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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写活“中国企业史”

2023-09-14 14:12|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行见航空俯瞰际,满眼神州大寨田。”1975年,住在北京东四八条一座四合院的81岁作家叶圣陶,有感于《人民日报》对“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的报道,赋诗一首以向远在江阴的同乡吴仁宝表达由衷的称赞。

    30余年后,39岁的浙江籍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尝试着用同样文学化的笔调勾勒出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企业史。1月12日,“企业史创作与中国经济的成长”主题座谈暨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称《激荡三十年》)签售在北京单向街世纪坛店举行。

    吴晓波的创作冲动萌生于2004年7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学的他参加了一次关于中国公司成长之路的座谈。激烈的辩论让他意识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偶尔发生灵感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

    尽管有《大败局》、《非常营销》和《被夸大的使命》等畅销财经书做基础,写作《激荡三十年》的辛苦对吴晓波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他请了两位得力的助手,用“最笨的办法”逐年查阅《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外电周刊》、《新闻周刊》等境内外媒体对中国所有企业的报道。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吴晓波显然深受《光荣与梦想》和《交锋》的影响,“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激荡三十年》的上卷只写到了1992年。1978年被吴晓波作为“中国,回来了”的标志;1984年被命名为“公司元年”;1988年迎来了“资本的觉醒”……

    1978年,610万考生中有40.2万人成为高考恢复招生的幸运儿:广州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教室坐满了从18岁到40岁不等的学生:来自海南五指山的黄宏生“是全班的老大哥”,广东罗定县的陈伟荣“穿着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走进教室”,学习委员李东生“见到女生还会脸红”――“这3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3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3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与此同时,遭遇丧父之痛的内蒙古青年牛根生“抹干眼泪,接过牛鞭继续养牛”。5年后,他到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并且一干就是16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27岁的王石当时在深圳一个建筑工地的竹棚里“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节假日还主动补习英语。

    一个周末,在广州听到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因为“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而跑到后台祝贺,“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刘先生会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这些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让吴晓波慨叹:“在1978年到2008年,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搏取。”

    “中国到了要产生自己的商业思想的年代”

    历史进入到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严肃厂纪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为了贯彻“不准哄抢工厂物资”的条例,张瑞敏毅然开除了一个顶风违纪的工人。

    在厂子更名为“青岛电冰箱总厂”的1979年,张瑞敏带头把76台不合格冰箱砸成废铁,“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的工资,很多职工砸冰箱时都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它跟几年前鲁冠球把40多万元的次品当废品卖掉的故事如出一辙,表明了出现于商品短缺时期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正是从质量意识的觉醒开始的。”

    也是1984年,青岛的海信、四川的长虹和广东的康佳相继引进了松下公司的彩电生产线。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时就考察了松下公司,“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1979年“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的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日本公司蜂拥而至,在其后的10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

    “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时力度较弱,有点力不从心”,《东方企业家》高级记者覃里雯对吴晓波这种“全新的中国企业史写作方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也有读者批评《激荡三十年》的案例集中在海尔、联想这样的传统制造业或IT业的非垄断行业,而缺少金融、能源、电信等大企业的案例。

    “管理一定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所以中国管理思想的产生,对我们是一件有使命感的事情”,北大EMBA管理中心的岳川博在座谈会上如是评价。

    吴晓波回应称,写《激荡三十年》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产生中国自己的商业思想的年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如果还是每天跟在美国人后面,他们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是很丢脸的事。但这些思想诞生的前提是,要有一些人去做最基础的工作,把公司的历史沿革梳理出来,把经验教训提炼出来。”

    “我始终认为商业写作最需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就是独立性”,吴晓波强调不能因为所写的企业后来不景气或倒闭就全盘否定。他欣慰的是,他领衔的“蓝狮子”财经图书团队推出的《解构德隆》,就是同类图书中比较客观的。

    展望下卷的写作,吴晓波表示,整个逻辑还是按照国营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3种资本的博弈作为叙述的逻辑,“所有的叙述都是以细节、人物命运或公司命运的起伏构成”,“但它的挑战性一定会越来越大,时代越接近就越尘土飞扬,你越看不清楚。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写到我出版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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