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香港盛行？

作为中国言情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辗转进入不断转型的现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说，带有着社会发展的时间刻痕与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数的香港言情小说中，能够成功地塑造出某种言情类型，较大地影响到读者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取向的并不多。可以依达、亦舒与李碧华为代表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情爱范式。

言情小说的成因及流变

从广义上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言情的，都表现人类之间的情感纠结。狭义的“言情小说”，则是一种消费文类，主要给人们提供关于两性间的或诗意或本能的想象空间，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任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为日常生活中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平添一点点传奇与美丽，甚至是为潜隐的、被道德规范压抑的欲望开通一条释放的渠道。

中国小说史中，言情小说是占有最多篇幅的。其中的佼佼者当推《红楼梦》为最。作为最为发达的文类，中国古典的言情小说，最吸引人的当是其中浮世绘般的社会百态，人情世故，而千古不灭的儿女情长，是言情小说的灵魂。

据吴礼权所著的《中国言情小说史》的分法，中国言情小说萌芽于魏晋南北朝，譬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搜神记》中的董永和织女等。唐代则是言情小说的成熟期，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俱为佳品；还有“情侠”体的言情小说，如《无双传》、《虬髯客传》、《昆仑奴传》等。被后人认为或是使新武侠小说深受影响的源头。宋元时代则被称为“转折期”。话本小说的诞生使言情文学走向通俗化、市民化。较为著名的有言情传奇《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等，都为一时之选。明清两代则是中国言情小说的鼎盛期——最早的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好逑传》，中短篇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以及代表着中国文学高峰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皆产生于这一时期。而后绵延而至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也曾盛行一时。

只是，这一脉中国文学特有的“异香”，在三四十年代以苏曼殊、徐行和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浪漫的一代”风流云散之后，在文学界，已再难拾掇起来；尤其在五十年代之后，情爱画廊成为落伍的事物，在大陆和台湾，都曾一度湮没。

言情文学的传统在五六十年代的港台文坛，由大众文学延续着。直到80年代初，先前在港台大众阅读市场上流行的“言情小说”，进军大陆，仍然掀起“热潮”，并在九十年代一样拥有广泛的读者。

作为中国言情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辗转进入不断转型的现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说，带有着社会发展的时间刻痕与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数的香港言情小说中，能够成功地塑造出某种言情类型，较大地影响到读者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取向的并不多。可以依达、亦舒与李碧华为代表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情爱范式。

依达及杰克、望云等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上，受当时香港传统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的言情模式大多脱胎于明清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主题披露与人物描写有着较趋同的“套板”。一部小说讲述一次恋爱经历或者一个婚姻故事，间或也探讨一下诸如“爱情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在尽情抒发缠绵、神奇、朦胧、哀怨的情爱梦幻时，亦带有着理念的意味。通常以女性为主人公，以美好的爱情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以结成美满姻缘为结局。情节模式不是“一见钟情”，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虽然或者会遇到一些恶人恶事的阻挠，或者弄成了三角恋爱、纠缠不休的局面，但最终都能排除万难，善有善报，有情人误会冰释，成神仙眷侣。

这时期的言情小说，主要还是以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依归，即使是依达一些反映青年一代苦闷、孤独心态，在当时看来比较洋化的作品，其内涵还是表现美与丑、善与恶冲突的传统主题。稍后出现的严沁等作者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大部分的作品都洋溢着温馨而浪漫的情爱气息，却缺乏现实的诗意，难以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刻痕。

亦舒”走红”于七八十年代。其成功与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工业文明的扩张有关。稳定的社会环境，高收入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前往工作，强烈冲击着青年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精神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以往中国人对待两性关系那种拘谨内向的心态，已经被对爱情的渴望所渐渐取代。亦舒的小说以现代职业女性的浪漫故事为诉求，增加写实的成分，呼吸着香港人的生活气息，配合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热中有冷，笑中有泪，爱中有恨，倡导男女平等，鼓吹女性主义，很能切合处于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现代女性的需要。而她叙述方式中的“浊中见清，丑中见美，平中见奇”的行文风格，以及语言中深蕴的那一份机智俏皮的辛辣与幽默，使她的作品不仅迷住了女人，也吸引了男人。

亦舒

九十年代走俏的梁凤仪的小说，亦是亦舒一路。她的作品同样强调女性的自主独立，对女性深藏着的素质与能力更为推崇，她的许多故事似乎是告诉读者：女性天生有一种把握机遇、发挥才干的能力，只不过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压制了，一旦给予她们机会，她们同样是社会的栋梁。这一类型的小说虽力避一般流行小说的颓废情调与肉欲挑逗，格调较为清朗，但毕竟不能摆脱凭空想象的奇情，虚无缥渺的贵族式情调等流行小说固有的牵制，难以突破。

李碧华的小说以夸张变形的历史传奇，荒诞不经的生死轮回、鬼鬼怪怪取胜。林燕妮的一部分作品也以凄迷魅惑的风格引入注目。在一种世纪末情调的弥漫中，她们的笔锋似乎已不能去描绘从日常生活的品味、体悟而升华出来的情爱故事，而是从过去与未来的云烟中挑起的由命运带来的不安、困惑与焦虑——过去与将来都是美好的，温爱可掬，偏偏当下是冷酷而无序的。所以她们有心想给自己以及一部分读者创造一个朦胧迷离的戏剧情境，以便远远地躲开当下这个急管繁弦的世界。在这样的不确定中，自然就难以产生一般读者所期待的“现实而又具神圣诗性”的言情小说了。

李碧华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工商社会，金钱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杠杆。言情小说亦往往是商业化的产物，是出版商、发行商刻意以“言情”为标榜招徕读者而打出的名称，所以良莠不齐势在难免，后继乏力也成定局；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岑凯伦、西茜凰、张小娴等等，其作品虽各有特色，却都没能另创自己的“半壁江山”。

在香港的大众阅读市场上，言情小说是和武侠小说、历史与科幻小说三足鼎立的，拥有广泛的读者。它们是大众寻求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是一种永恒的逃避主义，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补偿。就像精神分析心理学揭示的那样，具有粉饰与宣泄的作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痴恋、忠贞、浪漫、美貌、财富、情趣、永恒等等，借着文字的演出，一一得以梦想成真。它们通常不会触发到读者的深沉的历史、政治或文化情怀，而主要是让人在投入性阅读中获得一种精神畅快；读一本书如做一个梦，梦醒后该怎样过依旧怎样过，如同炎夏吃一根冰棍，虽不过瘾，却也能短暂解渴，和其他的畅销书一样，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苏珊·埃勒里·格林)。这样的阅读方式比较符合现代社会渴望温馨、追求浪漫的时代特征，这或许正是亦舒等人的言情小说在华人读者群，尤其是女性读者群中不胫而走的原因。

杰克、依达等前期言情小说家及作品

杰克，原名黄天石，又名黄钟杰，另有笔名黄衫客。1898年生于广东番禺。曾到上海学电机工程，后在广东粤汉铁路及新闻界工作。1921年，在香港与黄冷观合编《双声》，于创刊号上发表《碎蕊》，为香港最早的白话体小说，是香港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30年代初曾赴马来西亚编《南洋公论》，返港后创办香港新闻学社，自任社长。香港沦陷期间避难到桂林、重庆。战后返港，开始大量发表言情小说。1955年，当选为香港中国笔会主席，此后十年连选连任，并将其独力创办的《文学世界》复刊，作为香港中国笔会会刊。1983年病逝于香港。黄天石从纯文学创作出发，战后返港才迫以生计，改以“杰克”笔名，顺应出版商的要求，写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说。

在50年代的香港文坛风行一时，以至当时通俗文学领域有“南黄北张”(即黄天石和张恨水)之称。他和同为香港新文学拓荒者的望云(张吻冰)等人改变写作风格，转入以言情小说卖文为生，是香港文人无奈的悲哀，也是香港文坛的一种趋向，杰克的第一本流行小说《红巾泪》，曾被改编成电影，这是香港小说第一次被搬上银幕。50年代，他创作的《名女人别传》、《改造太太》等作品，还曾获“港式鸳鸯蝴蝶派”之称。跟当时其他的流行小说作者如望云、俊人、孟君、碧侣等人一样，他的作品带着较浓的文艺腔，杰克的古典文学功力不俗，这让他的文字畅丽之中带一份雅致。他有一部分的小说比较注意题材的选择，如1955年6月发表的《爱情是什么》，故事情节很简单，人物也不多，写女主角红衣女和汤姆、钟士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典型却又普通的三角关系。但作者通过情节的安排和形象的刻画，回答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爱情是纯洁和自发自愿的。虽然有理念比的倾向，但还是怀有一份责任感对当时的年轻一代给以启示。这使他的小说，受到当时青年读者的欢迎，杰克已出版的作品还有：《合欢草》、《一片飞花》、《心上人》等20多种，一直到60年代香港市面上仍然畅销。

依达，原名叶敏尔，另有笔名韦韦等。1946年生，原籍上海，1953年移居香港。16岁时曾以小说《小情人》投稿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一炮打响。中学毕业后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并兼职电视艺员、歌星和时装模特儿。自60年代初期以来创作不辍，出版了《断弦曲》、《垂死天鹅》、《别哭汤美》、《蒙妮坦日记》、《我曾微笑》、《第三者》等30多部作品。不少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广播剧和电视剧。

作者: 依达

出版社: 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

出版年: 1964

依达“出道”正逢其时：60年代香港的工业化有所发展，新生的一代又由于未经过战乱，于是对外面的世界，多了一些憧憬。依达的“言情小说”便为满足少男少女的情感需要，占领了相当大的大众阅读市场。依达的作品并不以自己的艺术素质取胜，其所以畅销原因主要是：

第一，能把握到年轻一辈的心态与情感，题材新潮，经营洋化，追逐着欧美的前卫与开放，颇能迎合当时崇洋的香港青年，为他们编织幻梦，提供趣味。

第二，依达的作品，有一种能吸引青年男女的代入感。男主角多为风度翩翩的公子、才子；女主人公则是美貌多情的校花、白领丽人。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玫瑰般的理想色彩，距离现实很远，距离一般的小市民生活更远。正因为如此，他争取到了两个较为稳定的读者群：一是对现实生活有抗拒感而崇洋的青年学生；二是幻想过另外一种理想生活的小市民。

第三，依达的作品笔法简洁，语言流畅浅白，人物关系不太复杂，很适合一般人的欣赏口味，加上桥段新鲜，结局新颖，一时读者如云，销路奇广，且遍及东南亚一带。

依达虽然高产，但由于小说布局不够紧凑，写作范围狭窄，独沽一味的青春小说，终究不能久长。他似乎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便尽量深化作品的社会内容，以人物的命运和他们的性格、心态去反映现实，从多个角度去表现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物欲”对人精神上的挤压，金钱对人的心灵的扭曲。

这些作品对西潮刚刚泛滥的香港现实有一定的触及，对金钱给予人心的腐蚀作用有所警惕与批判。可见依达还是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的。

70年代之后，他的言情小说产量渐渐减少，转向了杂文、随笔、食经、旅游指南等，还以“韦韦”的笔名写奇惰小说，用“梵尔”的笔名写社会现实小说。这两类小说，虽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但仍夹杂着某些消极成分。如《少男丹尼》，对青少年青春期萌动着困惑与不安的心理状态有着细腻传神的描写，指出了当时渐渐污浊的社会风气对青少年的污染与毒害，但偏偏在此一过程中又加上了不必要的性爱描写，成为“有味小说”，无形中就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依达曾尝试过多种艺术实践，但给人印象较深的，还是他以“依达”为名所写的言情小说。那些“四毫子”小说，描述的是或平淡或绚丽的日常恋爱、婚姻家庭故事，却成为在庸常生活中繁忙与烦神的大众读者在工余时间、旅行途中、入睡前或排队等候时可以随时拾起又随时放下，读时动情而读完置诸脑后的最佳消遣。而以他为“始作俑者”的对作家作“明星化”包装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以后出版社的市场推广策略，严沁、亦舒、林燕妮等人的出名，多多少少也与此有关。依达的流行，大约可以佐证：文化快餐未尝不能享用，也未必就是糟粕；当然，任何一种文类，都应有其更上乘的精品。

李穆南 郄智毅 刘金玲 主编

出版社: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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