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画《呐喊》谈“存在性” 焦虑

一位信仰扭曲的父亲，一个虚无主义的朋友，死阴笼罩的家庭，思潮动荡的欧洲19世纪，是什么掏空了存在的意义，在血红色的峡谷中发出焦虑的呐喊，至今仍回荡在我们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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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创作于1893年的《呐喊》是表现主义艺术的经典之作。画面主体是在血红色背景下长桥上一张狰狞的脸孔痛苦呐喊的表情。有人称，蒙克的《呐喊》是美术史上仅次于《蒙娜丽莎》的第二幅名画。

评论家普遍认为，《呐喊》反映了现代人在”存在主义”思潮中内心的焦虑与恐慌。这种情绪可以称为“存在性焦虑”。存在性焦虑是指，当人不明白自己存在的理由，不确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并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目的，而产生的焦虑。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其含义是，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绝对的道德权威，也没有灵魂。道德与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人没有义务遵守某种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

蒙克生活的19世纪正是存在主义崛起的时代。宏观的时代背景为蒙克的存在性焦虑提供了文化土壤。蒙克的家庭背景也注定了他为存在而焦虑一生。

死阴笼罩的家庭

蒙克于1863年12月出生在挪威的一个乡村。他的父亲自称是基督徒，却实践着扭曲的信仰。 父亲用严格的宗教规条和各种惩罚手段约束蒙克与弟兄姐妹的行为。父亲常用地狱的恐怖和民间传说的鬼故事吓唬孩子们。父亲常对蒙克说：“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犯罪，他的灵魂都注定会被投入地狱，没有任何宽恕的机会。”

很显然，蒙克的父亲背离了基督信仰的本质。正确的基督信仰让人得享赦免之恩的安慰，而不是产生恐惧。一个人顺服上帝的正确动机应是被上帝的爱所感动，而非被地狱的刑罚所威胁。蒙克的父亲用扭曲的宗教在蒙克的心灵上涂抹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1868年，蒙克不到五岁时，母亲就死于肺结核病。蒙克兄妹五人。其中一个兄弟很早就病逝。蒙克最喜欢的姐姐在1877年去世，那年蒙克14岁。蒙克的一个妹妹年幼时就被诊断有精神病。他的哥哥安德烈在结婚几个月后也英年早逝。蒙克的父亲曾经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和愤怒，并出现精神幻觉。

明白了蒙克的家庭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死亡与疾病的素材经常出现在蒙克的绘画作品中。蒙克晚年时说：“病魔、疯狂和死亡是围绕着我摇篮的天使，且持续的伴随了我的一生。”  蒙克的焦虑感是根深蒂固的，直接与死亡相关。

父亲死后， 蒙克开始思考自杀的问题。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陪伴死亡活着——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杀死自己，然后一切都结束了。为什么活着呢？”

“为什么活着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性焦虑的疑问。

思潮动荡的欧洲19世纪

《呐喊》创作于19世纪末期。而19世纪是欧洲思想剧烈动荡的时代。

从公元4世纪开始，基督教文明在欧洲土地上逐渐扎根。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上，基督教成了欧洲文化的主导力量。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许多宗教主题的艺术作品可以反映当时基督教的文化统治地位。然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人们开始用理性怀疑基督教权威，人本主义开始取代神本主义。 如果说基督教原本像一棵大树扎根在欧洲大地，那么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给基督教扎根的大地松了土。 19世纪的思潮如一场飓风把基督教的大树从欧洲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去基督化” 浪潮在19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基督教的历史性真理遭受猛烈批判。有申辩力的护教士的声音如同旷野的呐喊，被世俗哲学家不屑一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 – 1872）是对基督教激励猛击的激进人物之一。费尔巴哈认为基督教的神是一种虚无的偶像。他把基督教视为当年罗马人实现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费尔巴哈称，时过境迁，19世纪的人们应该从罗马的偶像中解放出来。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把基督教描述为资本主义奴役劳动者的精神工具，从而挑唆劳动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92）的进化论则被人们用来解释生命起源的问题，在哲学逻辑上否定造物主存在的必要性。

19世纪，抨击基督教最为疯狂的人莫过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尼采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意志”，而基督徒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自甘堕落地放弃“权利意志”，而臣服于上帝。尼采说，人若施行自己的权力意志，上帝就不可存在。故此，尼采宣称：“上帝已死”。

可是，尼采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上帝已死，那么人存在的理由、意义和目的都将是虚无。而这种虚无感必然导致存在性焦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尼采把目光投注于人自己。 尼采称，人应该自己创造存在的意义。在尼采的世界观里，上帝的缺席迫使人必须拿出面对自我的勇气。其实，尼采明白，很少有人可以完全面对没有上帝的绝境。于是，尼采鼓吹单纯凭借坚强的权利意志克服人类绝望的人是“超人”。

尼采否定上帝存在而导致的虚无主义经由汉斯·金戈植入蒙克心中。汉斯·金戈（Hans Jæger, 1854-1910）是蒙克的好朋友。蒙克在一段文字中写道：“我的思想是受一些放任不羁的艺术家们影响而形成的，更确切地说是在汉斯·金戈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 汉斯·金戈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尼采将虚无主义定义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生存没有意义，目标，可以理解的真相和本质价值。”  

存在性焦虑是虚无主义的主观反应。面对深刻的存在性焦虑，蒙克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了尼采的路线，即从自我身上寻找存在的意义。而绘画则是蒙克探索的途径。

《呐喊》的诞生

蒙克在解释他绘画的目的时说：“我的艺术是自然地解释我自己与我的生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自我主义。”

蒙克还写道：“在我的艺术作品中，我尝试解释生命和生命对于我的意义 。”  “我的艺术创造的目标是研究我的灵魂，或者说是研究我自己。”

1892年1月22日，蒙克和两位朋友一同在夕阳下散步。蒙克突然感到一阵阴郁。他看到天空突然变得血红。他停下脚步，靠着桥上的栏杆，累得要死。他的朋友继续前进，而蒙克站在桥上焦虑得发抖，他似乎听到大自然剧烈而无奈的呐喊。

这是蒙克创作《呐喊》这幅画的灵感。蒙克在不同时间创作过四个不同版本。最为著名的版本通常被认为创作于1893年。 那一年，费尔巴哈逝世21周年，马克思逝世10周年，达尔文逝世一周年，尼采精神失常四周年。而他们的幽灵仍然笼罩着欧洲，也笼罩着蒙克呐喊的峡谷和黄昏。这幅绘画完成七年之后，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死了。

蒙克解释《呐喊》的创作动机时说：“这些年来，我几乎要疯了。我被撕裂到极限了——大自然都在我的血液里呐喊。在这幅画（《呐喊》）之后，我放弃了能够再爱一次的盼望。”

在这幅画创作十五年之后，蒙克住进了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

我们都有存在性焦虑

19世纪之前，从个人信仰层面而言，基督教给欧洲人提供的救赎法则使人从上帝的终极关怀中得到安慰，灵魂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扎根于基督的救赎。神本主义世界观是人与世界连接的锚点。因此，在虔诚的信徒心中，存在性焦虑没有存留的基础。

然而，19世纪欧洲的无神化浪潮剥夺了人依附于上帝而有的确定性。人如同漂浮的尘埃，找不到落定的根源和归属。蒙克笔下的呐喊不仅是他本人的心灵写照，也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空气中存在性焦虑的缩影。

艺术史学家吉尔·劳埃德 (Jill Lloyd) 这样评论《呐喊》：“在19世纪之前，确定性是令人们感到安慰的关键，而这幅画则呈现了一个完全感受不到确定性的人。没有上帝，没有传统，没有习俗，只有一个深感存在危机的男人，面对着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宇宙，只能感受到深深的痛苦。 这听起来似乎很消极，但这恰恰是现在的状态。这就是现代人区别于后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我们感觉自己失去了与世界连接的所有锚点。”

存在性焦虑是现代人的通病，距离你我并不遥远。19世纪无神思想的幽灵仍然笼罩着现今世界。存在性焦虑充满在蒙克笔下的峡谷，也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今天，人们仍然在日光之下寻找存在于日光之上的答案。人存在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如何生活才有价值？死亡是否可以剥夺存在的意义？这些终极问题像是紧锁的黑匣子。古人已经告诉我们，钥匙在上帝那里。现代人把这个古老的答案当作过时的迷信。于是，人们沿着尼采的路径，自己定义意义，自己创造价值。或者，人们忙于日常琐事，无暇问津这些关乎生命的终极问题。

许多人回避存在性焦虑的问题，可是这种如影随形的焦虑纠缠着每个人。这个形而上的概念表现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中。

很久之前的一天，我走在墨西哥湾的沙滩上。有一个长长的木桥从沙滩通往海面。我独自沿着木桥走向海中央。不知不觉，我已经距离陆地很远，我的四周全是海水。在浩瀚的大海中，我的存在感突然被削弱了。我并不属于大海，却置身于大海之中。我的存在显得没有逻辑。如果大海与我都是自然界偶然的产物，那么，我与大海的存在重叠只是一个数学概率的巧合。我那一刻在海面上的存在则毫无意义。存在性焦虑以失落感和迷茫的情绪油然而生。

熙熙攘攘的人群要比了无人烟的大自然更加令人感到焦虑。在北京读书时，我常常在人群中挤公交车和地铁。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封闭的。每个人都低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属于他们，却存在于他们中间。存在性焦虑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把我从人群中抽离出来。

相信你也有类似的体验吧。

当你的同事轻易否定你的意见，你会提高嗓门为自己辩护。当你的妻子或丈夫对你的嘱咐听而不闻，你会不耐烦地大声喊叫。你的呐喊是存在性焦虑的表现。你希望用呐喊表明你的存在需要被重视。 呐喊常常是我们在别人面前刷存在感的方式。

蒙克的名画《呐喊》中，呐喊是存在性焦虑的症状。而我们则把呐喊当作存在性焦虑的解药。

在无神的世界观里，存在性焦虑的解药只能从人的身上去寻找。人试图自己创造存在的价值，并期待得到别人认可来印证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我们把自己的存在感寄托在别人对我们的反应上。这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压力，也导致了最终的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期待。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可以经得起存在性焦虑的考验。

存在性焦虑的解药

费尔巴哈、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哲学家试图拆毁人在上帝面前存在的意义，但是他们提出的世界观并不能安慰人的心灵，却导致持久的存在性焦虑。

蒙克的《呐喊》是存在性焦虑的呐喊。而呐喊只是存在性焦虑的症状，而非解药。要医治存在性焦虑的顽疾，我们必须重建被掏空的基督信仰，必须把上帝重新请回世界观的中心，必须把人与上帝间破碎的关系重新修复起来。

正如钟表存在的原因、意义和目的是来自于设计它的钟表匠，人存在的理由、意义和目的也必须依附于造物主上帝。

上帝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一位有位格的神。祂乐意将在永恒里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等终极关怀赏赐给我们。当我们把灵魂的锚扎根在基督的救赎里，从上帝而来的“确定性”将驱走了内心的存在性焦虑。这种恩典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而是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可以感受到的信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