提醒了这个世界的局限性。因此，爱因斯坦的影响深远但尚未证实的研究工作比更加寻常、根植于坚实的实验结果的成就引来更多的关注。 在爱因斯坦晚年，媒体聚焦于他独自一人的研究工作，这产生了几项影响深远的结果。在爱因斯坦之前，主流媒体的大多数科技报道都局限于迈克尔•法拉第、尼古拉•特斯拉、托马斯•爱迪生等名人的发明，从20世纪早期开始关注诺贝尔奖获奖者。爱因斯坦的名气促使对理论物理的报道增多，虽然是偏重于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这类领域。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在媒体中的待遇业已导致理论物理进行研究和获得进展的方式一直遭到扭曲。记者往往会述说个人做出迅速突破的故事，而不是一批研究者以合作或相互竞争的方式一点一滴努力的故事。譬如说，以黑洞热力学为例，媒体颂扬斯蒂芬•霍金的工作，聚焦于霍金毕生的成就，同时又很大程度上忽视雅各布•贝肯斯坦（Jacob Bekenstein）的重要贡献。 传媒对爱因斯坦的报道是一则警世故事，告诫记者需要核查事实，甚至是对于杰出科学家的工作也一样。读者需要区分实验证明和夸大宣传的指引，或者至少要区分可检验的假设与夸大宣传。爱因斯坦使得传媒对理论物理的报道数量大幅增加，我们可以为此感谢他，但爱因斯坦被人视为源源不断的洞见源泉，这阻碍了对他后期工作的严格讨论。爱因斯坦的名气使得他对统一理论的探寻变得迷人——随着时间流逝，最终变得太过炫目，让记者无法倒退几步，批判性地检视他的研究结果。 资料来源 Physics Today —————————— 本文作者保罗·哈尔彭（Paul Halpern）是美国费城科学大学物理学教授，著有《爱因斯坦的骰子与薛定谔的猫》（Einstein’s Dice and Schrödinger’s Cat）和《量子迷宫：理查德·费曼与约翰·惠勒如何革新时间与现实》（The Quantum Labyrinth: How Richard Feynman and John Wheeler Revolutionized Time and Reality）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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