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陈方正谈杨振宁：直到回到清华，他心里的矛盾才算解决

2023年5月27日，“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二讲在西湖大学进行，84岁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用近两个小时再次讲述他眼中热忱而挣扎的“杨先生”。 （西湖大学/图）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第一次见到杨振宁是在1980年1月，那是在广东从化举办的一场粒子物理学大会上。那一年，杨振宁58岁，陈方正41岁。

其时，已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分列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身旁，陈方正则以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教授的身份参会，远远地处在人群中央。那时，他没想到，此后，他会同杨振宁建立起一段恒久的友情。

2011年发表的文章《我看李政道与杨振宁之争》中，陈方正提到，物理学大会后不久，杨振宁主动提出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当时自己刚从物理系转到大学秘书处工作，负责安排接待，因此与杨振宁来往频繁，开始相熟。

过去半个多世纪，杨振宁辗转归国，在清华大学开设课程、创建高等研究院，担任西湖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却因与李政道分道扬镳、国籍等事件遭受诸多非议。很多公开场合中，陈方正被邀请讲述杨振宁的故事，其间，他多次强调杨振宁的学术成就及爱国热情。

2018年，杨振宁自选文集《晨曦集》发布时，陈方正曾说，“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2023年5月27日下午，“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二讲“杨振宁和他的世界——锋芒、幸运、冲突与融合”在西湖大学进行。湖心讲堂里，已经84岁的陈方正用近两个小时再次讲述他眼中热忱而挣扎的“杨先生”。理论物理学家蔡荣根、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两位中科院院士也作为评议嘉宾回首同杨振宁的几次见面。

而作为故事主角，现场还播放了杨振宁于5月25日录制的一段致辞视频，这也是继上月在香港大学颁授名誉博士时发表视频感言后，杨振宁又一次罕见露面。

“中国传统文化讲做人的原则，立德立功立言，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数，这德、功、言，我自己觉得我做得还不坏，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视频中，杨振宁如是说。

2023年5月27日，“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二讲，现场播放了杨振宁于5月25日录制的一段致辞视频。 （视频截图/图）

史上最快获得诺奖的科学家

陈方正眼中的杨振宁是“上天眷顾的宠儿”。在他看来，这位出生于1922年的物理学家，灵感泉涌、思想锋利的关键20年是在30-50岁。“杨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很多文章都是那时写出来的，不过他追求的并不是光彩，而是简洁生成和恒久，因此这些文章中，有的令人大惑不解，要过二三十年，它的力量和重要性才显露出来。”

规范场理论就是其中之一。1954年，32岁的杨振宁和学生米尔斯提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这一理论直接推动了粒子物理学和纯粹数学的发展，成为后来解释微观世界标准模型的基础，并催生了多项诺贝尔奖成果的诞生。

也有例外。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发表论文，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那时还有很多物理学家不相信他们的理论，有一位德国的学者还说，他愿意为此赌上一大笔银子”。但仅仅一年后，两人即凭借这一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杨振宁刚刚35岁。

“这让他们两人成为历史上最快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颁奖当晚的舞会上，杨振宁和妻子杜致礼一起跳舞，这是杨振宁最春风得意的35岁。”陈方正说。

“1950年代开始，杨振宁像是一艘在平静海面一往无前的帆船，结婚成家、获得诺贝尔奖、去纽约开创新天地，一切顺利圆满，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仍有着极大的矛盾、痛苦、煎熬，理由非常简单，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带有五四运动和西南联大烙印的中国人，背负着父母、师长深厚期望的中国知识分子。”相识多年，陈方正深知，杨振宁心里始终是纠结和内疚的。

在杨振宁之前，他的两位挚友邓稼先、黄昆都在欧美取得学位后回国。1950年代，还有多位在美国访问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如吴有训、王淦昌、华罗庚、钱学森等人也在报效祖国与获得更高学术成就之间作出抉择，最终回国。

父亲杨武之同样多次劝说杨振宁回国。1957年获得诺奖时，杨振宁与父亲在瑞士日内瓦团聚，从父亲处，杨振宁更清楚地了解到当时国内所面临的困难。

“这些关乎时局和师友去留的消息传来，不免在杨振宁敏感的心灵中引起矛盾，从而带来巨大压力和痛苦。”陈方正认为，1961年，年轻开明的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或是打破杨振宁内心挣扎的一大原因。

在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为庆祝杨振宁八十大寿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陈方正提到，杨振宁曾承认，诗人弗罗斯特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所朗诵的篇章深深打动了他，并对他最后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件对他产生影响的事发生在两年后，“费米奖”被授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后者曾被美国国会右派羞辱，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

陈方正还提到，“李杨之争”或是促使杨振宁扎根美国的更深层原因。1962年，因为《纽约客》杂志计划发表一篇关于宇称理论诞生经过的文章，当中对李杨二人合作的叙述引来杨振宁的不满，两人彻底分手。1966年，杨振宁前往纽约大学任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在陈方正看来，杨振宁的选择意在开辟一方新的天地，但对他来说，这也是个“非常之痛苦的决定”。

1983年出版的《文选暨评注》中，杨振宁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尽管加入了美国国籍，杨振宁对故乡的感情仍然让很多与之交往的人印象深刻。

1964年，应刚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之邀，杨振宁访问香港。1971年基辛格两度访华，同年7月20日，杨振宁也回到中国，同阔别多年的老友邓稼先相见。此后多年，杨振宁亦多次回国，筹措资金成立“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CEEC）”，以支持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到美国作较长期的访问，并在美国四处演讲，增进中美了解。

1986年，杨振宁出任港中大博文讲座教授，但迟迟不愿接受学校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陈方正解释，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校监换成中国人，荣誉学位才终于得以颁发给他。

1997年6月2日，年逾古稀的杨振宁以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的身份回到清华大学，并在6年后搬回学校居住。清华大学发布的文章中曾提到，在清华园里，杨振宁的住所名为“归根居”，距离他在科学馆二楼的办公室，也是他父亲杨武之曾经工作的地方步行不过十分钟，从科学馆往西走不远便是他儿时生活的地方。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陈方正曾说起，杨振宁那辈人都有家国情怀，他去了美国还加入了美国国籍，心里的矛盾一直压着没有解决，直到回到清华，这矛盾才算解决了。

近些年来，杨振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及育人工作上来。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2023年4月出版的自传《自我突围》中提及，因注意到国内缺乏具有浓厚底蕴的科学文化氛围，2008年，杨振宁提议由杨振宁本人代表清华、饶毅代表北大，组织一个小范围的科学艺术论坛，并担任首场讲座的主讲人。2016年，得知创办西湖大学需要募集社会捐赠时，杨振宁还特意将他引荐给热心于公益捐赠的数学家、对冲基金传奇人物詹姆斯·西蒙斯。

亦有学者直接受益于他。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即是其中之一。1992年、1995年，潘建伟先后参加了杨振宁在中科大和南开大学举办的两场物理学术会议。当时，他正处于学术生涯早期，这两场讲座使他拟定了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的长远目标，时至今日这仍是他最重要的科研方向之一。

西湖大学讲座现场，潘建伟回忆起2005年第一次和杨振宁面对面交流，介绍自己在量子信息领域取得的研究进展。“那天我们在杨先生的办公室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来他还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初次接触，我的个人感受，杨先生的脑袋跟我们年轻人一样，思路非常清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彼时，潘建伟35岁，杨振宁83岁，潘建伟印象深刻，那次交谈中，杨振宁曾提出，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国开展工作。

陈方正记得，2021年生日会上，杨振宁第一次说起至交邓稼先在1971年和他分别时曾给他留下一封信，信里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我想，我现在可以对稼先讲，我50年来走的路，是符合他讲的这句话的。”杨振宁随后说道。

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