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加尔文宗：理性劳作就是生活的目的

引子

事先声明：本人不信教，也无意传教。只是出于了解的兴趣写了此篇。基督教教派众多，对关键神学问题的分歧也很大。作为新教的教派之一，加尔文宗并不能代表基督教思想的全部，但加尔文宗的思想在英国、北美、荷兰、法国等地流传甚广，对现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马克思·韦伯看来，其主要伦理观点是诞生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本文便尝试择其重点，从对信众生活方式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梳理加尔文宗的思想脉络。本文仅做阐述，并不会尝试去判断加尔文宗思想是否正确。

目录：

01

人能否得救是神预先确定好的

相比于我们更为熟知的天主教生活的形象 — 繁杂的礼仪、向神父忏悔等等，加尔文宗（以及整个新教）重新解读了神、教会、信众之间的关系，定义了新的世俗生活的意义与生活方式。

新教最著名的观点便是因信称义：字面上理解，似乎是说人因为信仰上帝而被称义。但被称为义人、得救并不是上帝对我们信仰的回报。信仰是指人对神的皈依，而得救则是神对人的慈悲，人的灵魂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愿。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善功（可理解为积德行善）、复杂神秘的教礼并不能帮助我们得救（对圣礼排斥的态度称为“现世祛魅”），得救也不是我们做善事的动机。人与神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关系。

那如何才能称义呢？加尔文宗发展出了双重预定论：“按照神的旨意，神为了彰显祂的荣耀，一些人便被选定得永生，一些人便被选定受永灭”（威斯敏斯特信仰宣言）。只有一部分人被拣选获得永生，拣选的意义只在于这是神彰显自己荣耀的手段。因为神是，并且唯有神是自由的，祂不受任何法则的约束，我们不能去揣测神的动机。这进一步确定了“因信称义”的内涵，善功、圣礼、忏悔并非获得神的恩宠的手段，不过是主观上的信仰的“外在辅助手段”。

如何理解这里的“预定”，尤其是对被遗弃之人的预定是个重要问题，历来也有不同解释。加尔文宗沿袭奥古斯丁派的解释，采用一种“积极拣选，消极遗弃”的观点。神在选民（即被拣选的人）生命中做了积极工作，神通过干预，使之活过来（即“重生”），并在他们心中创造信心，从而拯救他们脱离属灵的死亡。对于非选民（即被遗弃的人）来说，神并没有做积极工作，未在他们的心里制造新的邪恶，未迫使他们拒绝基督。相反地，神做的是一种消极的工作，只是与他们擦肩而过。祂做的是新约圣经中常被描述为神的惩罚，祂将罪人交给他们的罪性当得的结果，弃绝他们，让他们归于自己的罪所当受的刑罚。祂不再约束他们脱离自己的恶行。神不需要在罪人的心里制造出不信或邪恶；它们已经存在了。而至于为什么拣选某些人呢？“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罗马书）。“我们不知道神为何施恩给他的选民，因这是神自己的旨意。同样地，除了神的旨意以外，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何弃绝其他人，因当圣经告诉我们，神随意刚硬人的心或怜悯他们时，就是在警告我们不可在神的旨意之外寻找另一个因素”（加尔文）。

双重预定论的基础是“原罪”。加尔文宗认为人是“完全腐败”（total depravity），之所以还不至于完全丧失希望，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举着我们。不太准确的解释大概是，本来每个人都该下地狱的，但是神拣选了一些人让其重生得救。神所遗弃之人也应该服从教规，不是为了借此得到救赎，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来恪守神的戒律。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不要带入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因为神是人类的绝对主宰，世间没有所谓“公平”的规则来约束神，相反，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因为神愿意这样做。加尔文宗并不认为神是“绝对权能”（absolut might）的，不相信某种不相信律法、随意行万事的神，但是神的旨意是公义最高的准则，是一切律法的律法。加尔文宗否认神需要向人做出解释，也否认人能靠自己的知识做判决。“应该记住，上帝是每个个体事物的普遍的、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所有行为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工作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上帝在万人中行作万事”（约翰·冯·施陶皮茨）。况且，在救赎这种特殊恩典之外，神也降下“普遍恩典”：阳光、雨水、食物......一个充满罪的人怎么能因为神没有特殊地拣选他而抱怨神的公义呢？

这种观点看起来非常的冷酷，也是加尔文宗很有争议的一点，其他教派在这点上往往持更易于接受的观点，比如马丁·路德（那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持的观点是“单向预定论”，即神只是选定了某些人得永生，而非选民仍有机会获救（对于路德是否持这一观点也有所争论，此处暂不展开讨论），以维护上帝的良善形象。加尔文宗后来衍生出的一个派系，阿米尼乌主义中，认为能否得救取决人的“自由意志” — 是否愿意得到救赎。阿米尼乌主义认为人没有免于“罪”的自由，但有免于“必然性”的自由。罪人有能力或与圣灵合作，得到重生；或拒绝神的恩典，走向灭亡。虽然人类的天性因为堕落而受到严重的损害，人并未因此落到灵性上完全绝望的情况。神仁慈地使每一个罪人都有能力悔改和相信，但他并不对人的自由横加干涉。每一个罪人都拥有自由意志，其永远的归宿就取决于他如何使用这自由意志。阿米尼乌主义在关键教义上发展出了与传统的加尔文宗截然相反的观点，不过在本文中我们还是沿着那个“严酷”的版本来展开。

（加尔文宗有其他同样重要的观点，但此处出于研究侧重点，而只对双重预定论展开阐述，其余观点在必要时作穿插介绍。）

02

理性的职业劳作是创造“得救的确定性”的方式，是生活的目的本身

双重预定论这种残酷的观点给信众带来的关键问题是：我是被神拣选出来的吗？我如何才能知道我是被预选出来的？加尔文自己并不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只要认识到神已经做出决定，并且以真诚的的信仰坚守对基督持久不衰的信赖，便算是功德圆满了。强行窥探神的密旨的行为本身便是一种不正当的企图。

但这种解释是不太能够说服世俗的信众的。由此产生两种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教牧类型：一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所有的疑虑都是魔鬼的诱惑，因为疑虑的出现乃是信仰不够坚定、缺乏自信的结果。个人有义务在日常生活的奋斗中争取自己已得选民资格和正宗的主观确定；二是要反复教导人们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作为获取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这两种教牧类型的共同导向是，世俗的劳动成了消除宗教不安的最恰当手段。那为什么职业劳动具有如此高的地位呢？

加尔文宗认为，信仰必须受到客观效果的检验，从而为“得救的确定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而能够认定自己有能力明确地辨识出真正信仰的成果就是：凭借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用以增添神的荣耀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从圣经的启示，或者从神创造的世界秩序（自然法）中间接领悟到。能够实践这种生活方式，所依仗的是活跃于内心为增添神的荣光而工作的力量，而这不仅仅是神的意愿，更是神的行为所致。“信仰乃是一种恩宠选择谕示的精准复制”（赛德维克），“谁要是被选中了，那他就会恭敬从命，并有能力恭敬从命。只有那些蒙神感召而信仰上帝之人，才会是真正的信徒”（贝雷）。这种态度与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教派截然不同，加尔文宗排斥那种对于神灵“神秘的合一”的宗教体验（实体沉浸在神性中的感觉、半醒半睡的宗教迷醉状态）的追求，避免堕入“情感”泥淖的危险。双重预定论如果缺乏理性主义的支持，就很容易导致宿命论的倾向。

换句话说，加尔文宗教徒的“得救的确定性”，是自己创造的。不过这种创造不是逐步积累的善功，而是处于时刻面对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 — 被选中还是被舍弃 — 以及系统地自我检视。因为只有在每一时刻、每一行动中对其整个生活意识来个彻底改变，才能证明将一个人从“自然状态”提升到“恩宠状态”的效果。圣徒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救赎，达到永生之超验结局。因此，现实生活就完全理性化了，现实生活的意义就是“在尘世间增加神的荣耀”。相比于采取着个人告解和悔罪制度的其他教派，加尔文宗的教徒无疑要过上一种更为“艰苦”的现实和精神生活。

加尔文宗认为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才是正当的生活方式，他们进一步深化了“天职”这一概念：把履行俗世职业的义务赋予了宗教意义和道德重视。这种观念影响也体现在语言中，德语中的“职业”一词（Beruf）从词源来看便蕴含着“神所交付的使命”的意思。“为神所喜”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借僧侣的禁欲苦修来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个人生活岗位所加诸其身的俗世义务。这个宇宙奇妙且目的明确的组织与安排显然是神设计出来供人类使用的，所以服务于社会效用而非人的福祉可以看作是能增添神的荣耀且为神所喜的。因此，工作，不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目的本身。

路德教派（即马丁·路德所创）持一种看起来类似的观点：天职是一种命运，人人都有命，人人都要认命。而加尔文宗相信的是：神向个人发出命令，要求为增添神的荣耀而劳动。这两种说法表面上细微的差别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加尔文宗认为神所要求的并非劳作本身，而是理性的职业劳作。二是，加尔文宗认可人可以从事多种职业。

所谓理性的劳作，在世俗生活中体现的是一种与传统主义的对抗。我们设想一种传统主义的批发商的生活：农民带着他们的纺织品来找到批发商，经过鉴定之后按照常规价格领取货款。批发商的主顾是外地来的中间商，将纺织品贩运到远方销售。中间商直接从批发商的货栈中选货，或者提前下发订单，然后再由批发商向农民下订，而主顾很少会亲自前来。批发商工作时间不长，一天5-6个小时，收入不多但也足以生活。竞争者之间也关系融洽，每天一起在酒馆中开怀畅饮，消磨时光。而现在一种新型的理性的批发商出现了，他们精心挑选符合需要的织工，逐渐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和监督并施以教育培训。此外，他尽可能直接接触终端客户，将零售业务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还会亲自招揽顾客，每年一一走访。更重要的是，他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愿望来调整产品的品质，以迎合客户的口味 — 有的人开始“卷”起来了。但这种“卷”并不是出于对金钱和奢华生活的追求，而是为了更好的实践自己的天职，增添上帝的荣耀，为了“得救的确定性”。

对于职业选择，加尔文宗的态度是开放的。只要其所为并非思虑不周的轻易之举，而是为了更为神所喜，那转换职业也无非厚非。判断一项职业是否有益，能否博得神的青睐，首先是看其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其次是以其所提供的产品对于“公众”的重要性来衡量，最后，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于私人经济是否“有利可图”。

神既然主宰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若给予某人以获利的机会，必然有其用意。背离了这一选择，也是在违拗神的旨意。神的要求是：你可以为神劳动而致富，但切不可为了声色肉欲和罪孽致富。市民阶层的企业家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尽其所能谋利。当然，对于生活中没有其他机会的人，即使薪酬低也忠实劳动，这最能为神所喜。

03

以禁欲主义的态度来保持理性的职业劳作

与这种天职观相匹配，加尔文宗鼓励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旨在让人过一种警醒、自觉而明澈的生活，其最迫切的目标是杜绝没有节制的本能的享乐，最为重要的手段是使教徒的生活样式井然有序。这种理性生活样式希望以此克服人的“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以及对尘世与自然的依赖，臣服于神至高无上的有计划的意志支配。圣徒们的宗教生活不再是远离俗世的修道院生活，而是在现世及其各种秩序中生活，在世俗的职业生活中考验人的信仰，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不再区分。“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得不终其一生作为僧侣”（塞巴斯蒂安·弗兰克）。置身于此世，却又为来世进行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正是禁欲的教派的天职观所造就的结果。

这种禁欲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其整个一生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进行理性的规划。并且，这种禁欲再也不是一种“不堪重负的义务”，而是任何一个确信自己能够获得救赎的人不得不做的事。

双重预定论给信众内心造成了一种空前的孤寂感，人只能独自上路，走向那被决定的永恒命运，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这种内在孤独，与那种有关神的绝对超验性以及视一切被造物毫无价值的严苛教义结合在一起，可以解释清教徒为什么对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所有的感官-情感因素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类情感不仅无助于救赎，反倒平添了多愁善感的幻想和偶像崇拜的迷信。同时，这也是具有幻灭的、悲观色彩的个人主义的根源之一。“即使对至亲好友也要心存提防”（巴克斯特），“切勿信赖任何人，切勿对人让步，唯有神才是你真正可信的朋友”（贝利）。我们去爱邻人，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为了服务于神所造之物。

唯有按照神明明白白启发的旨意不停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才能增添神的荣光。因此，虚度光阴成了万恶之首。人生苦短且弥足珍贵，社交、闲聊、奢华享乐、甚至超过健康所需的睡眠，都应受道德谴责。体育、文艺类活动也因此被加尔文宗所摒弃。若是为了恢复体能，那体育活动还可以接受。若是纯粹享乐，则会使人背离职业劳动，背离宗教虔敬，是理性禁欲的大敌。在科学之外的文学领域、感官艺术领域，加尔文宗也是坚决抵制。他们视戏剧为邪恶，无法忍受色情和裸露，文学和艺术上也不会有什么激进的观点。“闲聊”、“奢华享乐”这类生活在其看来并非服务于神的荣耀，而是服务于人的荣耀。加尔文宗支持清净朴素的生活态度，在个人装饰方面尤其要朴素无华。这种思想的根基，除了上述的禁欲主义之外，还来自于对“被造物崇拜”的坚决反对：“他们用虚假取代神的真理，去崇拜、事奉被造之物，而不事奉造物之主——主是当受颂赞的，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

从前述与传统主义的对抗中可以看到，加尔文宗显然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那种严格、正直、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做派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对于自我奋斗、白手起家、节制有度的市民阶级会给予极高的道德评价。与犹太教那种倾向于以政治或投机为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和基于政治特权的商人-批发业-殖民地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加尔文宗支持出于个人主义的动机，凭借个人自己的能力和首创精神来合法获利。在加尔文宗影响深远的区域诞生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能看到类似的生活态度。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小说《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及其父亲，便是类似这种生活方式（不过这本小说主要谈的是情感问题，值得一读，对加尔文宗精神的理解也能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勤勉劳作加禁欲节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财富本身也是一种诱惑，诱惑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耽于享乐。理性的职业劳作成了一种“总在追求善却又总在创造恶”的力量。所以，这种精神真正的信徒是正在崛起的小市民和农民阶层。而“富裕的人”往往会背弃昔日理想，他们的傲慢、声色情欲和志得意满也会跟着财富膨胀。因此，约翰·卫斯理也劝告信众：“挣所能挣得的一切，节约所能节约的一切”的人，同时也应该“给予一切他们所能给予的”。

宗教改革帮助人民从教会手中抢回了政治与经济的权利，天职观念与禁欲主义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不过，即使抛开其背后的现实意义，加尔文宗这一套理论体系依然颇有趣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