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服务于霸权而非人民

　　编者按

　　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以“民主”为幌子，抱守冷战思维，挑动冲突和对立，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批评和谴责，本版选取部分外国专家学者观点，以正视听。

　　西方国家忽略了民主服务于人民的实质

　　作者：查尔斯·奥努奈居，系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译者：邓延庭，系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全人类对美好生活有着共同的渴望，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理念与方式，必须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和现实条件相结合。背离现实而空谈发展，不仅难以实现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的预期目标，最终也必将被实践否定和抛弃。

　　从实践层面来看，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广泛政治组织和发展进程。因此，民主必须与践行它的特定人民的发展现实相对应，适应和反映人民的发展探索实践。如果脱离了人民的现实，民主就只能是一种口头概念，或者至多是一种空泛的哲学抽象。非洲思想家、反殖民主义斗士卡布拉尔就曾指出，非洲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不是在为空洞的概念奋斗，而是要为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战。

　　只有当民主能够真正有助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时，这个概念才具备真实的内涵与效力。当前，西方国家对民主的论述，主要聚焦于具体的程序和规则上，而忽略了民主服务于人民的实质。在西方冷战思维中，民主已沦为宣扬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民主的功能本应该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但西方却将其禁锢在自己的范式垄断之中，而且还要强加给其他国家。诚然，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方面有着相似的愿望，但实现该愿望的途径却不尽相同。只有与特定实践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才能够真正造福人民。

　　美国举行所谓的“民主峰会”，拜登声称要与“民主”伙伴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反对人权侵犯等等——然而，美国并不是真正要为其他国家提供和分享有关民主实质的治理经验，而是要趁机重新拾起划分“敌我”的冷战伎俩。有关民主的分享和交流，不应该带有歧视性和排外性，而是要包含各种有关民主的理解与实践，这样才能真正得出有价值且客观的结论。在认可某些理念和实践是民主的同时，却又武断地把其他模式指责为“专制”的做法，从根本上践踏了民主的核心要义。美国的所谓民主，与其口中宣扬的价值观存在严重脱节，实质只是服务于美国外交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所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凌驾于广大人民参政议政权利之上的政治把戏，是既得利益者对全世界发号施令的垫脚石。

　　美国所谓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竞选者支付巨额资金，用以换取制定政策的特权。相较之下，广大美国人民不仅被排斥在权力圈之外，还要承受枪支泛滥、暴力升级带来的恐惧和损失。时至今日，美国政客们仍然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达成行之有效的共识。试问，如果民主无法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那么它又如何能践行自己推崇的价值观呢？

　　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拉美人、亚洲人，受到赤裸裸的歧视。近年来，白人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也在发生动摇，不断升级的种族冲突正在成为政治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以包容性为基础的民主实践，本可以有效缓解上述社会矛盾，但由于美国所谓民主的狭隘性，当地的社会危机只会愈演愈烈。

　　美国的所谓民主还存在缺失包容性的缺陷。美国的高科技成就本可以转化为服务于全民的社会财富，但实际情况却正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所言，全国财富被不到全国总人口数量1%的极少数人群一直把持着。

　　从所谓的“民主峰会”的议程来看，非洲最为关注的包容性发展不在讨论议题之列。但是，如果脱离了减贫发展这个前提，空谈非洲的民主没有任何意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发展，可有效帮助非洲人民战胜贫困，奠定非洲发展与繁荣的基础。讽刺的是，这些内容从来不是美国对非关系的重点。然而，中国却将非洲的发展诉求成功纳入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两大机制中，为非洲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相较于美国仅在口头上关注非洲的民主，中国以发展为导向支持非洲减贫，是对非洲民主和社会稳定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摆脱抽象束缚的民主实践，才能推动民主价值观在人民中内化与传播。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下，中国各阶层、各族人民形成强大合力，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彻底战胜绝对贫困。决胜脱贫攻坚，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心的体现，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光荣奋斗历史，又增添了辉煌的篇章。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理念，真正物化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之中。摆脱贫困束缚的中国人民，可以更好地监督党和政府，推动民主不断完善。

　　中国的民主有效捍卫了以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主要内容的人权，构筑了人民参政议政、监督公权的制度框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它仍然时刻保持着谦虚的态度。

　　西方国家无论召开什么样的会议，本质上都是在竭尽全力为他们所推崇的所谓“普世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摇旗呐喊。但检验民主真伪的标准，恰恰是不同国家人民的现实生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而非亦步亦趋地沦为西方国家政治指挥棒的附庸。如果人民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投票，但却无法从投票中获取应有的权益，那么这种制度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

　　从拉美视角看“民主灯塔”的真相

　　作者：艾玛拉·盖德尔，系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副教授，译者：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拉丁美洲，多位思想家贡献了他们对民主的真知灼见。委内瑞拉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路易斯·布里托·加西亚认为，民主可视为多数人的主权，而主权是一种不屈服于任何其他势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古巴民族英雄、思想家何塞·马蒂在谈及民主时指出，拉美应该构建属于自己的民主模式。他强调，拉丁美洲不能机械地复制欧洲的政治模式，相反，拉美的政治模式应充分考虑到该地区的特殊性和实际需求。马蒂在其著名的《我们的美洲》一文中写道：“政府的精神应与本国的精神相吻合。政府的形式应符合本国的独有构成。所谓政府，不过是一国诸多构成要素的一种平衡而已。”

　　一直以来，美国都以“世界民主自由灯塔”自居。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通过以下几方面来一探美国式民主的真相。

　　一是“言论自由”名不副实。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直至今日，美国的新闻自由度呈恶化趋势。2008年，美国的新闻自由指数为4，在130个国家中排名第20位。此后，该指数大幅攀升，于2019年达到最差评分，为25.69，在130个国家中排名第48位。当前，该指数较2019年无实质性变化。另一方面，美国门户网站“新闻自由追踪系统”显示，2020年美国发生了425起针对记者的袭击事件，2021年迄今已发生了180起，另有55名记者被捕，34名记者报告说他们的采访设备遭到人为损坏。自2017年以来，至少有120名记者有被传唤或被扣押的记录。

　　二是美国选举耗资惊人。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2016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开支增加了165%。2016年总统竞选支出超过15.29亿美元，而2020年这一数据达到40.5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竞选支出为31.54亿美元，占总额的78%；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支出为8.28亿美元，占总额的20%；其他政党候选人的竞选支出占总额的2%。

　　三是社会不平等问题严重。当前，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与二战爆发前夕的大萧条时期不相上下。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的预测，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将占全国总收入的18.8%，而最贫穷的50%人口将只占全国总收入的13.3%。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将占全国财富的35.9%，而最贫穷的50%的家庭将只占全国财富的27.4%。

　　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教授指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严重得多。奥尔斯顿教授还警告说，美国的税收政策改革将加剧美国社会撕裂，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四是种族歧视根深蒂固。诚然，美国的奴隶制早已废除，但限制美国黑人参与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种种歧视并未随之消亡。奥尔斯顿教授在一份关于现存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的报告中指出，在当今美国，执法部门仍在谋杀和残害非洲裔美国人，这一现象相较以往并未好转，而且这些执法部门几乎不用为此承担责任。在美国，非洲裔成年人被捕入狱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5.9倍。此外，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2020年美国总人口的18.7%为拉美裔，人数约为6210万。2021年3月，根据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国拉美裔成年人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拉美裔表示肤色影响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对日常生活也造成了影响。近半数的人表示，基于种族或肤色的歧视是当今美国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诸如此类的种族差异无疑是奴隶制残余，也是美国社会侵犯人权现象的明证。

　　最后是拉美移民的人权被侵犯问题。拉丁美洲人的“美国梦”正在变成一场噩梦。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对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拉美人采取严厉的移民政策。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令人遗憾的是，相关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危机，严重侵犯移民人权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特朗普政府实施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骨肉分离”，其中不乏大量母亲和婴幼儿的分离。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3月，由美国政府监护的流动儿童数量已突破1.8万名，超过上一年度的1.7万名，且这一数字预计将继续攀升。总而言之，这种对拉美移民的残酷对待充分暴露了“美式人权”的伪善。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美国著名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约70%的美国人（70%的低收入人群）完全脱离政治进程，这表明经济和教育水平和政治动员之间关系紧密，民众对民主丧失热情不足为奇。

　　这也不由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民主的经典表述：“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

　　虚伪的“普世民主”与危险的霸权主张

　　作者：维克多·彼罗仁科，系俄罗斯《消息报》政治观察员，译者：康晏如，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拜登上台后，宣布“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是当代国与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关系上的主要内容。将“民主”与“专制”对立起来的拜登，实际上是把西方政治模式与非西方政治模式对立起来，将世界划分为“正确”的西方和其他应向西方学习的世界。

　　实际上，没有任何例子可以证明非西方国家有计划破坏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民主”，或在西方植入非西方政治模式。事实上，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价值观也没有受到任何西方以外的国家的威胁。因此，世界面临的是美国霸权主张在拜登执政期间的又一轮鼓噪。

　　在这场斗争中，作为美国主要竞争者和敌人的“威权主义”代表，首先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国家。西方把这些国家视为一种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表明，世界上存在成功的非西方政治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西方的这种观点，主要是美国对外部威胁的看法，实际上否定了非西方国家具有独立确定本国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权利。

　　西方国家强推自己模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强迫他国以有利于西方的宣传概念来理解西方。结果，那些反对西方宣传的人，因为使用了西方术语和概念，被西方阐释所束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借助这种宣传伎俩，西方国家把“民主”等同于吸引民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形式，而“民主”本身作为一种现象，与西方的政治模式画上等号。此外，一些带有情感色彩的概念也与该模式联系在一起，如“自由”。这些概念被西方用在隐喻的文本中，即转义的意义上，缺乏严格的界定。西方宣传中使用的“民主”概念已经失去了其严格的原始意义。“自由”概念的原始含义与政治学也完全没有关系，西方宣传以隐喻的形式用“自由”概念来表征自己的政治模式（“媒体自由”“观点自由”等）。

　　西方宣传为了方便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赋予这些概念不同的含义，为自己保留“正确”阐释的权力。因此，这些被西方宣传固化为西方政治模式的概念，被“西方价值观”所宣扬的概念，获得了情感内涵，进而影响了人们的感受。

　　想要纠正这种情况，须将“民主”“自由”等概念从西方政治模式中剥离出来，并在学术研究、专家讨论和媒体报道中，合理地使用“西方政治模式”这一中性术语。这一方法将为“西方民主”只是可能的民主形式之一（并不比其他形式更好），“西方政治模式”只是许多可接受的政治模式之一的思想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拜登政府把“民主”和“威权主义”对立起来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所谓进步人士的观点基础上，即在2016年总统选举输给特朗普之后民主党内部形成的意识形态趋势。“进步人士”支持美国在世界传播西方政治模式和自由（所谓的“进步”）价值观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认为这是“唯一的人道”和“对人权的最佳保护”。这些人通常包括民主党中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拥护者，以及共和党中的新保守派，例如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杰布·布什、米特·罗姆尼。

　　这部分“进步人士”对特朗普政策的回应就是对美国积极参与建立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进行更猛烈的宣传。他们通过指出西方面临的新挑战，特别是“威权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主要指俄罗斯和中国。他们也承认，这些国家也提供了自己版本的国际秩序，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糟糕的秩序，因为它是“非自由”的。因此，“对付俄罗斯和中国”只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努力”。

　　经过“进步主义”阵营不同派别之间的讨论，专家们为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获胜者制定了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纲要，其中包括减少使用军事手段来达到预期目标、缩减美国国防预算、更加重视外交和“软实力”工具等内容。

　　拜登目前正在实施的正是这一稍加修改的计划。它维持了美国外交政策向世界强加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危险倾向，忽视不干涉主权国家事务的国际准则，比特朗普的直接和正面攻击更具危险性。拜登外交计划的前提是，美国在盟友的参与下更积极地使用“软实力”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在广泛的战线上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攻击。

　　美国向别国强加西方政治模式的政策在原则上是不可行的。归根结底，这一政策就是把西方的社会政治秩序标准强加于他国人民，而在特定国家的条件下，这些标准与秩序并不能发挥其功能。例如，他们不能在统治阶层内部建立利益平衡，并破坏了国家可控性。

　　美国和西方以“保护责任”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最初普遍向反政府势力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在这种干涉过程中，西方并没有试图与冲突各方保持距离。事实上，这是西方为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并制定干涉世界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方案而直接参与的敌对行动。

　　美国宣扬欧洲-大西洋价值观（所谓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西方认为武装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可以防止侵犯人权的观点，很容易被以下事实推翻：“人道主义干预”本身（例如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导致平民大规模伤亡，并剥夺了个人的主要权利——生命权。没有这项权利，所有其他权利都毫无意义。

　　为了对美国意识形态攻势进行回应，需要澄清西方在学术研究和宣传中同样积极使用的一些关键政治学概念。为此，有必要揭露具有操纵性的宣传手段，借助于这些手段，西方宣传将西方政治模式描述为世界上唯一可能和可行的民主形式，由此衍生出其普世性和向他国植入西方模式的正当性。

　　在现实中，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对政治和人权的特殊理解、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选举等，是一个程序性和技术性过程，并不能成为独立的价值观。就像任何技术一样，这种程序的意义只是为了以最好的方式开展工作。因此，只有一种权利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每个国家都有独立探寻最适合本国的政治模式的权利，其中包括制定本国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规则和程序的权利，即制定自己民主模式的权利。

　　资本主义与真正民主之间具有不相容性

　　作者：鲁文·达里奥·古塞蒂、马塞洛·法比安·罗德里格斯分别系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培训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组成员，阿根廷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译者：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民主制度的构想是为了捍卫人民主权，以及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参政议政的机制来遴选和控制当权者的权利。在西方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模式。

　　虽然美国常被称作民主国家，但更准确的定义是宪政联邦共和制。“宪政”指美国政府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民主”一词并未出现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文本中，也没有出现在后续的27个宪法修正案中。尽管如此，美国一直以“民主灯塔”自居，自视肩负着宣扬民主的“天命”，把自己打造成世界的领导者和典范。

　　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那些美国国父们的关注点并不是采用何种民主制度，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是与美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封建制度残余作斗争，而是以何种形式来组织一个新国家，以避免陷入无政府或暴政状态。由此，他们基于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产生了这样一种权力观念，即认为社会需要由那些优于普通人的精英阶层来领导。既然他们认为人分为三六九等，那么势必会以避免过度民主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从而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自建国伊始，对“自由”和“平等”的不同侧重在美国逐渐发展为两条互为补充的路线，并在政府更迭中交替进行。一种是由托马斯·杰斐逊倡导的重农主义，主张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保障人民的自由，强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会阶级上升而变得更加富有；另一种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倡导的重工商主义，旨在建立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巨大市场，从而更有利于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此后，保守派强调充分的自由，而自由派则更关注机会的平等，直至安德鲁·杰克逊首次实现了这两股潮流的合二为一。杰斐逊倡导的自由放任，在被企业家接受转义之后，形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学说。这种特殊的民主概念就是这样被资本主义吸收，进而转变为一种“普世”的民主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美国民主的基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较富裕者的不受政府、国家或社会制度干扰的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为了确保这种特殊形式的平等，就必须保持一种无限制的“自由”，即以自由放任的态度使先天条件不足的人处于弱势地位。正是这种思想构成了奥沙利文所提出的著名的“天定命运论”的理论渊源，即美国要凭借天命，对外扩展，在全球广布其“自由”和“民主”的信念。

　　20世纪以来，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产业资本主义，由所谓的机会均等、“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和有限的民主支撑的权力结构被异化为被跨国公司、资本游说集团以及军工复合体独裁的权力结构。这一点在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首先是一个两党制国家，通过两党交替执政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中真正权力集团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1961年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以罕见的坦诚发出警告：“巨大的军事系统和庞大的军火工业结合在一起，这是美国历史中前所未见的新事物……在政府各部门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形成无所节制的影响力。”这个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真正的权力集团，近几十年来它一直在不断进化。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集工业、军事、文化、媒体和金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并把自己的利益强加给美国两党制下的历届政府。它向世界展示自己是民主制度的推动者和保障者，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维持这个帝国主义综合体的权力和影响。

　　在19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模式的巨大影响。拉美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被美国宪法中的平等和联邦制理念所吸引，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参照。然而，美式的“平等”是一个没有超越其理论承诺状态的平等理念，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宣言而已。当平等被仅仅局限在某些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部门时，这种平等宣言就沦为一种形式，一种自由民主制度的形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不是这个制度所引发的结构性不平等的转变。这就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真正的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与真正民主之间具有不相容性，而这种不相容性势必将所谓的民主转变为财阀政治。正如拉美知名学者阿蒂利奥·博隆所言：“这种‘民主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家的独裁。”

　　西方国家的民众已经认识到，属于西方认知范畴的民主形态已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预见这样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于剥削的资本主义逻辑以及日益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经济、金融和媒体力量的结合，民众的自主和自治的权利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1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