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楚辞》对晚唐温李诗创作的影响

摘 要：《楚辞》，作为兼备“诗”、“赋”两种文体特征的文学样式，其叶韵可歌、意象丰盈、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和感伤情怀等特征成为后世文人尤其是诗人争相效仿的对象。屈、宋两位楚骚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受到不少后学者的歌咏称颂。晚唐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文人偏向于从楚骚文化中寻求心灵的慰藉，李商隐和温庭筠就是这些诗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诗歌多涉及记湘楚游旅的楚物、借香草美人意象抒发怀抱的意象甚至是直接以屈宋之际遇慨身世等。温李诗的创作在相当程度烙上了《楚辞》的印记。

关键词：《楚辞》；李商隐；温庭筠；诗歌影响

清丽俊俏、浓艳感伤是晚唐诗风的主流。温庭筠与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诗人流派之一。同在文、武、宣三朝政治文化环境的浸染下，铸造了两人风格接近的诗歌文笔。“既奋壮志于云霓，又系闲情于风月”[1]是他们的共同的状况，此外，温李受挤于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之中，失意与困顿使他们感时愤世，而这种生活与心理状态又流于诗歌之中，成为他们抒写自身境遇、发泄内心感慨的方式。在温李诗歌中，借香草美人抒发怀抱，以楚骚语入句之多，较同时期其他诗人，实属罕见。按“李商隐在大中元年（847）至二年（848）间途经襄阳、江陵、岳州、潭州往返桂府，时间虽不过一年有余，却有可编年诗76首，占其编年诗总数的五分之一。”[2]、“温庭筠早年客游江淮，咸通元年（860）又在襄阳与段成式、韩蟾等人唱和，编为《汉上题襟集》。”[3]这与他们曾到过荆楚之地的经历关系密切。晚唐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也驱使着当时的士人更多地把自己的际遇与历史上忧国壮志的士大夫相联系，以他们的政治抱负与文章才华自比，或追怀，或感叹，屈原与宋玉就是他们歌颂的对象，这在温李诗歌中也较为常见。他们的诗歌有着浓郁的“《楚辞》色彩”。

一、直言楚物，抒发漫游楚湘期间的经历与感触

李商隱《楚宫》，即忆楚襄王游于兰亭之宫，在游览历史古迹的途中书写苍然之感，咏怀古迹之言实乃为政之思。《潭州》“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过楚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碧城三首其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在政治上施展抱负、追求功名是文人们最常态的人生理想，无奈政治集团的相互排挤使他们无形中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李商隐曾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的坦诚之心和忠心之志正如此后漫游荆楚期间以“楚宫”、“楚佩”、“楚妃”、“楚帐”、“楚囚”等明志向的楚地之物，侧面反映了诗人对唐太宗贞观时和平安定，一派繁荣景象所向往的心迹。和李商隐相比，温庭筠的仕途之路显得更加艰难。温庭筠善于以历史典故入诗，一方面传达个人身世之悲慨，另一方面是对政治国事的关注。温诗中言及楚地之物的却大都是睹物缅怀之作，也有记友人南游时的增和之诗。

据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游潇湘一节[4]，正是有了早年游历湘湖的切身感受，在之后所作的赠和友人南游的诗作中又有了早年自身游历的怀念。如《细雨》“楚客秋江上，潇潇故国情。”、《赠少年》“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叶下洞庭波”。、《送人南游》“送君游楚国，江浦树苍然。”、“唯以一杯酒，相思高楚天。”《细雨》将友人喻为骚客，《赠少年》亦为友人适楚地的留别之作，却直接摘取《楚辞》中之词，更富离别感伤之情。《送人南游》一诗，语言直白，送别友人的同时寄予相思之感。

二、借屈宋之名入诗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5]观二人诗作，借屈宋之名为词者，于晚唐诗人之中为最多。温庭筠《河中陪帅游亭》：“倚栏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6]观赏之作中，非宋玉之才故作诗而非赋，可见温庭筠看来，宋玉应为赋中圣手。在楚骚之中，宋玉之文以“悲”见著，此诗虽是游兴之作，在意境上却也泛着感伤。再看温之《寄岳州李外郎远》：“含颦不语坐持颐，天远楼高宋玉悲”[7]一句，比之《河中陪帅游亭》，诗中多了一层远思之意，“不语”、“远”和“高”尽显悲凉之感，尽显宋玉骚赋中之悲凉。从诗作数量上看，李商隐所作远比温庭筠多，诗歌中引用屈宋为典故之数自然胜于温诗。刘学锴认为“宋玉的哀愁感伤，主要是感慨个人境遇的困顿和由此引起的对昏暗政局的怨愤，内容比较单纯具体；而在李商隐的作品中，其哀愁感伤已在具体的经历遭际的基础上，拓展深化为一种包含着对整个现实人生的带哲理性的思索与感喟，内涵更为虚泛抽象。”[8]试看以下诗句：

众中赏我赋高唐，迥看屈宋由年辈。

朝争屈原草，庙馁若敖魂。

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

何事荆台百万家，唯教宋玉擅才华？

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

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

宋玉平生恨有余，袁循三楚吊三闾。

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

李商隐诗句中所涉“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众所周知都是楚骚之文的作者，但在李看来，其对宋玉之才最为赞赏，这是李诗造境的需要。宋玉之悲被李商隐认为是天然的，“无愁亦愁”即为佐证，这种感同身受是李商隐身在幕府时的心情。“这是以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的身世遭际，寄托自身栖身幕府、操笔事人的境遇，言外与家伎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9]宋玉的感伤情怀流传至李商隐处，愈加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三、楚骚比兴手法的继承与运用

汉王逸，楚辞章句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子；宓妃佚名，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刘勰《文心雕龙》言：“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楚辞正是兼有“诗”、“赋”两种文体特征，比兴手法在诗歌中才较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意境深远、秾丽感伤的诗篇。而温李诗歌自是继承了楚骚比兴的手法，语言上以“香草美人”入句，艺术上比兴手法相比晚唐其他诗人，应用度也较广。何谓“比兴”，刘勰《文心雕龙》有：“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温李诗歌对《楚辞》比兴手法和“香草美人”传统的的继承与运用，首先体现在诗序上。温庭筠《观兰作》诗自序：“余昔自西滨得兰数本，移艺于庭，亦既逾岁，而芃然蕃殖。自余游者，未始以草为遇矣。”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小序：“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借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镜，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每人以喻君子。”温庭筠的比兴手法多见于送别赠答诗中。如《送洛南李主簿》、《初秋寄友人》、《送人南游》等，这些诗歌多数在最后两句表现诗的主题，充分抒发作者的情感。李商隐在《蝉》中，以蝉的叫声比喻创作的苦吟之声；以《牡丹》作为吟咏对象，借以表现巫山神女为自己所向往的“情人”形象；此外，诸如李商隐关于“柳”的组诗，表面上写的是柳树，实则写美丽动人的女子，或是以此引申喻说李自身。李商隐的的比兴手法往往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这些咏物诗中，并且，“比”、“兴”手法在同一首咏物诗中齐用，因而他咏物诗的意蕴往往深远，指向性又给人百转千回之感，诗的韵味具有延展性。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源远流长，它的文学魅力使之成为文人们竞相栖笔学习的一块肥沃的文学宝地。这种文化养料的汲取和文学笔法的继承也继续影响着晚唐以后逐渐繁荣的文体—词，从某种程度上说，词的比兴手法较之诗歌，运用得更为成书和明显，这是文学自身在发展到成熟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但追溯源头，《楚辞》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1]赵荣蔚著.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第278页

[2][3]张巍.晚唐诗人的楚骚情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4第40卷第二期，第54页

[4]陈尚君著，唐代文学从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第356页

[5]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5，第89页

[6]刘学锴著，李商隐论传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6，第843页

[7]汉王逸，楚辞章句.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第10页

[8][9]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1，第2、5页

作者简介：饶玉群（1989.6.7-），女，广西来宾人，文学硕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北方文学·下旬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