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典范

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廉洁奉公，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本色和风格。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时时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公私分明、不准假公济私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亲戚、故旧、朋友给毛泽东写信，有的寻求帮助，有的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毛泽东很为难。考虑再三，毛泽东给秘书定下了规矩：“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1949年10月前后，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希望毛泽东能为其在北京安排工作。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要求，希望他在湖南听候省委分配合乎其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杨开智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却又萌生了在长沙谋“厅长方面职位”的想法，便托人给外甥毛岸英写了一封信。收到信后，毛岸英回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在信中表示：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就是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不许身边工作人员打着公家旗号假公济私。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觉察到个别工作人员跟随自己外出视察时，有时无偿索要或低价购买地方财物，非常生气，他下决心从自己身边开始整顿。

有一次，毛泽东在外出回京的火车上，发现有几坛子绍兴酒来路不明。毛泽东说：“我身边有耗子。”立即指示由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的第一办公室党支部召开专门会议，了解情况，整顿作风。没想到，通过这次“整风”，一整整出很多问题，主要是生活的问题，占便宜的、跟地方要东西的。

毛泽东一方面对犯了错误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处分甚至清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进行了检讨，包括跟了他20多年的老同志、长征干部都受到了批评。另一方面，他决定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钱来到各地退赔。毛泽东指示，凡是占了便宜，一律退赔。经过严肃整顿发现，需要退赔3万多元钱。在当时，3万元钱可是一个惊人数字。毛泽东工资没钱，就决定从稿费中支取，沿路向各省退赔。

毛泽东把身边工作人员全部派到武汉、上海、杭州等几个地方退赔。并让工作人员转达他的歉意，“所有他们吃的，他们没给你们道歉，我来赔礼。”

廉洁自律的典范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拜访的、谈话的、请示工作的。每当赶上饭点，他常说：“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从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后来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1961年春节前夕，家乡淮安县委托人给周恩来捎来馓子、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周恩来收到后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他还在随信寄去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上写了意见：“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有一次，周恩来过去的警卫员、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给他捎来一筐橘子。因路程遥远，水果不好退回，周恩来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当工作人员问为什么要寄去这么多钱时，周恩来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橘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周恩来的廉洁自律和俭朴作风，受到了身边工作人员的交口称赞，也深深影响了他们。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勤俭节约，廉洁奉公

“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身正为范，作出表率。

1941年，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受当时国共关系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利。”为此，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57年，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很气派，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最高法院离此很远，每天上班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他考虑着搬到离最高法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毫不介意。当他向家人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却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必武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单独烧锅炉取暖，费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第二，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董必武平时总喜欢写“性习于俭，俭以养廉”八个字。可以说，这八个字正是他淡泊、俭朴生活的写照。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一个针线包，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新中国成立后仍保存在家中。作诗是伴随他一生的爱好，从1939年到1975年，他写的诗共有1300余首。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平日练习书法，他也不肯用白纸、宣纸，都是用旧报纸。他所用的毛笔，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胶粘在笔杆上，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劝他扔掉，董必武解释说：“一支笔，一片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社会财富，大家都要爱惜呀。”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大的障碍也是自己。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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